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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王蒙
差不多二十三年前的一篇习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题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时恢复了原稿的这个名称，即将出版的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选中，所收也是后一个版本)，最近被宣布“落实政策”了。这里，我暂不想谈小说的短长、作者的感想，只想说明几个曾被误解的情况。
影射
1957年初，有一篇批评文章写道：“作品的影射，还不止于此……”，当时，有一些朋友读后对影射二字颇表愤慨。但我一点也没愤慨，原因是——说来惭愧，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影射，嗅不出这两个字后面的血腥气味。我的小说就是写了缺陷、阴暗面，而且是写的一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大胆直书，百无禁忌，影射于我，何用之有？按，影射的目的无非是遮掩，影射的规律则是借古讽今，以远喻近，说自然现象而实指政治生活；却不会是相反。“帮犬”诬画三虎是为林彪翻案，瘦骆驼是攻击国民经济；却不会反过来指责哪一篇谈林彪的文章是有意与北京动物园里的小老虎过不去。那么，五十年代的中共××区委员会又能是影射什么呢？难道是影射唐宋官府？语近梦呓了。作者自幼受到党的教育，视党为亲娘，孩子在亲娘面前容易放肆，也不妨给以教训，但孩子不会动心眼来影射母亲。说实话，当时不足二十二岁的作者要真知道影射和陷人影射之类的把戏，提高点警惕，倒说不定好一些：含蓄一些，周密一些，分寸感强一些，辫子和空子少留一些。例如，全篇除一处提到《北京日报》以外再无一处提到过故事发生在北京，而仅仅为了北京有没有官僚主义就引起了那么多指责，以至惊动了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讲话，才得以平息(暂时平息了)。如果作者成熟一点，本来完全不必提北京，并从而可以少找许多麻烦的。不知道解放以后陷人影射之说是否从那篇文章开始的，反正影射这个概念既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也突破了法学的范畴，陷人影射不需要证据和逻辑，自我辩护未曾影射也无法剖胸献心。桃峰就是桃园，三虎就是林彪，作这种判断的人比陆峥嵘都不如，陆峥嵘总还手提着一个(哪怕是假的)“忠诚探测器”，还要探测一下的嘛。
比喻
小说中的人物赵慧文有一处提到洋槐花，说这花“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辈分析说，作品用牡丹比喻党政领导干部，用桃李比喻芸芸众生，而赵慧文自诩清高，自我比附为小白花。看了这个分析我深深为这位前辈的思想的深邃与敏锐、想象力的丰富与奇妙而赞叹。而且，我也觉得这种分析并非凭空得来。确实，小说中的林震、赵慧文就是有某种清高思想，他们实该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改造世界观，逐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我也惭愧，因为我写花时只不过信手拈来，写那时的季节，写赵慧文的女性的细心，写“感情的波流”，总之，我写的是花，没有将花比君子，没有微言大义。形象思维有自己的规律，形象思维不是图解，如果认为描写花鸟虫鱼、风霜雨露、山水沟坎都在比喻什么，请试试看，写出来会是什么虚伪造作的货色！读者和批评家可能从作品的形象中得到某种启示、联想和引申，然而，这只能是读者和批评家在“兴”，却不是作者在“比”。顺便说一句，比兴经常连用，但比兴是颇为有别的。视兴为比，难免失诸胶柱鼓瑟。与此类似，有人说刘世吾的谐音是刘事务，可见作者视刘世吾为事务主义者。这对于作者也无异于说梦。作者当时根本不懂得用谐音来帮助自己的人物亮相，如先进人物姓洪、坏蛋姓刁之类。这篇小说里人物的名称是这样起的：作者有一批老战友，作者取他们的名字，改换了姓氏，乱点鸳鸯谱，便成了小说人物的姓名。作者在这里和他的老友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那么回事。还有人问，雨夜吃馄钝一节为何写到一个小女孩进饭铺避雨；听意大利随想曲一节为何要写音乐节目后是剧场实况；是废笔吗？败笔吗？别有奥妙吗？答：都不是。写避雨才有雨意，写广播剧场实况才有周末感。作品是写生活；生活的画面和音响就是如此。
查究
小说一发表，引起了许多好同志的不安。他写的是谁？他对哪个领导不满？他写的是哪个区委组织部？他要干什么？谁向他透露了组织部的情况？难道××同志或××区委是这样的吗？舆论如此之强烈，直接影响了作者与他的一些老同志、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甚至一位对小说倍加赞扬的读者也著文断言，林震显然是作者的化身。还有一位同志自称是林震的模特儿，并因而遭受了批判。呜呼！小说来自生活，它有生活的影子，有生活的气息，但它不是生活的复制。面包来自小麦，小麦来自泥土，但三者互有质的差别；当人们为一块面包是否烤得好而忧虑、而争执的时候，大可不必组织土壤学家去考察麦地。而写小说的人只要不是一个卑劣的恶棍，总不会利用小说攻击某个人、某个单位；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企图挟嫌泄愤的恶棍一般不会写出什么象样的小说来吧？文艺创作和刀笔词讼，毕竟是“隔行”，所以“如隔山”。如果你感到小说中的某人某事象生活中的某人某事，这也只是象其一点而已；我们可以从作品中得到共鸣、得到启示，也可以对小说有所不满足，有所批评或者反对，但不要按照新闻报道来要求小说吧，要相信小说是虚构，虚构就不是真人真事。否则，这不但会给作者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也影响百花的盛开。造成“余悸”的不仅有坏人的棍子，也还有好同志的误解。
附注：作者手边既无小说也无当年的评论文字，这篇小文纯系按记忆所写，错讹难免，望读者指正。
七九年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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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章由“秋早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