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文学本身问题的文章，过去及现在已有很多的人写过，这便是所谓文艺批评一类的
书。关于文艺作家的一切，则尚少人论及，本文之作，即为弥补这个缺陷。虽然我所说的
话，无非老生常谈，并且非常浅近，不过对于想成为作家的人，也许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镜的
资料。
我现在请从以下各点来谈谈作家的问题。
一作家的地位
作家既不凭家世阀阅，也没有利用某种机会，牺牲多数人的身家性命来造成自己社会上
特殊的地位和喧赫的声名，他只靠一支笔，像个勤恳的园丁，在自己小小一片田地里，开辟
着，栽植着，以他的心血汗水，培出一些色香俱美的花朵，供自己和世人的欣赏，试问像这
类人有什么地位可言呢？无怪柏拉图理想国要放逐诗人，认为诗人是浮华无用之流，不配在
他的理想国里存在。大名垂宇宙的荷马，生时只是一个斜阳古柳，弹琴卖唱的飘泊盲翁。罗
马大剧作家忒伦士（Ｔｅｒｅｎｃｅ）出身奴籍。足以颉颃荷马的大史诗家魏琪尔（Ｖｉｒ
ｇｉｌ），也不过是个农家子弟。贺拉士（Ｈｏｒａｃｅ）的父亲原是奴隶，后来做了自由
人，也只能在拍卖场中做个掮客。中世纪时代，有所谓“行吟诗人”（Ｔｒｏｕｂａｄｏｕ
ｒｓ）者，也和荷马一样，弹着他们的琵琶，和拉着提琴从这一城堡，游行到那一城堡，唱
歌给人们听。写《堂·吉诃德》的西万提士（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曾做军人，战败被俘
于海盗，赎出后做政府机关的小职员，屡以太穷受贿而下狱。莎士比亚的身世至今还是一个
谜，照原来传说，他不过是个演戏的伶人，家世并不高贵。与莎氏齐名的莫理哀是小剧场的
老板，带着他的小团体游行各省演戏，最后竟死在舞台上。十七八世纪时文艺作家没有一个
可以藉稿费收入谋生，大都寄食于贵族沙龙里，那些贵族便是他们的靠山，称之为“主保”
（ＬｅＰｔｒｏｎ）。譬如寓言诗人拉芳岱（ＬａＦｏｎｔａｉｎｅ），一辈子倚靠着一位
侯爵夫人，夫人每到一处，必带着她的爱猫和他，诗人与猫，成为同时出现的侯爵夫人的一
双侍从，一个诗人成了贵夫人裙边玩物，实在不算什么体面！
回头看看我们中国，屈原倒是贵族，官阶也高，宋玉则不过是宫庭里的小臣，景差连身
世都不清楚。淳于髠、东方朔一味插科打诨，博取君主的一笑。连司马迁那么伟大的史家，
汉武帝却拿他和医卜星相同等看待，一句话说得不合，便下他腐刑。六朝唐宋，文人地位略
被提高，蒙古人入主中原，又把文人降到倡优乞丐的阶段。名剧作家郑光祖，只能做个小小
税员，马致远也只做个小吏。施惠更不成了，只能在吴山城隍庙前摆个小摊，藉资餬口。文
学作家的地位大都类此，说来令人气短！
不过作家的地位究竟另有可羡之处，有时连贵为帝王者也会对它眼热，魏文帝《典论》
不是有这样一段话吗？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
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自己也能写文章，却这么歆羡作家，这是着眼于文学的永久性。他和他的弟弟曹子
建总过不去，也许是为了嫉妒。子建的才华，远胜于他，他是明白的。
帝王操生杀荣辱之权，遭他嫉妒，结果总很可怕。鲍照原是宋代一位奇才，但见宋文帝
也欢喜吟咏篇章，自谓无人能及，他不得不故为鄙言累句，以示弗如。颜延之便作《休鲍
论》，诋照作品为“闾巷中歌谣”。钟嵘也说他“不避危仄，有伤清雅之调。”隋薛道衡便
不如鲍照聪明，竟为炀帝所杀。他死以后，炀帝得意地冷笑说道：“看他还能写‘空梁落燕
泥’那种诗句否？”德国腓力大帝，钦慕法国的伏尔泰，延为上客，后来又闹翻了，据说是
为学问上意见的冲突，实际上腓力也爱搞文学，也许是为了对伏氏的捻酸吧？
会写文章的人，那怕他是白屋寒士，可成王公贵人的席上贵宾。社会上对于作家是敬重
而且惧怕的。敬重的是他的才学，惧怕的是作家那支善于刻划的笔，会将他们的丑态描写入
作品。
中外历史都有相当久长，帝王卿相出了不计其数，除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亚历
山大、拿破仑、华盛顿、林肯、和魏徵、李勣、范仲淹、张居正寥寥可数的几十人外，你还
记得何人呢？可是屈灵均、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苏东坡、黄山谷、荷马、莎士比亚、
但丁、弥尔顿，则几于妇孺皆知。所以作家的地位不崇高而崇高。若说新闻记者是“无冕帝
王”，文学作家则可算是“没有门第的贵族”。二 作家的性情
作家和我们同样是一个人，他们的性情应该也和我们一样，不过古今中外，作家的性情
与普通人每显出很大的区别，这难道是作家禀赋有异？还是文学的陶冶的力量？我以为两者
都有关系。作家因自己天性倾向文学，才选择文学作他的生涯，以后历代文学作品气息的薰
染，和前辈作家流风遗韵的扇奖，日积月累，他们的性格自然形成了一种型式了。这好像二
个人富于尚武精神才投身军旅。军队严格的纪律，刻苦的锻炼，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战场
生活，又把他造成一个坚毅沉着，豪迈果敢的军人。
作家性情归纳起来，不外是天真、坦率、狷介、刚直、热情、爱美、富同情心与正义感
等等。
文人性情大都像孩童，天真烂漫得可爱，所谓“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孩童看世
界一切，总是新鲜有趣。他的“好奇心”（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总是非常强烈。孩童与猫
狗为友，与其所玩之偶人为弟兄姊妹，摩抚爱护，无所不至，大人觉得可笑，孩童则竭其整
个心灵以赴。他视宇宙间烟云山水，草木虫鱼，都具有生命，且与人相等。诗人亦然，其喜
怒哀乐通乎万物之喜怒哀乐，故视春花而如笑，聆秋虫而若悲，见星光之闪耀，则谓为天女
之流其明眸，夕雾之轻笼，则谓为夜女神之蒙其面幕，睹朝旭升于东方之云海，每设想阿坡
罗驱其驷马金车出于癉谷，聆暮籁萧萧作响于秋林，则又疑酒神方率其徒侣，歌舞于深山。
像东坡便是一个最富儿童气质的诗人，因此好将自然加以人格化，好凭幻想创造诗的故事，
笔者曾写过一篇《苏东坡诗论》。详细论列过，现不必一一举例。总之，凡为真正诗人者
“其性灵是永远不成熟的。他对世间万汇是永久张开一双初入世孩童的眼睛来看，抱着信赖
一切的孩童的心来相信的，否则他创造的泉源便枯竭了。”这是毛姆的话，我认为极有道
理。
诗人性情既天真，第二个表现当然是“坦率”，他憎恶虚伪，不爱口是心非，对人对事
一本自然，赤裸裸掏出一片真心与恶浊社会相款接，因此免不得处处碰壁，事事受欺，可是
他永远不会悔恨。他若悔恨，便要去讲求阅历，体味所谓“世故人情”，这么一来，他也会
变成满腹机械，一个满腹机械的人，只配当当政客，诗的王国却要把他当作化外之民了。
文学家的“狷介”与“刚直”也是姊妹德行。屈原若肯牺牲他的政见与公子椒兰、靳
尚、郑袖那群人同流合污，何尝不可永保怀王的宠幸与他的高官厚禄，但他总觉得“屈心抑
志”、“忍尤攘诟”，不是他所能干的，他宁可“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
于是被排斥出去，受尽寂寞与艰辛，终于抱石自沉汨罗而死。陶渊明好容易谋到一个彭泽
令，想积点俸禄，归隐田园，所谓“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计，”不过为须束带见督邮，莅
官仅数月，便决然弃去，“不为五斗米折腰”传为美谈。后来穷饿茅檐，江州刺史王弘和檀
道济都想交结他，他随宜应付，终不为屈。盖他虽是诗人，却严于君臣之分，自以属于晋朝
大人物陶侃之后，不愿再在刘宋朝廷做官，而王檀二人则为宋臣，故不屑与为友。昭明太子
称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
孰能如此。”实非过誉。这是屈原与陶潜的狷介。其他诗人作家大都秉此性格。
“刚直”的性格与狷介相似。屈原屡于作品中自叙遭人谗陷，皆由性格之过于刚直，故
离骚云：“吾法乎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冯衍云：“独耿介而慕古兮，岂时人之所喜？”张衡
云：“何孤行之茕茕兮，子不群而介立。”鲍照云：“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
直。”其他诗人作家作此语者亦不可胜数。
文学的特质，与学术异，学术重于冷静的理智，文学则重热烈的感情。以此文学作家感
情总比普通人深厚，而古今中外所谓好文章，其中也莫不充满真挚动人其热如火的情感，故
能深深叩动读者的心弦而起共鸣。而且这种力量可以永远传递下去，虽历千百年不绝。托尔
斯泰说“艺术是人间交通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说是作家以其情感传递给读者。马克
斯·伊哥伟齐（ＭａｒｘＥｃｋｏｗｉｃｇ）也说“艺术究竟的目的，到底不外是艺术家对
观众的美的情感的传达，由天才与群众相交通的神秘电波的创造。”又说“艺术家以其笔墨
所表现的感情，传播感染于群众，群众以此感到与艺术家相同的印象，相同的感情，使我们
与他共分其欢喜、苦痛、梦想、恍惚。”这里无须举出什么具体的例子，总之文人以情感为
生命，而情感又必热烈而始真挚，别人以此认识文人，而凡为文人者亦均有此自觉。
文学原是美的创造，作家爱美又几成第二天性。对于美的追求，每有废寝忘食，如醉如
狂之概。陆放翁在成都赏海棠，走马锦城，夜以继日，被人唤作“海棠颠”。见某地梅花盛
放。又恨不能化身千亿，一树梅下，立一放翁。苏东坡诗云：“诗人固长饥，日午饥未动，
偶然得一饱，万象困嘲弄。寻花不论命，爱雪长忍冻，天公非不怜，听饱即喧哄。”这是说
瘪着肚皮的诗人，为追求美还有这一股子傻劲，倘让他们吃饱，恐怕连天也要闹塌下来。天
公对于这些顽皮胡闹的大孩子实在没有办法，只可忍心让他们饥饿下去了。意大利邦贝古城
被火山热灰淹没时，城中居民纷散逃命，某文人反奔近那烈焰干霄，岩浆四溢的威苏伟斯火
山，记录其所见壮丽异景，卒留下一篇不朽的文章。韩愈游华山，上至绝顶，战兢不能下，
发狂痛哭，投书诀别妻子，有人骂他卑鄙，其实我倒认为这正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他攀登
华山时，一心要饱览大自然的雄奇，忘记了本身的危险，及筋骨疲极，无力下山，当然着急
起来。他下山时的胆怯，愈足反映出他上山时的神勇。这神勇不正发自诗人爱美心吗？
谈到同情心与正义感，乃志士仁人所不可无，而非文学作家所必具，然文人感觉灵敏，
易于感受，人间痛苦不平之事，更足以刺激他的心灵，使它生出强烈的反应。你看杜甫自己
短褐不完，藜藿不充，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天宝大乱后，语及国运之颠连，奸
邪之误国，苍生之困厄，辄复大声疾呼，涕泪横流。茅屋被狂风吹破，一家大小淋成落汤
鸡，他却恨不得广厦万间，大庇天下寒士，自己冻死亦所甘愿。王安石也是一个社会诗人，
故对杜甫特为钦佩，深愿杜甫九泉复起，奉杖同游。凡伤屯悼屈，叹老嗟卑，止于一身者，
视此二人，当有愧色！
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攻击时弊，横遭严势力的压迫，几致生命之危。不但交游目为狂，
妻子亦以为非，但白氏始终毅然不顾，这是作家的正义感。左拉为一犹太籍军官之受屈，冒
各方面严厉的抨击，为之奔走呼号，冤狱卒为大白，这也是作家的正义感。作品的伟大与渺
小，作家的同情心正义感每成正比例而存在，从来没有例外。
三作家的习气
谈到作家的习气，大都偏于不大好的方向。这就是任情纵性，不受羁束：起居无节，边
幅不修；嗜酒爱色，风流自命；恃才倨傲，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狎侮流俗，同时文人间又
互相嫉妒、鄙视、排斥，所谓“文人相轻”，历来作家鲜有免于此病者。作家在共同社会里
不易与人相处，在他们自己那窄小圈子里也难于协调呢。
作家感情冲动既强，最不能过规律生活。他高兴，便手舞足蹈，纵声狂笑；他悲哀，便
长吁短叹，流泪痛哭；忽然想访一个朋友，便驾起舟，冒着大雪，连夜航行，天明，已到了
那朋友的门前，忽又不想上岸了，叫做“兴至即来，兴尽即止。”忽然不想做官了，束起衣
冠，向神武门一挂，就此飘然而去，叫做“麋鹿之性，常在山林。”贪河豚的美味，不顾河
豚的毒，反说“其奇值得一死。”闻大家女美，欲偷窥无由，化装舆夫去替她抬轿，又觉得
“枉尺直寻，宜若可为。”这类事也只有文人做得出，他们的神经好像都有些不正常，一生
受兴趣的支配，想到了便做，世俗的非笑，从来不置念中，他们可厌处在此，可爱处也在
此。
有谁比魏晋六朝名士对生活起居之随便呢？有人十几天不洗脸，终年不沐浴，身上虱子
无数，终日挠爬，卫生条件岂不太差？有人正和一群朋友围大瓮席地痛饮，忽来一猪，公然
伸喙入瓮，大啜一通，他们赶走了猪，仍将余沥饮尽。世间污秽之物至猪可谓极矣，他们仍
可与之同盘共碗，则他们不爱清洁习惯之深，也未免可惊吧。
可是作家虽大都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却也有人对衣履特殊注意，甚至像妇女一样讲求
化妆。荀蔼好薰香，每至一处，衣香播十里，至人家一坐，帏幕间香留三日不散，他所用之
香，简直比巴黎女人最名贵的香水还好。何晏喜修饰容貌，史称其粉白不去手，终日对镜顾
影自怜，“敷粉何郎”一语，即由他而来。羊欣好着白练裙，谢玄好佩紫荷囊——当然也为
贮藏香料之用。“隐囊麈尾”、“裙屐风流”都是魏晋六朝人士留下的佳话。英国唯美派诗
人王尔德常着中世纪的衣服，饰着百合花和向日葵，手摇孔雀羽扇，出现伦敦最热闹的公共
厅堂，耸动一时观听。法国高蹈派诗人戈恬又爱穿粉红色的衣裳，口唱自作诗歌，阔步通衢
闹市。又有人将头发染成绿色，绿发有什么美，当然是为了要求人们对他注目。
所谓文学作家，对于恋爱的态度，总不甚严肃，这或者文人多负浪漫之名的主因。你看
司马相如好好到临邛某富家作客，却拐带了那富家小姐同逃。回到故乡，无法生活，又到临
邛，特开小酒店一座，夫妇双双，当炉卖酒，羞得那富人无面见人，不得不拿出许多钱物，
向他求和。这种行径，岂不无赖之至！有人说李白诗，篇篇是“妇人”与“酒”，我没有替
青莲作品做过详细的统计，觉得这话并不尽然，不过他喜欢谈女人，也并不假。李商隐连出
家清修的女道士，幽闭深宫的妃嫔，都敢与之恋爱。温庭筠诡薄无行，日作狎邪之游，科举
上不得意，人说与此事有关。杜牧为御史，听见司徒李愿家声伎甚盛，坚请与会，将他最美
的一个歌女名紫云者强索而归。这也是宪台执法之官所干的事？元缜与崔莺莺一番遇合，虽
脍炙人口，《西厢记》成了中国戏剧史的光荣，但其始乱终弃，薄幸无情，也是不可原谅
的。和凝著《香奁集》，无非是其一生绮情艳史的纪录。贵为宰相，人称“曲子相公”，他
又恐妨碍自己的地位声望，将《香奁集》嫁名于韩偓。晏几道称其父殊，所作小词虽多，却
从不作一儿女语，人家举出他“绿柳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谓为情语，几道虽强
辩，究难掩盖。我尚可举出晏殊的“离别常多会面难，此情须问天”、“却留双泪说相思”
诸句，恐儿道亦开口不得。柳水一辈子在歌楼舞榭中和妓女们鬼混，因为他曾高唱“浅斟低
唱，何用浮名，”被皇帝知道，金榜上有了名字还遭黜落。黄庭坚小词，赤裸裸描写肉情，
诨亵不可名状，法秀道人呵其将堕拔舌地狱，才吓得不敢再写，岂不可笑？
我国文人可以纳妾，可以狎妓，恋爱之越乎常轨者还不算太多。西洋人是讲究严格一夫
一妻制度的，诗人文士每于正式配偶之外，另图恋爱的满足。像法国的凯萨诺梵（Ｃａｓａ
ｎｏｖａ）平生所爱女子不可计数。留下一部文学日记，专叙一生艳遇。他贡献一种“爱
术”（ＡｒｔＡｍｏｔｏｉｒ）主张男子对女子应该细心体贴，无微不至，我们喊他作西洋
贾宝玉也未尝不可。英国史文朋（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所作诗歌大都是女人礼赞。他说女
人都像花一般的香而甜，蛇一般的美而毒。他愿为女人生，愿为女人死，又说海将为女人而
干涸，天将为女人而堕落，世界有了女人，黑暗变成光明，冷酷变成温柔，痛苦变成舒适，
眼泪也变成快乐了云云。恋爱诚然可以刺激文艺灵感，成为创作的原动力。但丁的《神曲》
肇因与女郎毗亚德桥端的一遇。歌德一生恋爱多回，他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正是从他
对友人妻夏绿蒂失恋痛苦产生出来的。拉马丁更可笑，在某湖上遇一肺病美妇，为之缠绵颠
倒，一往情深，后闻妇死，遂成《湖上》一诗，尚有许多名篇，均为此仅睹一面，从来未通
款曲的病女人而写。不过这些都还可恕，像欧阳修之盗甥，拜伦之私姊，王尔德、魏尔哈仑
之同性恋，无论如何，不能说是道德的吧？
酒好像是女人之外另一文艺灵泉，作家爱饮的故事更指不胜屈了。孔融说“座上客常
满，樽中酒不空”一生愿足。毕卓谓世间最高乐趣和他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手持蟹螯、浮泊酒
池。阮籍听说步兵厨人善酿，储有美酒三百斛，便百端钻营，去做一名步兵校尉。他喝酒喝
得怕人，故事甚多，现不具述。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出门游览，车中常带着许多酒，命人荷
锸随之，说我若醉死了，随地掘个穴埋了便罢。他的太太劝他戒酒摄生，反被他骗了一桌誓
神的酒菜，更醉得一塌糊涂。杜甫的醉中八仙歌，形容八仙喝酒的狂态，淋漓尽致。李白一
味高唱“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一生
清醒的日子谅必甚少，但他所有佳篇大都产自美酒，“斗酒百篇”是这位天才诗人的佳话。
波斯奥马伽音的名著《鲁拜集》，篇篇是酒。中世纪的西洋诗人歌颂的也无非是女人与酒。
西洋作家酒之外还用别的麻醉品。戴·昆西（Ｔｈ．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是一个有名的吸
毒作家，他的《一个英国吸鸦片烟者的忏悔录》是世界文库不朽作品。据说他一生的奇思幻
想，均自阿芙蓉朦胧烟雾中得来。莫泊桑好用“以脱”、“哥罗芳”、“吗啡”、“亚斯
希”等毒品。他还列举出这类刺激药剂作用的差别，他说“以脱”能够增加人肉体和精神的
能力，“哥罗芳”能使人飘飘然如凌云，“亚斯希”则使人的精神缥缈，脑子里凭空生出许
多美丽的幻想。恶魔派诗人波特莱尔也爱使用吗啡和印度大麻。十九世纪的下半期，称为
“世纪末”，思想混乱，人心沉闷，找不到正当出路，一般作家藉酒精毒物麻醉神经者当然
更多，现亦不必一一举例。
天才与骄傲，好像是一物的两面，这也难怪，千里神驹每每“顾影骄嘶自矜宠”（杜甫
诗句），孔雀之称为禽中高傲者，为它有一屏金翠辉煌的尾儿，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呢？然
作家亦以太骄，往往取憎世人，终身穷厄，甚至招杀身之祸。嵇康之所以刑于东市，还不是
为他对钟会的态度过于偃蹇？其实会虽是贵公子，颇深于名理之学，并不是纨绔者流。他撰
《四本论》，欲取定于康，畏康不理，徘徊康家门外数四，卒不敢入，掷之门内而逃，亦可
见嵇康之惯于使人难堪了。杨炯闻时人王杨卢骆之称，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我们
不知究竟怎样位置才使他满意？李白搞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也何尝不是为了骄傲太
过。他每以“谪仙人”、“金粟如来后身”犯帝座的“客星”自命，天才固可自负，话也太
夸诞吧。
西洋近代唯美诗人，鄙视俗众，称为“俗群”
（Ｖｕｌｇａｒｈａｄ）或“中等社会”（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又贬称之为“俗
物”（Ｐｈｉｌｉｓｔｉｎｅ），以为不足共语，将自己深闭于艺术宫殿，或高坐象牙塔
中。他们自己的作为，也无视于社会的习惯和传统的道德律，像魏尔哈仑及王尔德皆其显
例。（见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
作家之狎侮世俗，佳话尤繁。魏晋名士为排斥礼教，倡导自然人生观，故意造成此种风
气。阮籍作青白眼对客，见了礼俗之士，白眼一翻，同志来，乃见青眼。嫂氏归宁，他去絮
絮话别，人讥之，他却说礼岂为我设吗？酒家妇美，他便常到那店饮酒，醉了便在老板娘身
边躺下，呼呼大睡；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他并不识其父兄，却去抚尸痛哭一场。刘伶
夏月在家中，脱得一丝不挂，客笑其太狂放，他却说：我以天地为庐舍，你们现入我书斋，
等于钻入我的裤裆，你们是虮虱，有何资格笑我？清代盐商最富，有盐商某捐二品官，翎顶
辉煌，日乘绿呢大轿四出拜客。汪中乃一穷秀才，穿起他的秀才蓝衫，以松枝作花翎，红萝
卜作冠顶，颈围纸锭一大串代替朝珠，跨蹇驴，瞰盐商轿出，或前或后，总要紧钉着不舍，
盐商恨极而无可如何，后来只有托人斡旋，贿以一笔重金而后罢。这玩笑开得太恶毒，借此
敲人“竹杠”，尤属下流，汪中想丢那富商的脸，不知反而丢尽文人的脸了。英国蔼里斯
（ＦｒａｎｋＨａｒｒｉｓ）好谈猥亵之事，曾作《我的平生及情人》，历叙一生风流奇
遇，甚至描写性爱，历历如绘，毫不隐讳。相传他到王公贵人家作客，只能一次，以后人家
决不敢再行请教，为他那张嘴，太没遮拦，说的话，每令人掩耳，尤其可恶的他对教会女执
事每大谈女体曲线美，与荡妇隔座，又大谈耶稣人格的崇高，其玩世至此，严肃古板的英国
绅士岂能相容，除了敬而远之，尚有何法？
文人中流品尤有甚不堪者：潘安轻躁趋世利，謟事当权者贾谧，每见谧出，必望尘而
拜。范晔厚姬妾而陷老母饥寒，临刑，母不哭而反痛数其不孝之罪。谢灵运靠拢刘宋，恨不
获重用，数举兵叛乱，作诗以椎秦之张子房，义不帝秦之鲁仲连自命，却不知秀才造反，三
年不成，结果是白白送了大好头颅一颗。魏收操史笔，每以私意抑扬人物，常言你们什么东
西，敢和我魏收表示脸色，我笔头轻轻向上一指，可以举你上天，向下一按，又可按你入
地。他所撰的《魏书》，人称“秽史”，即因议论欠公。宋之问巴结张易之，至为捧溺器，
想伺候武则天，作《明河篇》见意，反落一场没趣。韩愈抨击佛老，保护儒家的正统，一封
《谏佛骨表》也算风骨凛然，但谪贬潮阳后，又上书皇帝，再三乞怜，求召还朝，唯恐自己
那副老骨头，终葬蛮烟瘴雨。他又最爱赌博，据说赌术甚精，常赢人家的钱，故乐此不疲。
我想他的手脚也许不大干净，会偷牌，或使用灌铅骰子。他作诗鼓励儿子读书，不教他怎样
做人，却以仕禄宅庐的猎取为标鹄，这岂是一个做父亲的正当训子之道！
作家里甚至有盗贼杀人犯，石崇出身海盗，苏曼殊窃师兄度牒下山，又偷报馆同业的银
钱。法国十五世纪的维龙（Ｖｉｌｌｏｎ）乃有名的绿林诗客。李白曾手刃数人，刘叉曾杀
人亡命。杀人也罢了，尚有杀人而大吃人肉的，像宋初柳开，便曾屡为此事。他常设计借来
一个挟制主人的恶仆，差他洒扫屋子，买东买西及油盐作料，奔忙一整天，却将他杀死，将
人肉香喷喷地煮了一大锅，请那主人全家赴席。虽足令人称快，究竟太嫌残酷。他做陕右及
全州县官，处置罪犯及叛夷，常生擘其肝为下酒物。其事令人心悸，不知一个文人何以竟能
做出这种事来。
又有叛国者，例如唐代有些文人，中朝无出路，便去拥护土皇帝的藩镇，对抗政府，说
什么“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宋张元、吴昊投奔西夏，儿为北宋大患。亦有贪污狼藉
者，盗弄国柄者，屈身阉党，为祸清流者，如严嵩，阮大铖皆是。这些都是文人特殊的性
格，不算习气，现亦不过附带论之罢了。
四作家的充实自己
许多人都说学问和文章是两件事，这话古人也有类似的见解。如梁元帝《金楼子·立
言》篇云：……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
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
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月，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
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元帝的话固然有点偏差，并且他之所谓学也并非我们所谓
学，但他认为诉之理智者唤作学问，诉之感情者才能算是文学，却是很合理的。这样说来，
搞文学的人是无须究心学问之事了。我认为这话可以认为对，也可以认为不对，要看你从哪
一个角度观察。事实上有许多平民作家，平生甚少读书，谈不上有什么学问，但他们能跳出
传统的案臼，打破刻板的规律，自由驰骋其想象力，活泼发挥其创造的天才，写出许多体裁
新颖，趣味丰富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一时不为正统文艺批评家所欣赏，也不为一般读者所接
受，但它们确能替文艺界开出一条新的路子。文人作家对这类作家，初则鄙视、排斥，到后
来，却要对他们投降，跟着他们的脚步走了。从诗三百到汉魏六朝的民歌、宋词、元曲、各
体小说都是平民作家做开路先锋，胡适先生“一切文学都从民间来”这条定律，便是由上述
诸事实归纳出来的。
不过平民作家限于学力，文笔每苦幼稚，意境更不超卓，他们中间固然有人能写出很优
秀的作品，大多数的作品则够不上成功的标准，因此也就不耐读。譬如小姐后花园赠表记，
落难公子中状元，以及夫贵妻荣大团圆一类的弹词唱本，只有不识字的妇女喜听，我们便不
屑一顾。《说唐》、《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之类的小说，也只有粗识之无的贩夫走
卒爱读，我们也不能终卷。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要老幼咸宜，雅俗共赏。像《今古奇
观》那部短篇小说，除二三篇艺术水准略差外，其余各篇，俗人读固觉有味，雅士读也觉有
味，少时读是一种境界，中年读境界便进一层，老时读，境界更深一层。这便是耐读，耐读
的作品，当然是好。《今古奇观》之所以好，是由于文人作家冯梦龙曾将其大加改作的缘
故。即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书原来本子也颇粗疏拙劣，其有今日的局面，都是
经过无数文人作家修改补苴之功。
所谓伟大作品，结构总是很庞大，人物总是很众多，事迹总是很复杂，上下今古，经纬
万端，没有充实的学问，能写得出吗？《红楼梦》之所以称为中国小说第一，固由于它的文
笔美，实际还是由于它的内容富。有人批评此书道：“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爱书
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以
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
节烈豪侠，刚强懦弱，以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妓优伶，黠奴豪
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
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亡病
故，丹戕药误，以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具
有，可为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又说“莫非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石头记总
评》）
一部文艺作品固不在将世间万态，——摄之毫颠，但作家却不可无此能力。养成这种能
力的方法，无非在充实自己的学问而已。以外国作家而论，但丁的《神曲》（原名《神的喜
剧》）想象力之宏伟固甚可惊，不过单凭想象力，《神曲》还是无法写成，主要的还是靠他
的深厚学问。正如李辰冬博士所说：“他从希腊神话或当代的传说里借来天堂、净土、地狱
的骨架，又从天文学家多罗谋（Ｐｌｏｔｅｍｙ）那里借来天体的结构，神学家圣多玛斯
（ＳａｉｎｔＴｈｏｍａｓ）那里借来宗教哲学，亚里斯多德那里借来政治、哲学、道德的
理论，从希腊文学家维尔吉、荷维帝（Ｏｖｉｄｏ）、吕加禄（Ｌｕｃａｎｏ）、斯答秋
（Ｓｔａｊｉｏ）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文学家那里借来许许多多的人物名称，又从圣经与历史
上借来许多善善恶恶的人物，再加以他亲自经历的事迹，这样，组成了各色各样的形相而表
达了他的意识。这些形相，好像都是历史上的，书本里的，传说上的，现实社会里的，然经
过但丁的组合后，成了完整的想象。”（李著《文学与生活》第二辑，《意识与想象》）巴
尔札克一生写了九十七种书，仿但丁《神的喜剧》之例而名之为《人的喜剧》。批评家泰纳
称赞他道：“真正使他成为哲学家，而且超乎一切伟大艺术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连
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连接，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而彼此关联……从来没有艺
术家聚积了这么多的光辉于其所要描写的人物，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完美……巴尔札克之
所以真正伟大，就在他握住了现实，而且握住了全体，他的伟大的系统，又把他的绘画有力
地统一起来，忠实而且有趣。”（李著同书《意识与天才》）。左拉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的作家，不但勤求书本上的知识，还要努力搜集实地的证据。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正
是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左拉主张文学必须将基础建筑在科学上。他写《庐贡——马喀尔家
谱》（ＲｏｎｇｏｎＭａｃｑｕａｒｔ）一名《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与社会的历
史》。发挥遗传学的理论。他之写此书是由于他认识了一位实验生理学家名叫戴洛士·拉庚
（ＴｈｅｒｏｓｅＲａｑｕｉｎ）者，从这位生理学家处，听到了许多遗传学的理论，左拉
遂大读科学、医学及遗传学的专门著作，将所得学识运用在卢贡——马喀尔几代人身上，写
出各种精神病态，堕落趋向，证明不良遗传是如何的可怕。这是左拉勤求书本知识之例。他
写《土地》（ＬａＴｅｒｒｅ）之前，曾到蒲斯（Ｂａｕｃｅ）住了一个夏季。写《裘弥娜
儿》（Ｔｅｒｍｉｎａｌ）则在某矿山住过一个月的时间。写《罗马》特到罗马旅行一趟。
写《巴黎的肚子》（ＬｅＶｅｎｔｒｅｄｅＰａｒｉｓ）又曾巡历市场各地，无昼无夜，穿
梭般奔走，拜访医生、洗衣妇、木工、石工、将他们谈话一一记录下来。他写《三城》（Ｌ
ｅｓｔｒｏｉｓＶｉｌｌｅｓ）和《露德》（Ｌｏｕｒｄｅｓ）共作了一千七百页笔记。这
是他搜集实地调查证据之例。左拉作品尽是社会实录，绝无向壁虚造，或专凭幻想与妄逞臆
说之病，是以他的写作态度，被称为“左拉主义”（Ｚｏｌａｌｉｓｍ），这都是学问和人
生经验的总和。作品之所以有价值，全靠这两者做它底子。
有了充足的学力，天才即稍逊，也不碍其成为大作家。西洋文艺界有“养料胜天然”
（ＮｏｕｒｒｉｔｕｒｅｐａｓｓＮａｔｕｒｅ）之语。中国则有“勤能补拙”之语，意义
均相类似。如此，则作家充实自己的学力，当然是写作的第一条件了。
五作家的修养自己
所谓修养自己，即修养自己品格之谓。如前所述，文人习气偏于坏的方面居多。但社会
对于文人总欢喜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譬如恋爱不专一，在普通人为之，大家认为罪恶，在
文人则反认为是风流韵事，津津乐道，若有余慕。骄傲也是一种恶德，在文人则又认为天才
应有的自负。好像一为文人，任何事都可原谅，文人得到社会这样的宽容，胆量愈来愈壮，
恶习愈积愈多，终至变成与一般群众格格不入的另一种动物，这也是社会对文人过于姑息造
成的——诚然，文人是世间俊物，有如琪花瑶草，古玩法书，乃不可多得的东西，理应爱
护，即如笔者平生论人有相当之严，但看待文人则常喜另用一副尺度；自己并不配称为文
人，而文人坏习气却也不少，也希望人家能担待我一些哩。
我固言作家也是一个人，有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所以也有他应该实践的德目，万不可因
社会对他过分的爱重，便以特权阶级自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甚至破坏道德的规条，干
犯国家的法纪，致使拘谨者为之侧目。像何曾便曾当面斥责阮籍道：“卿任性放荡，败礼伤
教，若不革变，王宪岂得相容？”又建议司马昭，谓“宜投之四裔，以挈王道。”何曾的
话，固迂腐可笑，阮籍种种作为，以今日眼光看来，也嫌其太过吧。《颜之推家训·文章》
篇，历举无行文人的实例，多至三十余条，除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是冤抑外，其余
各例都相当公平。无怪宋陈与刘挚不约而同地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于是，“文
人无行”这句话竟成为定律，这还不是文人自取之咎吗？
关于作家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品格，笔者替穆中南先生领导的文坛函授学校写过一篇讲
义，题目是《文学写作的修养》，该文第四节是作家应该怎样《创造完美的人格》，所有意
见，均已发挥，此处不必重复。现在所补充者：第一，作家应抱固穷的精神。以前作家没有
稿费之说，虽有所谓“润笔”，亦限于少数著名文人，他们的写作完全是受创作欲的压迫，
即处境极端困厄，仍然染翰挥毫，撰写不辍。陶渊明躬耕柴桑，饥而乞食，其哲理最富，境
界最高的诗篇均产生于此时。杜甫天宝大乱前过着“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的生活，大
乱后，流离蜀道，甚少宁居之日，反而写成了无数沉郁顿挫，苍凉感慨的鸿篇。曹雪芹的
《红楼梦》写于繁华梦醒，饔飧不继的岁月之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脱稿于万金散
尽，穷饿潦倒环境之下。他们的写作，不仅不求金钱，甚至不求名誉。于今作家虽有稿费可
领，版税可收，靠它养家活口，固然不行，甚至仅仅维持个人衣食都是问题，不过作家应该
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可一会儿怪政府没有尽到保护文艺的职责，一会儿又责
社会不识货，埋没了他的天才，以至怨天尤人，牢骚满腹。或者逢迎读者低级趣味，写出些
诲淫诲盗的黄黑作品。当然我们都希望作家生活将来能够改善，不过目前我们只有忍耐，况
且困厄环境对于创作，反而有益。在这里，我愿意引恽敬一段文章，以为同业劝。恽说之大
意云：“古人之蓄道德，能文章者，饥寒之外，复多变故，或家室违异，或朝廷岐阻，或毁
败于谗讥，或辗转于疾病，使历暌变之人情，发幽沉之己志，故一旦事权或属，则智力所
诣，悉中机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遗文逸事，法书名画，皆能曲折精凝，鸿懿绝特，不类乎
人人之所为。孟东野曰‘身病始知道’，道尚可进，其他所得，宁有既哉？”法国美学家居
友（Ｇｕｙｏｕ）常说：“人生不经大痛苦及大快变，斯无美学上的价值。”又曰：“情至
深时，苦与乐同。”此言皆发吾人深省。
第二，作家应养成言行一致的习惯。所谓“言”便是作家所写的文章，所谓“行”，便
是作家的行为。作家固不必照着自己所写的话一一实行，然话说得冠冕堂皇，行为却龌龊卑
鄙，则陷于虚伪，虚伪是作家第一应该戒绝的毛病。班固《白虎通》云：“苟不见其性情，
虽有文章，伪然而已，奚望不朽哉？”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谓感情真伪，有诗人辞人
之别，诗人为情而造文，辞人为文而造情。为文造情者，“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
务，而虚游人外……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这里，笔者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来证明。汉代息夫躬，本是个干特务的险恶人物，以攻讦告变，陷人于死，而得封侯，后得
罪下狱，自杀而死，临死时作了一首绝命词，其中居然有“发忠亡身，自绕罔兮！冤颈折
翼，庸得往兮！”又曰：“仰天光兮自利，招上帝兮我察。”虽替自己这样呼冤，读者却没
人肯信，朱熹也说：“躬以利口作奸，死不偿责，而此词乃以发忠亡身，号于上帝，甚矣其
欺天也！”清代某孝廉武断乡曲，渔肉善良，种种劣迹，不一而足，乡人恨之入骨，而他所
作诗歌，却慷慨激昂，忠义愤发，常对人说乡里恶名不过十馀年便归消灭，而文章则至少可
传五百年，五百年后，人家读我诗歌，岂不以我是一个正人君子吗？某孝廉如此存心，总算
善于取巧，无奈言为心声，心术不正，文章也好不起来，所以他的假诗文，究竟一首也不曾
传流后世。
第三，作家应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诚挚的真理爱。如前所述，白居易抨击时弊，几致颠
危；左拉为受屈犹太军官控诉，亦屡招暗杀的恫吓，不得不出避国外，但他的呼号并不停
止，感动许多文人，联合一起，共同奋斗。那如火如荼的大尉德莱浮斯（Ｄｒｅｙｆｕｓ）
事件，替世界文坛奠下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纪念碑，永远象征着公道的胜利。作家对真理之爱
也应和正义感有同样的热度。这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学作家，应当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面，爱
慕真理，拥护真理，服务真理，甚至不惜为真理牺牲生命。像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倡人
伦道德之说，抵抗风行一时诡辩学派，卒被迫饮鸠而死。方孝孺不肯为燕王草登极诏，嚼舌
骂贼，血染阶石，九族骈戮，株连门生。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黄道周这些文人，不仕
异族，壮烈成仁，虽说国家民族的观念使然，实际上也是正义之感和真理之爱内在的驱策。
国家民族的观念不过是二者的象征罢了。
第四，作家应了解自己的使命，领导时代的潮流。我以为凡所谓伟大作品，必须站在时
代尖端，领导时代，趋向正鹄，或忠实地反映时代。其泊没时代潮流之中，不能振拔者，或
攀住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作品每缺乏真正价值。
所谓反映时代，如杜甫之诗歌与天宝大乱前后十余年的国史相表里，故称“诗史”。美
国司徒活夫人之《黑奴吁天录》描写黑奴之痛苦，英国迭更司写私塾之弊端，俄国屠介涅夫
《猎人日记》写农奴之惨，亦属此例，其他例子甚多，笔者前已说过，现请从略。
所谓攀附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我只须举一简例，以概其余。如唐初百年之文人，迷恋
六朝之残膏剩馥，惟风花雪月是尚，韩愈倡文学革命乃一举而摧陷廓清之；宋初四十年之文
风亦沿晚唐五代陋习，欧、曾、三苏等出，而文坛面目始为一新。我们究竟觉得哪种作家有
价值呢？
所谓泊没时代潮流之中者，关系近代作家甚大，值得多说几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文学上，艺术上产生所谓颓废、野兽、恶魔、又什么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及许多五光十色
的主义。徒然把文学艺术搅得一团糟，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意思。厨川白村论此类主义发生之
原因云：现代人终日为生活奋斗，已无余裕的时间，而宗教信仰，道德信条，亦被自然科学
破坏无余，心灵上遂亦失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不安”、“动摇”为这一时代普遍的情调，
一面发出悲观厌世的呼声，一面怀疑苦闷。此种风潮起于十九世纪之初，欧洲各国的民心，
都有此种倾向，人称之为“世纪的痼疾”。又曰：近代为怀疑的物质的个人主义时代，其结
果，凡浪漫时代美丽之梦想、憧憬、希望，皆变成幻影空花，一代人心都带着惨怛哀愁的颜
色，深沉愁暗的调子，是所谓“近代人的悲哀”。又曰：现代人为了精神种种病态，要求强
烈的刺激，俾得麻醉一时，于是现代变成了“急”（Ｈａｓｔｅ）和“丑”（Ｕｇｌｉｎｅ
ｓｓ）的时代。（均见《近代文艺思潮十讲》）这种“世纪的痼疾”病根，固由于半世纪以
来自然科学飞跃的进步，但开始时病态尚不甚显著，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陷
于大流血，大破坏，如飓风之横扫，如怒潮之震荡，而后人心各种潜伏的症候，一时迸发，
遂产生上述那些文艺派别。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才十余年，不幸又来了第二次大战，给予人
类精神的打击更为沉重了。
好像何欣先生在《海明威创作论》中说：“战争给予这一代青年心理的影响实是太大
了，他们觉得战争剥夺了他们的一切——理想、希望、正常的生活，在失望之中，他们不知
道该责备谁，该责备什么，于是造成了流行一时的否定态度。”又说：“战争后欧洲支离破
碎的情形，当然更甚于美国。而精神方面的解体则更为悲惨——整个人类居住的大地干燥荒
芜，整个文化死灭，人类的灵魂干枯……欧洲的作家们，尤其是英国，在无可奈何之下，似
乎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这种空虚，这种沮丧，这种绝望。有一部分作家重返象牙之塔，追求艺
术之纯美，有一部分作家则返回原始社会中，根本弃绝了唯智主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
ａｌｉｓｍ），两者都是逃避现实。”“但在欧洲的美国青年，多少继承些了他们的祖先的
拓荒精神与对力的崇拜，他们不愿乖乖地屈服，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他们要在这绝望中表
现个人的精神，就是说，要以个人的光彩来战胜这种失败，正如卡静所说“在一个只是蹂躏
个人的社会里，欲求忍耐，只有保持一己的个性，因之才能宣知一己的胆力。”以此掩饰内
心的冲突与不安，在积极的行动中麻醉自己，控制内心的感情，表现了一种握紧拳头，咬紧
牙关的坚忍主义（Ｓｔｏｉｃｉｓｍ）。”近代作家喜写“奸淫”、“抢劫”、“仇杀”、
“斗牛”、“打猎”、“屠戮”一类混乱、残酷的事件，在这类描写里，表现自己的英雄，
算是对命运的嘲笑和抗议。海明威可算是近代人的代言人云云。对于海明威这种大作家，我
当然不敢有所非议，也不配有所非议。不过藉奸淫残杀诸暴行来表示英雄气概，究竟不算心
理的正常。倘使海明威永远写这类文章，则我将列他于泊没时代潮流的作家流亚，幸而他对
人生还能发出肯定的声音说“这个世界是好的，是值得为它而战的。”（见《海明威创作
论》第十一章）因此，我对他的看法又两样了。
不仅是美国，欧洲如英如法，文坛风气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从前左拉、莫泊桑在一般保
守者眼里看来很不道德，但他们作品还有点含蓄，现代则放纵粗野，令人惊骇。人家说这一
代青年正在愤怒，也可说理智已不能控制他们了。他们何以愤怒，还不是为了心灵上的空
虚。
现在我要谈谈所谓领导潮流，使之趋向正鹄。这是主题，不幸我偏偏无多话可说，因为
过去说得太多，数年前又曾发表过：《文艺功用与其对国民品性的影响》，近又写《文学写
作的修养》，于前一文中，主张文艺有改造人类历史，推进时代巨轮的伟力，从文学本身、
思想和政治、民族运动、法律、社会、教育理论各方面举出若干实例。于后一文中，则主张
我们应该肯定人生，肯定世界，以人类心灵的力量，消灭罪恶，增进幸福。这两文现均收本
集之中，请读者自己参考，不必我再来噜苏了。
六结 论
我国古人每以动物来比喻作家，作家也喜以动物自况。孔子叹息“凤鸟不至”，楚狂接
舆，调侃孔子，也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凤这种祥禽，也惟孔子足以当之。曹子建文
采彪炳，人称“绣虎”。嵇中散家居不仕，声望足以左右世局，钟会比之“卧龙”。李太白
自比高飞九霄的大鹏，作《大鹏赋》大肆吹擂。杜子美最喜咏雄雕与骏马，“皂雕寒始急，
天马老能行”，“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诗中屡见不一；而《去矣行》“君不见鞲上
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述古》“赤骥顿长缨，非无万里姿，
悲鸣泪至地，为问驭者谁……”则真以二物自况了。韩昌黎《上宰相书》，也以不遇伯乐，
则将伏枥以终的千里马，比方自己。这些譬喻的意义都属于好的方面。至魏收有才而轻薄，
人号之为“惊蛱蝶”，林和靖被人嘲为咳嗽林间的“病猕猴”，苏东坡无纸写字，自笑像
“长夜空咬啮”的“饥鼠”，又说自己行动迟滞，好像雨滑泥深，连鞭子也赶不动的“老
牛”，此种比喻，则不甚可爱，惟大都出于游戏，不必深论。又有许多作家或则轻癯以鹤，
或则闲散如鸥，或凄凉似吊月之寒蛩，或失群如天边之孤雁，各随所爱，取以自名，现亦无
庸缕举。生为现代文人，究竟应该做以那一类动物自拟的作家呢？做惯常发出厌世绝望呼声
如怒吼饥鹰的卡莱尔吗？做实行斯多噶主义，忍苦至死如老狼的诗人惠宜吗？做反因病态以
成其美如含珠之贝的颓废耽美文艺家吗？做如叔本华所说，一受世途伤害便永远钻入黑洞野
兽般的近代孤独诗人吗？我理想的作家都不该这样，我的理想作家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所说
的旧时代已没落，新时代将莅临之际的那只神鹫。
一世纪以来，杂糅的学说大都是偏于破坏性的。破坏本来不坏，陈旧腐败的社会，正要
这样扫荡一番，才有新生的机运。可是有许多人因失去了原有的安身立命的境地，投入茫无
边际的旷野，便弄得心慌意乱，手脚无措了。有的回到旧窝，躲在断壁颓垣之下，追寻旧日
的好梦；有的摸索前进，但找不到正确路线，终于误入岐途；有的竟就道旁坐下，一任时代
的狂风暴雨不断袭来。苟安旦夕，终于饥寒而死。但也有一批人，他们有勇气，有胆量，更
有准确的眼光，他们知道旧世界不可久留，应该另觅更美好的迦南福地。他们扬起了大纛，
奏起了雄壮的冲锋号，率领同伴，冲出了雾障，趋向光明，截断了众流，直航大海，锦天绣
地的新环境在前面张开双臂，欢迎着他们，等待他们去开拓，去建设，实现一个比彩虹还灿
烂，较旭日更光辉的人间仙国！
这岂不像弥尔顿所说的那匹神鹫吗？鹫鸟经过了绵长的严冬，旧的羽毛脱落了，换上了
一身新的。它身体里充满了活力，双眼炯炯发光，翘首望着那前面的蔚蓝万里，正待展开两
翼，试作浩荡的长征。看！它盘旋，盘旋，青天在上，碧海在下！看！它飞扬，飞扬，投入
无穷的无穷，永恒的永恒！选自《读与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