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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客居北京有好长时间了——我自己感觉都已经有好长时间了——屈指算来，也才三五个月，或者最多七个月。我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不想坐下来写一个字，小说啦，散文啦，纪实文学啦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文体现在都在衰颓，都充满了虚假的做作，固有的小说的结构已经僵化，新的结构还没有从自然界里生长出来，新潮派的仍然是对译本的翻造，有责任感的传统现实主义使人疲倦，散文的勉强和妩媚已经泛滥成灾，诗歌的读者很少，纪实文学一篇比一篇雷同，新闻报道好像也没有十分吸引人的消息。我想找一件略微能挣点钱的临时工作，可是我又突然发现我太挑剔了，也许是太慵懒了。曾经有那么几天，我一时冲动，跑出去找了十几位朋友，请他们帮我留意工作的事情，但是回到居所时我就已经松弛下来，以至兴味全无了。三五天后信息反馈回来，有一个作家班在北师院，我可以随便去讲几课，挣一笔讲课费，但我觉得那太费事，我得提前准备，还得按时到场，于是我婉言谢绝了；另有一份组织书稿的工作，我可以只上半天班，甚至不上班也行，只要我能组到有出版价值（大印数的畅销书）的书稿，报酬他们决不会少的，但我不想变成一个四处流窜的中间人，不想去向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撰稿者拍胸脯说大话，请他们下馆子喝酒，一天三五封电报或五七个电话求他们，然后再同我的老板讨价还价，耍手腕，斗心计，要回扣，我也谢绝了；后来有一位朋友说他们报社需要特约记者，但每人每月有五千到一万块钱的拉广告任务，拉广告也不错，回扣是30％，再给企业写篇长点的报告文学，稿费是千字三十到五十不等，收入可观，我盘算了一下，即使我每月可以拉到五千块钱的广告，加上报告文学的稿费收入，也才一千多点两千不到，我不会因此而丰衣足食的（与大款们相比），更不可能发财，我也谢绝了；最后一份工作是去管理一个小书店，对方的条件绝对宽容：每月的纯利润只要完成三千，就可以拿到四百到六百元工资，当然奖金另算，我想了很久，这是一件有诱惑力的事情，如果接受下来，我就是老板了，我有可能被人称为大款（大款当然差不多都是老板），我也有可能开一辆桑塔纳，停在建国门内大街的北京饭店附近，下得车来，面向众人，拿出手机，（故意？）旁若无人地随便打一个电话，然后再钻进车里开走，我还可能有非常丰富的生活，每天（！）白天谈成三五笔大生意，晚上到舞厅、歌厅或高级宾馆与多位看好我的小姐应酬……但一想到我挣了很多钱，到头来都并不是我的，我只能拿那个几个死工资（外加可以数得过来的奖金），我就泄气了，我不愿意辛辛苦苦为别的我不认识的人做嫁衣裳，特别因为这不是牵扯到理想和信念的事，我就更不愿做出牺牲了，我也婉言谢绝了。所以到现在我还在寻找。我过得有点苦闷，也非常孤寂。 我远离家乡，每天还要交付房租，还要吃饭，还有别的各种开销，我觉得社会正在掏空我。 这是九月的最后五天了。大街上一派节日气氛，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坛早就布置好了，北京的几家电台也一刻不停地说节日将怎样热闹、怎样丰盛。早上醒来，我看见了窗外的阳光，我一时留恋这种境界，就躺在床上没有起来。我想，如果她们能来就好了——我想到的是我的妻子和女儿——虽然我在此无所作为，但她们并不知道这些，她们是一贯地、毫无保留地信任我的。再说，我们也有好长时间没聚了，如果一家人能一起在节日的北京玩几天，那一定是最愉快的事情，我以前的失意也许都可以一笔勾销，都可以化为乌有呢。 想到这里，我爬起来去给妻子打长途电话。我们立刻就约好了，因为女儿不能缺课太多，所以如果她们来，就二十九号出发，三十号到；为什么要说如果呢，那是因为假如妻子请不准假，或是买不到车票，她们就只好不来。我把地址、楼号和乘车路线都告诉了她，妻子在电话里大声地说：你别管了，你也别打电话了（电话费你省着吧，打这样一个电话得十几块钱吧，你说话又啰啰嗦嗦的，你省着买几斤梨吃吧，听说北京的气候挺干的），反正我们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的。我认为我是理解了她的意思了。我说：好吧，就这么说吧。 我心里很高兴，有一种成功的感觉。我盼着快到三十号，好像三十号能给我某种转机或机会，我似乎天真地对此充满了兴奋、新奇和渴望。剩下的这几天，我更做不了什么事了，为了消磨时间，我踱到街头和北京语言学院。像北京的许多地方一样，学院门口也站或坐着几个经警，我一往里进就被他们拦住了，他们好像能认出所有的教师和学生似的，我说： 我进去买书的。我把工作证拿给他们看，其中的一个接了过去，他看了半天，然后向另一个讲：外地的，合肥的。我说： 我大老远跑来，就为买几本书。他们说：你进去吧。我就进去了。我在语言学院转悠了半天，我先是跟踪所有在路上走的外国姑娘，黑人、白人、棕人、混血者，观察她们的举止动作，探测她们的潜在国力，评价她们的民族生命，然后我就到了运动场边上，我在椅子上坐下来，长时间地看人打网球和打篮球，一直看到天黑透了我才回家。 三十号上午，我早早就起床了。 我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卫生间彻底地擦洗了一遍，把热水器的各种开关都调定在一触即开的位置上（这也许没有必要），又早早到食堂买了四十多块钱的食品：卤肘子、卤肚丝、炸带鱼、土豆肉片、丸子、红烧鸡腿、红萝卜丝；甚至还有红烧肉，这种食品，我在家一般是不吃的，但我在食堂时被它那种红乎乎、颤巍巍的模样吸引了，馋得不得了，于是就买了两份。回到住处，我把这些菜肴按花色品种摆好，我走到室外，接着我又推门进来，想体验一下第一眼看见时的感觉。不错，挺不错的。然后我就到火车站去了。 在地铁车站门口，我看见有许多吹笛子、卖孔雀羽毛的乡下来的年轻人。在他们的中间夹杂着一个老头，老头的手里拿着一把旅游玩具，他把玩着，看样子他像个卖货的。玩具上贴着一些不相称的说明：显然，任何切实可行的政治程序都可能产生不正义的结果，事实上，不存在一种能保证不正义的立法不会获得通过的程序性的政治规则安排。我能看出来，这是《正义论》里的一段话，但这是出乎我意料的一天，她们没有乘当天的这一班车来。而从合肥到北京，一天里只有这一班车。我站在出站口一直等到人全部走完。我想也许她们过去了但是我没看见，她们也没看见我，那样，她们就会按照地址找回去的。我坚持着站在原地不动。后来我回到了住处，她们也没有出现。 一直到十月一号，她们始终没来，我则不停地给家里打电话。一晚上我跑电话局跑了三四次，家里的电话一直是占线的忙音，反正不是电话坏了，就是没放好，要么就是有人每次都恰巧在我打过去的时候使用着。天快亮的时候我睡了一会，醒来时已经是十点多钟了，饭菜都放得没有新鲜感了，显得很陈旧。但透过窗户，阳光从外面照进来，非常明媚。这就是北京秋天的阳光，有一种很怪的诱惑力。我坐起来。我的心情好多了，我想，不管怎么样，我自己也得过好这个节日。我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开门走出去。我想，去圆明园吧。 我乘上了去圆明园的公共汽车。 这一天北京外出的人确实非常多，甚至都有点人满为患了。我掺杂在人群中，心里渐渐就有了一种平安无事的感觉，节日的浓烈气氛，和非常明媚的阳光，使人忘记了一切。我不再想过去的事，也不去想以后的事了。下了车，我坐在临街的一个台阶上，没急着进去。我的右边就是圆明园的售票处和各种花卉围起来的正门。到处都是人，走动的和照相的，而且年轻人特别多，女孩子也特别多，可能这是因为附近有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缘故。我捧着脸看着走过去的和走过来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运动鞋、牛仔裤和线衫的短打扮，或者身上还背个牛皮的或仿牛皮的登山包，这使他们看起来十分简洁有力。我想起一份服装杂志上的一句话：服饰是身体的延伸。为什么呢？我想这可能是简洁比复杂更“原始”，更有说服力，因而也就更接近我们内心的衡量尺度的原因。过了一会，我又想起了郑天玲的一句话，郑天玲说：臀部较小的男人更能吸引女人。郑天玲属于那种怀才不遇的女人，她有表演才能，但工作却是教学生基础音乐理论，她总共只参加过一部电视剧的拍摄，在电视剧里，她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臀部较小的男人，更能吸引女人。其实她是很不愿意说这句会影响她的生活形象的话的，但是如果她不说这句话，她的角色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到北京以后，我跟她总共只见过一面，非常奇怪的是，她丈夫是她们学校的大客车驾驶员，她非常想出国，正在拼命学法语，她说她们学校每年都有出国名额，但只能去法国，或者英国。 “英国，我觉得已经彻底衰败了，没有前途，我不会去的，相对而言，法国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再说，法国背后还有两个大陆和很多别的国家，所以我选择法国。” 我想，我该给郑天玲打个电话了，不知她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我站起来买票进了圆明园。一路上我都没看见有打电话的地方。我顺着人流慢慢地往前走。整个公园里除了人，好像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对了，还有各种菊花和各种树。 树是在什么地方都存在的，所以不惹人注目，甚至会使人忘记它，而菊花呢，这里的菊花又太多了，多得也只好使人视而不见。多的东西就没有新闻效应了。圆明园非常大，我在路边找了个椅子坐下来。我身后是一个堤一类的土埂，埂坡上栽着柳树，埂上头走着人。阳光暖融融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一天。有许多气球同时从前方一个大湖的对面升上了天空。 孩子们顿时欢呼起来，游人们也都像孩子一样傻呵呵地笑开了怀。气球一直升到天空中看不见的地方，然后就消失了。空气中传来了花香，不知道是什么花的香气，但它们像是从比较远的地方传来的，有点像桂花的香气。我在椅子上都几乎睡着了。如果我睡着的话，我能一直睡到下午，但那样就太浪费了。为了不睡着，我放弃了座位，站起来往里头走。这次我没怎么停下来，我一直走到残破的大水池旁边，有两个背登山包的女孩站在路上，很认真地手捧着一本小册子念道： 焚于1860年英法联军之手！ 听到女孩子们的这句念白之后，我觉得我的这一行程走到头了。我想，如果有电话，我一定会打个电话给郑天玲的。 我返身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四处看，慢慢就走出了圆明园，从进园到现在，我连一个外国人都没有碰到，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东西似的。我经过大门走出去。我想，上颐和园吧。但我又有点犹豫。我站在花坛边没动步。这时，路边一家花店里传来了老狗在音箱里的歌声。老狗唱道：当我有钱的时候，我会为你买一间开北窗的屋子。这显然是一个不能兑现的诺言，因为老狗不可能有钱，另外，谁又会把开北窗的屋子卖给别人，特别是像老狗这样的人呢？我被老狗的歌唱逗笑了，同时，我又好像从老狗的歌唱里得到了一种启发。我就在路边上了一辆往颐和园去的中巴。 中巴的车票是每位一块，售票的姑娘面孔有点黑，但她长得很漂亮。她伏在车窗上，像个机器人样地不歇气地喊叫。 我靠在座位上看着她。“颐和园，颐和园啦啊，每位一块，降价啦啊，每位一块，每位一块。”我一直看着她的耐读的面孔，如果找媳妇，我想，就一定得找这样能干的，这种媳妇能支撑你一辈子，直到你撒手去了，她都不会拖累你的。 颐和园的人一点都不比圆明园少，特别是入口的地方。许多人在那里推呀挤呀的。我站在旁边看了一小会，这时从我的身后来了一大批人，眨眼间他们就把我包围了起来，并且团团围在中心。我身后的几个人耳语般地对我说：你沉住气就是了，我们会与你共存亡的。我觉得这严重了。我回过头去看他们，但他们已经不看着我了，他们好像都很忙，他们踮着脚尖，大喊大叫：光大团的，光大团的，手都拉好喽！别人谁都不许进来！我非常莫名其妙，但是在我的外围，每一个人都拉起了手，把我团团围在中间。我稀里糊涂问了一句： 怎么回事？马上就有个穿西服打领带的人回答我说：团体票。 我说：不售零票了？又有一个告诉我说：不售了，要么他们就去买外宾票，一张35块。 我点点头，随着大伙进了颐和园。 一进去我就站在昆明湖边了。我身边的人都散去了。我看着昆明湖。昆明湖很大，湖中心还有两只随风飘荡的风筝。 湖边都是摩肩擦膀的游人。我觉得站在湖边看风筝挺好的。我一直站在湖边看着风筝。看了一会，风筝就不见了，可能是这放风筝的人把线放得太长了，风筝打熬不住，就融化在蓝天里了。我找了一会，秋空真是太那个了，找不到，我只好顺着湖边的长廊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找，一直走到长廊的尽头才停下来。如果在平时，我不大可能走这么多路的，但现在不知不觉就走过来了。我又顺着长廊往回走，走到一个有许多房子的地方，我想这可能是皇族们的住处了，这时我有点累了，感觉好像也有点上来了。我就挑了一个漂亮的门楼子往里走。走到跟前一看，果然是一个皇后的住宅。是光绪皇帝的皇后，她住的这个地方叫宜芸馆。 据我所知，在所有介绍皇后的书里，没有不承认光绪皇后是最漂亮和性感的，她的风度和修养都是第一流的。宜芸馆的门口飘着淡淡的桂香，这样我就知道圆明园里桂花香气的出处了。但我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桂花在哪里。也许桂香是跟建筑“与生俱来”的。我进了院子，这是典型的四合院，有正房、东、西厢房和四边的围廊。在《明清建筑》这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收集足够的食物和木柴招待随时而来的客人在这里并非易事。居处附近山坡上的木柴，已经被世代居住在这里生息的人们像梳头发似地刮了千百遍；菜地和庄稼地又远，妇女们得搬运几天才够庆典时一天的消耗。在这种日子里，男人们只搬运猪、场地中央火堆用的大木头以及其他需要费力搬运的食物。当搬运猪时，要靠许多男人集合起来一起干，否则，抬杠会擦伤他们不惯于搬运东西的肩膀。但是，妇女则能用悬在额前的吊带背六七十斤重的东西，在山间小径上走上走下，如履平地，有时还在乳房上挂一个装重物的兜兜。 我在院里随便转了一圈。院里的桂香气更浓了，但院里人也更多，进进出出，都像是公务缠身的样子。不过总的来说，大家都还挺安静的。我找了个有靠柱的清静地方坐下来。 我觉得，我真该给郑天玲打个电话了，她的近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现在似乎才反应过来她对我说“臀部较小的男人有魅力”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我的臀部都不能算大。况且她对我说这句话时，眼神也不怎么对头。 我安静地坐了一会，想了许多。我站起来在院子里又转了一圈。院里有几块方形的草地和一些安置恰当的常青树。我好像被光绪皇后感动了，她的温柔气息好像在抚摸我。我回到原来的靠柱前。一些人在我面前不远的地方巡逻般地走动，但他们就是不到我跟前来。我屏息凝神地端坐了一会。我想，打吧。我站起来，靠柱上就是个戴黄帽子的投币电话。我摘下听筒，把硬币投进去。过了一会，听筒里“卡啷”一响，对方好像接电话了。我连忙说： “喂，郑天玲吧，我现在在颐和园，颐和园！你能出来吗？马上？” 但是话还没说完，我就僵住了。我妻子和女儿手拉着手，微笑着，但又疑惑地，站在我身边。她们肯定听见我说的每一句话了。其实，这时电话根本没通，电话里“卡啷”又响了一声，可能是硬币在里面滚动的声音。我赶忙挂上了电话，面对着妻女，我有点惊慌失措地说： “你们怎么来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怎么会到颐和园的？” 妻子说：“我们潇洒了一回，坐飞机来的。但飞机出了点故障，我们在机场住了一夜。” 我镇定下来。我说：“那家里的电话是咋回事？一直忙音。” 妻子想了一下，平静地说：“除了小偷和盗贼，还会是谁呢？” 我同意她的看法。女儿高兴而又莫名其妙地叫道：“真有意思。”我们都知道，不管是窃贼、电话故障、还是别的什么，我们都只能无能为力了。但我还是说：“我们再往家里打个电话，证实一下。但这个电话，”我指着身边的黄帽子说，“坏的。” 妻子和女儿点点头。她们分布在我的两边，紧贴着我走，她们的这个举动弄得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不大自然了。我们走到院门口，妻子回头看了宜芸馆一眼，笑嘻嘻地说：“不等你的郑天玲了？” 我说：“郑天玲是谁？” （选自《山花》1995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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