那天，我坐在一个铁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电话不停的闹，冷气不够让人冻清
醒，头顶上是一盏盏日光灯，一切如梦。
    电话响了，有人在接，听见对方的名字，我将手伸过去，等着双方讲话告一段落时，便
接过了话筒。
    “是谁？”那边问我。
    今生没有与他说过几句话，自是不识我的声音。“小时候，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转角，
小学一年级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我说，那边又要问，我仍霸住电话，慢慢的讲下去：
“有一回，你们的老家人，站在我们的竹篱笆外面，呆看着满树盛开的芙蓉花。后来，他隔
着门，要求进来砍一些枝桠分去插技，说是老太爷喜欢这些花。
    “后来，两家的芙蓉都再开谢了好多年，我们仍不说话。“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
名字。
    这里不是松江路，也不是当年我们生长的地方。在惨白的日光灯下，过去的洪荒，只不
过化为一声呼唤。
    小时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几个邻居，他们家人多，进进出出，热闹非凡。
而我，只觉得，我们的距离长到一个小孩子孱弱的脚步，走不到那扇门口。
    十年过去了，我们慢慢的长大。当时建国北路，没有拓宽，长春路的漫漫荒草，对一个
自闭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远便不能了。
    就是那个年纪，我念到了《玉卿嫂》。
    黄昏，是我今生里最爱的时刻，饭后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儿住往不见人
迹，这使我的心，比较安然。
    那时候，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总有另一个人，偶尔从远远的地方悠然的晃过来—
—那必是白先勇。又写了《谪仙记》的他。
    我怕他，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
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脚便逃，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爱的二堂哥懋良，他学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
地上闲闲的走。堂哥和我，是谁也不约谁的，偶尔遇见了，就笑笑。
    过不久，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到白先勇那儿去，平平淡淡的交给了他，说是：“有
一个怪怪的学生，在跟我学画，你看看她的文字。”这经过，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
    我的文章，上了《现代文学》。
    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
    刊了文章，并没有去认白先勇，那时候，比邻却天涯，我不敢自动找他说话，告诉他，
写那篇《惑》的人，就是黄昏里的我。
    恩师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去送，因为情怯，去时顾福生老师已经走了，留下的白先勇，
终于面对面的打了一个招呼。正是最艰难的那一刹，他来了。
    再来就是跳舞了，《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们说要开舞会，又加了一群画家们。白先勇
特别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又因心里实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气进去的时候，已近曲终人
散，不知有谁在嚷：“跳舞不好玩，我们来打桥牌！”我默立在一角，心里很慌张，不知所
措。
    那群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各成几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我便
回家去了。
    那一别，各自天涯，没有再见面。这一别，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讲完电话的第二天，终于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使我心里慌张，恨不能从此
不要见面，只在书本上彼此知道就好。一个这么内向的人，别人总当我是说说而已。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忆起来，说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绿的衣裙，缎子的腰带上，居然还别
了一大朵绒做的兰花。他穿的是什么，他没有说。
    那件衣服的颜色，正是一枚青涩的果子。而当年的白先勇，在我记忆中，却是那么的鲜
明。
    那时候的我，爱的是《红楼梦》里的黛玉，而今的我，爱看的却是现实、明亮、泼辣，
一个真真实实现世里的王熙凤。
    我也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爱他文字中每一个、每一种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
场场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的艳美。
    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顾福生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我的少年时代。白先勇，又无意
间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现在，对每一位受恩的人，都记在心中，默默祝福。又得走
了，走的时候，台北的剧场，正在热闹《游园》，而下面两个字，请先勇留给我，海的那边
空了一年多的房子，开锁进去的一刹那，是逃不掉的“惊梦”。
    三十年前与白先勇结缘，三十年后的今天，多少沧海桑田都成了过去，回想起来，怎么
就只那一树盛开的芙蓉花，明亮亮的开在一个七岁小孩子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