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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上海，是一九二六年的春天，“五卅”的风暴已经过去，抵货运动成了尾声，原先改用招牌、冒称国产的英日货，此刻又渐渐的恢复本来面目，连最犯忌的仁丹胡子和太阳商标，也都重新露脸，再度登场。总之，不到半年工夫，大家又忘得干干净净，剩下一些老实人，先前因为激于义愤，把英日制造的日用品，成堆烧掉，这回自觉上了大当，在那里唉声叹气，悔之不迭了。 不觉得上当，且还继续保持着敌忾的，是一些年轻的学生。拉铁摩教授说过，“学生运动是现代中国发展的潮汐表”。这句话很不错。由我看来，以此测量，简直比调查报告人类还可靠。五月一到，租界上的情形紧张起来，那些“三道头”和特别巡捕都来布了岗，有时还有手执长枪的印度骑队，在热闹的马路上往来巡逻，倘不是时间过了中世纪，那就一定会当作是堂吉诃德学校里的高材生，学会了老师的一套，到这殖民地的上海，来和“风车”什么决斗了。 然而学生们也实在难应付。时代的力量使“风车”转动着，硬加阻挠，难免被卷到半空，远远的抛掷出去，连脊梁骨也要折断了。蒙底尔郊外的风车在堂吉诃德先生眼里是巨人，新中国的学生运动呢？也是的。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三十日那天，学生们为了纪念惨案的周年，便到南京路一带去讲演，当时的情形也和现在的不两佯：军警布防，如临大敌，不过这回已经收起机关枪，却以水龙头代替，虽然扫射得淋漓尽致，只不敢像上年那样的撒野，捉去学生，当即释放，也没有像今年那样的要担保。那时候，国民党员是有的，然而被称作“革匪”，生命财产都不值钱，连做保人的资格也没有。 我住在南京路，离惨案发生的地点不远，虽然时隔一年，血迹早经洗去，群众却依然涌到这地方，牺牲是一种美德，它牵住被压迫者的心，使大家产生宗教的虔诚。他们涌过去，于是被浇射，被捕捉了；他们又一次涌过去，于是又一次被浇射，被捕捉了，自晨至暮，我一直为此激动着。 我突然明白了先前化装募捐的意义。 被捕释放的学生里，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学校，第二天，捕房送来名单，他立刻被叫到校长室，开除了。据说校长的话很简单：你既然反对英国人，就不必到我们英国人的学校里来读书。 自然，这理由是易于驳倒的：第一，学校由工部局主办，用的是华人的税款，虽然校长和多数教员属于英国籍，却不能算是英国人的学校；第二，即使在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也不妨反对英国人，不是在唐宁街统治下，也有英籍的反对党吗？然而那位同学不申辩，他大概已经倦于所获得的教育，挟起书包，默默地走掉了。“你不要看得做诗是这样容易哟！” 这真是一个大霹雳，连呼吸都给镇住了。 我于是把这册不成样的东西烧掉。又开始读诗，也买书。从饱墨斋抱回一堆南社诗文集，夜阑披读，春寒未已，真有点青灯苦修的滋味。然而，曾几何时，我的兴趣又慢慢改变，由于南社几位先生的倡导，从诗歌转到掌故，留心起所谓野史来。这一转变，使我有从更多的角度来观察学校的机缘。对洋老师们的措施，不免时怀二心；并且更牵情于被开除的同学，默默地惦记着，崇拜着了。 我来自乡村，英语的根底比较差，上课听讲，一开头很吃力，第二年开始，总算有点习惯了，但也随即成了英语课上的“闹客”。“闹客”一词，义出naughty，即是成绩过得去，却又相当顽皮的意思，我们一星期共上五天课，两天半是中文，两天半是英文。上半星期我是好学生，循规蹈矩；星期三下午一到，洋老师在教室出现，我就下大安分了。我承认自己是有些恶意的，一半由于野史的熏染，另一半呢，则是出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启发。 我无法拒绝时代潮流的冲击。 当我们的学校还在用体罚，授四书，同时又教着一种专为印度和中国孩子编订的《英语读本》时，北伐军已经占领上海了。我记不清那是星期几，总之，是在勃朗夫人的文法课上，正演着语句的分析，做完二题，街上就传来一阵阵的枪声。 “二十一号！”勃朗夫人叫。 这是我的学号，我于是站起来，说道： “夫人，您听到街上的枪声吗？”“听到的。”她镇静地回答，“可是我要你分析第三题，先指出句中的动词！” 她的嘴向黑板上一努，黑板上写的是：AndwhosoeverwasnotfoundwrittenintheBookofLifewascastintothelakeoffire. 这是《圣经》上的句子，曾在什么地方读过的。我略一沉吟，就演讲似地回答起来，用着不很纯粹的英语。 “在我开始分析之前，”我说，“先得把这句话的意义弄清楚。这是灵魂受审时的规则：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现在，火湖就在眼前，可是我们的名字呢？题在生命册上了吗？” 也许是我的英语坏，不合文法，也许是这突然的申说使勃朗夫人吃惊，她睁大眼睛，发愣地盯住我。 枪声更紧密了。 校长先生恰在这时推进门来，他向勃朗夫人点点头，然后面向大家： “孩子们，”他说，“我们必须在十分钟内把学校结束，这儿离车站太近，暴动在那边进行，说不定会演成战争的。收拾起来，我备了大卡车，送你们路远的回家。” 他说完做了个包书的手势。 劈劈啪啪，一阵台板响，我们收起书籍，还不到两分钟，已经在操场上列队，准备登车回家了。我因为住在车站附近。一个人独自走回去。 已经是三月下旬了，天气还没有转暖，我折入小巷，走在一条通向车站的路上。腋下夹着自己爱读的诗集和野史。迎面来的，都是些携带箱笼，往南逃难的同胞，枪声一响大家就靠墙歇脚，躲避起来，直等声音稍远，才又快步疾走的窜出去，他们的乐土是苏州桥以南的租界。 往常来来往往扰攘着人群的界路①，此刻完全寂静了。远望火车站内，可以看到黄色衣服的侉子，正在把杂物搬上车去。五省联军总司令②还剩下半个江苏，虽然李宝章的大刀队很威武，可是杀了一阵，也只得“滚他妈的”逃走拉倒了。 我没有碰到北伐军，只在宝山路上，看见几个便衣的工人，他们是带着枪械的，但也不像预备和北兵去打仗。这实在使我很失望。车站的上空卷起尘头，枪声响处，也时时冒起一些烽烟，可是谁都知道，这是撤退时必有的一手，用以掩护奸淫掳掠的。时代是一个火湖，贮满了光明和黑暗，正义和罪恶，熊熊地燃烧着。 这时，除了渐渐疏落下去的枪声外，世界便显得分外静。 我感到无聊，预备返身回家，突然，三百码外，一个黑影投向车站，仿佛离弦的箭，刚近铁栅，就听见啪的一下，倒下了。从倒下去的熟识的背影中，我认出这是我的同学，那个因纪念“五卅”而被开除的同学。 我惊叫一声，全身的血沸腾了。 侉子们赶过来，工人也开始还击，当我被迫离开这个危险区域时，还不时回过头去，恋恋地看着扑在地上的尸体。 他姓顾，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年龄上，他似乎长出我许多，然而他确是我的同学。半年来时时扣往我的心弦，引起我对于时代的思索，对于未来的憧憬的，就是他。开除后我曾打听过他的消息，一直没有音讯，谁知道再度碰到，他的躯体已经横在历史的面前了。 压迫是必须以反抗来结束的。从模糊的泪眼望出去，我的确瞧见一个人湖，烈焰在我前后左右激荡。而生无所畏,将自己的姓名题在生命册上，在我幼稚的心灵中，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为勇敢的一个。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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