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漫谈的王小波师承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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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波先生已然作古，那些学界的博士、文坛的才子还在他遗留下的“精神的家园”里翻耕不已，最近又出版了一本名曰《不能沉默》的书，对真的沦入“沉默的大多数”中的小波却极尽赞誉之能事。笔者于小波之书所读甚少——虽则他的作品本来就不多，笔者却连这寥寥无几的作品也未卒读——这对于死者确是有些不恭的。不过，如果他知道比他更有名气的作家的全集笔者也并未读过几种，他想必也该视不足为满足了——残缺之为美，不是吗？那么，为什么我不读完他的作品呢？不外两个原因，首先是缺乏文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其次是他的有些观点过于偏激，甚至有点“媚雅”的意味，譬如他对待“经典”的态度，就很难让人接受。下面试简略析之：

　　在他的杂文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中有一篇《欣赏经典》，在这篇文章中，王小波举了一个例子来证实“经典”之不可多读。他说：“有个美国外交官，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呆了十年。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看过三百遍《天鹅湖》。……后来很有点吃不消。……他拿到调令离开苏联时，如释重负地说道：这回可好了，可以不看‘天鹅湖’了。”接着他又说：“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驴饮了。”读到这里，笔者不禁产生了疑惑，首先依据一个极其特殊的个例来判断群体，确实不够严谨。其次，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此个例简直算不上个例，因为这个外交官是为了“应酬”才去看戏的，他那里是去欣赏艺术，他是去工作，他只是把他的工作场所搬到剧院里而已。如果说他感到厌倦，那也是对这一外交官必须履行的特殊工作的厌倦，而不是对艺术之本真的厌倦。笔者甚至怀疑他有无欣赏艺术的天份。如果有的话，他应该感谢上天为他所作的安排，在拿工资的同时也能欣赏到艺术，世间还有比这更令人神往的吗？《天鹅湖》无疑是芭蕾舞剧的经典之作，那些终其一生从事这一舞蹈的演员们，她们表演了何止三百次，如果说到厌倦，笔者认为这些在舞台上蹦跳的天使们才最有资格，她们每次谢妆，都疲惫不堪，仿佛一下衰老了几年，但当音乐响起，她们又中了魔法似的，轻盈起来，像一小片云在舞台上旋转不已。除了对美的倾倒，对艺术的忠贞不渝，还有什么力量驱使她们义无反顾地奉献出青春的肉体或肉体的青春呢？直到她们被岁月捉住了，像落进蛛网的蛾子再也跳不起来了，她们在不得不放弃的同时肯定会感到莫大的悲哀，因为她们离开的不仅是舞台，还有青春，甚至爱情，她们在向美好的岁月告别……无论如何，她们是不会像卸任的“外交官”那样轻松的。

　　至于《红楼梦》中谈到的“饮茶”的掌故，更不足为凭。这话如果出自“茶圣”陆羽之口，倒还值得深思，而妙玉那等纤细的腰儿即便敞开量去饮又能喝得下几杯？笔者读《全唐诗》至三百八十八卷，发现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写得很有意思，今录其一节如下：“一椀喉吻润，两椀破孤闷。三椀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灵仙。七椀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吃不得”的第七椀，显然不是不想吃，不能吃，而是根本来不及吃，就飘飘欲仙，直要乘风归去了。如此吃茶，才不负雅人深致。只是此等乐趣，宜向玉川真人道，难与红楼女儿言。而且，为什么对待“经典”的态度不能像李白对待酒一样呢？“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醉他三百场”，这是多么豪迈的壮举。

　　进言之，《红楼》中所说的是一次不能吃茶太多，并没说终其一生，仅吃茶一次，她们显然是吃了还要吃，一天也许要吃很多次。那些十三、四岁的少女既不从事体力劳动，又不做健美锻炼，处在茜纱窗下，斑竹丛中，一次吃茶一杯，平心而论，也不能算太少，何况杯子还有浅深之别呢；至于贾宝玉，显见的是个泥土堆成的浊物，只怕不做驴饮难以让他的肚皮满足。在这里王小波犯了个偷换概念的错误：妙玉的意思是，每次不能吃茶太多，言外之意就是吃茶的次数一定要多，看她收藏的那些美焕绝伦的器皿，显然不是为了仅吃一次而准备的，即便单单为了欣赏这些器皿的美，她也会每天多吃上几次的，不是吗？小波却理解成吃茶的次数一定要少，仿佛他得到的是一杯仙茶，只要吃上一杯，一辈子就再也不会口渴了似的。吃茶多少，要看自己的肚量，与新陈代谢的能力，还要看当时的心境，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可以是肯定的，就是若想得到茶的好处，唯一的办法就是经常地吃。笔者从有关资料中获悉：新西兰每年要从中国进口大宗的茶叶，岛上不产茶，当地居民却嗜茶如命，据说有早茶、午茶、晚茶、饭前茶、饭后茶等多种名目，每天均不得少于七道。照此看来，他们即便每次饮不多，也可以与语夫茶道之趣了。

　　对待“经典”也需要这种习惯的养成，每次毋须看得太多，但要不停地看，“一日曝，十日寒”，是无从领略“经典”之底蕴的。但“经典”之成为“经典”，还有一个妙处，那就是看一句有一句之用，作为“普通读者”的你我，甚至无须通读全文，仅是读其一节，如果反复体味，也可“举一隅而反三隅”，终此一生，受益无穷。从另一方面而言，但凡“经典”，无不言简意赅，几乎每一句都含有巨大的信息量，它也不允许你随随便便地囫囵着吞下去。譬如《论语》，单其文本，一个上午就可以读上一遍，但读过之后，能记住的固然很少，而能理解的更少。这就需要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遭际下分别读之，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日，中年读书如庭前观景，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才是读书人的真精神，真写照。另外，还有一读书的态度问题，《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读书时总要预先燃起香案，在书桌上铺上稠子，沐浴后端端正正坐下，把书一页页小心翼翼地打开。确实，那些死而留其声的经典作家是当得起这一崇敬的。而现代的读者，在还没翻开书页之前，就暗怀一卑鄙的批判之心，无鉴己之明镜，凭斗屑之残器，欲量衡天下之事，古今之人，能不入歧路者也几稀！试问，如此读书，有何意义呢？譬如孔子，连司马迁、朱熹这样的人物都拜服得五体投地，何物小子，竟敢出其长舌，肆其滥言，甚而否定他存在的价值，岂不是螳臂当车，更形其不自量力吗？

　　小波还说即便是“经典”，“看得多了，就不能欣赏到艺术”，笔者对此更是不敢苟同。《唐人轶事汇编》卷六引《隋唐佳话》云：“阎立本家代（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得虚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更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他在三天的观赏中，对此壁上的每一笔描摹了何止三百次，终于领悟了此画的精义，却还要留宿其下，坐卧观之，辗转而不能去，是什么打动了他的情痴呢？为什么他对自己已经理解的东西还迷恋不已呢？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妙人儿，经过交往终于发现了她内在的美，这时候充溢我们心灵的除了与她长久地居在一起的愿望外，难道还有别的念头吗？又《大唐新语》卷十一载：“（唐）太宗尝与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召坐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旧唐书》本传也有相似的记载。可见他也不是把绘画看做多么崇高的荣誉，也不是不想戒掉，只是心有所爱，无从割舍，以至于见到他人的真迹，就一往有深情，留连不能去，非餐宿其下，尽情揣摩不可，那里会有什么厌倦这类奢侈的情绪呢？从另一方面而言，一个大画家领悟另一个大画家的作品，其难尚且如此，如我等常人又谈何容易；奇怪的是，愈是对艺术无知的人，愈是容易对艺术傲慢起来，崇拜土地的只能是耕耘者，不是吗？

文化批判——《漫谈的王小波师承的“经典之二 

　　如果说王小波在这篇文章中对“经典”的态度还仅是值得商榷，那他在《我看国学》那篇文章中所说的就简直是有些糊涂了。他说：“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想，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孔子是否“可爱”，这是另一个问题，兹处不作详细分解。虽然《史记·孔子世家》中早就说过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而且此书的“微言大义”，在当时就使“乱臣贼子惧”。实在说孔子是一个愤怒的人，这从他任鲁国大司寇不几天就诛少正卯即可看出，他的一派祥和天真不过是对同道者而言的。在《论语》中很有一些决绝的话语。随便举几个例子：如十七章《阳货》“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欤？”“乡原，德之贼也。”“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至于第十四章《宪问》“原壤夷俟（注：原壤，鲁人，孔子故旧。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逊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就更显示出孔子“见不仁而怒之斯为仁矣”的勇气，对故旧尚且如此，对弟子必然更严厉。王小波说在孔子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因之也愿意“去上孔老夫子的学”，他肯定是没读到这一章，不然就是很乐意品受“以杖叩其胫”的滋味。

　　笔者有位韩国朋友，他《论语》读了十年，敢说不下五百遍，但每回读之，都觉胜义纷呈，如行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使人目不暇给。笔者以前也读过几遍《论语》，总是感受不深，这次受了感染，便寻到梁朝黄侃的《论语义疏》（《丛书集成》本）细细读之，才有所感受，后又取《论语正义》读之，仿佛进入一片原始森林，觉其每一句，都是一本大书的标题，在其下面还潜藏着巨大的难以为常人所知的实体。王小波认为孔子不过是说了一些大实话，这不错，但这些“话”之所以“实而且大”或“大而且实”，原因何在！我们都知道，树之意义在于它长出地面的那一部分，在于树枝上的果实，但果实是不能脱离树根而存在的，是树根赋予果实以意义。毫无疑问，《论语》是东方文化的元典，是汉民族最早饮用的泉源之一，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存在于它的本身。从古至今，为这本书作阐释的学者的数以万记，流传下来的也有三千余种，在先秦典籍中得到的重视是无与伦比的。而且《论语》所凝聚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发展，都有变化，汉朝的古文与今文学家，魏晋的玄学家，两宋的理学家，明代的心学家，从董仲舒到程颐，从朱熹到王阳明，那些最杰出的思者，几乎无一不把它作为盛放并澄清自己所想的容器。如果仅仅是读了《论语》那寥寥万余字的文本，就因之断定孔子“没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这就如啃着大树上掉下的果子却嘲笑生成大树的根一样没有道理；难道说在这个时代，所谓的“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的风度就兴如此吗？

　　众所周知，正是孔子的存在才使得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与我们相距并不遥远，且永远也不会遥远，他不仅是我们返回远古的途径，也是我们认识自身的一面镜子，他仿佛就在我们的“三人之行”中，循循然善诱人，而且与其说他生活在我们之中，无宁说是我们生活在他的庇护之下。在《左传》中当然也有一些非常真实的人物，如郑国的子产，但还没有那一个能比《论语》中孔子的形象更丰满，更真实。太史公写完《孔子世家》时忍不住说了一番感情充溢的话：“《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廻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不能不说是华夏读书人共同的心声。太史公显然拥有比孔子更多的学问，也掌握了更优越的语言，他足迹所到之处也不比孔子更少，他也经受过真实的苦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信心，但他却把孔子这位“素王”排到了“世家”的行列，将其事迹年经月纬，与写《本纪》相似，还给孔子的弟子立传，并给予孔子他不可能再给予别人的赞誉，原因何在？如果非要说出不可的话，那就是他在孔子那里发现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太史公自觉是自己所达不到的——使太史公倾倒的是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郁郁乎文哉的人格的力量。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上，孔子可以说是唯一的完人，假使这世界不存在完人，那他也是走在通往完人的道路上，如果说并非仅他一个人行走在这条道路上，那也可以相信他是走在这条道路的最前面，后行者依稀望见的只能是他的背影，听到的也仅是他言论的回声……

　　孔子的言论，保存在《论语》里的仅为很少的一部分，在《左传》、《礼记》、《韩诗外传》、《说苑》等经典中还存有大量的孔子的言语。《左传》里的“君子曰”几乎就是“孔子曰”，即便《庄子》也要借孔子之口来阐述自己的理论。孔子就像一棵树，根系遍布先秦的每一块土壤，其思想在诸子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其中以《孟子》一书最为直接也较为细腻。孟子是孔子的羽翼，故古人以“亚圣”誉之，若无《孟子》一书，《论语》将很难理解。

　　孟子也是在“世人皆欲杀”的时代，独立于苍茫寥落之野，他怎么可能不愤怒呢？王小波说：“《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也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笔者不知他是在说气话，还是表明自己经过深思熟虑才得到的论点，如果是后者，将不能不为小波感到遗憾与悲哀。《孟子》的思想真的就一无是处，华夏子孙眼睁睁地受了他两千年的欺骗，直到今天才有人敢于戳穿这层虚伪的窗纸——这与其说是勇气，无宁说是“强不知以为知”。不论孟子的民主意识，单从养气说、心性说这些纯粹的哲学范畴来审视，《孟子》一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罕有其匹。朱熹的理学直接发源于此，而理学在明代即具有涵盖整个东方的意义。从《孟子》书中发现，孟子似乎不如孔子随和，也不如孔子幽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孟子的弟子就不如孔子的弟子多，也不如孔子的弟子那么有趣，翻开《论语》就会发现，孔子的弟子是很善于应对老师所问，启发老师所思的。其次，孟子的著作乃手自编定，不可能夹杂那么多有趣却无用的东西；而《论语》则是孔子弟子回忆老师之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的一部书，有传其人的一面，读者因之感到亲切一些，也是很自然的。况且孟子处在战国末期，更有日暮途穷之感，又加他至死都是一介布衣，徒托空言以垂后世，即便言辞有些过激，也无可非议，因为在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他显然是毫无“干”的权力；而孔子毕竟还享受过实践自己理论的乐趣。再者，在孔子时代异端邪说还少，因之，孔子只须删五经、定礼乐就聊以自慰了；而孟子则必须孤军奋战，争取自己思想的正统地位。他之不同墨子、杨朱握手，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尖锐斗争之必然；他必须捍卫自己的领地，坚守自己的位置，任何退让都是对自己理想的不忠诚。而“文化革命”乃是群体间无理性的胡闹，这同孤身一人欲解苍生之倒悬的孟子不可同日而语。王小波在这里显然是犯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毛病，把“文革”对他的伤害怪罪到两千年前的孟子身上。也许他并不知道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即言论如果不与当政者的权力结合起来是伤害不到任何人的。在“文革”中那些不幸死去的人，杀害他们的并不是言论的旋涡，而是极权者的棍棒，这已是无须多谈的事实。笔者不明白的是，既然王小波也不是愿意跟孟子握手的那种人，他为什么还反对孟子也保留自己不跟杨朱、墨子握手的权利呢？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王小波在此文中讲了一个“二战”时期的故事，说：“二战其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他接着说：“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的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嚼。……”笔者不愿意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还是觉得他说至此处，有点入魔的味道，首先以“口香糖”这舶来品比拟中国文化的元典，就不伦不类。“口香糖”是什么呢？除了在短期内能改变一些口腔气味外，难道说还有别的对人体的比较实在的滋补吗？这类东西，不要说两个小时，两分钟也太多了，因为人体的生存跟本就不需要这个。那些喜欢咀嚼此类玩意的嘴唇，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印到另一张嘴唇上时不至于让对方感到恶心而已。

　　而那些伟大的元典，较为切近的比喻应该是“母亲的乳汁”。母亲的乳汁是不可能太多的，不可能让你拼上劲儿一气吸上两百个小时。虽然，在这个后现代时期，很多年轻的母亲为了保持形体之美，再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吃到自己的奶了，但科学还是没能发明出一种东西能比“母亲的乳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不是吗？那些用奶粉灌大的孩子，除了在父母离异时极大地降低了成为障碍的可能性外，我没有发现还拥有什么别的长处。由于孩子再也吃不到母亲的奶，母子之间的感情将永远处于分离状态，这也是世界不再安定的因素之一。至于那些自封的美食家，谈到自己所品尝的美味时，最容易忘记的正是“母亲的乳汁”。确实，“母亲的乳汁”达不到“色香味形”俱全的完美境界。它既不能引发快感，也不能刺激性欲。那些走向成年的孩子对它除了遗忘，不可能有别的回报，因为他们的胃里早已充满了“口香糖”之类机器制造出来的缺乏人味的东西。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元典，这是她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据，对元典的最为轻微的忽视也会造成巨大的悲剧。——那些古老的格言警训，在平日我们总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一旦违背了，就只好同它一起哀悼我们已经失去的一切。“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毁掉了几代人，其原因就在于此。王小波本人也在被害者之列，对此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正是悲哀中最令人沉痛的，不是吗？我们没法面对未来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能了解自己的过去。“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大自然从来就不像人类这样容易忘恩，你看：河流无论流淌多久，能忘却源泉，忘却自己的源泉，将自己同源泉切断吗？如果是这样，那河流就不得不停止流淌！箭无论飞得多么快，能忘却弓弦吗？如果是这样，那它的飞行就不得不告结束！船儿无论行驶在那一片大海上，能拒绝海岸吗？如果是这样，那它在航行中就不得不毁灭自己！花儿无论开得多么热烈，它能拒绝把自己高高托起的茎吗？如果是这样，它就不得不凋谢！雨点无论落得多远，它能忘却自己所由落下的苍穹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就不得不溃散！……而我们每个人，独自栖止在大地上，瞬息间就是傍晚，你又能再变成谁呢？我们能从一个并非我们父亲的父亲那里得到种子，从一个并非我们母亲的母亲那里降生吗？

文化批判——《漫谈的王小波师承的“经典》之三 

　　古人说过：“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可怜的王小波，却连“四十九岁”都没能活到，他虽逾“不惑之年”，却还不足以与之语夫“天命”，更不能与之“乐夫天命悉复疑”。他的不幸在于生活在那个不幸的时代，他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与局限，这不但从他对待“经典”的态度可以看出，从他对文学的见解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已经被时代的激流冲出了多么远。在《我的师承》这篇文章中，他说到自己得益于一些译本，笔者相信他没说谎话，因为在他的行文中根本看不到秦汉散文与唐诗宋词的影响，更遑论齐梁小品了。他重视查良铮的译文，笔者对《青铜骑士》没有细读，也无甚非议；只是觉得他对王道乾先生所译的《情人》倾倒备至，似乎大可不必。因为在他所引的开头一段，笔者就发现一处误译，此误译并非对原作缺乏理解，而是对汉语本身还把握的不到家。今摘录如下：“……，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显然译者是想说“我来是特为告诉你”，而“我是特为来告诉你”，算什么话呢？在这里原作者强调的是“我来”，这个“来”字必须放在“是”前才有意义。笔者手头没有王先生的译著，但愿是小波引错了，不然他师承于此，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为自己骄傲的道理。从另一方面而言，以王先生之大才，为什么放着那么多英美名著不译，却去译早被别人译过的小小的《情人》呢？莫非也有某种老而自伤的情结，需要借此以宣泄。《情人》这本小书弥漫着一股极其浓郁的自恋情绪，笔者打开多次，都难以卒读，至今还闹不清它获“龚古尔奖”的原由。小波放着《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巨著不去仿效，却迷恋于《情人》的柔波之中而不能自拔，莫非真的在“情人”的眼睛里阅读出了尽在不言中的“无限沧桑”，果若此，就非笔者所敢知了。在《我对小说的看法》中，小波又说：“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就是被《情人》固定下来的。”众所周知，现代小说以福楼拜、康拉德为起源，至本世纪初由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三位大师奠基，当这些大师赢得世界性声誉时，杜拉斯还居在太平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上呢。她的作品并不是现代小说，而是现代小说在法国的一个变种，即所谓的新小说而已。我们之所以看重她，不过是因为她的身世比较奇特，而且是个女的。但即便在女性作家中，她也不能同伍尔夫、曼斯菲尔德相比。可怜的小波问道于此，不过是聊胜于盲而已，若现在的他，地下有知，思念及此，有无得椟遗珠之恨欤？

　　王小波本人从主体上说是不值得推崇的，他的偏激与肤浅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他那一年龄段的文人几乎无不如此，这也是他在当代受到重视乃至欢迎的原因；但他毕竟还怀有某种真诚的东西，这是他与另一些“浮躁者”有所区别的根本所在。他虽然失去了自我，但他并没有忘记去寻找自己，他走了一段路，在这短短的路上他也反思过，他陷入了某种“反思的悲痛”之中。他的眼睛不是朝向未来，而是不停地凝视着那个不幸的时代所给予他的伤害，在他的肉身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的精神就已离开了这个时代。但他完成了自己，即便完成的是那么少。他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他的自我教育也不完善，他的起点太低，起步太晚，而结束的又太早，中间还经历了太多的劫难，大多是不幸时代造成的，他对那个时代已有所观察，也有所思考，只是还没来得及发现，他的可贵之处是没有全错，况且他也为时代所犯的错误耗尽了体力。综观小波的一生，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诗人，但决不否认他是一个写过一句诗的人；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但决不否认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人；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有语言的人，但决不否认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浪漫过的人，但决不否认他是一个沉默过的人；他不是他之外的任何一个人，他也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一个人能达到这重境界，难道还不够吗？在他不太大的头上带上那么多帽子对真实的他只能是一种伤害。即使是善意的、亲人式的，也是伤害！——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