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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江南的承平岁月依依暖暖如一春花事之无限。 四月，陌上桃花渐歇，桅子花满山漫开如垂天之云。春江涨绿，水面拉宽略如淡水河。江有个名字，叫汩罗江，水上浮着倏忽来往的小船，他的家离江约需走一小时，正式的地名是湖南湘阴县白水乡晏家冲。家里有棵老樟树，树上还套生了一株梅花。黄昏时分年轻的母亲生下这家人的长孙。五十二年后，她仍能清楚的述起这件事： “是酉时哩，那时天刚黑，生了他，就掌上灯了。” 渐渐开始有了记忆，小小的身子站在绣花子绷子前看母亲绣花。母亲绣月季、绣蝴蝶，以及燕子、梅花。母亲绣大一点的被面、屏幢就先画稿子，至于绣新娘用的鞋面枕套竟可以随手即兴直绣下去。绣到一半，不免要停下来料理一下家务。小男孩一俟母亲走开，立刻抓起针往白色缎面上扎下去。才绣几针，母亲回来了，看看，发觉不对，而重拆是很麻烦的。绣花当时是家庭副业，哪容小男孩捣蛋玩这种“侈的游戏”，所以按理必须打一顿。只是打完了，小男孩下次仍受不了诱惑又从事这种“探险”，怎样的葱绿配怎么的桃红？怎样以线组成面？为何半瓣梅花、半片桃叶，皆能于光暗曲折之间自有其大起伏大跌宕——这样绣了挨打，打完又绣，奇怪的是忽有一天母亲不打人了，因为七八岁的小男孩已经可以绣到和母亲差不多的程度了。 家里还织布染布，煮染的时候小男孩总在一旁兴奋的守着。如果是染衣服，就更讲究些，母亲懂得如何在袖口领口口袋等处绑上特殊的图案，染好以后松开绑线，留在蓝布或紫布上的白花常令小男孩惊喜错愕。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夏未把整疋布铺在莲花池畔，小男孩跳下澉子去挖藉泥，挖好泥浆以后涂在布上曝晒。干了就洗掉，再敷再晒。五六遍以后粗棉布便成了夹褐的灰紫色。家里的男人几乎都穿这种布衣。 还放牛，还自己酿米酒、捡毛栗、捡菌子、捡栀子花结成的栀实。日子过得忙碌而优游——似乎知道日后那一场别离，所以预先贮好整个一生需用的回忆。 十五岁读初中，学校叫汩罗中学，设在屈子祠里。祠就在江边上，学生饮用的便是汩罗江水。做父亲的挑着一肩行李把儿子送到祠中，注了册，直走到最后一进神殿，跪下，对着阳雕金字“楚三闾大夫屈子之神位”叩了三个头，男孩也拜了三下。做父亲的大概没想到磕了三个头后，这中国的诗神便收了男孩为门徒，使男孩的一生都属于诗魂。 起先，在十岁那年，男孩曾跟宋容先生教授读过《左传》和《诗经》，宋教授从北大回乡养病，男孩在他家看到故宫的出版品和文物图片，遂悠然有远志。他不知道二十七年以后他自己也进入故宫，并且在吕物研究之馀也是《故宫文物月刊》的编辑委员。他回想起来。觉得遇见宋先生是生平最早出现的大事，另一件大事则是在理化老师家读到了长沙出版的新文学杂志，知道世上有小说、散文和诗歌。 1948年，从军。长沙城的火车站里男孩看着车窗外的舅舅跑来跑去在满月台找他，想抓他回家，他狠心不顾而去。在兵籍簿上他写下自己的名字。因而分到一枚框着红边的学兵符号佩在胸上，上面写着“袁德星”。 而同一年，远方另有一男孩才一岁，住在西安城的小雁塔下，和他生命相系的最早的这条河叫渭水。 外曾祖父那一代在西安做知府，慈禧逃庚难那一年还是他接的驾。大概由于拥有这么一种家世，他被娶了一个大有期许意味的名字：蒋勋。 辛亥革命之后，身为旗人的外曾祖父那一代败落了。外曾祖父临死传下遗命，要儿子必须娶个西安城外的汉家女子，平民出身，刻苦坚忍的那一种，家道才有可能中兴起来，外婆就这样嫁过来。外祖父显然不太爱这位妻子，一径逃到燕京大学去念书了。但这位外婆倒真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丈夫不在，她便养它一窝猫。日本人侵华的那些年，西安城里别家没吃的，她却能趁早晨城门乍开之际，擦身偷挤出去。一出城，她便如纵山之虎，城外到处都是她的乡亲朋友，弄点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后来她又把大屋子划成一百多个单位，分租给人，租钱以面粉计，大仓房里面粉堆得满满的。 看到小外孙出生，她极高兴，因为小男孩已有哥哥，她满心相信可以把孩子胱给母系，所以格外疼爱。西安城里冬天苦冷，她把小婴儿绑在厚棉裤的裤裆里，像一串不容别人染指的钥匙。 母亲当年念了西安女子师范，毕业典礼上的那首歌她一直都在唱：“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她还有一把上海来的蝴蝶牌口琴，后来因为穷，换了面粉，事后大约不免有秦琼卖马之悲，也因此每和父亲吵架，都会把“口琴事件”搬出来再骂一遍。 中国民间女子的豪阔亮烈，蒋勋是在母亲身上看到的。 她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参观，看到那些菲薄透明的瓷碗，冷冷笑道： “这玩意啊，我们家多的是，从前，你外婆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摔它一个。” 看到贵妇人手上的翡翠，她也笑：“这算什么，从前旗人女子后脑勺都要簪一根扁簪，一尺长咧，纯祖母绿，放在水里，一盆尽绿——这种东西，逃难的时候，还不是得丢吗？丢了就丢了就是了。” 母亲有着对美的强烈直觉和本能，却能不依恋，物我之间，清净无事。 往南方逃亡的时候，到了福建，从长乐上船。小男孩哭，母亲把他藏在船舱下面，吓唬他不准再哭了——早期的恐惧经验在后来少年的心里还不断成为梦魇，他时时梦见古井，梦到惊惶的窒闷和追捕。 暂时住在西沙群岛一个叫白犬的地方，好心的打鱼人有时丢给他们几尾鱼，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奇怪的是，许多年后，做姊姊的仍然恋恋不舍想起那些渔人分给他们的鱼： “好大的鱿鱼啦，拿来放在灰里煨熟——哎，那种好吃……” 终于，全家到了台湾，住在大龙峒，渭水换成了淡水河，孔庙是小男孩每天要去玩的地方。至于那轻易忘掉翠簪的母亲宁可找些胭脂来为过年的馒头点红，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喜气。 1952年，小女孩九岁，住在一个叫湾仔的地方。逃学的坡路上有杂色的马缨丹，刚刚够一个小女孩爬得上去。热闹的街角有卖凉茶的，她和妹妹总是去喝——为的是赚取喝完之后那粒好吃的陈皮梅。当然，还有别的：例如迷途的下午被警察牵着回家时留在手心的温暖，例如高斜如天梯的老街，例如必须卷起舌头来学说广东话，例如假日里被年轻父亲带去浅水湾玩水的喜悦，例如英记茶行那份安详稳泰的老店感觉……然而，这一家人住在那栋楼上是奇怪的——他们是蒙古人，整个湾仔和整个港岛对他们而言，还不及故乡的一片草原辽阔，草原直漫到天涯，草香亦然，一条西喇木伦河将之剖为两半，父亲和母亲各属于左岸和右岸，而伯父和祖父沿湖而居，那湖叫汗诺日美丽之湖（汗诺日湖系蒙语“皇帝之湖”的意思）。二次大战前日本某学术团体曾有一篇《蒙古高原调查记》，文中描述的湖是这样的： 沿途无限草原，由远而近，出现名曰汗诺日美丽之湖，周围占地约四华里，湖水清湛断定为一淡水湖，湖上万千水鸟群栖群飞，牛群悠然饮水湖边，美景当前，不胜依恋…… 但对小女孩而言，河亦无影，湖亦无踪，她只知道湾仔的眩目阳光，只知道下课时福利社里苏打水的滋味，五年之间，由小学而初中，她的同学都知道她叫席慕容，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名字叫穆伦·席连勃，那名字是“大江河”的意思。 读到初一，全家决定来台湾，住在北投的山径，那一年是1954年，她11岁。 那一年，袁德星早已辗转经汉口、南京、上海而基隆而湖口，在岛上生活五年了。“受恩深处便为家”，他已经不知不觉将湖口认作了第二故乡。 也许因为有个学了点裱画的朋友，他也凑趣画些梅花、枇杷让对方裱着玩，及至裱好了两人又拿到湖口街上唯一的画店去悬挂，小镇从来没出现这种东西，不免轰动一时——算来也许是他的第一次画展，如果那些初中时代的得奖壁报不算的话。 楚戈这笔名尚未开始取，当时忙着做的事是编刊物、到田曼诗女士家去看人画画、结交文人朋友。1957年，他拿画到台北忠孝西路去裱，裱褙店的人转告他说有人想买此画，遂以六百元成交，那是生平卖出的第一张画，得款则够自己和朋友们大醉一场。 仍然苦闷，一个既不能回乡也不能战死的小兵，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将赴南方，当时他的一位老大哥赵玉明也报了名，别人问他原因，他说： “不行啊，袁宝报了名，他那人糊里糊涂，我不跟着去照顾他怎么行呢？” 结果虽然没有成行，好在他却在知识和艺术的领域里找到了更大的挑战！戈之为戈，总得及锋而试啊！ 搬进村子的第一天，蒋勋就去孔庙看野台歌仔戏。母亲一向喜欢河南梆子，所以也去了。一面看，她一面解释说起来： “这是《武家坡》啊！” 母亲居然看得懂用闽南语唱的歌仔戏，也是怪事。家居的日子，母亲是讲故事的能手。她的故事有时简单明了。如：“那王宝钏啊，因为一直挖野菜来吃，吃啊，吃啊，后来就变成一张绿肚皮……” 她言之凿凿，令人不得不信，也有时候，她正正经经讲起《聊斋》，邻居小孩也凑进来听。弟弟又怕又爱听，不知在哪一段高潮上吓得向后翻倒，头上缝了好几针，这事让为人笃寮的父亲骂了又骂。 每到三月十二日，公家就发下树苗，当时规定家家要做防空洞，幼年的蒋勋和家人便把分到的芙蓉插在防空洞上。芙蓉一大早是白的，渐渐呈粉红，最后才变成艳红。此外又家家种柳，柳树长得泼旺如炽。防空洞当然一次也没用过，却变成小孩游戏的地方，在里面养鸟，养乌龟，连鸭子也跑进里面去秘密的孵了一窝蛋，小孩和鸭子共守这份秘密——及至做母亲的看到凭空冒出一窝小黄鸭，不免大吃一惊。 所谓战争，大概有点像那座防空洞，隐隐的座落在那里，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却竟然上面栽上芙蓉，下面孵着鸭子，被生活所化解了。男孩穿花拂柳——咱跑到淡水河提上去放风筝，跑得太快，线断了，风筝跨河而去。他放弃风筝转头去看落日，顺便也看跟落日同方位的观音山，观音凝静入定，他看得呆了——那一年，他小学四年级，10岁。 14岁考上台北师范，席慕蓉背个大画架，开始了她的习画生涯。那一年，楚戈开始努力看画展和画评，后来因为觉得别人说的不够鞭辟，便自己动手来写。而13岁的蒋勋出现在民众服务处的教室里，站在老画家的面前问说： “我没有钱出学费——可不可以来学画？” 老画家凝望了少年一眼，点头说： “可以啊！” 1966年，楚戈退役，考入艺专夜间部美术科，而蒋勋，这时候刚开始念文化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又读了文化的艺术研究所，1972年，25岁的他启程赴巴黎。 “以前我以为西安是我的乡愁，飞机起飞的刹那才知道不是，台湾在脚下变得像一张小小的地图，那感觉很奇怪，我才知道西安是我爸爸妈妈的乡愁，台北才是我自己的乡愁啊！” 终于能回国了，那一年是1970年，心中胀着喜悦，腹中怀着孩子，席慕蓉觉得那一去一回是她生平最大的关键。 蒋勋回国则是在1976年。 楚戈也回来了——虽然他并未出国。许多年来，他一向纵身于现代诗兴现代画的巨浪里。但从1968年供职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开始，却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青铜器的论文。1971年，他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上辟栏连续写了两年《中国美术史》。认识他的人不免惊奇于他向传统的急遽回归，但深识他的人也许知识，楚戈的性情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的。 1981年，蒋勋出版《母亲》诗集，在序文里，他说： 我读自己第一本诗集《少年中国》，发现有许多凄厉的高 音，重复的时候，格外脸红。 接着他又说： 这几年我在大屯山下，常常往山上走走。一到春天，地气暖了，从山谷间氤氲着云风，几天的雨，使溪涧四处响起，哗啦哗啦，在乱石间争窜奔流，在深洼之处汇聚成清澈的水潭。……我观看这水，只是看它在动、静、缓、急、回、旋、崩、腾，它对自己的形状好像丝毫没有意见，在陡直的悬崖上奋力一跃，或澄静如处子，那样不同的变貌，你还是认得出它来，可以回复成你知道的水。 我对人生也有这样的向往，无论怎样多变，毕竟是人生。 我对诗也有这样的向往，无论怎样的风貌，毕竟是诗，不在乎它是深渊，是急湍，是怒涛，是浅流，它之所以是诗，不在于它的变貌，而在于你知道它可以回复成诗。 回来的不只是从前那个离去的蒋勋，还要更多，多了一整腔沉潜的关情。1983年，他接受了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的职位。 至于席慕蓉，她在一个叫龙潭的地方住了下来，画画、教书、写诗并且做母亲。前后开的画展分别是人像系列、明镜系列、荷花系列、夜色系列。 楚戈的情节发生了一点变化，1986年底他发现自己得了鼻咽癌，此后便一只手抗癌，一只手工作，且战且前却也出版了三本书，出过四趟国，开了港、台五六次画展。 1986年，蒋勋为毕业班同学开了一门课名叫“文人画”，他自己和楚戈、席慕容合授此课。属于渭水和淡水河的蒋勋，属于汩罗江和外双溪的楚戈、属于酋喇木伦和大汉溪的幕蓉，本是三条流向不同的河，此刻却在交会处冲积出肥腴的月湾土壤。 “学生受了四年的专业训练，”蒋勋说，“我现在着包的不是要为他们再‘立’什么，而是要为他们‘破’，找三个人来开这门课，就是要为他们‘破一破’！” 受惠的不只是学生，三个老师也默默欣赏起彼此的好处来。那属于蒙古高原的席慕蓉，可以汲饮汩罗之水，那隶籍福建却来自西安小枞塔的蒋勋可以细泽草原的秩序，至于那来自楚地的楚戈亦得聆听大度山的情歌。属于原来不可能相逢的人物，在他乡相知相遇，并且互灌互注，增加了彼此的水量与流速，形成一片美丽丰沃的流域。 1987年4月，沿太鲁阁公园的绿水、文山、回头弯、九梅一路走下去是桃塞溪和整片石基的河床（原名陶塞，此处是故意的笔误）。再往前走，则是密不透天的桃花，桃花开得极饱满的时候雄峙如一片颇有历史感的故垒。躺在树下苔痕斑斑的青石上看睛空都略觉困难——那天，教室便在花下。 “席老师，”一个女孩走来，眼神依稀是自己二十年前的困惑，“这桃花，画它不下来，怎么办？” “画不下来？”她的口气有时刚决得近于凶狠，“你问我，我告诉你，我自己也画它不下来呀！谁说你要画它下来的？你就真把它画了下来，又怎么样？” “画家这行业根本是多馀的！”爬到一块大石头上的蒋勋自言自语的宣布，这话，不知该不该让学生听到。忽然，他对着一块满面回纹的石头叫了起来，“你看，这是水自己把自己画在石头上了。” 楚戈则更无行无状，速写簿上一笔未着，却跟一位当地的“莲花池庄主”聊上了，一个劲的打听如何来此落地生根。 “山水，”蒋勋说，“我想是中国人的宗教。” 那山是座落于大劫大难与大恩大砣之间的山，那水是亦悲激亦喜悦之水。那山是增落青天之外淡然复兀然的山，那水是山中一夜雨后走势狂劲直奔人间不能自止的水——各挟其两岸的风景以俱来。 一阵风起，悬崖上的石楠撒下一层红雾，溪水老是拣最难走的路走，像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艺术家，弄得咻咻不已，师生一行的语音逐渐稀微，终至被风声溪声兼并，纳入一山春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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