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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在诸多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将前文《因果性与共现性：从另一面看中西文化的差异》中的抽象分析加以拓广，著重讨论中西伦理，社会结构的差异，以解释许多看上去相互矛盾的现象。 为此，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假设：人对“自我”的意识是人从物理自然中分裂出来的根本动力，但这一分裂给人类带来了根本的困境：即死亡从此于混沌不分的状态中显形出来。这一过程在基督教中即是“原罪”的来源，而在现代意义上被称为“异化”。中西文化分别代表人类对死亡(“异化”)的两种解决方式。由于存在的分裂，人具有了两个根本的要求：物质层面欲求和精神的“终极(定位)关怀”。在基督教文化中，人的这两个要求被分开来解决，即在现世，人只能获得物质的解决；而人的精神永恒只能在超越现世的“天国”，由“上帝”赋予。与此相反，在中国文化中，人的两个要求都要在现世，并由人自己解决。由于这一起始条件的不同，中西在文化，伦理和社会结构方面演化出了极大的差异。 在基督教文化中，人被认定根本上带有“原罪”，也即承认这种分裂。人在现世只是一个放逐和片段。任何人都是有罪的，因此没有能力在人格上评判他人，个人的人格建构根本只与上帝有关，人和人，甚至父母子女间都不具有必然的心理联系。这一点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提供了根本的支撑。在西方，个人的心里结构高度分裂，只有“爱”能沟通分裂的心理两极。而伦理，作为一种联系人的现实需求和“终极关怀”的准则，在西方文化中主要是探讨人和上帝的关系，而对人和人的关系反而较少触及，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在西方仅仅是物质利益关系，故应由法律来规范的。一旦有物质利益冲突，则个体之间斗争残酷，而若冲突不大，个体之间趋于合作。西方社会中，统治者主要关心的是对人的□在统治，很少有人敢宣称要统治人民的精神。 以此相反，中国文化中，人在现世要同时获得两个解决。因此，人的“终极关怀”只可能被定义为“基因流”的永恒，也即生殖繁衍连绵不断。所以，中国文化把血缘关系提升到了西方宗教的层次。同时，人认为人自身能解决“终极定位”导致了一个不可解的悖论；也使的很多人觉得能成为世间的神，驾临于他人之上。由于在中国文化中，物质和精神都在现世寻求解决，所以个体的心里结构分裂较小，无需“爱”来沟通。以此一致，中国文化中的一切，包括伦理，哲学，文学等大都只是围绕现世展开的。为了在现世获得“终极定位”，人与人之间除了物质利益的争夺，还必须展开人格高低的斗争以决出高下，所以实质上个体的人格是不可能平等的。你的人格不比别人高，则就比别人低，没有第三种选择可言。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个体人格的建构不可能独立于其他人和群体，正所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包括所谓的“圣人”也是如此。同时，由于存在这两种斗争，个体之间很难有真正的合作。因为就算物质利益一致，但为了提高自己在现世的人格地位，就必须每时每刻打击别人。就象鲁迅说的那样，传统文化中的人不是当主子就是当奴才。当然，也可能一个人对某些人是奴才，转过来对另外一些人则充当主子。可以这样说，人有权利评判他人的人格高下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更是摆脱不掉的恶梦，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不能在中国，甚至整个东亚文化圈实现的根本原因。中国历史上几百年一次的皇帝更换，给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但带来了社会次序，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精神归依场所。所以不到万不得以，中国人是没有心理支撑来反对传统社会的。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说倒底乃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妥协的结果，其以“家”为本位延伸而得到无所不在的外在(国家机构)和内在(伦理)网络，被称为“国家”。在中国，统治者被亲切地称为“父母官”。为此，中国整个传统社会很像一座“透明监狱”(英国经济学家边泌建议的一种社会结构，用于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犯罪。在其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透明的房间内，这种房间从外面能一览无遗，而从内部则看不到外面。因此生活其中的个体每时都觉得受到监视，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令边泌料想不到的是虽然这一建议在西方很少受人注意，甚至为许多人所鄙视。但在中国却实践了数千年。从几千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有许多边泌不能想象的结果。其一是由于人人感到被他人监视，所以个人想法高度内化，“喜怒不形于色”，培养了历史上成群结队的阴谋家；其二是这一结构在初期对人的控制高度有效，但随著时间的推移，控制开始松弛，而且个体积蓄了大量无从发泄怨愤；因此会在看上去毫无徵兆的情形下，暴发毁灭性的反抗浪潮；同时由于这种反抗缺少确定的目标，所以反抗具有自虐，虐他的狂欢性质。其三是个体的精神定位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群体关系中才能确定。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一个策略就是时刻监视，力图窥视他人的私隐，用以贬低他人，内斗不休。彼此互相撤台，但又必须群居在一起。 由上可见，中国传统的统治从来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统治。之所以许多学者会误认为古代中国从来不统治人的精神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不象西方是庞大，抽象的体系。中国文化的精神本质就是一种对现世次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诠释。 本文还以上面的框架为基础，分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并解读其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从而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形式和最后形式。毛泽东第一次完成了古代儒家和现代新儒家们的梦想--“内圣外王”，但却给中国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 最后，本文要讨论一个重要的结论：人类的文化，伦理和社会结构都是起源于人希望解决死亡焦虑，或“异化”的努力。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是其中的两种模式。因此，人类文化的演化可能能用计算机模拟之。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仅仅是初始条件的不同造成的。另外，本文还想抛弃一种理论，即认为有普适一切社会的规律存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由于其解决死亡焦虑的独特方式，成功地将社会拖住，让它不出现西方的直线式演化。而是以循环往复的形式演化，故而有“读史能知将来”的谆谆教诲。相反，西方以其解决方式演化出了宗教，科学等。由于在西方构架下，人的两个极端(意识和无意识)相距遥远，故人觉得总是面对“未知”，所以从现在不可能预料将来，这对科学尤其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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