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八月上海另外一种散文——读周作人的《乌篷船》
作者：王晓明

　　我知道有不少人都推崇周作人的散文《乌篷船》。可说实话，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却完全不以为然。就那样寥寥几句枯燥的介绍，什么“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什么“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一点感情色彩都没有，简直像工匠在对买主作说明。全文只有一千几百字，可你看文章的开头部分，第一段的结尾是“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第二段的开头又是“我所要告诉你的”，多么罗嗦？真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要推崇它。
　　一直到现在，我也不认为《乌篷船》就是怎样难得的漂亮文章，它和它的名气总有点不太相符。但我却愿意在这里说一说第二次阅读的感受。那是在一个凉风习习的秋夜，四周都很安静，我不觉又翻开了《乌篷船》。这一回读得很仔细，一行一行看下去，也真奇怪，我的感受竟和初读时完全不同了。文章的开头不再显得罗嗦了，正是从那些似乎有些重复的字句中，我体味出一种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从容心境，一种故意用轻描淡写掩盖起来的思乡感情。那些工匠式的介绍也不显得枯燥了，你看那几句对船头的描述：“船头著眉目，状如老虎，但仍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这不分明流露出了对家乡风物的亲近感情？尽管作者的语气很平静，我们却不难揣想他那副津津乐道的表情。那些似乎漠然而处的形容句更都一个个活动了起来：跨上脚划的小船，“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这感受多么真切，我仿佛也坐在左右摇晃的小划子里，迎着岸边的泥土和小草靠过去了。
　　越往下读，我越觉得当初真读得太粗心。作者哪里只是在冷淡地作介绍，到文章的后半部分，分明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看上去他是在历数沿河的景致，从岸旁的乌桕、红蓼和白苹，到稍远处时时可见的山，各式各样迎面而来的桥，都记得那样清楚；看上去他是在讲述夜航的趣味，从舷下的水声橹声，到岸上的犬吠鸡鸣，描绘得那样生动；看上去他是在怅叹旧俗的衰亡，从庙戏如何有趣直说到那些新建的“海式”剧场多么粗俗，好恶又是那样分明！可实际上，这一切都不是他要说的主要的话。他并不仅仅要告诉我们他家乡有哪些风物，他更要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领略这些风物。他一开头就告诫说：“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的，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这岂不太慢了吗？可作者说，正是要这样慢：“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写到雇船看庙戏时，他更明白说：“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原来，作者笔下的那些山、水、树、桥，都是要用这样慢悠悠的态度才能欣赏的，重要的不是田园景致，而是抱着闲适的心情去亲近它们。不是匆匆忙忙，更不是步履沉重；不是愁容满面，更不是怒气冲冲；心平气和，悠闲自在，不惊不乍，随遇而安——这似乎就是《乌篷船》作者偏嗜的处世态度，在他心目中，故乡绍兴的山山水水正是为实践这种态度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环境。与其说他是在向我们介绍乌篷船，不如说是在引诱我们像他那样去乘坐乌篷船。
　　我并不是十分性急的人，为什么最初却没能看出这一点呢？是不是因为没有料到，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作者竟会推崇这样一种恬静的心境？《乌篷船》写于一九二六年初的北京，那正是大革命震撼全国的前夕，北方故都一片黑暗。许多有血性的文艺青年纷纷南下，投身北伐的事业。就在作者写下这篇散文的半年以后，他的胞兄鲁迅也离京南行。满眼是地狱的景象，也许格外要向记忆中的家乡旧事去寻取慰藉，但看看鲁迅写于这时期的回忆散文，譬如《狗·猫·鼠》和《二十四孝图》吧，它们充盈着多么强烈的战斗激情。为什么周作人却要显露这样一副淡然无争的情绪呢？
　　他比鲁迅年少四岁，早年也和鲁迅一样东渡日本留学。他禀赋聪颖，精通日语，又通英语和希腊语，中国的古书也看了很多，以至被人誉为“博识”。一九一一年回国以后，他也和许多人一样深恶黑暗的社会现实，“五四”文学革命时，他就曾举起人道主义文学的旗帜，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更在挽联上奋笔直书：“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①但是，就在这积极入世的姿态背后，却还隐伏着另一种情感，那就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悲观看法。他曾说：“昔者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曰，‘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②在写于一九三三年的《知堂文集序》里，他更说自己“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使人想起鲁迅，他也同样痛感到封建历史的沉重因袭，也曾多次以宋末、明初的黑暗世道来例比现实。但在鲁迅，失望越深，反越煽旺了“绝望的抗争”的冲动；而在周作人，博识和敏感加在一起，却蒸发出一股销蚀斗志的冷气。倘说鲁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作人却可以说是知其不可为就不为。在愚民专制的国度里，清醒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但如果被这清醒浇灭了热情，那就反而成了坏事。周作人似乎正是这样，年岁越长，阅历越深，他就越少有激动的时刻。既然不相信有身外的目标可以追寻，他就只能以调整主观态度来稳定自己；既然无需急急地赶向前方，那就干脆放慢脚步，随意游逛消闲吧。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他在《雨天的书》的序言中写道：“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虽然“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他却仍然祈望自己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很怀念那种“田园诗的境界”。①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似乎还在田园诗和道德文章之间犹豫不定，一面追求平和的情趣，一面也禁不住要发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那样的怒叫。但到写于一九三五年春天的《关于写文章》里，他却明确宣布了自己的选择：“我想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写得出一两篇比较可以给人看的文章。”②倘按照这个标准，《乌篷船》大概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
　　原来，周作人并不是真正的田园诗人，他对那种恬淡闲适的心境的追求不过表明了他的惶惑，他的无可奈何，就像一个被乱兵破了宅门的新派秀才，他只好学着去当隐士。《乌篷船》也不是真正的田园诗，说得夸张一点，它不过标示着作者的一条自救之道。倘若从那些平平淡淡的文句中，你已经感受到一种平和恬静的清酒态度，那就不妨再把眼光放开一点，看看这篇散文的作者和他置身的时代，你也许还能从这种特别的人生态度背后窥见一丝逃避哲学的影子呢。可悲的是，那个动荡的时代并没有给隐士划出一块静地，周作人终究未能避开世事的纷扰。而从知其不可为就不为的消极立场上，是很容易滑进无可无不可的深渊的，四十年代他在民族大义上的严重失节，就是明证。
　　有许多散文一下子就能够吸引住我们。因为它们那饱含深情的辞句和激动人心的内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就像把你拉到一道壮阔的大瀑前面，不由得你不动心。但也还有另一种散文，它本身并没有涂着鲜艳的色彩来惊撼我们，但在它那些貌似平常的辞句后面，却往往流动着一种特别的情趣，宛若浓荫下的一条暗溪，悄悄地滋润我们的心田。周作人的《乌篷船》似乎就属于这一类，倘在嘈杂的车厢里一目十行，你很可能觉得它淡而无味；但如果在静夜的台灯下从容品味，你或许却会在掩卷之后浮出会心的一笑呢。

　　一九八四年十月上海

（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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