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中国教育

作者: 余杰 (08/01/1999)

—— 评《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１９４９年以来的半个世纪，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误，得到了太多的教训。有的失误是能够弥补的，有的失误却正在并将长期地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巨大障碍。钱理群教授指出，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上所造成的恶果，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的恶果也就必然越大。为什么一方面是教育本身已经危机重重，另一方面却是人人都采取鸵鸟政策、避而不谈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近十年以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良心”的角色、放弃了现实批判的使命，心安理得地以某一方面的“专家”自居，即使是许多身居高校的教授，也对当下教育的状况漠不关心。他们不仅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而且连一个普通“公民”的职责也没有尽到。当我在１９９９年、２０世纪最后一个春天读到朋友冉云飞的力作《沉疴》的时候，仿佛是听到了斧子砸开冰面时凛冽的声音。这种声音我已经久违了。 

　　《沉疴》一书，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展示中国当前教育的现状，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从大学教育到师范教育、成人教育，从宏观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微观的师资力量、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几乎“一网打尽 ”。例如，作者在分析考试制度时，从“杀人的分数”入手，一直深入到中国人国民性中鲁迅先生所说的考试的“遗传症”上面，水到渠成地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病根在于“整人压制人、把人当奴才使唤”，可谓剥皮见骨、鞭辟入里。第二条线索是纵向梳理中国的教育发展史，将病根追踪到中国漫长的专制时代，正如朱总理所说，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伸，那么，当下教育的危机和弊端，也跟传统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冉云飞一语道破天机：“奴才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核心，传统教育是专制制度的帮凶。”这两句概括言简意赅，让人茅塞顿开。第三条线索是横向对比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作者时时以西方教育的传统和现实为镜子来比照中国教育的传统和现实。例如，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始终是人本主义教育占主流，中国的教育则是以教化为要求，把人当作驯化工具。 

　　真正的教育，是解放人的教育，是把人引向更加自由的境界的教育。早在２０年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提出，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要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陶行知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它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伴随着竞进。”７０多年以后，我们再读到陶行知的这几句话，简直要羞愧而死了。冉云飞在《玩乐的权利与身心健康》一节中痛切地描述了中国少年儿童被剥夺起码的玩乐权利的悲惨境遇。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郑重告示：玩耍是儿童的权力。然而，我国公布签署该公约６年之后，并没有几个家长和老师把它当作一回事。中小学生的正当玩乐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个中学生把爱情流行歌曲《最爱你的人是我》作了如下的改编：“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让人忍俊不禁，却又觉得无比辛酸。本来，孩子应当在游戏中长大，通过游戏获得知识和身体上的训练，并且能够从中学会生活，形成健全的人格，也就是陶行知所说的具有“健康体魄、农人身手、科学头脑、艺术兴味、改造社会精神”的现代人。但是，枯燥的教材、繁复的内容、陈旧的教学法、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缺乏基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最多成为掌握了某种技能的工具。作者总结说：“不把人当作一个活物来看，不把人当作千差万别的个体来对待，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一个必须长期清算的顽疾。”读到这里，稍微有点良知的人，哪能不痛心疾首！ 

　　《沉疴》其实讲述的是一些“常识”。然而，这些常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了遮蔽和掩盖。申明这些常识，意义比发明一种新的教育方法甚至还要重要。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太复杂，一说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谁都不去捅破这层纸。冉云飞自己说，他写作这本书是站在一个“公民”的立场上，这种表态让我很感动。他不是居高临下地以“专家学者”的姿态发言，而是意识到了作为现代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他尖锐地指出，当下的所谓“德育”教育，充斥着假、大、空、死的知识，高不可攀的榜样、不着边际的好人好事，已经与当今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思想资源严重冲突。只有变“德育”教育、“主义”教育为“公民 ”教育，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一代国民来。而公民教育应当贯彻这样的一个原则：尊重个人的发展与自由，尊重个人的人身权利等方面的权利的不受侵犯。 

　　《沉疴》是一本由一个有良知、有热血更有理性的普通的中国公民所写的书。它值得每一个有良知、有热血也有理性的普通的中国公民阅读。 

　（《沉疴》，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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