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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的悸动——谈谈卫慧的小说 看过卫慧作品的人，首先都会佩服她的语言才华。对刚起步的作者来说，仅此一点也就够了。倘若将人才比做树木，“才”而有“华”，应是枝叶扶疏的意思吧。就是说，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枝枝叶叶都不受阻碍地茁壮成长。卫慧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种极茂密的人生枝叶和人性花朵，执拗地，放肆地，疯狂地，经常是有失文雅、充满挑战性地直往上串，蓬蓬勃勃，无处不在。真不知道她头脑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恣肆横溢的诗句，意味深长的梦境，奇妙突兀的想象，危险而中肯的比喻，就像一滴油落到水里，不可收拾地向四周漾开，又像熊熊地火在地底奔突，燃烧，激情和冲动源源不断。 仔细想想，卫慧的语言也并非全无障碍。在某个方向，它可以纵情奔涌，换一个方向就少有建树了。其语言的“及物性”限于主体内部真实，即、限于变幻莫测的心情，熟悉而陌生的身体，以及很小的活动圈子，范围扩大一点，就鞭长莫及了。她曾经在小说中引用一位先哲的语录说，“生活的秘密就在于永不停止地吮吸其自身的精髓”，倒也合乎她自己的话语指向。 这不难理解。当垂直方向的语言之路阻断以后，就只能向平面甚至平面以下转移，蔓延，膨胀，构成另一种退避性的抗议逻辑， 它多半联系着平凡，卑微，穷困，无聊，指向冰冷的尘俗，一再被作弄的理想，虚幻而真实的命运，慈悲又冷酷的上帝，特别是频繁将真实变成虚假又把虚假变成真实的都市魔方。 叙述人早年也许曾经是夹在人群中激昂慷慨的呐喊者，但嘴里呼出的除热气以外，其余一切概属他人，不过是热情洋溢的附和者而已。现在她摆脱了尴尬，成为独立说话人，她和原有语言系统的关系也顿时改变了。词语还是那些词语，但言说方式以及由此赋予这些词语的深层含义，已经很不相同。比如在她笔下经常出现“艳遇”、“杂种”、“家伙”这些男性化字眼，但情感色彩与具体所指早已更换。类似这种话语的挪用，往往会表现为对男性话语充满暴力意味的争抢、掠夺，其语词组合的新鲜感和张力，或者通常所说的“个性”，即由此得来，而并不完全源于对“超现实”、‘“达达”、“垮掉的一代”或亨利密勒之流的刻意仿效，尽管她曾经一再向他们致以敬意（毕竟是读书人的脾气）。 由于某种现实文化的驱迫（不仅仅是性别差异），她把写作和阅读首先理解为系统的语言转换，在这之后才是意义的颠覆与再生。当此过程经常化了以后，即使不经意的一笔，也能使境界全新。 她的表达因此具有横扫一切的粗野的蛮风，如说某些恋爱中的男性只是“面目可疑，手持鲜花或蒙汗药，牙齿闪着银光、一心想让他们那些馊牛奶似的东西喷薄而出的家伙”，管那个肥胖的用金钱占有中华俊男的外国女人叫“大鱼大肉”，确实粗俗刻薄得可以，但也并非毫不指实的诬蔑，她形容在青年女作家面前不停地用面巾纸擦鼻子的出版代理人“就是权威，就是流落到人间得了重感冒的上帝”，半是抬举，半是嘲讽，确是一时心情的话画。再看她对某种“白领”生活的概括：“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 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像卫慧那样疯狂》），也不能说完全落空了。对两性之间单纯依靠金钱标准的“优化组合”，其讽刺就更加到位：“人们在优化组合中失去的只是旧规范之绳索，得到的是劈头盖脸的自由”（《纸戒指》）。 她在遣词造句方面未必只图痛快，而是想让真实的东西变得更显目。也许少了一份雅洁，却多了一份真实。 因为主人公往往是都市的一名孜孜不倦的写作者，所以关于写作本身的探讨几乎成了叙述的兴奋中心，她的风格也在这种探讨中表现得最充分。比如她写一个作者，开笔前总要做好种种准备，零食，音乐，室内温度，名贵香水，诸如此类，隐含的作者由此生发开去：“写作前的种种精心酝酿，繁琐准备，无疑就是为一次假设性的意识邀游创造条件，这与手淫前闭上眼睛进行艰难的想象没有差别，都是以使自己心甘情愿地上钩为目的地”，这种“越轨的笔致”，如果同下面一段用语平缓的类似表述对照来看，作者的用意还是值得深思的：“尝试写小说这种叙述方式，也许可以遁入个人的语词，在某种自足的激情中触及实质”，显然她并不想进行无谓的撒野和放肆。对精神活动的此类描述，不一定都是不负责任的亵读（真要这样，那所谓的精神也大不堪一击了），而只是努力谋求另类表达，尤其是想避开平庸或太多的假装不平庸的所谓崇高与悲壮。 如果说卫慧具有某种强硬的风格，我想主要就是因为她已经习惯于拒绝那些比她还要强硬的话语霸权，不想放弃和这种话语霸权作正面较量。在此之外，她的语言一点也不强硬，甚至相当软弱。比如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尾，通常都北方话化了，但在她手里，那些嘎蹦脆响，震撼脑海，实则有口无心，言意不符的儿化音，往往不知不觉会变成边缘模糊拖泥带水的南方普通话，露出吴越方言的底子来。这种不成功的语言模仿，说“明她到底没有因为必要的强硬而变得姿态僵化。 在结构上也有明显的流露。经常应该完工的地方，她好像还不知道如何爽快地了结，总要拖延一番，留下言不尽意余音袅袅的一个尾巴，告诉读者她的慈悲，她的幻想，她的不安，她的迟疑，甚至她的忏悔，她的留恋，这和叙述中破浪直前的冲力，锋利无比的陡转，是很不相称的。 我不懂像这样的强中有弱，对她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也许作品本身可以依稀提供某种线索：“我很希望写作是那种砌砖弄瓦的体力活，将词与词堆积在一起就大功告成了。这样的话，我相信我能干得和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一样出色。但是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我还是得不停地写，因为渴望摈弃现世生活，因为恐惧两手空空地走向末路。”深感写作的艰难，惧怕虚无，使她在充满自信的同时又驱除不了自卑，有时很强悍，有时又很软弱。强与弱并置，或许是理解卫慧的关键。 认识卫慧之前，我曾经很无聊地画了两幅文学史略图，这当然只能触及部分的真实，不宜推广—— 1．现代文学：许多稚气未脱的少年包围着一个喜欢稚气又 讨厌稚气的老人。 2．当代文学：每次涨潮都有一批欢快的鸭子冲到岸边，退潮 后大都再也动弹不得了。 第二幅马上就可赠给卫慧。《小说界）推她的作品时有个栏目“七十年代以后”，很令人耳目一新。虽然作家不是黄酒，能用年数长短论定好坏，但只要不钻牛角尖，按出生年月把卫慧归入“七十年代以后”，原也顺理成章。她确实是被一波新的潮汐冲上岸来的写作者，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年龄印记；但推她上岸的那股潮汐至今还未退却，所以她能欢快多久，动弹几时，目前还不能肯定。如果撇开这些，那么许多与她“隔了100条代沟”（《像卫慧那样疯狂）） 的读者，包括笔者，恐怕就连走近她的可能都很小很小。 但我敢肯定她绝对站在第一幅略图之外。她也许并不成熟， 然而早就丢开了曾经折磨过好几代人的稚气（一种催眠性的世纪幼稚病）。她的语言总是既年轻又饱经风霜，既张牙舞爪又凄切哀婉，这对智商较低的读者，常常构成愚弄和欺骗。见她反复诉说“痛史”，或慷慨暴露“弱点”，你切不可贸然上去安慰或斥责，那样肯定会自讨没趣的。她对自己作品可能拥有的读者类型了如指掌，她不想左右读者，也不愿被读者所左右。对那些居心叵测的读者（比如《像卫慧那样疯狂》中的“肮脏的小男孩”），她的办法通常是诱敌深入，然后结结实实招呼得他们鼻青脸肿。这跟那些表面上宣布排斥异性读者但又在字里行间深情款款邀请他们如期而至的“小女人作家”的惯技是有些不同的。她有点独来独往的精神。 “生活在．别处”，卫慧小说中的人物只会根据自己狭隘的经验，自作聪明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米兰·昆德拉这句名言，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启迪。如果允许的话，我想说，这确实可惜又可悲。在他们的成长史上，父母，师长，举凡可以引为榜样，当做中心的人，几乎全和他们相互排斥。每当提到小镇上的“父亲”和长大后在大都市结识的父辈时，卫慧的处理方法和苏童余华等兄长们毫无二致：一律写得卑鄙下流，丑陋不堪。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可敬的老人，有，也会被漠视。或者那些本来应该与他们命运攸关的老人，只是目无所见的盲者（像《艾夏》中那个耳聋眼花的祖母），总之他们的生活完全在老人们的势力范围之外，所以在今天的老人或图在老人身边的准老人看来，一切都是无法无天，自作自受；他们不对谁负责，正如谁也不会对他们负责。 没有老人的日子早就开始了，卫慧只是把个中滋味表现得特别酣畅而已。年轻人的喜怒哀乐都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指责固然不合适，安慰也缺乏妥当的语言。他们比你经历得更多，更深刻，人也比你更聪明。他们连自己都不信，还在乎远道而来的莫名其妙的指责和安慰吗？“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e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二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不 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的帮他抬。”说得大妙了，但还要补充一句：“同时也要小心你自己的车！” 确实，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从最近的真实出发达到最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场景，好像只被无边的欲望与原始冲动驱动，仅仅契合着一套新的做过全面外科手术的描述性语言，只有目击者，没有裁判人。在这里，真实首先是从自己出发的，虽然看上去可能并不怎么美妙，但如果连自身渺小的真实都不敢正视，就没有资格议论远处庞大的真实。 写在卫慧作品边上的胡言乱语该结束了。这当然不能冒充什么裁判，而只想借她的文本捕捉和阅读者也有一点联系的暗火摇曳的语词。她的文本使这种捕捉成为可能，因为她用自己的方式，把某种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的言路疏通、激活了，哪怕一瞬间，也足以引起大声说话的兴致，即使最后证明这都不过是一阵神经般发作的“荒芜的悸动”（《纸戒指》）。 坐拥书城扫描校对：//www.bookbar.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