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人品的标准，大致不外乎“才”与“德”。才有通才，有专才；德有盛德，有
美德。通才与盛德，可说全面发展，专才与美德，仅是一节之长。具有通才或盛德，已
极不易，才德兼备，更是难得。大抵承平之世，丰于德而啬于才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
竞争并不尖锐，人民缺少磨练才能的机会。离乱之世丰于才而啬于德者较多，因为此时
生存竞争剧烈，非有才能不易生存，但为了逞才能以求生存，德操便不免会沾些瑕疵了。
    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德的标准又很高，要求的是
共产主义的品德，这已是超于我们传统的盛德以上了。这一方策本来不坏，如果所有领
导干部都具有这样高的德行，才虽不足，亦决不致偾事。因为一般的说来，有才无德的
人较多，有德无才的人较少。具有共产主义品德的干部，我相信他决不在中才以下。
    可惜近来各方面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父
子之亲，而有协议离弃的文书；师道之尊，而有渔色女学生的风流校长。这些人距离共
产主义品德，似乎甚远，虽说是个别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众心里，总是为党惋惜而
不是为这些干部惋惜的。
    由此看来，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
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
“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
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
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汉武帝刘徹，在元封五年，因为文武臣僚不够用，故下诏求人才。诏曰：“盖有非
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千里马是不容易驯服的，有才干的人往往是被一般人所指
摘的，但汉武帝并不因此而不用此马此人，因为他自信有能力驾御得了，可以用其所长，
制其所短。
    魏武帝曹操更为突出。他下过三个命令，要不拘品德，登用人才。甚至说：“负污
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应该由地方官吏保举出
来，使他“得而用之”。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百废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
甚于“德”。尚书说命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
其贤。”亦就是说，要按才能以任命官吏，按品德以评薪评级也。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多，专业分工又细，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标准，
即使有超于传统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怕不顶事。
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可以想见，盛德如孔子，如果要他去领导
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一定自认不如一个老农民的。现在改两句龚定庵的诗，以结束
这一点点感想罢：
    “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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