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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较早地读过穆旦的诗，但我不知道穆旦就是查良铮；我认识查良铮是50年代前期他由美国回到南开大学任教时，但也不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因为他的夫人周与良和我是辅仁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她读生物系，我读历史系，彼此的距离很容易拉近。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同为“棚友”，结成“一对黑”，共同承担刷洗游泳池的劳动。休息时蹲在墙脚旁聊家常，我才把查良铮和穆旦合而为一，并更了解他的家世、事业和性格。 穆旦出身于浙江海宁查氏名门，30年代已有诗名，40年代，远涉重洋，赴美留学，50年代，回南开大学任教，不久就步入不断坎坷的岁月。他虽身处逆境，但一直孜孜于他所喜爱的翻译事业。可惜，他以将及下寿之年，便带着一丝才犹未尽的憾意离开了尘世。但是，他和历代生前失落的文人毫无二致地得到身后名，特别是近几年，穆旦和他的诗日益为人所注目，也有人写有关穆旦的文章，穆旦的诗集和译著也相继出版，甚至在世纪文学的排行榜上也列在前面。这不能不引起我去读一些有关他的文章，其中大多以谈穆旦的生平和评价其诗和译著为主，对研究穆旦的诗和译著颇有参考价值；但总让我感到把穆旦的生平写得一帆风顺而不写坎坷一生，显然有点对不起穆旦似的。最近，我又读到一篇写穆旦生平的长文，文章写得较全面，也流畅可读，不过对穆旦一生中所遭遇到的噩梦却一笔带过。我认识这位作者，曾当面问过，作者表示不愿再触及穆旦的不幸，用心固然良善，但却把穆旦的人生历程割掉一半。幸亏有《穆旦诗全集》的编者李方为穆旦编写了一份年谱简编，比较完整地记述了穆旦的一生，而某些厄运细节仍未见详述。穆旦所遭的厄运，我都耳闻目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一时期的遭遇则我是唯一的见证人。为了让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后死者应该担负起这种追忆的责任。 穆旦是1953年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的，第二年底，在一次有关《红楼梦》的讨论会上，有些人的过激发言冒犯了当时的领导人，穆旦虽未发言，但因穆旦和那几个发言人过从较密，加以领导人的心胸狭隘，不容“异类”，竟以“准备发言”的罪名，被罗织进“反党小集团”。这就是所谓的“外文系事件”，在校园里曾引起过震动。从此同事们的私下交往明显地减少，说话也多慎于言，而穆旦参加“远征军”的历史问题则因此受到追查。以后两年，穆旦背着历史包袱灰溜溜地生活，但并没有挫伤他的意志。他更勤奋地全身心投入到译著工作，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加甫利颂》和《欧根·奥涅金》（重译本）、《拜伦抒情诗选》、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等著名作品，穆旦似乎更习惯于默默无声地笔耕不辍。但是这样苟安平静的生活也难维持下去，他虽然艰难地逃脱反右的厄运，但是，1958年底却被投入更痛苦的深渊。当时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较多的是受到“内控”，只有极少数人是被法院明定的，穆旦便是正式由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接受机关管制”的一人，剥夺了他的教书权利，发交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直到1962年解除管制，他继续在图书馆“监督使用”，做整理图书，抄录卡片和清洁卫生等杂役工作，并在工余时间翻译拜伦的代表作《唐璜》，一连做到他离开了人世。穆旦在这十几年的艰难日子里，忍受着心神交疲的煎熬，仍然写出《葬歌》那样的长诗，真诚地抒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的热望。他没有任何怨悔，没有“不才明主弃”的咏叹。穆旦只是尽自己爱国的心力，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他代表了中国真正知识分子坚韧不移的性格。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和穆旦都是南开大学“牛棚”第一期的学员。开始牛鬼蛇神在一个队专门打扫校园的街道和厕所，因为人数多杂，休息时蹲坐在地上，彼此不知底细，说的大多是天气如何哈哈哈，以莫谈国事为主旋律。我是说话较多的一人，而穆旦则常常一言不发，看着别人说话，神情忧郁寡欢，可能他想着自己还背着“法定”的历史包袱而非常小心谨慎。他只对我说过一句话，悄悄地嘱咐我少说话。果然，不幸而言中，我在不经意的说话中流露出不满被别人打了小报告，在班前会上受到认罪态度不好的批判。不久，我和穆旦被分配去清洗打扫游泳池，因为只有二人，而且在游泳池开放时能有较多的空隙，所以交谈的机会也多，也谈过他的诗和译作。后来当我读到他的全集时，那种才华横溢的诗才与他在游泳池劳动相处时的形象怎么也合不起来。他有诗人的气质，但绝无所谓诗人的习气。他像一位朴实无华的小职员，一位读过许多书的恂恂寒儒，也许这是十来年磨练出来的“敛才就范”。穆旦的劳动态度很认真，而我总有抵触情绪，不时被革命群众斥责，穆旦常开导我，这是为群众劳动，不是怕谁，我就学他的样子做，免去了很多无谓的羞辱。1970年，我被下放到津郊插队，才与穆旦分手，后来听说穆旦被送到南郊大苏庄农场劳动。四年以后，我被召回，可是寒冷的天气尚未过去，人际关系也没有解冻，人们碰面时的最大交往限度是颔首微笑，相对无语，以免别生枝节。我和穆旦有几次也就这样地擦身而过。1976年初，穆旦摔伤后，曾在路上相晤，仅仅互致问候而已。1977年初，穆旦过完了新旧两个年，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含恨离开了他一直眷恋的祖国和人民。又隔了一年，才由南开大学宣布“查良铮的历史身份不应以反革命论处”，1980年经有关部门复查，纠正了1958年的错判，恢复他副教授职称，但是，这个决定于第二年11月间才正式宣布。错误决定何其速，而纠正错误又何其缓？ 穆旦走了二十多年，也许是命运的巧合，穆旦从回国到逝世也是二十多年。他生前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是穆旦，其他人也有些类似情况，但都没有穆旦那么沉重，那么透不过气来。穆旦生前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后却赢来无穷的赞誉和光荣：他的名字和诗作不仅在老一辈人中，也在青年中流传；他的成就得到了公允的评论，著名评论家谢冕所写的“一颗星亮在天边”是一篇充实而精辟的作品；他的诗作由李方编为《穆旦诗全集》，列入《20世纪桂冠诗丛》中；他的妻子周与良不像朱生豪的妻子，把朱译莎集在墓前焚祭那样，而是更妥善地把查译《唐璜》置于墓中，长伴穆旦。所有这些身后哀荣，确能还人间以公道，给有过类似遭遇的生者以激励，对其妻子儿女和亲友以极大的安慰。对于穆旦，则用世间的通用语汇应该是“含笑九泉”了；但这句话是活着的人对亡者的祝福，实际上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穆旦生前喝的则是满满一杯苦涩的酒，穆旦喝尽的苦酒给生者带来了许多理不清的思考。真正希望穆旦喝尽了苦涩的酒，把一切不该发生的悲剧一古脑儿担走，让许许多多颗星在天边熠熠发光地亮起来！ 中华读书报1999.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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