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外湖的荷叶荷花，已经到了凋落的初期，堤边的杨柳，影子也淡起
来了。几只残蝉，刚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又带了行李，
到了杭州。
　　因为是中途插班进去的学生，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都和同班的
老学生们，仿佛是两个国家的国民。从嘉兴府中，转到了杭州府中，离家
的路程，虽则是近了百余里，但精神上的孤独，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
我只好把热情收敛，转向了内，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
　　当时的学堂里的课程，英文虽也是重要的科目，但究竟还是旧习难除，
中国文依旧是分别等第的最大标准。教国文的那一位桐城派的老将王老
先生，于几次作文之后，对我有点注意起来了，所以进校后将近一个月光
景的时候，同学们居然赠了我一个“怪物”的绰号；因为由他们眼里看来，
这一个不善交际，衣装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才，做起文章来，
竟也会得压倒侪辈，当然是一份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
　　杭州终于是一个省会，同学之中，大半是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的子弟。
因而同班中衣饰美好，肉色细白，举止娴雅，谈吐温存的同学，不知道
有多少。而最使我惊异的，是每一个这样的同学，总有一个比他年长一点
的同学，附随在一道的那一种现象。在小学里，在嘉兴府中里，这一种风
气，并不是说没有，可是决没有象当时杭州府中那么的风行普遍。而有几
个这样的同学，非但不以被视作女性为可耻，竟也有熏香傅粉，故意在装
腔作怪，卖弄富有的。我对这一种情形看得真有点气，向那一批所谓Faoe
的同学，当然是很明显地表示了恶感，就是向那些年长一点的同学，也时
时露出了敌意；这么一来，我的“怪物”之名，就愈传愈广，我与他们之
间的一条墙壁，自然也愈筑愈高了。
　　在学校里既然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时
间与精力，当然只有钻向书本子去的一条出路。于是几个由零用钱里节省
下来的仅少的金钱，就做了我的唯一娱乐积买旧书的源头活水。
　　那时候的杭州的旧书铺，都聚集在丰乐桥，梅花碑的两条直角形的街
上。每当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卧在床上，计算计算在这一礼拜里可以省
下来的金钱，和能够买到的最经济最有用的册籍，就先可以得着一种快乐
的预感。有时候在书店门前徘徊往复，稽延得久了，赶不上回宿舍来吃午
饭，手里夹了书籍上大街羊汤饭店间壁的小面馆去吃一碗清面，心里可以
同时感到十分的懊恨与无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几个铜子的浪费，
快慰的是一边吃面一边翻阅书本时的那一刹那的恍惚；这恍惚之情，大约
是和哥伦布当发见新大陆的时候所感到的一样。
　　真正指示我以做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
《白香词谱》。《西湖佳话》中的每一篇短篇，起码我总读了两遍以上。
以后是流行本的各种传奇杂剧了，我当时虽则还不能十分欣赏它们的好处，
但不知怎么，读了之后的那一种朦胧的回味，仿佛是当三春天气，喝醉
了几十年陈的醇酒。
　　既与这些书籍发生了暖昧的关系，自然不免要养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儿
子！在嘉兴也曾经试过的稚气满幅的五七言诗句，接二连三地在一册红格
子的作文簿上写满了；有时候兴奋得利害，晚上还妨碍了睡觉。
　　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发表欲，也是同吃饭穿衣一样地强的青年作者
内心的要求。歌不象歌诗不象诗的东西积得多了，第二步自然是向各报馆
的匿名的投稿。
　　一封信寄出之后，当晚就睡不安稳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溜到阅报
室去看报有没有送来。早餐上课之类的事情，只能说是一种日常行动的反
射作用；舌尖上哪里还感得出滋味？讲堂上更哪里还有心思去听讲？下课
铃一摇，又只是逃命似地向阅报室的狂奔。
　　第一次的投稿被采用的，记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报纸是当时的
《全浙公报》。当看见了自己缀联起来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来
的时候，虽然是用的匿名，阅报室里也决没有人会知道作者是谁，但心头
正在狂跳着的我的脸上，马上就变成了朱红。洪的一声，耳朵里也响了起
来，头脑摇晃得象坐在船里。眼睛也没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
虽则从头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几遍，但自己还在疑惑，怕这并不是
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场去跳绕一圈，回来重新又拿起那张
报纸，按住心头，复看一遍，这才放心，于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
想大叫起来。
　　当时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经有七八成的
把握了，才老老实实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实姓。大约旧报纸的收藏家，圈起
二十几年前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以及上海的《神州日报》来，总
还可以看到我当时所做的许多狗屁不通的诗句。现在求非但旧稿无存，就
是一联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来了，与当时的废寝忘食的热心情形来一对比，
进步当然可以说是进了步，但是老去的颓唐之感，也着实可以催落我几
滴自伤的眼泪。
　　就在那一年（一九O九年）的冬天，留学日本的长兄回到了北京，以
小京官的名义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入陆军小学的第二位哥哥，也在这前
后毕了业，入了一处隶属于标统底下的旁系驻防军队，而任了排长。
　　一文一武的这两位芝麻绿豆官的哥哥，在我们那小小的县里，自然也
耸动了视听；但因家里的经济，稍稍宽裕了一点的结果，在我的求学程序
上，反而促生了一种意外的脱线。
　　在外面的学堂里住足了一年，又在各报上登载了几次诗歌之后，我自
以为学问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时代的同年辈者，觉得接步就班的和他们在一
道读死书，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宣统二年（一九一0）
的春期始业的时候，我的书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学中学招考新生的简
章！比较着，研究着，我真想一口气就读完了当时学部所定的大学及中学
的学程。
　　中文呢，自己以为总可以对付的了；科学呢，在前面也曾经说过，为
大家所不重视的；算来算去，只有英文是顶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门。
“好！就专门去读英文罢！英文一通，万事就好办了！”这一个幼稚可
笑的想头，就是使我离开了正规的中学，去走教会学堂那一条捷径的原动
力。
　　清朝末年，杭州的有势力的教会学校，有英国圣公会和美国长老会浸
礼会的几个系统。而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刚在山水明秀的江干新建校舍，
改称大学。头脑简单，只知道祟拜大学这一个名字的我这毛头小子，自
然是以进大学为最上的光荣，另外更还有什么奢望哩？但是一进去之后，
我的失望，却比在省立的中学里读死书更加大了。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
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九点到十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
篇祷告。《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出
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礼拜。礼拜完后，自然又是祷告，
又是杳经。这一种信神的强迫，祷告的叠来，以及校内校节细目的窒塞，
想是在清朝末年曾进过教会学校的人，谁都晓得的事实，我在此地落得
可以不说。
　　这种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过上两月，一位解放的福音宣传者，竟从
免费读书的候补牧师中间，揭起叛旗来了；原因是为了校长偏护厨子，竟
被厨子殴打了学膳费全纳的不信教的学生。
　　学校风潮的发生，经过，和结局，大抵都是一样的；起始总是全体学
生的罢课退校，中间是背盟者的出来复课，结果便是几个强硬者的开除。
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在这一次的风潮里，我也算是强硬者的一个。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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