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九月上海读《沈从文文集》随想
　　作者：王晓明

　　按照既定的读书计划，我最近通读了十二卷本的《沈从文文集》。因为事先就带着所谓“研究”的功利目的，所以在逐页翻阅的同时，不免随时记下一些即兴的体会。其中有一些似乎是可以用来勉力编织，组成一种对沈从文的系统认识的；但更多的，却显然是那种突然而起的随想，既没有经过周密的思考，也来不及接受作品的验证，我甚至不能肯定，它们是否都值得作进一步的整理和发挥。干脆，就这样把它们一段一段地抄出来吧，即便是山间道旁草丛中的一瓶一纸，有时候不也能获得匆匆行路者的好奇的一瞥么？
　　在理智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多么重要，有一位哲学家甚至断言，生命就是由无数个现在所构成。但是，在感情上，我们却又是那样地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地要一遍一遍地重温往事。说来奇怪，我们感觉最亲切且难忘的，常常并不是孩提时那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也不是开蒙时那师长的鼓励的目光——这些单纯的印象固然使人感到愉悦，但我们真正难忘的却是另一些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一闭上眼睛，我们总是首先记起自己十几岁时的经历。如果你恰巧在这个年龄上遭遇到环境的变迁，譬如由城市来到农村，那初次呈现在你眼前的山坡、河道，田畦尽头的落日，村寨上空的炊烟，以及它们带给你的那种种新奇微妙的感觉，就永远刻在了你的心头。我们更不会忘记自己跨入成年时的那种兴奋，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了“我”的存在，第一次按照自己内心的命令去投入人生，第一次试着给自己选定跨步的方向，整个世界都仿佛变了样子，那些紧张和欣喜，犹豫和欢乐，你真是一辈子都会记忆犹新的。更不要说我们的初恋，我们对异性的第一次隐秘的钟情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激动，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想象，那和意中人擦身而过时的战栗，甚至那周围的一草一木，都会不断地在你脑中重现，使你禁不住要发生新的陶醉。当然，在这些记忆中也有失望，有凄惶，有愤怒，甚至有悲伤，但是，那毕竟是我们生机最旺盛的岁月，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即便是痛苦，那也是因为生命力的跃动才引起的痛苦，就在使你不快的同时，它也让你重新体验到了昔日那些不可遏止的生命的冲动。因此，我们越是远离那一段岁月，这痛苦的记忆就越是变化，种种令人不快的因素仿佛经过了重新的处理，最后汇聚成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和那些单纯使人欢愉的记忆相比，这种淡淡的惆怅显然更容易使你心醉。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对于自己青春年华的深切眷恋，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体验这种激情。也许，是因为只有在那个年龄上，我们的感觉能力才最为活跃，它已经生长健全，却又还没有遇到成见的过分干扰，因此，它这时候摄取的印象就特别鲜明？也许，是因为这些印象渗透了我们自己的青春气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越是远离青春的阶段，在感情上就越是要对它们发生迷恋？也许，这里面还有某种更为深层的种族乃至人类的遗传心理在发生作用？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因为这些解释似乎都对，又似乎都不太对。我只能肯定一点，那就是这种对自己少年岁月的无法抑制的亲切感情，正是人类的一种非常珍贵的美好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它充当了人类艺术的接生婆。如果没有它，恐怕许多伟大艺术品的产生都将是难以想象的。
　　这套《沈从文文集》给我的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和这种美好情感的血缘联系。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我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陷入这种动人的情感里去了。
　　一九八五年初夏，我在北京听一位研究沈从文的专家闲聊，才知道沈从文原来还有那样一个苗族文化的背景，他不但生长在湘西苗族人最集中的区域，而且自身就有着四分之一的苗族血统。我不禁深感兴趣。作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对其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我是从老舍身上就已经看出了的，我相信沈从文的创作肯定会再次证明这一点。这回重读他的小说，我就特别注意这方面的迹象；还真让我想对了，在沈从文的笔下世界里，你简直到处都能感觉到苗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
　　最触目的，自然是那些直接描述苗族生活的作品。无论是写于二十年代晚期的《阿丽丝中国游记》，还是三十年代末问世的散文集《湘西》，只要一谈到苗族的历史和风情，沈从文就立刻会改变那种惯常的含蓄态度，毫不掩饰地夸赞苗人如何纯朴，怎样善良，同时更愤慨地数落历朝历代的中原统治者如何对苗族人民肆行压榨，看那口气和姿态，简直像一个苗族的代言人。至于那些描绘苗族青年恋爱故事的小说，譬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和《神巫之爱》，就更是不遗余力，仿佛把世间一切美丽的形容词都堆到人物身头，他都还嫌不够。每当读到这些地方，我都忍不住要暗暗发笑，作家为苗族人民唱颂歌的心情，未免也太急切了。
　　但我说他的艺术世界处处体现出苗族文化背景的影响，却主要不是指这些天真的颂歌。你仔细端详他的抒情姿态就会发现，正是在这里，才更鲜明地闪射出苗族传统心理的折光。仅从我翻阅的少数几本介绍苗族概况的历史和地理著作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苗族人民经受了多么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狂悲大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托庇于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化外之民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
　　我上面的这一番概括当然是片面的，可就是依这样片面的角度望过去，也已经能在沈从文笔下看到不少与之契合的例证了。那渗透他几乎全部创作的对于都市文明的反感情绪，那总是将沉痛隐蔽起来，而以平静的语气出之的叙述态度，那烘托诗意的神来之笔和冗长乏味的分析文字之间触目的不协调，还有那经常会溢露出来的不被人理解的孤独和傲气：仅仅从这些现象背后，我们是不是就已经窥见了那苗族文化心理的暗中牵制呢？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批评对象的客观性的怀疑与日俱增，“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自己”的响亮口号，已经传遍了整个文学批评界，甚至还有一位外国的汉学家，以所谓“创造性误解”的说法，博得了不少中国同行的赞同。但是，尽管如此，我对沈从文的小说读得越多，却越是禁不住想从另一方面来作个补充：我们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终究只能说出一家之言的大前提下，恐怕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贴近我们的研究对象，努力体会作家打量世界的独特眼光，掌握他从事创作的基本出发点。①也许我是太固执了，我总以为，批评家无权空悬一把标尺去衡量作家，严格说来，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艺术世界就越是独特，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与众不同的尺寸建造起来的，批评家只有在初步掌握了建造者的那一套独特尺度以后，才可能比较准确地看出，这个世界哪些地方是最精巧，哪些地方又有缺陷。如果连这第一步的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到，就一头扎进自己的主观理解当中去，那就很可能会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弄出许多并非创造性的误解来。
　　就以沈从文为例吧，我们看他的身世、自传就能够知道，他的全部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也都在作证：他是一个颇为独特的作家。和同时代许多认真描绘现实景况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记忆吸引住的人；而和那些对自己的印象世界有明确分析的作家又不同，吸引他的主要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一种如薄雾般飘忽的心境，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情绪，他极力想捉住它们，在稿纸上绘出它们，却又总是捉不牢，绘不清，看看像是把握住了，写出来却觉得远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常常为此苦恼着，一直到结束自己的创作生涯，他都不敢说已经基本上解除了这种苦恼。他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当然有许多原因，我无法在这里一一罗列。但我却愿意指出，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生苦难之类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费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一种情绪。你可以责备他这做法不合时宜，但却不能否认，那种朦胧的情绪，正是他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用来建造自己小说世界的基本材料。不论我们预备从怎样的角度去评判他，最初的分析恐怕都应该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开始。
　　也正因为这样，我很难赞同过去对沈从文的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在我看来，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你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我们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实体性。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的那种神往和迷醉感情，你又怎么能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你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我并不认为沈从文的小说就十全十美，对于有些过于亢奋的溢美之辞，我虽然能够理解，却也并不赞同。我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我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在阅读他作品的过程中，我接连不断地获得各种彼此矛盾的印象。他分明一直主张作家不要去管政治，可他自己的小说中，却有好几篇都是在刻画革命者的英姿。他早期也曾分出一部分精力去描绘都市里的各种人物，不用说，他的脸色是不大好看的，几乎篇篇都表现出抑制不住的敌意；可有时候，他又会一反常态，以一种暗含欣赏的态度来描绘都市青年，如果不看署名，我还会怀疑这是否出自他的手笔。当然，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风情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你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如果我们转入纯粹艺术形式的领域里，那矛盾的现象就更多了。他分明是一个讲究含蓄的作家，可你读读那一篇《哨兵》，那对鬼魂的渲染多么用力。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有点像散文，似乎他并不怎样注意结构的锻炼，可你看看《灯》那样的小说就会明白，他其实是非常喜欢摆弄结构的。他的确可以说是一个不擅长凭空虚构的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自己的亲历或耳闻作底版，可你如果真把他对自己的许多描述当作实事，却又是上他的当了，那分明有许多是他编造出来的呢。
　　但我真正感到沈从文的复杂，还是在读完文集的最末一本。掩卷回想之后，我越来越认真地感觉到，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都市，赞美湘西，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我不怀疑他对绅士阶级的憎恶，他对那班教授先生们的尖刻的讽刺，也无疑是出自真心。可是，他自己不就在努力加入绅士阶级的行列，也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了吗？他那样热烈地赞美乡下人单纯朴素的性爱关系，可在自己的恋爱生活里，他却不也像那些遭他白眼的知识分子一样，寄出过一封接一封美丽动人的情书吗？倘说他在感情上始终和那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在实际的行为上，他却越来越和那都市的精华——知识阶级融合在一起了。在许多时候，他似乎仅仅只在笔下倾心于过去，一旦离开写字台，他倒还是愿意获取现在的青睐的——如果我这样说，该不是毫无根据的武断之论吧？
　　人总是矛盾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的整个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除非他真正实践他在一篇小说集序言中宣布的计划，重新回到那个湘西土著军队的司书的位置上去，他就不要想摆脱这个矛盾。它必然会贯穿他的整个文学活动，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他的文学成就。我不禁想，如果抓住这一点分析下去，说不定有可能获得若干意想不到的结论呢。我为什么不这样来试一试？
　　这一次的阅读经验使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个试图去分析作家内心状态的研究者的困境是多么严重。他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他自己的阅读感受，其他一切材料，实际上都仅仅只有参考的价值。可是，一个人阅读时的感受是一回事，他事后对这感受的归纳又是一回事；每一个新的印象都会改变原有的感受，而你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每个新的印象本身又是那样地充满了矛盾：如果研究者最终凭借的，竟只能是这样一种微妙多变的东西，他能不陷入困境吗？如果他干脆就是在借题发挥，那倒省事，放手挥洒就是了。可如果他偏还要想显得客观一些，想使自己的判断多少带有一点学术性，那他简直就是困难重重。在把自己的感觉确定为分析依据的时候，他必须特别小心，稍一恍惚，就可能滑到以意为之的歧路上去。①说句实话，以我们目前的精神准备，究竟能否摆脱这方面的困境，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现在的研究到底能达到多大的学术性。堆在书桌上的这十二卷《沈从文文集》，就在赫然地向我作着严峻的挑战。

　　一九八七年二月

（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