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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记赵家
作者：杨步伟
第十章 安与危
蓝家庄房子正在盖好之时，忽然发现市政府要开一条马路穿过去，直达城外。征收的土地，影响附近新盖的几十家住宅。（最奇怪的是申请盖房时，市政府都批准，并未提到开路，也许政府和市政府没接过头，因为城外直通幕府山炮台，恐与军事有关的缘故。）我们大家就组织了一个请愿团到行政院去请愿，开了两次会，一想所有的人都是教育部行政院和中央大学的人，恐不便争论，大家就举我做领队的出头说话。一到行政院，他们出来办交涉的人，就是蒋廷黻，他看见我赶快回头就跑，口内说我去找翁文灏先生去，他可以作点主。翁出来了稍为讨论一下，又推到市政府去了。那时是马超俊先生做市长，他倒亲自出来见我们。（提起来马先生也许还记得那一幕吧？）他见领头的是我——一个女人，他愣了一下，以后听我们都是教育界的人置产不易的苦衷，就很表同情地回说容我慢慢和政府商量或能改道也未可知，就如此算告一段落了。（岂知外患已来了。）
那时大家在南京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盖房子，观名胜，真是最起劲的时候了。
有一天我们很多人在玄武湖内游船，船家对我们说从前的安徽督军柏文蔚就住在湖心洲上。（湖中有一个小岛大约有十几家人家住在上面，并且樱桃是出名的。）说他在一所民房内，清修念佛，我一听说我就对大家说，我们去拜访拜访他去。有的人不愿去的就另回去了。我和元任叫船上人给我们开到湖心洲去，一打门果然见柏文蔚手拿一串佛珠出来了，一看见我们两人很诧异地说，杨先生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块。我说我早一点不知道，刚从船家告诉我的，所以就来拜望你了。一下他太太和儿媳妇们都出来了，他太太并且直叫大姨太太也出来见见杨先生（我早听见他在安徽督军下任后反娶了两个姨太太）。柏文蔚快快地摇手说不必不必，杨先生他们是不喜欢见这种人的，这不过是一种孽缘而已。我赶快说怎见得我们不喜欢见她们，我很高兴见见你的尊宠，结果还是没出来。柏又再三对我说，杨先生慧眼识人，嫁着如此清高学者，除自己两人的幸福外，对国家前途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元任还客气地说岂敢岂敢。我又接嘴说怎么知道我们将来不离婚，他不另爱人呢？柏又觉我笑他似的，但他随时很慨叹说他自己一点无用了。我还安慰他自古英雄名臣未尽所志的不知有多少，而国家还是多事之秋，仍要你们老辈出来帮忙，他只笑笑。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次，没想到他以后还加入了“扩大会议”，也许他们另有深意也未可知。
果不其然，外患一天一天地紧张起来了，日本侵犯我国的情形更比以前明显出来，而我们当局和人民也是日渐醒悟，各种的准备和各事的进步快到日本人觉得不安了。（连南京各街要道，例如新街口都放个大炸弹的模型，以示人民想到有敌人来轰炸的情形及防备而不要惊乱，家家还挖防空壕以备避炸，有汽车的人家一定要预备多少汽油和粮食等等。元任就只注意那些标语的古怪文法，什么“大家要提心吊担的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之类。）
外患还未到临，而要人个人的安危忽然发生了。第一蔡元培先生在上海大病，门生弟子及一大些有关系的人对于其医治上和他的太太发生意见，并冲突起来。孟真和骝先先生要我到上海去调解和劝蔡太太。但是蔡太太回我众议不一致也是危险的事。我只得回她大家都是为蔡先生好是一致的，若有意见不同时我负责调解。说着说着就听见骝先先生和雪艇先生两人在大厅里争论美医和德医的决定，我即负责任出来劝他们大家必须一致才能免去蔡太太的疑心，方可进行医治。各人的信仰以后是你们自己的事，眼前必须一致地办理，幸他们两位都还对我好感就停止争论。不过难问题到我头上来了，问我是请何医生为善，我无法只得回他们哪个医生最出名就请谁，有错也不会受埋怨的（那时找了谁来我忘了）。那时蔡先生本人已昏昏沉沉的了，问他话也不清楚回答，只指指胸腹部难受的形状。医生查后腹部膨胀，问小便如何，多否？蔡太太回说几天没有小便了，医生和我都大笑起来了，蔡太太还说因天冷的缘故，不好下床，用尿盆不习惯又尿不出来。医生和我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第一放尿，否则会变尿毒症的，放尿以后再查有无别的毒菌合并症在里面再医治。我和蔡太太站着床后面，她一看见医生给放尿管放进去，她就要用手去抓住，我赶快用手挡她，她叫起来说要是出了事你如何办？我回她蔡先生若是死了，你做太太的可以殉情，我算什么呢？殉葬可也不好听啊！给她和医生都笑起来了。等尿一出来都已经变成红色并且很浓厚的，看护给尿当时就送到医院去检查细菌，这面就先喂蔡先生的白水喝。真只不久蔡先生人就清醒一点，看看我和他太太站在那儿对我们点一下头。蔡太太还问他觉得如何？他很弱地回说好受一点。我劝蔡太太离开床前让蔡先生睡一下。医治还未起头！幸第二天蒋梦麟先生从北平带了协和医院的医生来了，这时才正正经经地起头来治疗。并且蒋梦麟先生对蔡太太和大家说，我对蔡先生和儿子一样，我可负全责，大家也知道蒋蔡几十年的交情，和梦麟做事的果断，就全无异议了。可是蔡太太还要追一句，包管能好吗？我又很快地插一句，医家虽有割股之心，但是也不能总救人的命数，大家都对我笑笑，蒋又对我说赵大太守着他家眷不干涉，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负起全责任了。
岂知一重要人物的一波将平而另一重要人物的一波又起了。忽然听见外面大叫卖报的号外，满街都有，大家快快地叫用人买了一份来一看，是西安的事变起来了，而蒋委员长被围困。起初大家不相信，以为租界上或小报造谣，可是罗家伦就第一个急得在厅堂内乱转，口里尽说快打电话到南京去问要紧（可见他的忠心一斑了。志希！我想你一定记得很清楚）。无奈那时各机关的线都忙得打不通，雪艇和骝先两人提议此间既有梦麟来负责，我们就大家速回南京，（不知何人）一下又提议给梦麟也拖走吧，他可以拿出主意，并肯负责任的，如此大家就都搭了特别快车回南京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上海看守医治蔡先生的责任。我就亲自坐车到申报馆去看看，方知是实在的事，可是还不知实在的情形是什么，不过觉得出人心惶惶的无主似的。
第二天晚见蔡先生人清楚了，我也就回南京了。回到南京更觉像是大难来临似的，各处戒严，人人举动紧张得很。当时我心想从这一点上显出人民是一致拥戴蒋为主要人物无疑了，即平日反对的人在那时也觉得西安之变为不应有的事，全国人心我想因此反一致起来拥护蒋委员长，而敢追随他起来抗战的力量影响很大，等于测验一样。否则大家还怀疑是不是可以领导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呢。和以后日本人炸珍珠港似的，一样因此而反鼓励出美国人民的一致抗日。王、朱两位要元任日夜在无线电上收听西安的消息并录音下来。（那时王是教育部长，朱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转送各人各机关，因那时中央研究院语言组的收音机等最全，凡是有最新的，院中总拨款给元任买，（他的嗜好一直到现在不改，所以家中七八套录音机。）所以这时正用得上了。收到其中一段正是张学良的讲演，马上通知大家，可惜这个片子后来锈了不清楚了。
大家对蒋委员长的安危关心如此可见了，二十四日蒋回南京真是人民欢呼震天，爆竹之盛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而大家皆出于自然而不是警察往人家强迫的举动。
但是国家多难之秋人力不可免去，不久接着热河事发生了。虽然大战还未爆发，可是人心已震动起来。那时还派不到妇女从军呢，我们这些太太们总得尽点义务才对啊。所以大组织很多私人团体来做劳军等事。我们想冬天军人在外饥寒交迫，大家做点冬衣去慰劳他们卫国的前线战士们，所以我们家又变成一个大本营了。因为我家向来往来人多，凡来的都劝他们出点钱和出点人力做冬衣等等，没料到大家非常踊跃参加，一下就是二三十人，大家分担买材料的，做机器的裁剪缝纫忙个不停。并且边做边谈天，很快很快就做成了一百七十多件棉短祆。张默君和志希太太还来我家探望我们，问要不要加入妇女工作团，我们大家都回不要，我们都不是沽名钓誉的，不过为前方战士们尽一点义务而已，打算用无名氏团体交给绥靖公署代收转到前方战士们，在每一个口袋内还放了一个条子谢谢他们受冻受累拼死忘生地来保护我们后方的人民。还有人提议写点好玩的给他们，我说恐怕他们想太平的景象，心里不安。（李济之太太也是工作的之一，大约还记得吧。）
其时庐山也正在开会议商讨国事，北方教育界的几个领头人物也都到会来了（军政界自然也有要人在内，可是与我无大关系，就不一一报名出来了）。会议会议着，而七七之变发动了。在那以前大家就知道事情紧急，幸亏有开会的缘故，多数名人和要人们都到南方来了，不然全被他们所掳。在事变的前几日，梦麟、适之和月涵他们的三位太太们打了一电报给我，说请留下他们在南方多玩几天，她们自己不久也来加入，我很莫名其妙她们什么意思，以后想想内中必有说不出缘故。不过月涵每到南方来，公事完后总留几日和我们到处去玩一下，可是适之从来不玩的，而梦麟亦然，每次南来时总到我们家几次，除坐谈吃喝外，从不玩风景的，所以他们一到，我就赶快拿连名的电报给他们看，讨论其中原因，适之主张急回北平以安人心，梦麟一面吃花生一面想理由。月涵则仰面看墙上的字画，不定可否。我只得大开话匣子了，我说他们三位忽然无缘无故来一个联名的特电要我留下你们，这绝对不是说玩话的。并且一定是别人不便打电报借用三位太太打给我，使人不在意是无疑的，一定有不可回去的大理由在内，万一回去一事不能办反招危险何必呢？倘为日人所掳更无益于本身，和国家大事上一点无补。（以后好多人为日人掳去弄到身败名裂，其实不见得他们都是心愿为日奴的。）我和他们那时是在对街吴之椿家力争，而在座的各人意见也是不一致。四五小时后，还是梦麟站起来说，如此我们暂停两三天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好了，现在大家散了休息吧，又说一句，不知太太们的安危如何？我回他太太们不动正是以安人心，你们不必多虑，以后自有方法出来的。（中国女人真有临难不慌的能耐，总讲以镇静为上，所以很少像外国女人一下就晕过去了，我想这也是古训使然的习惯。）幸亏以后北平虽已沦陷，他们几位太太还是无恙出来了，否则我的过处可不小了。
那时我国虽然自知力量不足，但是政军界人和人民还是不顾一切地起来抵抗，可说真是全国一致。（对政府内情我们固然不知切实，但是人民的勇敢我们是看得清楚地。）虽然有少数人怕无力抵抗并希望各国出面调和，但是上海方面日本的兵船也是日日增加，我们都知道他要用此来威胁南京。所以政府就命令人民对长江上游和内地各乡疏散，政府本身闻说也是打算第一步退江西，第二步退汉口，第三步重庆。虽然政府已决定抵抗到底的打算了，可是一般人民还是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打主意一阵，不知何处最安妥，今天这家出南门，明天那家出通济门，有的出去又跑回来。因恐遇土匪打劫不敢住下来，又搬回来，真是乱得不堪。而先生们因政府还未正式挪动，他们还须到公事房办公，所以更使得一班太太无主了。我家呢，第一我向来胆大，只恐天下无事而不怕有事，第二元任正大病，我们自从结婚后他从来没生过大病，而在这个大乱的时候，他偏偏得了恶性疟疾，六天的高烧，南京中央医院两三个名医每日来看。以后人弱得不得了，一听见小声音就一身大汗不止。所以我守着他，外面的消息一点不敢告诉他，又不敢给他多挪动。适之和月涵他们每日来看一次也无办法，孟真虽在百忙中也是天天来，济之也常抽空来一下。我虽然再三对他们说，各人公事太忙，等有特别变动情形我再找你们，免得大乱百忙中，他不能分劳，反劳动朋友们，但是他们大家还是照常要来看一下才觉得安心一点，真是临难知好友，乱世见忠臣之时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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