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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记赵家
作者：杨步伟
第二章 蜜月与蜜蜂
所谓新婚后的蜜月，是过着最香甜的日子的。不过虽然一些新人物，从自由认识而结婚，可是中间一定还有很多的事和习惯上两个人不能完全知道和完全谅解。就在这个时期间，一边得着新婚的快乐，一边来两个人慢慢地谅解彼此一切性情，所以有的人在这个时期内，从两个人不懂对方的，渐渐地一切都可以懂了。可是反过来说，有的因为认识时两面做假，一到结婚后就觉得一切都是他的（男的或女的）专利了，不久狐狸的尾巴现出来，就会大吵而特吵起来，若是两个不相让的话，坏果也就由此而起，或者是有一面相让，就被对方永远克服下来了，所以外国人用蜜月这个字，也不见得全是甜蜜的结果。
我们的蜜月，上文已说过，结婚，虽然是自主结了婚，可是一切的事务也都得自己料理，事务多到总觉得被人拿鞭子在后面赶着过似的，每天的时间总觉得不够。从六月一号到八月二十号止，没一天不是在事务上过。满指望着上船后就一了百了了，就可以松懈一下，没想到我又晕船晕得不得了，终日呕吐不能起床，原因当然不用说是有孕的缘故，但是也因动身前太忙了，在船上一休息下来，就觉得好像百病丛生出来了。元任本希望两个人在船上可以谈谈到美后我们如何过日子等等的安排一切，但是我一点不耐烦听。头等船的饭菜特别好，三餐随便挑选什么都可以，我勉强穿上整齐的衣服到饭厅去，早饭看见有人要牛扒，我看了可笑得很。元任看我好笑，以为我高兴起来，他也高兴得不得了，说以后还是出来走走好点。（一个男人哪能知道女人怀孕的苦处？）但是我一见到黄油和奶油马上就想吐，就匆匆地推开椅子往房间跑，弄得一桌人莫名其妙得很，元任又不好意思解说给他们听，幸亏桌上都是华侨。我们每次坐船看见他们大概都是给各国自己人放在一桌上，待遇可是一样的。）元任就跟他们大谈广东话（在外国生长的华侨，多数只知道本地话，和他们的父母家乡话，四邑的人最多，连广州话他们都不大懂。）船的甲板上我们虽然租了椅子，可是我也不常去，只在房间里躺着，元任只好也陪着我。想点什么玩呢？两个人下围棋吧，可是没有棋子，就问船上去要两袋早晨吃的那种炒米跟炒麦子，可以分黑白两种来。他们以为我们要吃，同时也拿了碗和牛奶来！一下围棋我的吐就好点，因为用心就不想到难受上去了。这是一种心理疗法，我对孕妇也常常叫他们想些事来打岔就难受得好点，可是到自己头上，还是和一班普通的病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中国古语说十月怀胎，三年奶哺，奶哺还有办法，怀孕之苦无人能替的，而男人往往更不谅解这些上，幸元任对我总是有很多谅解的地方。有一天遇风浪，我吐得更凶，找了船医来，一进门他大诧异叫我“杨样”（彐ㄧㄝ冫）和我大谈日本话。（那时我的日本话还未忘呢。）元任不懂问我是谁，我说是日本东大的教授，教我们卫生的。（东大就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我们女医学校教授，差不多都是东大的，所以我毕业后就是在东大附属医院实习。）元任就和他谈英文，他的英文不好，因为他是德国留学生。（现在元任的日文比我好得多了，因为我忘记，他进步了①。）等元任知道他是德国留学生的时候，就和他大谈起德国话，他高兴得不得了，每天我好的时候，他也总来看一趟。船过日本，安徽学生监督姚荐楠来看我们并同他的女儿凤和送开船，因为他女儿在我森仁医院做过看护的。
①岂敢岂敢！我想你的日文是像个冰山似的，一大半潜伏在里头，肚子里有，日久了一时说不出来。我的日文是现攒现卖的，知道的那点儿随时可以显丕出来。——元任。
好容易到了檀香山。元任说你可以下船玩一天也许好点，因为凡是晕船晕车的人，一停下来总可以马上不晕的。我们叫了一个汽车兜着帕里（地名）后山去看风景，没料到我遇到一个诧异的事：这就是开头所说的蜜月里的蜜蜂了。坐车开着窗看外头，忽然飞进来一只蜜蜂叮到我脸上来，幸亏没叮车夫。我赶快用手给毒水挤出去，可是右半边脸还是肿起来了，当时只一小块。我们两个人还到中国饭馆去吃饭，我唯一只想吃汤面，可是吃得真香。吃完饭元任又提议去买帽子，说在美国女人若有应酬出外一定要戴帽子的，因我那时都穿洋服，所以我们就去买帽子。哪知那个卖帽子女人声音特别尖高，我也顺着她跟她用小尖声音说话。我回头问元任这个帽子好不好，又用我平日的低声音，元任笑得回不出话来。以后几十年常常用那种尖嗓子笑我。这也是回忆新婚时的一个趣史。下午回船，还到饭厅里去吃饭。但是半边脸可大肿起来了，同船人看见奇怪得很，问着玩说，是不是你们两个人打架了？我连笑都笑不动。因为这个缘故，更不想到饭厅去了。好在六天就到旧金山。所以很容易混过去的，九月二十六号一大早，忽然听见大家叫起来了说，看见大陆了！（那时候还没有金门大桥横在海口呢。）头一天就有通知叫大家预备船入口前全体到甲板上去等着检查身体，并且要给入口的东西都填好了税单什么要上税的，什么不上税的。这些事元任最知道而也最注意。我虽以前到过日本并且护送过柏文蔚一家老小到长崎，可是那时的日本并没有像美国的这些规矩。而且日本对于这些革命党人物的入口更是特别的优待，一切不论，又有来接船的，我只上岸就是了，所以一切可以不问。我本来打算搀一下柏老太太。他赶快说，校长不敢当，让俺女儿来！（他们是寿州人。）因此我就偷懒享福就是了。到了这次，虽然元任关照一切，可是我觉得也要做点什么才对。不过我英文又说不上来，所以只得连用口和打手势都来了。头等向例查得不太紧。旅客们有病无病在檀香山已经问过一次，因此很快就上岸了。我们就住下旅馆。元任看我神气起来，高兴得不得了。第一个先看他一个老朋友路易斯Ross跟他一个女“朋友”。他要请我们吃午饭，问元任如何招待我。元任说我向来最喜欢新奇，请我们吃Cafeteria（那时代还算新奇的），可以自选自拿。我就跟他们一样拿了一个托盘，看见冷盘小吃，汤、生兔鸡、牛肉、羊肉、点心、茶等等，还像吃大菜似的拿全了一整套。幸亏牛、羊、鸡三样我只拿了鸡一样。可是盘子里已经摆满了，点心是西瓜一大块，没有地方再放。元任在后面说，放在我盘里吧。我回头一看他的托盘里，咦？怎么一点儿东西都没有？两个主人每人也只一碟子的一块火腿和两样素菜在内。我说你为什么不拿，都不喜欢吗？他说，韵卿你一定吃不下这么些的。现在已经拿的东西我们两个人恐怕都吃不完了。我说，不能剩下吗？元任说这儿的习惯，你吃多少拿多少，不像中国吃大菜似的，并且在美国午饭他们更吃得少，况且主人又是犹太人，看着花了钱又剩东西下来一定会很心疼的。（并且主人已经问元任了我能吃那么多吗？）我听见觉得怎么办呢？退些回去吧，元任又说拿出来了就不能退，我们两个人拼命吃好了。哪知全吃下去，我一走到路上刚要上电车就吐了一街边的西瓜出来了。我们住的一个旅馆是在旧金山很中心的一个Sutter旅馆。元任说旧金山有很好玩的中国城。广东饭也很好吃，只不要叫“杂碎”就是了。他说他一个人很少到中国城的，只是从前请过两个女朋友到过中国饭馆吃饭，现在请你去好不好。于是我们两个人到了中国城。街上不但两面满满的各种各样的中国东西，有好些在中国都没看见过的。店内街边摊子也摆满了，还有几辆大车专门给人看中国城的，两块钱一个人。同时也有参观金门公园水族馆，海滨公园等等。晚上回到旅馆元任又来出主意了。他说，咱们在旧金山多住几天吧，我问为什么？我想我们还是早点到地头好点，并且哈佛已经快开学了，还要找房子什么的。元任说，我要打一个电报给哈佛哲学系主任，我想今年不教书。现在北大给了教授出国进修的名义，每月给我二百多元的薪水，教部还贴补我两个人的川资，商务印书馆的国语留声片的发音费还有两千多，再加我们又有些很值钱的可以变卖的东西，不管如何这一年够了。我若不教书，这一年可以多学多少。（这几十年来我总觉得元任是能不要钱总是不要钱，有机会学总是学。）所以我现在打电报去问，在旅馆里等回电。我说北大的钱虽然答应得好，他们在国内还是在欠薪时代，哪能顾得到我们在国外的人。你不知国内的事。不要看他们答应得好，不寄时你如何办法？我看他们索薪请愿时真苦。元任说蒋梦麟当面对我说的。我说他说没用。政府钱不下来，他们自己也是枵腹从公，其奈政府何呢？并且知道你在外国是有办法的人，不在乎等他们来接济的，自然可以不问不管了。（我写到这儿还想骂梦麟当日为何不给话说活点，这个大傻子的赵元任就不指望了，也不会以后弄到我们几乎到了陈国了。可惜他来不及看这一段。不过那以后他知道了，所以总说韵卿比元任知道世故。）我又是因为新婚的缘故，不好意思争着要丈夫多弄钱，总是以为出来是为多学点为前提，钱只要能对付就好了。并且我为人也是不在乎钱的。等了三天哈佛回电来了，说你不教可以，可是这一门的卷子非看不可，因为实在找不到人。（那时看卷子只六十美金一个月，也幸亏有那一点儿，以后可以付得出房租来，否则要露天了。）几十年来我们两个人在经济上彼此从来不藏私，一文都是公开的。我手中只一百美金，其余都在他手上。并且在美的生活我一点也不知道。而元任呢，还以为以后的日子还是像他从前学生的生活那样过。在过大陆时候，买了火车票和两层的睡铺，他提议到中国城去买点罐头陈皮鸭。我说我虽然喜欢中国饭，在车上三天总可以忍耐。元任说这个办法又合你的口味又省钱。因为火车饭又贵，又怕你吃不下，我们开一个罐头再叫点三名治就够了。我笑起来了，我说你怕我像在三藩市样，拿了一大些菜又花钱又不吃。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可省可费的，你叫我抠啬可做不到。一路风景很好，四天才到波士顿。元任的一个朋友到南车站来接，就是以前他告诉过我的那个学医的好朋友胡正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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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章由“秋早文学”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