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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之魂（三则）
余杰
隔膜
记得台湾诗人郑愁予写过一首诗，被歌手齐豫深情地吟唱。其中有两句让我十分感动，大意是说：地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天上的星星与星星之间的距离还要远。我想，隔膜也许是人类最大的、不可能克服的局限性。陌生人之间是隔膜的，而亲人之间又何尝不是隔膜的呢?陌生人之间的隔膜人们能够忍受，而亲人之间的隔膜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痛苦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与身边的亲人的隔膜，尤其是与妻子的隔膜，让他沉浸在精神无边的苦难中。这种苦难使他虽然在豪华的庄园里，却承受着比生活在炼狱里还要多的煎熬。伯爵夫人要强占丈夫的日记，她害怕日记中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日记的发表会让自己蒙受羞辱。为了得到丈夫的日记，她甚至以服毒或投河自尽来要挟。同时，她竭尽全力地捍卫着每个金币的财产，对丈夫“败家”的举动痛心疾首。伯爵夫人是一个受世俗价值观左右的凡人，她把个人和家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她无法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要理解托尔斯泰，对所有的女人来说也许都太苛刻了。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夫妻之间当然也可以各自拥有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对对方表示充分的尊重与宽容。显然，伯爵夫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她日夜筹划着把丈夫拉到自己的世界里来。在她看来，奴隶就是奴隶，伯爵就是伯爵，奴隶只能爱奴隶，伯爵只能爱伯爵。丈夫为什么会有一颗爱奴隶的心灵呢?
托翁不会害怕沙皇的强权。他的一部接一部的作品被书刊检查官列入禁书的名单。与专制政权狼狈为奸的东正教会把这位真正的教徒、圣者开除出了教会。托翁面对这些压迫的时候，就像面对几根蜘蛛网一样，伸出手把它们轻轻拂去。但是，面对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他几乎无能为力了。他知道妻子是爱他的，但那种爱带给他的不是幸福而是烦恼。他也爱妻子，但他不得不对她越来越冷漠，在给妻子的信中，他指出了根本的、致命的原因：“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有完全对立的理解：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作为生活资料的财产(我认为财产是罪过，可你却认为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伯爵夫人笃信沙皇统治的合理性，当丈夫收到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的信件时，她断言：“流刑犯都是强盗。要不然，为什么会流放他呢?”托尔斯泰被妻子的判断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的秘书观察到了他脸上痛苦的表情，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年轻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意识到自己处境的不正常和虚伪，没有比他更强烈和真诚而又如此痛苦地试图以某种方法来摆脱它了。”
在那封出走前三个月给妻子的信里，托尔斯泰无比真挚地对妻子说：“我对你同我的生活给予的评价是：我，一个放荡不羁、在性关系上道德堕落而又并不年轻的人娶了你这位纯洁、聪明、十八九岁的妙龄少女。你不顾我的肮脏、不道德的过去，爱我，同我生活了近五十个年头，过着艰苦的生活，生儿育女，照料我和孩子们，顶住了那些极易使任何处在你同样地位的、生性好强、姿容美貌、身体健康的女人动心的种种诱惑。你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对此我无可非议。”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真心实意的赞美，能够获得这样的赞美也是妻子最大的幸福之一。托翁接着写道：“对于你不能同我在精神追求上保持一致，我没有，也不能指责你。因为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他同上帝之间的秘密，别人无权要求什么。如果我这样要求过你，那就错了，这是我的不对。”这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能够感动无数的人，但偏偏感动不了他的妻子——正因为她是他的妻子。那么多善良的俄罗斯人，当然也包括许多女性，以见到托翁为一生最大的幸福。然而，伯爵夫人却把托翁看作无法对话的疯子，她甚至与儿女商量，一旦丈夫去世便宣布他的遗嘱是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她知道丈夫有把所有著作的版权捐给俄国公众的打算，她坚决不同意丈夫的决定——那是一笔多么可观的财产啊!她关心的“地上”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对丈夫“天上”的、虚无飘渺的生活不感兴趣。她对他的伟大的心灵一无所知，这也不是她的错。假如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俄罗斯贵族的妻子，那么她会以自己的忠贞、勤劳和仁慈受到广泛的赞誉。然而，不幸的是，她成了托尔斯泰的妻子，她承担不了这一历史性的位置。她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小女人对自己的名望、尊严和虚荣的保护而已。尽管深深地伤害了丈夫，但她的本意并非如此。即使是像小偷一样潜入丈夫的房间搜查每一张小纸片，行动本身却也不能轻易用“邪恶”来标识。
托翁洞察了这一切，他不愿意伤害妻子，他又不得不伤害她。因为他深知，无论他怎样做，也不可能让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对自己满意——除非放弃自己决定的崭新的生活道路、放弃那条去“发现真理的光芒”的生活道路。世界把托尔斯泰当作最有智慧和最有道德的人，人们恭恭敬敬地听他说话。然而，正像舍斯托夫所说：“托尔斯泰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老人。他的声望越高，他就越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和渺小而强烈地感到痛苦。”在庞大的庄园里，八旬开外的托翁一个人与真理“单独相处”，他与真理“面面相对”，他“浑身发抖”。在黑暗中，他知道了应该作出怎样的决策。
人类打破隔膜的所有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托尔斯泰也不例外——伟大永远是孤独的同义词。所以，苏格拉底在白天点上灯，在街上找人。
怀想梅克夫人
柴可夫斯基是在彼得堡他哥哥的寓所里去世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身边的所有近亲好友都赶出了房间。他是一个十分讲究仪表的人，平时衣冠楚楚，他不愿意人们看到自己被霍乱痛苦折磨的情景。三位亲人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到了柴可夫斯基万分痛苦、疲惫不堪，却又极其清晰的临终遗言。他反复呼唤着梅克夫人的名字：“纳杰日达，纳杰日达……”最后咬着牙，心里充满万分感动地说道：“冤家……”
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梅克夫人的出现是他一生的巨大转机。梅克夫人是大资本家梅克的遗孀，拥有万贯的家财；而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音乐教授，贫困潦倒，为生机四处奔波，天才受到了极大的戕害。梅克夫人发现，柴可夫斯基像一个靴匠一样勤奋地工作着，但是“这个高大同时又很脆弱的躯体中有什么地方被摧毁了，破坏了”。她痛心地意识到，俄罗斯连一条保护创作家们的法律也没有：为什么丹特斯能够开枪打死普希金，玛尔丁诺夫可以枪杀莱蒙托夫?天才的出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但是，为什么他们被钉在生活贫困的十字架上，可以任人践踏、欺凌?有时生活的艰难比枪杀更能致人于死地。谁来帮助可敬又可怜的柴可夫斯基呢?
于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梅克夫人张开她温暖的羽翼，为柴可夫斯基撑起一片明朗的天空。她定期给柴可夫斯基寄去数额不小的生活补贴，让伟大的音乐家在“谎言、欺骗、伪善、市井的卑鄙、马群般的喧嚣、野兽般的巧取豪夺”中得以保持一分宁静的心态。梅克夫人把柴可夫斯基当作她永生中最重要的挚友和“精神开支”的对象。她认为是柴可夫斯基给予自己的多，而自己给予柴可夫斯基的少。金钱对梅克夫人来说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她井井有条地管理着庞大的家业，她的精明让狡猾的管家也自愧不如。但是在对待柴可夫斯基的问题上，她超越了世俗的商业准则——柴可夫斯基不是她投资的对象，她从柴可夫斯基的身上得不到任何物质的收益。这不是买股票和债券。当然，她一定会有回报的，除了在与柴可夫斯基的通信中获得了精神世界的纯粹的愉悦以外，她的举动还将被载入人类的文明史——历史将给予她永恒的回报。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通信汇集成了一本厚厚的书。这两位终身没有见过面的精神恋人，在书信中向彼此袒露了纯真的灵魂。有一次，他们都到了意大利，梅克夫人在散步的时候经过柴可夫斯基居住的旅馆，而柴可夫斯基恰恰走到阳台上，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们的心灵撞击了，相互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但梅克夫人是高度近视，她很快摘下眼镜，匆匆走开了。他们已经融合，却又保持着绝对的纯洁。柴可夫斯基在佛罗伦萨给梅克夫人写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个钟情的人之所以爱，并非因为他钟情的对象以其美德吸引了他，而是因为出于本性，因为他不能不爱。”这里，柴可夫斯基所谈的“爱”的对象是俄罗斯。而他心目中的“俄罗斯”的化身，既是“静静地注入大海”的伏尔加河，也是梅克夫人这样高贵的女性。他在许多信件中把自己创作的乐章说成是“我们的乐章”。这没有丝毫的俯就之意，这是一颗圣洁的灵魂向另一颗圣洁的灵魂表示最热烈的敬意。而梅克夫人在一封未发出的信里曾经这样说：“我爱柴可夫斯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身心都很完美、有能力去爱的女人爱着柴可夫斯基，在我的一生中没有比这更美的事物了。我会找到力量把我的爱向他倾诉……”
世俗世界无法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后来，梅克夫人的财产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她的子女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强迫她停止资助柴可夫斯基。面对着自己亲手带大的子女们厚颜无耻的攻击，梅克夫人的精神垮掉了。失去了柴可夫斯基的梅克夫人迅速地被忧郁症所淹没，她在精神病院里走完了她的生命之路。柴可夫斯基失去资助后，很快熬过了经济上的难关，而精神上的创伤一直都没有愈合。
当我阅读两颗在寒冷中慰藉的心灵的时候，我尤其怀念梅克夫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梅克夫人比柴可夫斯基更加伟大。正如没有华伦夫人就没有卢梭，没有梅克夫人也就没有柴可夫斯基。我又想到生活在中国的那些精神世界的跋涉者们，顾准们，张中晓们，他们却没有柴可夫斯基的幸运，他们在孤苦伶仃中走完了人生的旅途，连一位精神上的异性伴侣也没有遇到，更不用说获取任何经济上的资助了。我想，一个诞生不了梅克夫人的民族，同样诞生不了柴可夫斯基。当我倾听着柴可夫斯基不朽的乐章的时候，我愿向梅克夫人这位圣洁的女性表示我十二分的敬意。
三个医生
除了著名的《日瓦格医生》外，俄罗斯文学史上还有很多医生的形象。医生能够疗救身体的病痛，却无法治疗社会的病态。尤其是在社会大转型、大动荡的时期，医生对于无数的生命的非正常消亡更是无能为力。许多俄罗斯作家愿意让他们的主人公以医生的身份出现，背后蕴含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心态。
魏列萨耶夫出生于土拉一个医生的家庭，他偏偏拒绝父亲要他从医的劝告，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1884年，他进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有意思的是，他毕业后却又攻读医学专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医生。与那些弃医从文的人不同，魏列萨耶夫选择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弃文从医。不过，他一边从事医生的工作，一边坚持文学创作，一直把文学创作当作“副业”来看待。魏列萨耶夫在中篇小说《走投无路》中，表现了19世纪末俄国民粹主义者的人生悲剧：他们满怀理想地走向民间，对广大民众抱有急切的希望。然而，实践却表明，他们不仅无法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反而招致怀疑和仇视。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医生，他不顾亲友的劝告，深入一个霍乱流行的地方去帮助老百姓防疫治病。但是，他的那套先进的消毒手段根本就没有人相信和理睬。医生废寝忘食地工作，抢救濒临死亡的病人，最终却被当作传播瘟疫的巫师，遭毒打而死。这篇小说中医生的悲剧性，超过了鲁迅《药》中的夏瑜。
1901年，魏列萨耶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一个医生的札记》。札记探讨的不仅仅是医学的问题，更凸现出了严峻的社会问题。世纪之初的俄国，已经是风雨欲来、乌云满天。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行医生涯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当人富裕而自由时，医学才有意义，而俄罗斯的现实却是“穷人因贫困而生病，富人因生活优裕而生病”。有病的并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现存的一整套社会秩序。而要对这一社会体系进行疗救，显然不是依靠医生就能够完成的。因此，魏列萨耶夫笔下的医生的系列，都是悲剧人物——导致悲剧的，是他们的职业，更是他们所生存的社会。如果仅仅把自己局限在医学领域，那么要充当一名成功的医生是很容易的。在俄罗斯这个后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医生有限的数量比起庞大的社会需求来远远不足。然而，魏列萨耶夫所关注的，绝非医学本身。在俄罗斯，从来就没有纯粹的“专业人士”，而只有对整个社会负有强烈的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安德列耶夫是最早进入现代主义层面的俄罗斯作家之一。在小说《思想》中，安德列耶夫描写了一个信奉超人哲学的医生，佯狂杀死了自己的朋友，只因为他认为这个朋友十分平庸，却生活得很幸福。杀人的计划虽然顺利实现，但理性却背叛了他，他从佯狂走到了真正的精神崩溃的边缘。这一主题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罪与罚》。《罪与罚》的主人公是一个大学生，而《思想》的主人公却是一个思想成熟得多、坚定得多的医生。医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大学生那么多的犹豫、顾忌和矛盾、挣扎。安德列耶夫否定的，不仅仅是《思想》中的医生，也不仅仅是超人哲学，而是19世纪末以来俄罗斯的整个历史进程。平等和公正不能依靠暴力来获得，暴力本身就是非正义的。
安德列耶夫的这篇小说没有用《医生》这样的题目，而用了一个值得玩味的《思想》。显然，他要表现的不是具体的某个“医生”，而是由某个医生体现出来的某种“思想”。我把这个医生看作一个抽象的符号——他代表的是一整套关于人类未来乌托邦的理论。这种思想认为，为了达到崇高的理想，采取恶劣的手段是可行的。安德列耶夫对这一思想持否定态度，他的小说举的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医生的精神崩溃仿佛是一个预言，它预示了1990年苏联帝国的解体。无独有偶，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格医生》中，从正面说过这样一段话：“潜伏在人身上的兽性如果能靠吓唬——无论靠监狱还是靠因果报应——来制服的话，那么人类最高的象征就是手执皮鞭的马戏团的驯兽师，而不是自我牺牲的传教士了。千百年来使人类超越禽兽而且不断前进的不是鞭子，而是真理的声音，是不用武器的真理的无可争辩的力量和真理的范例的引导。”
第三个医生出现在米·布尔加科夫的笔下。医生这一职业对青年布尔加科夫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他1916年毕业于基辅大学医学系，之后就职于斯摩棱斯克国立医院。1920年，经历了乌克兰内战洗礼的布尔加科夫，精神上发生重大转变，终于弃医从文。关于自己的从医经历，布尔加科夫写了两本书：《一个青年医生的札记》和《袖口手记》。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医生，不像魏列萨耶夫笔下的医生那样具有殉道者般的激情，更不像安德列耶夫笔下的医生那样代表着某种邪恶的理念，而是更具备平民性和现实性。在没有药品的时刻，他饱尝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在病人死亡的时候，他体验到生命的脆弱与卑微。布尔加科夫没有在医生的身上寄托“微言大义”，而是“如实”地描绘出战争的残暴、民众的苦难、命运的无常以及医生的“无力”——他们即使是竭尽所能，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布尔加科夫延伸的是人道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到了革命胜利以后，自然会被贬斥为“小资产阶级的懦弱”。然而，“强大”的帝国灰飞烟灭，“懦弱”的文学家却永存于世。
歌德说过：“医学的目的在于了解生命的复杂历程，医生也因此而比其他人都更贴近于生命的意义，更易于深入了解典型人物，更易透视人类生活的秘密。”三个医生，揭示出了三种人生的秘密。
（此文原载于《当代》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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