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１９７０年秋，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五七干校在中心点上开大会，哲学所、文学所、外文所的队伍挨在一起。会间休息，我正和哲学所周礼全先生闲话，忽然望见钱先生和杨先生就在近处。周先生和他们是住同楼的邻居，他乡遇故旧，分外热情。我下干校后认识了钱先生，却尚未认识杨先生。钱先生替我做了介绍。初次见面，无非是客套寒暄。杨先生从北京下来不久，我遂问：“女儿好吗？”杨先生笑眯眯地答道：“好的，好的，谢谢！”我没话找话，又问：“女婿好吗？”杨先生仍然笑眯眯地答礼：“好的，谢谢。”他们走后，周先生转身责备我：“你怎么问她女婿？他们的女婿自杀了！你难道不知道？”啊呀！我真该死！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初次见面，我这样失礼，戳了她心中巨创，杨先生竟然笑面不改。她的自制忍耐，令我惊服。她的宽容大度，令我感佩。她的笑容就此深深地印在我心上。

　　他们的女婿我有印象，是个老老实实的人。多年后我听说，文革中，他是属于中间偏右的，对校内几个造反派头头持反对态度。１９６９年冬，钱先生已下放干校，他的女儿钱瑗在北京一个工厂劳动，其夫得一在另一个地方劳动。两人的休息时间不同，小夫妻俩难得同时回家。得一独自回来，便会和杨先生说说见闻。开始整“５·１６”时，他感到很奇怪，回家来对杨先生说：“还真有‘５ ·１６’！看来我反对左派倒对了。谁是‘５·１６’，交待了不就完事了吗？ ”谁知他后来被反咬一口，被诬陷为“５·１６”的组织者，咬定他手中掌握着 “５·１６”名单，逼他交出黑名单。他自然交不出，心里又气又急。这次回家，他对杨先生说起自己的苦恼：“我不能顶撞工宣队，我也不能顶撞群众，我又不能编瞎话害别人，我又不会说谎。妈妈，我心里乱得很，没心思去理发店。我又不愿意囚首垢面地走出去见人。妈妈，您替我理个发吧！”杨先生是一流的理发师，钱先生、钱瑗理发，都是杨先生亲自动手。钱瑗看得手痒，就拿得一的头练手。钱瑗手艺差，总把头发理成一个个台阶，理到一半，得一常常大叫“妈妈 ”。钱瑗就笑他：“你又叫妈妈救命了！”这次女婿提出要杨先生理发，杨先生一边替他理发，一边宽慰他：“得一，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挫折，晚遇到不如早遇到，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一家人都是支持你的。”不料，这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理发！过不多久，钱瑗回家说：“得一失去自由了。”又过一段时间，他就屈死在北师大自己的宿舍里。后来落实政策，他的问题得到澄清，开了追悼会，发还了骨灰，发放了抚恤金。最近提起此事，杨先生还痛心地说：“女婿最后一次理发，还是我亲手替他理的。”

　　文革骤起，干面胡同十五号高知楼里的权威纷纷坠落九天，“斯文扫地”。钱家更是大难临头，家破人亡。于是，有人乘人之危，挨门挨户去“借钱”，开口便二百、三百（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是５６元）。好些人家怕招灾惹祸，乖乖地如数奉上。此人找到钱家，开口“借”二百元。杨先生听明来意，正色道：“钱是有的，但不能借给你。我们两个人都拿高工资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自己只是用点生活费，余下的钱都存在银行里，以后是要上缴给国家的。”不卑不亢，把来人顶了回去。３０年后旧话重提，杨先生说：“别人怕他，我不怕他。下干校前，我真的上缴了两万元，军宣队还表扬我‘要求进步＇。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要占便宜的，这一回，倒让我占了大便宜：落了个‘要求进步＇的好名声；钱呢，后来又还给我了。”说完，电话里传来了她清脆的笑声，我可以想见她那粲然的笑容。

　　杨先生出身大家，从来把钱财看得很轻。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乐于帮助。她凡给人经济上资助，心思细腻，只怕伤及别人的自尊心。这方面谢蔚英女士和郑土生先生的文章（注①）中都有生动的叙述。我自己也亲历过一件事：唐山大地震时，我们住在沿街搭建的地震棚内。那时谣言四起。一天傍晚，听几个老北京说，北京历史上遭受过洪水，我们住的地方是低洼地，当年就都淹了。若是再有大震，引发洪水，我们怕有灭顶之灾。我听得毛骨悚然。恰好那天我收到我的老师芮和师先生的来信，邀我们去苏州避难。我就和朱狄（注②）商量，决定去苏州，当然要邀钱家同行。我十万火急赶到学部大院去找他们。他们已由外文所的年轻同事帮着搬进大食堂躲地震。大食堂里住满了人，床铺一张挨着一张，钱先生、杨先生的两张行军床就并排放在中间。钱先生穿着汗背心侧身面朝里躺着，杨先生拉我坐在床边。我满头大汗，浑身哆嗦，说着听来的坏消息，还埋怨钱先生：“你倒还躺得住！”逼他从床上坐起来。听完我的建议，杨先生拉着我汗湿战栗的手说：“阿圆还要讲课，她不能请假。她在北京，我们不能丢下她自己躲出去。”钱先生也说：“我们是要和女儿在一起的。”我不好再劝。杨先生转了话题，问我：“你们决定出远门，经济上有准备吗？”我说：“路费是有的，到了那边，老师会管我们的。”杨先生沉吟一下说：“住在他们家里，已经是麻烦人家了。经济上还不独立，不大方便。”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到墙边，在一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里摸索一番，回来递给我一个鼓鼓的信封，说：“碧湘，带在身边，在外面用得着的。我们自己还有，不要和我犟。”她说话的口气就像长辈在给自己的孩子筹划出门，我也就没有客气。杨先生摸黑送我到大门口，我怕她脚下不稳，又回送她到一号楼西头拐角处。杨先生笑着推我走：“怎么像生离死别似的？快回家去做准备吧！”我匆匆回到住处，不敢在地震棚打开信封，特地和朱狄回到楼里，打开信封一看，竟有４５０元！那时，我和朱狄的月工资加在一起才１１８元。面对这一大笔钱，我们的头脑倒冷静下来了。想到他们有德有才处变不惊，我们无知无识倒这么惜命，未免太可笑了。我们决定不走了，次日由朱狄去还了钱。

　　对待穷苦人，杨先生更是怜老惜贫。大院里有个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她不叫“余嫂”），她常替钱家洗衣。杨先生待她很好，她也最向着杨先生。杨先生下干校前，看于奶奶老得腰都弯成９０度了，不忍心再教她洗衣，她来家，不让她干活，但仍给她一元工钱。杨先生下干校了，关照女儿照顾于奶奶。于奶奶每周来一次，对钱瑗说：“你妈妈下干校了，我来照顾照顾你！”钱瑗笑着说：“于奶奶，你坐下，妈妈让我照顾你！”钱瑗做了好饭好菜，让她吃饱吃好，再给她一元钱。于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杨先生以她为原型，写了小说《林奶奶》，发表在一家杂志上。

　　从干校回来后，我们带着三岁的儿子非非去干面胡同拜访。他们一家三口局促于里外套间内。外间支两只单人床，母女两人合住，吃饭、待客也在这里。里间放一张大床，是钱先生的卧榻；临窗放一张书桌，便是钱先生撰写《管锥编》的天地了。我们是空手去的，杨先生却热情待客，从柜子里拿出五六样糖食：巧克力、高级奶糖、金橘饼、话梅等摆满小桌。非非看花了眼，高兴得用小手乱抓一气。我要去管他，杨先生倒拦住我说：“小孩子，叫他玩，不要拘着他。”杨先生非常爱孩子们，孩子们也非常爱杨先生。非非无师自通地解释他和杨先生亲如祖孙的渊源：“我是猪（朱），奶奶是羊（杨），我们是一事儿的。所以奶奶向着我。”我把他的小孩话写信告诉杨先生。杨先生来信说：“告诉非非，我不但姓羊，还属猪，所以和他同类！……并问我的同类小猪八戒好。”在她的慈祥里，还保有不泯的童心，所以孩子们都依恋她。他们借住在学部大院时，左近几家邻居几个四五岁的孩子都缠住了杨先生。杨先生给他们吃糖果，哄他们玩。孩子们无拘无束，有的还大胆提要求：“杨奶奶，过年了，你给我买把大刀！”杨先生依了他，买了一把木制玩具大刀送给他。杨先生真是孩子们的慈祥善良的老奶奶。

　　钱家“流亡”后期，借住在学部大院七号楼一间办公室里。那些“连锅端” 下干校的家庭回到北京，已是“故园归去却无家”，都被安排在七号楼、八号楼里居住。办公室没有生活设施，家家在门前举炊，楼前污水横流，无人过问。老夫妇一迁入，杨先生便去疏通臭水沟。当年同楼的一个邻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杨先生蹲在楼前，用手一点一点抠除污物的情景。

　　他们住的这间屋，原是外文所的杂物间，位置数全楼最差：底层最靠西，南墙开一门一窗，北墙又开一窗，最是阴冷难耐，冬天暖气又烧得不热。钱先生在弃家“流亡”后不久，就因受累受寒引起哮喘病大发作，送进医院抢救，幸得转危为安。但他大脑皮层受损，语言、行走都有困难。迁入学部大院时，他病体尚未完全康复，走路仍然不稳，杨先生都不敢让他一人走出去上公共厕所。老夫妇俩一人一张行军床，北窗下放了一张借来的书桌供钱先生使用，角落里放一张小书桌归杨先生使用，二人艰难度日。

　　不久，《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又被提上日程。这事原来由周总理负责，有一个五人小组集体工作，钱先生列名其中。此时，江青插手介入，委派一人来主持工作。杨先生一再说：“锺书还病着呢！”小组里的人就天天到钱先生的临时住处来工作。他们一到，杨先生沏上清茶，尽了地主之谊，便躲到屋角去做自己的翻译工作。那位受委派的人有时会时明时暗地捎一些话来。有一天，这人环顾陋室，开口说：“你们住的房子太小了，不像样子，……”没等他挑明意思，杨先生马上说：“我们住得很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楼前是文学所的图书馆，楼后是外文所的图书馆，要用什么书，非常方便。”他就不便深说下去了。又有一天，他说：“请锺书同志住到钓鱼台去，那边的房子大一些，杨绛同志可以同去照顾你。”杨先生忙说：“我是不会照顾人的。我自己还要别人照顾呢！”他说：“那就再带个阿姨一起去！”钱先生、杨先生不搭腔，他也就没法再说下去了。

　　国庆节到了，钱先生受邀参加国宴，钱先生有病不去。此人又来替江青做说客：“江青同志特地准备了一辆小汽车，来接锺书同志、杨绛同志去游园。”钱先生说：“我国宴都没有去。”此人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嘛！”杨先生推辞说：“国庆节阿姨放假了，我要照顾病人，我还要做饭。”

　　他们哪里是“住得很好”，他们实在是住得太差了！他们居此陋室，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经历了严寒、疾病、煤气中毒。环境这样恶劣，但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守陋室执着于自己的名山事业：钱先生潜心撰写巨著《管锥编》，杨先生孜孜翻译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而在当时，知识分子里品格低下的不乏其人。有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也要钻头觅缝巴结“四人帮”，甚至不惜卖身投靠，乞求庇护。钱先生和杨先生的人品、气节与这等人比，真有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