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写作的企图上，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诗。因为在读到《新青年》杂志的前
一年，我方在中学校里读书，那时的国文教师是一位词章家，我受了他很多的影响。我
从《散原精舍诗》，《海藏楼诗》一直追上去读《豫章集》，《东坡集》，和《剑南集》，
这是我的宋诗时期。那时我原做过许多大胆的七律，有一首云：
    挥泪来凭曲曲栏，夕阳无语寺钟残。一江烟水茫茫去，两岸芦花瑟瑟寒；浩荡秋情
几洄澓，苍皇人事有波澜；迩来无奈尘劳感，九月衣裳欲办难。
    一位比我年长十岁的研究旧诗的朋友看了，批了一句“神似江西”，于是我欢喜得
了不得，做诗人的野心，实萌于此。以后又从宋诗而转读唐诗了。这一转变的机缘是很
有趣味的。那时我在中学四年级，要读《纳氏文法》第四册。我家里本来藏着黄布面的
《纳氏文法》第四册有二十余本之多，那是我父亲在“光复”的时候从“学堂”里“揩
油”来的，一向没有用处，这时市面上所有的《纳氏文法》多已经变了蓝色纸面的了。
同学们看见我有黄布面的，就追问起我那本书的来历。于是我就做了一笔生意，把其余
的几本黄布面《纳氏文法》都卖给了同学。但是我觉得似乎不好意思以“揩油”来的东
西卖钱，于是我想出一个法子来，请他们各人到扫叶山房去买一部诗集来交换。这次交
换得来的诗集却都是唐诗，《李义山集》，《温飞卿集》，《杜甫集》，《李长吉集》，
一时聚集在我书斋里，这不得不使以前费了工夫圈点的宋诗让位了。在这些唐人诗中，
尤其是那部两色套印的，桃色虎皮纸封面，黄绫包角的《李长吉集》使我爱不忍释。它
不仅使我改变了诗格，甚至还引起了我对于书籍装帧的兴趣，我酷爱精装书本的癖性实
在是从那时开始的。我摹仿了许多李长吉的险句怪句。《安乐宫舞场诗》就可以作为我
那时的代表作。
    高甍接栋破天起，日暮张灯白江水。叩弦裂管一时繁，绮箔憧憧閟娇美。吹兰嚼蕊
浮空脂，粉縠遮光荡眸子。叉腰垂手迥轻鸾，毾氉乱落金钗铒。搓烟点雾月华紫，不辞
踏碎拖珠履。百丈游丝罥春树，抱月飘云为郎死。掌中偷掏相思字，星眼斜飞做淫媚。
纵雨腾花意不支，颊上红霞扑人醉。筝铜浅涩箜篌喑，明烛千枝落残穗。楚罗之帏喷冷
香，阿郎枕断吴娥臂。锦衾不羡汉仙人，贴脸缝唇合情泪。不知门外玉骠嘶，长教朱轮
点苔翠。
    可是这时期并不长久，胡适的《尝试集》在我学期大考的时候出版了。我以一个暑
假期反复地研究它。结果是对于胡适之的新诗表示反对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新诗好像是
顶坏的旧诗，我以为那不如索性做黄公度式的旧诗好了。但是我从他的“诗的解放”这
主张里，觉得诗好像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式崛兴起来，可是我不知道该是哪一种形式。
    这个疑问是郭沫若的《女神》来给我解答的。《女神》出版的时候，我方在病榻上。
在广告登出的第一天，我就写信到泰东书局去函购。焦灼地等了一个多礼拜才寄到。我
倚着枕读《女神》第一遍讫。那时的印象是以为这些作品精神上是诗，而形式上绝不是
诗。但是，渐渐地，在第三遍读《女神》的时候，我才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
出发的。
    那时候，我曾用了各个不同的笔名寄诗到邵力子先生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上去发表。虽然是浅薄到了不得的东西，但在我个人是很值得纪念的。
    这时候，革新了的《小说月报》中所载的许多俄国小说的翻译，引起了我的对于小
说的兴趣，并且还很深地影响了我。我于是也写小说了。许多短篇被寄出去了，过了十
天，十五天，二十天，除了《觉悟》上给刊载了一二篇之外，大半都退回来了。还有一
小半呢，它们的运命是不可知了。我不自觉自己的幼稚，我只要发表。此路不通，则另
谋彼路，于是我投稿《礼拜六》，《星期》这些杂志了。所以，到现在有许多人骂我曾
经是“鸳鸯蝴蝶派”中人，以为这是我的不名誉处，其实除了一小部分杂文之外，我那
时的短篇小说倒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
    因我自己明白了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这中间是有着一重鸿沟的，于是我停止了
这方面的投稿生活。同时，因为新文学杂志中没有安插我的文章的地位，于是我什么也
不写了。中学毕业后，从之江大学而上海大学，而大同大学，而震旦大学，这五六年间，
我的思想与生活是最混乱的时候，我只胡乱地读书。对于文艺书，我觉得一切都是好的，
到手就读。非但读，而且还抄。在之江大学图书馆里，我选抄了一部《英国诗选》，在
大同大学的文艺书很贫乏的图书馆里，我选抄过一部《世界短篇小说选》。这是我当时
最得意的工作。
    那时候，我也几次想发展一点文学生活。看了别人的文学结社，东一个西一个地萌
动起来不免有点跃跃欲试。可是终于因为朋友少，没有钱自己印自己的作品，更没有日
报副刊或大杂志收容我们，不成大事。
    但这时候，有两个投稿记录是值得我追忆的。当我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时候，我打
听到了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诸先生也都住在同一里内。我就将我所写的两篇小说
封了亲自去投入他们的信箱中。这两篇之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残花》，我还记得。过
了几天，《创造周报》上刊出郭沫若先生给我的一个启事，问我的通信处。于是我写了
一封信去告诉他我就住在与他们同一里内。并且还问他我的小说是否可用，因为我很担
心他问了我的通信处是预备退稿的。三日后，接到他的信，要我去一谈。可是我忐忑着
没有敢就去，延迟了一个多星期。等到在一个晚上去时，他已到日本去了。只见到了成
仿吾先生，他说郭先生把我的小说稿也带着走了。这样，再过了七八个星期《创造周报》
停刊了。我的小说稿又遭到了不幸的运命。还有一个投稿记录是成功的。那是《现代评
论》居然给我刊出了两首诗。《照灯照地》，《古翁仲之对话》。其时我刚从牛津大学
出版部买到了英译本的《海涅诗选》，它对于我的诗格也起了作用，这两首诗便是当时
的代表作了。
    在短短的努力于诗的时期中，我也曾起了一点转移。海涅式的诗引起了我的兴趣并
不长久，所以我只摹仿了十余首就转移到别的西洋诗方面去了。我吟诵西洋诗的第二阶
段是司宾塞的《催妆诗》及《小艳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曾读了《催妆诗》的
全部，又曾用Spencerian Stanza的脚韵法做过一首较长的诗，题名《古水》，可是这一
阵热中也不过一年多些。
    差不多在同时，我和戴望舒，杜衡合办了一个题名《璎珞》的旬刊。我就在这仅仅
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发表了《上元灯》（原名《春灯》），及《周夫人》两个短篇，望
舒发表了魏尔仑（Verlaine）诗的译文及自作诗，杜衡发表了从德文译出的海涅诗。但
那时候，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小刊物。
    自从在自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上述的两个短篇以后，写小说的心在我胸中蠢动起来了。
但是我实在找不出可供我写的材料。这其间，在《东方杂志》上读了夏丐尊先生所译的
日本田山花袋的中篇《棉被》，于是我摹仿了一下，写了一篇《绢子》，寄给《小说月
报》发表了。这是纯粹的摹仿，几乎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创作功夫，实在是可耻的事情，
虽则它曾经和其他二篇同样不成话的东西编在一个集子里出版，那是为了要钱用的缘故，
我不愿意再提起它们。
    第一本新俄短篇的英译本“Flying Osip”在这当儿运来中国了。我从别发西书店里
买了来，看了大半本，（其实是，只除了赛米诺夫的那篇《仆人》没有看）于是我又想
摹仿一下了。《追》就是在这种不纯的动机之下产生的。继续了《追》而写成的尚有
《新教育》一篇。那似乎较好得多，因为这篇并没有摹仿任何作品，实在是因为那时已
在故乡当教师，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确实有这样的不满而写出来的。
    当了两年中学教师，望舒与刘呐鸥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了。而我这时正在耽读爱
仑坡的小说和诗。他们办了一个半月刊，题名《无轨列车》，要我也做些文章，于是我
在第一期上写了几段《委巷寓言》，在第四期上写了一篇完全摹仿爱仑坡的小说《妮侬》。
    在这时期以前，我所曾写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习作，都是摹仿品。
    直到第一线书店改名水沫书店，我才继承着写《上元灯》及《周夫人》时的一种感
怀往昔的情绪写成了八个短篇，这就是在水沫书店出版的包含了《上元灯》及《周夫人》
这两篇的小说集《上元灯》。这是我正式的第一个短篇集。
    因了许多《上元灯》的读者，相识的或不相识的，给予我许多过分的奖饰，使我对
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不敢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
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鸠摩罗什》之作，实在曾费了我半年以上的预备，
易稿七次才得完成。这时我们办《新文艺》月刊，我就很自负地把我的新作排在第一篇
印行了。
    但是《鸠摩罗什》以后却难于为继了。在编辑第二期《新文艺》月刊的时候，我想
写一篇《达摩》，又想写一篇《释迦牟尼》，思想尽往这一方面去找，结果是一句也不
敢落笔。
    而这时候，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都是为了不
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新文艺》月刊也转变了。于是我也——我不好说是不
是，转变了。我写了《阿秀》，《花》这两个短篇。但是，在这两个短篇之后，我没有
写过一篇所谓普罗小说。这并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
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想，我的生活，我的笔，恐怕连写实的
小说都不容易做出来，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
否则，我只能写我的。
    于是，继承了《鸠摩罗什》而写成的《石秀》与继承了《梅雨之夕》而写的《在巴
黎大戏院》，《魔道》在同一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后两篇的发表，因了适夷先
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
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
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
    《石秀》以后，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的，还有《将军的头》及《孔雀胆》（后改
名《阿褴公主》）。这两篇以后，我的创作兴趣是一面承袭了《魔道》，而写各种几乎
是变态的，怪异的心理小说，一面却又追溯到初版《上元灯》里的那篇《妻之生辰》而
完成了许多以简短的篇幅，写接触于私人生活的琐事，及女子心理的分析的短篇。前者
的结集是本年在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我的第三个短篇集《梅雨之夕》，后者的结集是即将
在良友公司出版的《善女人行品》。
    我写小说，到现在不过四个短篇集，数量上诚然是微弱得很。但在写作这四集小说
的过程中，对于写短篇小说的甘苦，自问却很知道了些。我不晓得我将怎样告诉读者，
但我可以简括地说，小说并不是愈写愈容易的。人说“熟能生巧”，对于文学上，这却
不尽然。我只觉得愈写愈难。现在是，每当要写一篇小说，必得有至少一星期的酝酿，
回想以前的贸然握笔，一挥而就的情形，真要诧异这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在去年春间，因一二八战事而蛰居在乡下时，我看了些英美近代诗的选集和评论集。
这一时期的研读使我荒落了好久的诗的兴趣重新升华起来。同时，又因为看了友人戴望
舒做诗正做得起劲，于是也高兴写起诗来。可是数量甚少，《现代》杂志中发表的几首，
就是我一年来大部分的成绩了。对于诗，我觉得胡适之先生的功绩是在打破了旧诗的形
式，郭沫若先生的功绩是在建设了新诗的精神，徐志摩的功绩是创造了新诗的形式与韵
律，李金发先生与徐志摩同时，但他以精练的诗人气质，屏除了郭沫若先生的豪放，着
眼于文字的自然的节奏，而创造了中国的象征主义的自由诗。戴望舒在新月诗风疲敝之
际，李金发诗才枯涩之余，从法国初期象征诗人那里得来了很大的影响，写出了他的新
鲜的自由诗，在他个人是相当的成功，在中国诗坛是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直到如今，
有意无意地摹仿他的青年诗人，差不多在每一个载着诗的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我呢，自
然承认我们现代的新诗在形式上应该跟着这条路去求发展，而在精神上，却想竭力避免
他那种感伤的色彩。但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已写成的几十首诗，终于都还免不了这
种感伤。我企图着，我想对于新诗有较好的进步，正如对于小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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