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沦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梦里，或将睡未睡、
将醒未醒的时候，常会听到沉重的军靴脚步声。我们惊恐地悄悄说：“捉人！”说不定
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朋友间常谈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门路的人就教我们，一旦遭到这类事，可以找
某某等人营救；受讯时第一不牵累旁人，同时也不能撒谎。回答问题要爽快，不能迟疑，
不能吞吞吐吐，否则招致敌人猜疑。谎话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说的尽量巧妙地隐瞒。
    那时默存正在写《谈艺录》。我看着稿子上涂改修补着细细密密的字，又夹入许多
纸条，多半是毛边纸上用毛笔写的。我想这部零乱的稿子虽是学术著作，却经不起敌人
粗暴的翻检，常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一天上午九十点钟，默存已到到学校上课。我女儿圆圆幼年多
病，不上学，由我启蒙，这时正在卧房里做功课。我们的卧房是个亭子间，在半楼梯。
楼下挨厨房的桌上放着砧板，摊着待我拣挑的菜——我正兼任女佣，又在教女儿功课。
忽听得打门声，我就去应门；一看二位来客，觉得他们是日本人（其实一个是日本人，
一个是朝鲜人，上海人称为“高丽棒子”）；我忙请他们进来，请他们坐，同时三脚两
步逃上半楼梯的亭子间，把一包《谈艺录》的稿子藏在我认为最妥善的地方，随即斟了
两杯茶送下去——倒茶是为藏稿子。
    他们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他们反复盘问了几遍，相信我个是撒谎，就用日语交谈，我听个懂。
    “有电话吗？”
    我告诉他们电话在半楼梯（我们卧房的门口）。我就站在桌子旁边拣菜。
    叔父在三楼，听日本人用日本话打电话，就下楼来，他走到我身边，悄声说：
    “他们是找你。我看见小本子上写的是杨绛。你还是躲一躲吧。”
    我不愿意躲，因为知道躲不了。但叔父是一家之主，又是有阅历有识见的人，他叫
我躲，我还是听话。由后门出去，走几步路就是我大姐的朋友家。我告诉叔父“我在五
号”，立即从后门溜走。
    我大姐的朋友大我十五六岁，是一位老姑娘，一人带着个女佣住一间底层的大房间，
我从小喜欢她，时常到她家去看看她。她见了我很高兴，说她恰恰有几个好菜，留我吃
饭。她怕我家里有事，建议提早吃饭。我和她说说笑笑闲聊着等吃饭。饭菜有炒虾仁、
海参、蹄筋之类。主人殷勤劝食，我比往常多吃了半碗饭。我怕吓着老人，一字未提家
有日本人找，不过一向和她说笑，心上直挂念着该怎么办。
    饭后，她叫我帮她绕毛线。我一面绕，一面闲闲地说起：家里有日本人找我呢，我
绕完这一股，想回去看看。
    她吃一大惊说：“啊呀！你怎么没事人儿似的呀？”
    我说：“不要紧的，我怕吓了你。”
    正说着，九弟（默存的堂弟）跑来了。他说：“日本人不肯走，他们说嫂嫂不回去，
就把我和多哥（默存的另一堂弟）带走。”
    “我知道这是叔父传话，忙说：‘我马上回来。你在大门口附近等着宣哥（默存），
叫他别回家，到陈麟瑞先生家去躲一躲。’九弟机灵可靠，托他的事准办到。”
    我想：溜出门这半天了，怎么交代呢。一眼忽见一篮十几个大鸡蛋，就问主人借来
用用，我提着篮子，绕到自己家大门口去敲门。我婆婆来开门。她吓得正连声嚷气，见
了我惶急说：“你怎么来了？”我偷偷儿对她摆手，一面大步往里走，一面大声说：
“我给你买来了新鲜大鸡蛋！又大又新鲜！”说着已经上楼，到了亭子间门口。只见圆
圆还坐在小书桌横头，一动不动，一声不响。柜子和书桌抽屉里的东西部倒翻在书桌上、
床上和柜子上。那“高丽棒子”回身指着我大声喝问：“杨绛是谁？”
    我说：“是我啊。”
    “那你为什么说姓钱？”
    “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
    我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儿说：“原来你们是找我呀？咳！你们怎么不早说？”我把篮
子放在床上，抱歉说：“我婆婆有胃病，我给她去买几个鸡蛋——啊呀，真对不起你们
两位了，耽搁了你们这么多时间。好了，我回来了，我就跟你们走。”
    日本人拿出一张名片给我。他名叫荻原大旭，下面地址是贝当路日本宪兵司令部。
    我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日本人说：“这会儿不用去了。明天上午十点，你来找我。”
    我问：“怎么找呢？”
    “你拿着这个名片就行。”他带着“高丽棒子”下楼。我跟下去，把他们送出大门。
    据家里人讲，我刚溜走，那两个客人就下楼找“刚才的妇女”。他们从电话里得知
杨绛是女，而我又突然不见，当然得追究。我婆婆说“刚才的妇女”就是她。她和我相
差二十三岁，相貌服装全然不同。日本人又不是傻瓜。他们随即到我屋里去搜查，一面
追问圆圆，要她交代妈妈哪里去了。圆圆那时八岁，很乖，随那两人吓唬也罢，哄骗也
罢，她本无表情，百问不一答。
    日本人出门之后，家里才摆上饭来。我婆婆已吓得食不下咽。我却已吃了一餐好饭，
和默存通过电话，他立即回家。他也吃过饭了。我把散乱在桌上、柜上和床上的东西细
细拣点，发现少了一本通信录，一叠朋友寄我的剪报，都是宣传我编的几个剧本的，还
有剧团演员联名谢我的一封信。这个剧团的演员都很进步，我偶去参观他们排演，常看
到《四大家族》之类的小册子。不过他们给我的信上并没有任何犯禁的话。他们都是名
演员，不必看了信才知道名字。
    那时候李健吾先生已给日本宪兵司令部拘捕多时，还未释放。我料想日本人找我，
大约为了有关话剧的问题，很可能问到李先生。那么，我就一口咬定和他不熟，他的事
我一概不知，我只因和李太太是同乡又同学，才由她认识了李先生（其实，我是由陈瑞
麒先生而认识李先生的）。
    听略有经验的人说，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的都要填写一份表格，写明自己的学历、
经历等等。最关键的部分是社会关系。我想，我的通信簿既已落在他们手里，不妨把通
信簿上女朋友的姓字填上几个，反正她们是绝无问题的；李太太的名字当然得填上。至
于话剧界的人，导演是人人皆知的名人，剧团的头儿也是广告上常见的。如果问到，我
只说个名字，有关他们的事，我和他们没有私交，一概不知。我像准备考试一般，把自
己的学历经历温习一下，等着明天去顶就是了。所以我反而一心一意，上床就睡着了。
半夜醒来，觉得有件大事，清醒了再想想，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把准备回答的问题在心
上复习一遍，又闭目入睡。我平时不善睡，这一晚居然睡得相当平静。
    明早起来，吃完早点就准备出门。穿什么衣服呢？不能打扮，却也不能肋脦。我穿
一身半旧个新的黑衣黑鞋，拿一只黑色皮包。我听说日本人报复心很强。我害他们等了
我半天，就准备他们叫我等待一天。我免得耗费时间，也免得流露出个安的情绪，所以
带本书去看看。我不敢带洋书，带了一本当时正在阅读的《杜诗镜铨》。那是石印的线
装书，一本一卷，放在皮包里大小正合式。我告诉家里：上午别指望找能回家，如果过
了一夜个归，再设法求人营救。我雇了一辆三轮到日本宪兵司令部。
    到那里还早十多分钟。我打发了三轮，在干净而清静的人行道上慢慢儿走了一个大
来回，十点前三分，我拿着荻原大旭的名片进门。
    有人指点我到一间大教室似的屋里去。里面横横竖停摆着大小各式的桌子和板凳。
男女老少各等各样的人都在那儿等待。我找个空座坐下，拿出书来，一门心思看书。不
到半小时，有人来叫我，我就跟他走，也不知是到哪里去。那人把我领到一间干净明亮
的小会客室里，长桌上铺着白桌布，沙发上搭着白纱巾，太阳从白纱窗帘里漏进来。那
人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抽身走了。我像武松在牢房甲吃施恩家送的酒饭一样，且享受
了目前再说，就拿出书来孜孜细读。
    我恰好读完一卷，那日本人进来了。我放下书站起身。他拿起我的书一看，笑说：
    “杜甫的诗很好啊。”
    我木然回答“很好”。
    他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写，随后有人送来了墨水瓶和钢笔。我坐下当着这日本人填
写。填写完毕，不及再看一遍，日本人就收去了。他一面看，一面还敷衍说：“巴黎很
美啊。”
    我说：“很美。”
    他突然问：“谁介绍你认识李伯龙的？”（李伯龙是同茂剧团的头头）
    我说：“没人介绍，他自己找到我家来的。他要我的剧本。”（这是实情）
    “现在还和他们来往吗？”
    “我现在不写剧本，他们谁还来理我呢。”
    忽然那“高丽棒子”闯进来，指着我说：
    “为什么你家人说你不在家？”
    “我不是去买鸡蛋了吗？”
    “说你在苏州。”
    “是吗？找父亲刚去世，我是到苏州去了一趟，不过早回来了。”
    “可是他们说你在苏州。”
    “他们撒谎。”
    “高丽棒子”厉声喝问，“为什么撒谎？”
    我说：“害怕呗。”
    日本人说：“以后我们还会来找你。”
    我说：“我总归在家——除非我出去买东西。我家没有佣人。”
    “高丽棒子”问“为什么不用佣人？”
    我简单说：“用不起。”
    我事后知道，他们找的是另一人，以为“杨绛”是他的化名。传我是误传，所以没
什么要审问的，他们只强调以后还要来找我。我说我反正在家，尽管再来找。审讯就完
毕了。日本人很客气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我回到家里，正好吃饭。
    朋友间谈起这件事，都说我运气好。据说有一位女演员未经审问，进门就挨了两个
大耳光。有人一边受审问，一边奉命双手举着个凳子不停地满地走。李健吾先生释放后
讲起他经受的种种酷刑，他说，他最受不了的是“灌水”：先请他吃奶油蛋糕，吃饱以
后，就把自来水开足龙头，对着他嘴里灌水，直灌到七窍流水，昏厥过去。我说，大概
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着眼说：“获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
    　　　　　　　　　　　　　　　　　　　　　　　一九八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