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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写诗，关键是写”，这也许是没必要说的一句大白话。但你回头看一眼1999年诗歌圈里发生的那些事情，你会觉得，这句话真的被不少写诗的人当作大白话了。 一个人出于他（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缘分，尝试着写起诗来（这门精神手艺够古老的）；写着写着，有人读了，没啥感觉，有人读了，说写得好，又有人读了，有一些诗发表出来；写诗的人便得了劲儿，把写诗这件事做得越来越投入了，一年一年，写得越来越自觉，以致耗费了无数的心血，以致在旁人看来有点犯傻；但不管怎么思忖，这个一头栽进诗的陷阱里的人，还是无怨无悔地着（仿佛那隐秘动荡的心灵真能显现在白纸黑字里似的），并且暗中感念上苍让其识得这一缘分——其实到这份儿上，也就无从悔起了。我以为，这个人就算得上是一们真诗人了（写出名份，或默默无闻，在此不必论及。人世间有一件虚幻物就叫成功）。正是这个写字，无情地，也饱含深情地，贯穿了诗人的一生！正是在写的过程中，诗人得了经历，诗篇起了变化，诗学渐渐酿成，诗心懂了生命。当然，也是在写的过程中诗人得了经历，诗篇起了变化，诗学诗学渐渐酿成，诗心懂了生命。当然也是在写的过程中，诗人虚荣了，诗篇枯萎了，诗学毁掉了，诗心就更谈不上。 写，是动词，是行为，即具体地、个人地去做一首首诗。置身于1999年的许多中国诗人，也许是历史感太强，却没有专心于写，而是致力于争（说穿了，是想确立自己已经写下的那些诗的地位），那些争论文章尽管也涉及诗学理论的构想，但构想的背后仍是名份之争。说到理论，胡风算是理论家了吧，但我在牛汉的《学诗手记》一书中，却读到这么一小段话：“作为理论家的胡风，五十年代初曾对我说过：你只管在生活里写诗，理论界的争论与分歧，可以不去管，……。”诗学理论无非是理想化地论及“写什么”、“怎么写”等大而无当的问题。诗学理论源自构想基础上的归纳，它似乎指向某一种新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它却什么也不指向，除了指向它自身；而写作则必然地把诗人领向他的实际语言行为，他在每一个表达细节上所遭遇到的小小困难。同时，诗人并不只是在生活中活着，更是在写的连续性中探求怎样活；这样，写就既发生在诗人的生活里面，又促使甚至构成诗人的生命变化。在诗人那里，写作和生活总是互相促成，谁也不是单纯地为了谁，但谁也离不了谁。写不会满足于仅仅涉及亲身经历，一经书写，亲身经历也起变化；活生生的当下生活是写不出的，这是写的宿命！所以说，写也会通过嫁接，从间接性的知识中孕育出果子。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个诗人不应以知识欠缺为荣，但在诗中，知识确实应以更浑厚更活泼的生活直观和生命神秘为基础。诗永远需要回到朴素的生命冲动和想象力的纯真状态，它的本性是挣脱（框架），是反抗（既成）。 “写一首诗”的过程是如此简单，简单到了想不到要去回想，但同时又是如此复杂，复杂到了无法完成的地步。简单，是因为生活有时能惠顾你，让你的句子一出手就成诗；复杂，是因为现代诗的书写本身已成了一件难以制造的工艺品。诗好就好在，它是无法说透的一桩事情，是未完成的完成，是敞开给每一个人的精神上的可能性，或者它就是可能性本身。严格地讲，诗只可显示，显示那“传而不以言，非以言不传”的东西，所以它总是容许不同的写法，也容许不同的解释。 在生活里写诗，这说出了另一层更生要的意思。看上去，一个诗人投入到语言行为的写中，外在点心写出院 一首首诗篇；但由于写作的背景和材料均依赖于生活的土壤，所以内在点永远是诗人对自己生存状态及心灵状态披露。外在点和内在点之间的来回移动，有可能让诗人在生活中并通过影响其生活的写作活动，体悟到生命中实实在在的客观部分和深不可测的灵性部分。诗不同于思想，却是思想活生生和奔突的特殊形式；诗也不同于宗教，但诗同样不是靠被证明，而是凭借其影响人类精神生活的方式，获得其特殊的意义。没有必要去证明感觉变语言。诗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态度，诗被读懂也就要求一种心灵上的态度的契合。批评家对待诗的态度应该是谦虚的，细致入微的，因此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的。一首诗的技艺和意义只存在于体现它们的每一首具体的诗中。写的道德是要对语言和真实负责，批评的道德则是要无愧于所涉及的文本。对每一种写法都不持偏见，这也许超出诗人的性格，但必须有起码的宽容态度；既然每一个诗人都在写的途中，都在各自极端的自信中，那么，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写出各自的诗歌文本，就够了。至于你写的诗究竟是好是坏，别人说了，你未必信，你自己说呢，又不能算数；所以不是你管得了的事情。我相信一个优秀的诗人对自己心里还是有谱的，哪怕这个谱来自某种盲目的认定。 有人更多地把生活理解为日常生活，但诗既来自日常的生活，同时又是远离它的一种努力，甚至可以说诗的意义总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如果被生活中的场景、词语间的碰撞和虚拟客观的描述所过度迷惑，一个诗人就不会用心去领悟生命中更致命的虚无。诗毕竟是生命虚实之间的一种富于独特性的艺术。它是具象的，更是形而上的，但只有与具象相结合，形而上才可被显示。依我看，我们眼下的社会走势正把大群诗人裹挟到浮躁的某于平庸的心态里去……，罗嗦的铺叙满足于词语组合的九曲十八弯似的晕眩效果，诗歌必需的简洁受到了伤害；生存的短暂感未能激发出对个体生命深度的挖掘，却刺激起对话语权力的贪欲；崇高的神性退隐了，世俗的场面奔走在诗行的大街小巷；抒情的亮色黯淡下去质朴简单的音调已被浮华繁复的喧闹所淹没…… 而直接性和深度，仍是我对一首诗的奢求。“知识分子写作”也好“民间立场”也好，强调宽容和多元的“第三条道路”也好……，这些都没有什么新鲜的，因为这些提法总归只是些提法，也可理解成争论的策略（类似的格局上个世纪初就曾出现过）。你细心读一读发表出来的文章，就可以发现，大家骨子里都在强调“独立品质”！但发力点不同。“独立品质”恰恰不是供争论的，它内在于每个诗人的性灵，并默默地作用于每一个诗人的行为。现代汉诗的历史不足百年，多少风云一时的诗人已恨于寂寞，我们迄今仍然珍爱的，恰恰是写作手法各有千秋的那些好诗。我认为好诗的标准正在生成之中，我们应该把期待的目光扬得更远一些才好。好诗常脱胎于大胆创新，但这个“新”决不会是空穴来风，而只能是对传统“入其内出其外”的成果。在艺术领域，变化总是合理的；反对一切现在的，也几乎是一条原理。凭什么去反对？凭独特性。但独特性必然基于每一个诗人的独特性灵。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但诗人总归要回到写这个字上来，只有写，才能把感觉到的、触摸到的、冥想到的、领悟到的……落实到一首首具体的诗里去。诗人只能凭写下的诗篇去证明诗歌仍然存在，而无法靠大嗓门或占山为王去“宣称”自已是多么了不起。你以为你是谁？作为诗人，你无非是你写下的那些诗篇。你一嚷嚷，你的诗反倒蒙羞；你尽全力写你的诗，你的诗自会赢得那些潜在的认真的读者；当然你不必为他们而写，但你的诗确实是写给他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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