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的足迹
　　三毛是个纯真的人，在她的世界里，不能忍受虚假，或许就是这点求真的个性，使她踏踏实实的活着。——三毛的母亲
我的少年

　　在我十二岁半的那年，我进入台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去做一个穿绿制服的中学生。当时我是一个很胆怯的孩子，年纪比其他同学要小一些我的成绩在小学时代一直很好。上了中学以后，也许是心理因素的影响，我的数学成绩一下子掉得很差，最好也不过考个五十分。但是其他功课都还算不错，其中国文、英文、地理是我最拿手的三门课业。

　　初二的时候，由于我的数学不好，老师上课看我时，眼光非常冷淡。我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哪个老师喜欢我多一点，我的哪门课就会特别好。数学老师的那种冷淡，使我的数学成绩始终好不起来。每次她上课我就头昏脑胀，什么也听不进去，因为我感到她的眼睛像小刀一样随时会飞来杀我。

　　后来我发现，她每次出小考题目，都是把课本后面的习题选几题出来叫我们做。当我发现这个秘密时，就每天把数学题目背下来，由于记忆力很好，一晚上我可以背十多道代数题目，就因为会背数学，那阵子我一连考了六个一百分。数学老师开始怀疑我了，这个数学一向差劲的小孩，怎么会功课突然好了起来？

　　有一天，在两节数学课中间休息时间，数学老师对我说：“你跟我到办公室来。”我当时就知道情况不妙了，但也没办法反抗她。到了办公室，她丢了一张试卷给我：“陈平啊，这十分钟里，你把这些习题演算出来。”我一看上面全都是初三的考题，整个人都呆了。坐了十分钟后，我对老师说：“对不起，老师，我不会做。”老师挥挥手叫我回教室去。她从书桌上拿起一瓶墨汁和毛笔，也跟在我后面进了教室。

　　下一堂课开始，她当着全班的同学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最喜欢吃鸭蛋，今天老师想再请她吃两个。”然后，她叫我上讲台。老师拿起毛笔蘸进墨汁里，蘸得饱饱的，饱得毛笔都胖了起来，然后，在我的眼睛周围画了两个大黑圈。她边画边笑着对我说：“不要怕，一点也不痛不痒，只是凉凉而已。”画完，老师又对我说：“你转过身去让全班同学看一看。”

　　当时，我还是一个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小女孩，我乖乖地转过身去，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起来。老师等同学们笑够了，叫我到教室角落一直站到下课，于是，我带着满脸黑黑的墨汁站在教室的一角。等到下课，老师又对我说：”“你不要走，你从走廊走出去，到操场绕一圈再回到教室来。”那时候正是下课时间，走廊上许多同学在玩耍，他们一见我的模样，都尖叫起来。我乖乖地照老师的话，绕了大操场一圈后才回到教室。

　　这件事发生后，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也没有告诉我的父母──我在学校受了这样大的精神刺激和侮辱。我情愿这个老师打我一顿，但是她给我的却是我这一生从没有受过的屈辱。晚上，我躺在床上拚命地流泪。这件事的后遗症直到第三天才显现出来。那天早晨我去上学，走到走廊看到自己的教室时，立刻就昏倒了。接着，我的心理出现了严重的障碍，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早上一想到自己是要去上学，便立刻昏倒失去知觉。那是一种心理疾病，患者的器官全部封闭起来，不再希望接触外面的世界，因为只有缩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安全。

　　为了把自己囚禁起来，我在窗户外面加上了铁窗，门也加锁，我高兴时把它们打开，不高兴时就把它们全部锁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一直到十九岁，我才慢慢重新接触这个社会，这七年的囚禁代价就是那一瓶墨汁和一支毛笔造成的。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这个代数老师是第一个改变我的命运的人。当然，我也很感激这七年，在这七年里我不知道读了多少好书。

　　在我十九岁以前虽然把自己关了起来，但我并不是真的一步也不离开家的，一星期总有一天我要出门，去跟顾福生老师学油画。

　　老师看我既不上学又没有朋友，总是那么孤独，就对我说：“你的画并不是画得很好，但我看过你写的文章，觉得你在这方面有一点天分。”那时候，我的文章已经在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上刊出了。老师又问我：“你怎么不去交些朋友呢？”我说：“我很害怕。”因为，我的少年到青年等于是一片空白。

　　老师给了我一个地址：“你去跟她做朋友吧！”

　　这个女孩的名字叫陈秀美。

　　后来我去看这个陈秀美──也就是今天的作家陈若曦，陈若曦知道我的情形后一直劝我：“你不要一直关下去嘛！这条路这样走下去不是个办法。你总得走出来。”

　　有一天若曦告诉我：“我听说文化学院已经开办一年了，你为什么不去求求创办人，看看能不能做一名选读生呢？一样的注册、缴费、考试、拿成绩单，只是教育部没有你的学籍，你愿意吗？”

　　我是十分愿意的。考虑一阵之后，我当天就写了一封信给张其昀先生，把自己少年失学的经历都写了。我记得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区区向学之志，请求成全。”

　　信是上午限时寄出的，晚上就收到了张其昀先生的亲笔回信，里面只有几个字：“陈平同学：即刻来校报到注册。”

　　到文化学院见张其昀先生的那天，我拿了自己画的油画、国画，还有杂志上刊出的文章。我想向学校证明一下，我会些什么。

　　张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笑着跟我说：“我觉得你有两个方向可以走，一个是文学方面的路，另外是走美术方面的路。好在你没有学藉，要读哪个系可以自由选择。”说着，他拿给我一份申请单。结果，我填了哲学系。他看了以后十分意外。“念哲学，你不后悔吗？”我告诉他：“绝对不会。”

我的初恋

　　我是文化学院第二届的学生。那时在戏剧系有一个男生比我高一班，我入学时就听说他是个才子，才读大学不久，已经出了两本书。由于好奇，我特地去借了他的书来看，一看之后大为震惊和感动──他怎么会写得那么好！

　　这个男孩是当过兵才来念大学的，过去他做过小学教师。看了他的文章后，我很快就产生了一种仰慕之心，也可以说是一种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对英雄崇拜的感情。从那时起，我注意到这个男孩子──我这一生所没有交付出来的一种除了父母、手足之情之外的另一种感情，就很固执地全部交给了他。

　　我对这个男孩，如同耶稣的门徒跟从耶稣一样，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有课，我跟在教室后面旁听；他进小面馆吃面条，我也进去坐在后面。这样跟了三、四个月，其实两个人都已经面熟了，可是他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的心第一次受到爱情的煎熬。其实，现在想想，那不能称之为爱情，而只是一种单相思，蛮痛苦也蛮甜蜜的。

　　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孩子，一种酸涩的初恋幻想笼罩着我。我曾经替自己制造和他同坐一趟交通车的机会，为的是想介绍一下自己。但是他根本不理睬我，我连话也没跟他说上。直到自己几篇文章发表后，我在学校请客，我们才有了一次机会。当同学们吃合菜、喝米酒的时候，他一个人晃晃荡荡地走了进来，同学们喊住他：“今天陈平拿稿费，她请客，大家一起聚聚！”

　　我给他倒了一杯酒，细算着：今天我是主人喔！他总得和我照个面吧！谁知，他举杯把酒喝个精光后，却转身和别的同学干杯去了，而我，本来还想和他来个四目交流呢。当时，我自卑感、挫折感很深。但我又为自己找了理由：“他越躲我，表示他看重我，不然他可以大方地和我说话呀！”

　　同学散了，凉风习习，我一个人在操场的草地上走着。忽然我发现隔着很远的地方，有个男孩站着。那不是他吗？我的一生不能这样遗憾下去了，他不采取主动，我可要有一个开始。

　　于是我带着紧张的心情朝他走去，两个人默默无语地面对面站着。我从他的衣袋里拔出钢笔，摊开他紧握着的手，在他的掌心上写下了我家的电话号码。自己觉得又快乐又羞涩，因为我已经开始了！

　　还了钢笔，对他点个头，眼泪却禁不住往下掉，一句话也没说，转了身拚命地跑。那天下午我逃课了，逃回家里守着电话，只要电话铃声一响，就喊叫：“是我的！是我的！”

　　一直守到五点半，他真的约了我，约我晚上七点钟在台北车站铁路餐厅门口见。我没有一点少女的羞涩就答应了。这样，我赴了今生第一次的约会。

　　初恋，也就从那时开始。非常感谢这位男同学，他不只给了我人生不同的经验和气息，也给了我两年的好时光，尤其是在写作上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育。可是，我们的初恋结果──分手了。

　　两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已经临近毕业，我们的感情很好，非常亲密。但是两年的交往，彼此觉得这份感情已经失去了弹性，因为我们没有钱，什么地方也别想去，总不能一天到晚的散步、吹风、淋雨呀！既然两人那么合得来，下一步该谈及婚姻了。我希望他给我一个保证、一个答案──毕业后，两个人是不是有个未来。

　　“你毕业，我休学，两人一起做事，共同生活，总可以吧？”我总是这样拗着脾气说。

　　他不想拖累我，总是坚持他的意见，要在事业上安稳时再谈及婚姻。拗了一阵子后，我想到了一个方法，也可以说是笨方法。为了“恐吓”他给我一个感情上的保证答案，我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在西班牙，在那儿有事业，要是你毕业不要我，我就出国去。”

　　其实，我并不想出国，但为了逼他，我真的一步步在办理出国手续。等到手续一办好，两人都怔住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临走前的晚上，我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的机会：“机票和护照我都可以放弃，只要你告诉我一个未来。”

　　他始终不说话。“我明天就要走了喔！你看呀！我明天就要走了，你真的不给我一个答案！？”我再逼他的时候，他的眼泪却不停地滴下来。再也逼不出答案来时，我又对他说：“我去一年之后就回来。”两人在深夜里谈未来，忽然听到收音机正播放着一首歌──《情人的眼泪》。他哼唱着──“为什么要为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而我听到这里时，眼泪则像瀑布般地流泻下来。我最后一次问他：“有没有决心把我留下来？”他头一低，对我说：“祝你旅途愉快。”说完起身要走。我顿时尖叫了起来，又哭又叫的扑过去打他。我不是要伤害他，而是那两年来爱、恨的期盼与渴望全落空了！我整个人几乎要崩溃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形下，我被感情逼出国了。

　　所以，数学老师是改变我命运的第一个人，而这个男孩是第二个人。我在这两件事情，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我的婚姻

　　西班牙的秋天，树叶尽落，冬天将来临。我住在马德里大学附近一个修女院的女生宿舍里。到西班牙不久，我认识了一个男孩子，中文名字我叫他荷西。他很纯真，我们是很普通的朋友、我和他踢足球（我守球门），骑摩托车，打棒球，到旧货摊购物，和他过着很快乐的日子。每星期有三四次，荷西会在宿舍旁的大树下等我。修女们总是调侃我：“Echo!Echo!（我的英文名字）你的表弟来！

　　”当时，我读大学二年级，荷西念高三。

　　有一天，两人在公园闲坐，荷西对我说：“Echo，你等六年，我有四年大学要念，还有两年兵役要服，六年一过，我要娶你。”他的愿望是拥有一栋小小的公寓。他外出赚钱，我在家煮饭给他吃，这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当时我很感动，他说的话，不就是自己初恋时对那位男孩子说的话吗？我知道，荷西对我是认真的，这已不是一份普通的感情了！我不能伤害他。再说六年的时间太长了，他能没有变化吗？

　　我告诉荷西：“我们都还年轻，你也才高三，怎么就想结婚了呢？”他说：“我是碰到你之后才想结婚的。”我不允许他再到学校找我，我们分手了。我还记得分手的那夜情景：他硬要我先走，我不愿先走。他拗不过我，就倒着往后跑，手里拿着他从未戴过的法国帽，一面挥手，一面喊道：“Echo！再见！Echo！再见。”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还扮着鬼脸。那种景象──在马德里喊着我的名字倒着跑，除了大枯树和平原外，羽毛般的雪花隔着我俩在天空中漫天飞舞，那种景象我永远也忘不了。

　　当时，我强忍着眼泪看着荷西远去。他是一个很难得而且对我真诚、真心相爱的人。我几乎忍不住要狂喊他的名字，叫他回来。

　　荷西很守承诺，六年间我们没有互通消息。其间我又去了德国、美国，也不时地与他的朋友们联络，就是没跟他通信。六年之后，命运再度把我带回马德里。回马德里不久，有位朋友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你快来！”我不知他家发生了什么事，忙坐车赶过去。朋友带我进入房间后，要我把眼睛闭上，随后将门关上出去了。接着又有人开门走进来，用一双很温柔的手臂，从背后把我整个人环抱起来在房间里打转。我张眼一看，哎呀！竟然是个子高大、长满胡须的我当年的小朋友──荷西。他回来了！我高兴地尖叫起来，快乐地拥抱他，亲吻他。他长大了！整整六年时间！

　　他急迫地说：“来！来！来！到我家去，有样东西给你看。”到了他家，荷西把门打开，哇，满墙全是我放大的照片！可是，我从未寄照片给他呀？！“是我偷了你寄给朋友的照片，送到照相馆去翻拍放大的。”由天年代已久，照片都发黄了。我看着满墙的照片，再看看这昔日的小男孩，告诉自己：“我这一生还要谁呢？在我们之间，年龄的差异已不再是问题了。”

　　“荷西，记得你六年前的最大愿望吗？如果我告诉你，我要嫁给你，会太晚吗？”他流着眼泪说：“天啊！一点也不晚！一点也不晚！”

　　两人没有恋爱的历程，在沙漠里就决定结婚了。其实，两人的感情是婚后才慢慢培养起来的。年复一年，就彼此在沙漠中生活着，而我却感觉眼前看到的全是繁花似锦。

　　他与我是生生世世的夫妻，以前一切的感情纠缠和枝枝节节都已经过去了，我已变成了这样纯洁的一个人──荷西太太。

　　荷西的工作危险性很大，他干危险工作时，我都要守在他的身旁，因为他曾经碰到过很多险情，恰巧都是我不在他的身边的时候。所以我一再叮咛他：“潜水时，我在岸上候着，那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你要记住喔！不要去跟永恒拔河。”最后，他还是出事了──

　　尸体被打捞起来时，正是中秋节。日已尽，潮已去，皓月当空的夜晚，交出了再不能看我再不能说话的他。尸体放在墓园旁的小屋里，去看他时，我已经半疯了。不管别人说“那是他”，我还是无法相信荷西真的离开了我。不是说好的，等工作回来时，吃我煮的饭吗？

　　父母、朋友都被我挡在门外。这是我们夫妻最后一个晚上，我要留下来独自守灵。进到小屋中，我没有叫，更没有哭，和平日生活般握住了荷西的手：“荷西，你不要怕，我上有高堂，有父母，不能陪你一起走，现在我握住你的手，那边会有神来接你。你勇敢地走过去，再过几年，我会去赴你的约会。”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一生中虽然爱过很多男人，跟了荷西之后，我是他唯一的女人，他也是我唯一的男人。这是一段悲伤的故事，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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