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北京出现了一位女诗人徐芳。在北京的几个文学刊物
和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常有她的诗，据说是北大学生，胡适教授很欣赏的，
一时声名鹊起。
    一九三八年，我在昆明。清华、北大的师生陆续来到云南，一部分先到蒙自，一部
分到昆明。有一天，我去看沈从文。他对我说：“徐芳来了。”
    我和李长之都在云南大学，同住在一个宿舍里。我住楼下，长之住楼上，早晚都在
同桌进餐。一天午饭时，长之对我说：“徐芳来了。”
    一二天之后，我在翠湖公园散步，遇到一群人，其中有沈从文，是我唯一认识的人。
从文为我介绍了其中的二人，一个是吴雨僧（宓）教授，一个是徐芳。吴先生还特别申
明了一句：“女诗人徐芳。”
    这样，我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女诗人徐芳。
    后来才知道，她和李长之很熟，她一到昆明，就来看长之，我们的宿舍，她已来过
好几次，可我不知道。
    一九四○年，我离开昆明，跑到福建，和战时文化中心完全隔绝。西南大后方的文
化动态，很难知道，徐芳也从我的记忆中暗淡下去。
    一九八七年，偶然有人告诉我，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女教师，名叫徐芳，作
新诗很可注意。我大吃一惊，怎么？又一个女诗人徐芳！赶快去找她的诗来看。不多，
只见到几首，显然，不是三十年代那个徐芳的诗了。
    不久，徐芳来了。于是我认识了八十年代的女诗人徐芳。
    现在，徐芳要印出她的第一本诗集，来找我写序文，并且送来了她的全部诗稿。我
读她的诗，觉得这篇序文不容易写。但也不愿辞却这个任务，因为我很想利用这个好机
会谈谈新诗。从三十年代女诗人徐芳的诗谈到八十年代女诗人徐芳的诗。
    这里有五十年之久的文学代沟啊！
    近年来，文学史家喜欢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区别流派。新诗方面，有初期
白话诗派，新月派，现代派，后现代派，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诗派，应当还有一个左
翼派，可是似乎还未定名。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这三十年间的诗，还没有人分流派，
大约是混然一体的独流，无派可分。从一九八○年开始，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
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
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
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
远，自成一个王国。许多青年读者，一部分老年读者，久已习惯于三十年来文从字顺，
大声疾呼的正统诗，一旦遇到这一流似通非通，似可解又不可解的诗，不免瞠目结舌，
感到无法接受。少数勇敢的保守者，直言不讳地予以痛斥，认为是诗魔。更勇敢的索性
运用政治批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但大多数人，还只是微笑地称之为朦胧诗。
朦胧诗这个名词，显然含有贬义。但朦胧毕竟不是完全看不清楚，这个名词也还留着回
旋的余地。近两年来的青年文学批评家似乎已认可这个名词，同意用它来标志这一群诗
人的作品。因此，这个诗派名词，在将来的文学史上出现，不应该再含有贬义。
    不过，我个人是不愿意使用这个名词的。我认为，朦胧或不朦胧，都是诗的创作手
法，语文表现技术。陶渊明的诗明白清楚，并不朦胧；李商隐的诗就朦胧了。《文心雕
龙》有《隐秀》一篇，作者也注意到诗可以有比较隐约其辞的表现手法，可知朦胧诗也
是我们“古已有之”的一个诗的品种。为什么没有说李商隐的诗是朦胧诗呢？
    朦胧诗有两种：一种是诗句不甚可解，而全篇主题思想可以觉察的，一种是诗句可
解，而全篇主题思想无从捉摸的。前者是由于诗句的比兴方法运用得曲折，不是直捷的
象征或比拟，而是折射或反射。后者是由于诗人的逻辑思维不够明确，使形象思维没有
发挥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诗人在两方面都没有处理好。
    看近年来许多青年诗人的诗作，不论朦胧的浓度如何，或者还有并不朦胧的。再看
许多诗评家、诗论家的批评，渐渐地感觉到，朦胧诗的问题，不在朦胧，而在诗。
    “诗言志。”（《尚书》）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序》）
    “善为诗者不说。”（《荀子·大酪》）
    “诗以言情。”（刘歆）
    “诗可以兴。”（《论语·阳货》）
    这是我国传统文学对于诗的定义。从《尚书》中“诗言志”一句定下了诗的疆域，
以后的学者做的工作，只是给以各个角度的诠释。“在心为志”，是第一个对“志”字
的诠释。但是，什么叫“在心”？还不明白，于是再加上一句：“情动于中。”于是
“志”字明白了，就是在心里头蠢动的情。到了刘歆，索性改说“诗以言情”，因为这
个“志”字到了汉代，有了“意志”的义诂，属于理性认识了。孔子说了一句“诗可以
兴”，他的意思是以为读诗者可以从诗人的作品中感悟，联想或启发到某些东西，而不
是诗人直接明白地讲给他听的。从读者的角度，这叫做“兴”。如果从诗人的角度来说
明呢？荀子就干脆说“善诗者不说”。会做诗的人不会直接说明他的诗意，或者我们仍
然用“志”字。这些话，都说得很好，我把它们集合起来，诗的性能格外明确。但是，
这许多中国古人的古语，还不如一个现代英国人说的简单明白。赫伯特·李特在他的
《论纯诗》里说：“诗与散文之不同，在于诗是：
    思想的感情化。”
    当今我们青年诗人的作品，我没有看过很多，就我看过的那些诗而论，我感觉他们
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一代的青年，是从三十年的理性枷锁中释放出来的。他们首先要恢
复理性。为什么？往哪里走？五个W占领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想用诗来发问，用诗来探索，
用诗来控诉。他们学会了各种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明喻、隐喻、特喻、象征、寄托、
外应物象，用以说明他们的时代感、历史感、民族责任感、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
他们没有回忆，因为没有美好的往昔；他们没有希望，因为不知道该希望什么？他们诗
中所表现的只有思想，哲学的或伦理的，而且连这些思想也显示得不很清楚，使我们发
现诗人正在三岔路口，又迷惘，又惶惑。这些诗的读者，如果能撩开朦胧的面纱，将会
看到，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蒙娜·丽莎，而是一个十字架上的耶稣。
    徐芳写过一篇谈诗的文章：《被矛盾折磨的诗歌现实》。最近又为自己的诗集写了
一篇七千字的《后记》。她都给我看了。她这篇《后记》叙述她写诗的过程，联系到她
的前一篇论文，我发觉她很有些忏悔的情绪。她跟着舒婷、顾城、北岛走过来，也曾向
往于庞德、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卡夫卡……，现在，她编好了第一个诗集，打算
和这些人告别了。这又是一种迷惘，一种矛盾，可以说是“被诗歌现实折磨的矛盾”。
    徐芳，三十年代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她终于走到哪里去。现在我所能看到的，她有
一篇四十年代的诗《征衣曲》，是为抗日作战军人缝制征衣而写的。在时代现实的冲击
之下，似乎情感已有些理性化了。八十年代的徐芳，正站在她手帕的边缘上，要追回她
的青春。我高兴鼓励她，去追。放下思想包袱，扔下哲学，去追回诗的青春。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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