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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在我写完短文《因果性与共现性-----从另一面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后，一直想写篇自己对中国近代和现代思潮认识的文章，特别是从王国维投水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段背后所包含的内在思想轨迹，可总开不了头。今读了晏新明先生的《中华大同书》下篇后，就有不能不写之感。 在巴黎的时候，就读了《中华大同书》的上，中篇的打印稿，并同作者作了讨论。在基本观点上，我们是水火不相容；唯一相近的是都认为为了未来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一批身体力行者，而不是学者之流。但是在绝大多数的问题上，如怎样评价儒家思想，“新文化运动”以及毛泽东的地位上和“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观点都是截然相反。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中化民族的命运，现把我不成熟的思想贡献出来，供各位指正，批判。 一，对人类价值体系现状的看法 开宗明义地，我个人认为现在人类的各种主导价值体系皆已崩溃，而由此造的价值定向危机才开始慢慢显现。东西文化的衰落都是由科学的强盛，将人类价值不确定变成一种具体的操作性造成的。总的来说，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较为明显。王国维先生的投湖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标志。陈寅格也承认：“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 同样，西方文化的现状也好不到那里去。由尼采所喊出的“上帝死了”宣告了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失落，后来，海德格尔所看到的是“掩蔽”，是“沉沦”，世界进入“暗夜”，而“澄明”之境遥遥无期。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文化的衰落分别由王国维，尼采来宣告可能不仅仅是巧合，他们二人都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叔本华的思想。 中国文化的崩溃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相反，他们很难相信西方文化也失落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间比较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科学现在还处于强势地位，许多从事思想研究的学者都对科学怀有崇敬的感觉。由于这种心理定势，他们都很难在超越东西方的层次上作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当然，他们的工作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有一定的铺路作用。象钱钟书先生，就对中西文化异同作了详尽的比较。同样，金观涛先生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如果只看到西方国家现在的强大，就认为只有科学，蓝色文化能救中国就大谬不然了。 二，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在拙文《因果性与共现性》中，我简单讨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即在中国文化中人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分裂较弱。在这里，我将以另一种形式，即按中国文化在近，现代演变，发展的轨迹为线索，列出我的观点；并回应《中华大同书》下篇的要点。 我与《大同书》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我不认为中国文化的崩溃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造成的，而相反是它本身经过数千年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内在的活力越来越弱造成的。中国文化很早就出现了现代西方的后现代特点：世界意义的平面化，标志着中国文化的早熟/或衰老。这就是为什么我下面反复强调毛泽东引入“矛盾”/“阶级斗争”是天才的行动，是为未来中华文化得以复兴的真正动力。因为“矛盾”的引入将加大意识和无意识间的距离，从内在增强中国文化的活力。实际上，宣告中国文化崩溃的标志是王国维的投水。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王国维在接触了叔本华的思想后，就对中国文化绝望了。这中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把人生的意义定位于连绵不断的血缘，生殖链上，个人意志太渺小了。在接受了叔本华思想的同时，他深深意识到自己无力挣脱这巨大的锁链：不可能又在中国传统的框架下，又思想独立其行，所以只有一死了之。 中国文化有个非常古怪的特点，也就是把种族的生存，繁衍当成最重要的目标。对于此，我们不能评判它的好坏；从能量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是非常节约的，不要化精力去思考不着边际的行而上问题，一心保持社会的稳定，后代的繁衍。通过密不透风的人际关系网络消耗掉人对死的恐惧和玄思，“不知生，焉知死？”。本来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只不过很多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如《大同书》把这点当成所谓的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来宣扬，则是南辕北撤，不得要领。 为了达到以上的目的，儒家思想提供了两个基础：1)提出“人之初，性本善”；这一点，与基督教的“原罪”完全相反。通过这一点，儒家思想肯定了人类感官生活的唯一合理性。所以，我很多年以前就说：儒家思想是建立在张扬人类动物性的基础上的，而且将这种动物性通过伦理之路转化为社会性。很多人都被骗了，儒家思想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本质上是“存人的社会化动物性，灭人的妄想超越性”。本质上看，人有身体，就有欲望，进而就要和其它的个体竞争，因而从其它个体的角度人就不可能是善的；因而，肯定身体存在的重要性就肯定了死亡的不可救牍。因此把人性定义为善就肯定人繁衍和自私的唯一性和合理性。故而，鲁迅先生在中国的经典中看到了“吃人”，而且吃你之时还说在挽救你是一点不假的。2)提出“中庸”；拙文《因果性与共现性》分析了“中庸”的真正含义，“中庸”是“仁”和“义”的平衡；而“仁”是离开现世的力量，“义”是拉回现世的力量；与《大同书》所说的什么良性反应拉不上任何关系。实际上，“中庸”的作用我之为“平均化力量”，它相当于把正态分布中的大面积区间凸显出来，而尽力抹杀出众的个体。“中庸”的确立有好和坏两方面的后果：窒息了中国文化的生机---超越性；但同时节约了人的能量。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枪打出头鸟”，“夹着尾巴，缩着头作“人。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后就罕有大思想家出现。 我承认，儒家思想可能是种群生存的最好模式。其很象生态学中的“一报还一报”模型，据计算机模拟表明，采用这一策略的种群生存时间最长。所以，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连绵的繁衍，有绝大的贡献。 从根本上说，东西方文化分别是人类的两种价值取向，无所谓好坏。这里我们不能评价它们的好坏是因为人不可能认识宇宙的“终极规律”，而且是否有这种规律是值得怀疑的；在以后部份我将讨论是“规律”的诡异之处。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在终极的意义上判定我们行为方式的好坏，中国文化才有了“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所导向的改变。因为中华民族中有一些人开始怀疑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性。宁愿消耗自己的生物能量，用于创造和玄思。他们认为这样更有意义。 三，“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我个人认为，《大同书》对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分析较之其他学者确实有所突破；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虽然包含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可根本上确是文化深处的大变革。但是，他所作出的结论，认为毛泽东把中国推到最黑暗的时代则是完全错误的；相反我认为，毛为衰老的中国文化中注入了真正的生机，复兴了中国文化中一直被压抑的“矛盾”这一范畴。 前面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以“中庸”为根本，把现世作为唯一有意义的存在，通过伦理的网络引导，消耗人的能量，从而解决对死的面对和恐惧。这一体系经过数千年的完善，似乎为此系统所化之人也其乐融融。有稍不满意者，也可通过诗歌，绘画以及道家修练来发泄。因而被有的人称之为“命根子”。如果没用西方文化的入侵，这一命根子也许还能继续下去。可很不幸的是，西方文化在洋枪洋炮的开道下进入了中国文化的视野，使中国文化不得不面对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打击一开始是表面的，否定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自认为是世间最正确的信心。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显示了一个社会不天天讲“人之初，性本善”，社会照样坏，乱不到那里去。中国文化天天讲这些东西，也没有好，稳定到那里去。御用文人们歌颂的明主李世民不也是靠杀兄夺权的嘛。进而，西方文化的科学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文化的内核，使得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伦理的巨大惰性和虚伪性。因此，要反掉中国的腐朽伦理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任务。鲁迅先生在揭露中国伦理的腐朽性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所以称他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打击是外在的，也就是靠西方的所谓的“科学”和“民主”为旗帜，以反思，批判中国传统。因此可以说还不是最有力的；要能真正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内在的否定动力；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运动”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则要等倒毛泽东的出现。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罕见的天才；是到了他才真正动摇了传统文化，同时他已经尝试重新建立不同于东西方，但又包含东西方文化要素的新文化。对于这一点，以前尚没有人看到。 毛泽东用以动摇中国传统文化，震撼中国人心灵的根本核心是“矛盾”，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阶级斗争”。观毛泽东的一身事业，无不与“矛盾”有关。早在二十多岁时，毛在《湘江评论》就撰写了论体育之文章，提出了“矛盾”是宇宙发展的根本动力。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至。毛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大贡献，比建立新中国还重要。毛之所以能用“阶级斗争”摧毁掉儒家思想，是毛利用了人的“原罪”本能，人有身体，就有欲望，就要斗争，此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有人不同意这点，仅只是人的虚伪性和惰性使然。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用“矛盾”向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总决战。可以说毛在根本上胜利了，较为彻底地砸碎了中国文化中腐朽的思想对中国人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心灵，为中国文化注入了生机，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奠定了基础。当然，“文化大革命”这种从根本上转换中国文化结构的事件，必然会释放出巨大的无组织力量，对一些人造成了痛苦，但其历史意义是不容否定的，也许要很多年后才看得清楚它的贡献。 毛在破旧文化的基础上已经尝试建立新的文化形式。实际上，这时他试着从中国文化中获得支持。毛的重建尝试在哲学上体现为“知行合一”，详细的论述包含在《实践论》中。因此，毛最重要的思想包括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两文中，至于其它的文章，都是以上思想的具体化。 四，未来中国思想的复兴与重建 客观地说，我对毛泽东重建中国文化的尝试的根本有效性表示怀疑，我不过认为他的这一尝试对中国首先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是有意义的。思想的重建问题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由于科学的出现和昌盛，人类过去的所有价值体系都被摧毁了。人失去了存在的终极意义。人的个体成了一个可操作的元件。这一点，已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思想家所意识到。尼采思想的核心是用狂欢的来抵抗无意义，从某种程度上看，“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大程度上有尼采所说的“狂欢”要素，这也许是为什么许多当时的参加者还怀念“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人对存在意义的关切之深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未来的数十年中国可能会出现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形：诸子百家。但是，就现在的状况来看，并不能乐观。原因很简单：现在的所谓学说不过是半生不熟的西餐或者早已腐朽的传统垃圾。可以说，真正能为人类确立终极意义的东西还不可能出现。我个人的愚见，要真能重建人类的价值体系，就比须对科学有全新的解决。做不到这一点，人类的终极意义就不能确立。 也许，这一步可以通过分析科学的一个根本悖论入手。科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可重复性。另外，科学设定自然，包含人在内，都是为一些“规律”所支配，只要人类认识了这些“规律”，人类就认识了自然和人。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两个互相不一致的结果：1)人不可能做出违反“规律”的行为，因为人的任何行为都为“规律”所支配；同样，宇宙中不应该有互相矛盾的事件存在，2)要么“规律”不是“先存”的，“规律”仅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之前所发生事件的关系总和。如果是这样，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就要改观。科学的可重复性也是一个很“怪异”的现象。从概率论来看，科学的对象发生的概率应该是1，是必然事件。可什么样的事件才能满足这一条件？在另一面，似乎对历史影响很大的事件都是小概率事件，甚至是只出现一次就再不发生的事件。这类事件常常被我们称之为“偶然”事件。我个人认为，弄清科学事件和“偶然”事件间有什么关系可能会是重建人类价值体系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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