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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己（拟明星答记者问） 身高：1．75米（未扣除驼背因素）。 三围：极尽干瘪，略。 来源：父，那顺德力格尔。母，乌云高娃。 去向：女儿鲍尔金娜。她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和主要去向 优点：记忆力不好。 缺点：悲天悯人与撒谎。 理想：自由地思想着。 尴尬：误穿老婆的裤子上班。 最喜欢的女人：说不上来。 最喜欢的男人：儿子（暂无）。 爱好：睡觉。 民族：蒙古族科尔沁部，出过嘎达梅林与僧格林沁。 视力：左眼远视，右眼近视。可将远近利益相结合。 头发与眼珠颜色：一片漆黑。 喜读书籍：连环画。 喜读杂志栏目：征婚启事。读之扭捏多情，十分可喜。 喜听音乐：各族各地之民歌。 喜欢颜色：如景泰蓝般又有些稀薄明亮的蓝色。 自拟联：好读书不求甚解，喜饮酒唯取微醺。又有一联：作文烟茶酒，读书手 眼心。 最难忘之影视：《米老鼠与唐老鸭》。 最想去的地方：敦煌与南太平洋。 最颤抖的事情：与恋人的第一次拥抱。 喜爱的诗人：惠特曼。 喜爱的小说家：舒克申。 喜爱的散文家：纪伯伦。 喜爱的歌手：哈扎布（蒙古族）与佐田雅治。 喜爱的哲学家：圣·奥古斯丁。 喜爱的作曲家：吕远。 喜爱的香烟：云烟（经常抽不起）。 喜爱的画家：克里木特。 童年惊奇的事情：大便时发现蛔虫。 童年恐怖的事情：看电影以为是真的。 童年快乐的事情：星期六走出幼儿园。 喜欢的书法作品：颜真卿之《裴将军帖》。 厌恶：虚伪。 苦恼：字写得不好看。 庆幸：无特异功能。 拙劣处：奉承别人而不得法。 高超处：结婚生子无师自通。 寻找鲍尔吉 鲍尔吉是我的蒙古姓氏，在《元朝秘史》的汉译本中被写作孛儿只斤。这个姓我平常不用，因为在汉人居多数的城市，使用这么复杂的姓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解释，累。 发表作品时，我偶尔标上姓，使之成为“鲍尔吉·原野”，诗人赵健雄说这叫“蒙汉合壁”。在作品上注姓，表示不去掠其“原野”之美。其它深意是没有的。 但这也遇到过麻烦。 我的一首名叫《乡音》的诗被国内某家用英文印行的刊物选择，给了一点稿费。事先我不知这是稿费，这是一份中国银行的通知，告我凭此去一家较远的分理处取钱。 我知道中国银行是一家与外币有涉的金融机构，美元什么的。我并未兴奋，没干过和美元有关的事，怎能和它相亲呢？ 到了地方，拿凭证一看是稿费六元。支这些稿费约需十来道手续。如要买一个铜牌再去换什么等等，每道手续都依次排队。在这些排队的人中，大多是企业和个体户提备用金的，六元钱肯定是最少的数目。 当那位小姐把铜牌清脆地掷来时，我见她掩口一笑。我猜想，咸亨酒店里的人笑孔乙己，大约就是这样的笑法。 临了，到了取款的时候。 “那个人是谁？”我急忙回头瞅，不知付款小姐在说什么。 她提高了声音：“鲍尔吉是谁？” “鲍尔吉是我呀。”我和蔼地回答。小姐和我隔着钢管焊的为了防止抢钱的栅栏，而且大理石的台面也有一米宽。 “那原野又是谁？”她用圆珠笔杆敲着台面，案例出现了。 “我就是原野。”事情麻烦了。 “你，到底叫什么？”她镇定质问。 排队的人，目光已经转向我。我不是电影演员，很难在这么多人的逼视下保持气定神闲。 我虚弱的解释，原野是我的名字，而鲍尔吉……等等，但没提《元朝秘史》与孛儿只斤。 她笑了，向同事问：“你听说有姓鲍尔吉的吗？”她那同事轻蔑地摇摇头。她又问栅栏外排队的人：“你们听说有姓鲍尔吉的吗？”她那用化妆品抹得很好看的脸上，已经露出戳穿骗局后的喜悦。 我有些被激怒了，但念她无知，忍住。子曰“不知者不愠。”我告诉她：“我是蒙古人，就姓这个姓。” 她的同事告诫我：“就算你姓复姓，顶多姓到欧阳和诸葛这种程度，鲍尔吉？哼。” 这一位并不无知，并且戴一条蓝珠石项链。她知道复姓，但竟提到“姓到”这样的限制。以双人的倨傲，如果我是泰戈尔，那么“罗宾德拉纳特”这个姓定会使她们目眦尽裂了。 我不想当着那么多人和她们争辩或进行更可笑的学术性讨论，为了六元钱不值得。我仍耐心解释。 “在欧阳之外，不是还有罗纳德·里根吗？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 众人笑了，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卖弄学问。有人说“他肯定念过大学。”而银行小姐向我投来明确的侮慢的眼神。 原来中国人不配姓复杂的姓氏。这与阿Q想恢复自己的赵姓而不可得一样。 “你说怎么办呢？”我尽量悠闲地问那小姐。 “你要证明鲍尔吉是你。”她手拿着我的工作证和身份证。“但这已经不可能了，这上面写的都是原野。所以，你要把鲍尔吉找来，和他一同领款。” 为了六元钱去寻找鲍尔吉。我想起一句歌词：“为了一块牛排出卖巴黎。” 鲍尔吉，你在哪里？我怅然离开取款台，在心底呼唤。 对任何人来说，为了六元钱罹此磨难，就应该罢手了。但我如看电影一样，想知道此事是怎样一个结局。 我站在门口观察。 我发现一个面相善良的人，上前叙说我的处境，简言之，请他充任鲍尔吉。 “这怎么行？”他瞪着眼睛，原来善良的人瞪起眼睛也不善良。我忽悟，这种作弊的事不能选择好人。 我又找到了一个衣冠不整如无赖样的人，约二十多岁。谈过之后，他狡猾地问：“这事好办，你给多少钱？” 多少钱？这事不能超过六元钱。我告诉他“三元钱”。 “三元？”他简直想咬我一口，“你那笔款多少钱？” “六元。”我给他看提款单。 他笑着看我的脸，那目光在我眼睛鼻子之间滑行。用目光蹂躏别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提一提后裤腰，问：“你是知识分子吗？”在“知识分子”这个词里，他的语调充满了恶毒的挪揄。 “我是你爹。”我告诉他。 他要动手，这从他肩上可以看出来。《武当拳法》曰“挥拳者其肩先动。”我上前掐住他的两腮，酸痛是难免的了。我把他的嘴捏成喇叭花一般，里边洞黑黄牙森然。如果换了别人，必朝里边吐一口唾沫。但我没这样，不文明。 我一推，他踉跄而去。 他是那种在社会底层游荡的人。我后悔了，怎么能找这样的人担任鲍尔吉呢？凡吾鲍尔吉氏，乃贵族血统，铁木真即是此氏中人，当然又是此氏的先祖。 最次也要找一个电大毕业的，这是我对新鲍尔吉的要求。 不好找，我只得打电话给在附近的一位，请他襄助。他叫刘红草，在某机关当科长。 我道出原委，他摇头。“六元钱，嗨。我给你十元，走吧！” 我表示此事如何如何，他迟疑地俯就了。 中国银行分理处，人已稀少。我们来到付款台。“他就是鲍尔吉。” 我骄矜地向小姐介绍，像推荐一件珍宝。 “是，就是。”刘红草点头。 “工作证。”小姐扔一句。 刘红草假装找工作证。“哎呀，忘带了。” “回去取。”小姐连头都不抬了。 “嗨，六元钱。”我恳求她，“开开面吧。” 小姐有点通融的意思：“拿名章也行。” “快拿名章。”我指示刘红草。他又上下假装找。 “小姐，你看没带名章。” 小姐坚拒。 我问：“那一会儿拿来名章，他还用来吗？” “随便。” 出门，我和刘红草握别，感谢大力支持。我独自找一个刻章的老头。 “鲍尔吉是啥玩意儿？”刻章的老头茫然发问。 “什么啥玩意儿，”我恶狠狠地说，“这是姓！” “姓？”老头更茫然，“我刻了一辈子名章……” 又来了，我只好安抚“刻吧刻吧……” 刻好了，牛角名章，十元。 “十元？我最多出六元。” “八元。” “六元。” “七元，少一分不行。” “七元钱就赔了。” “赔了？”老头从花镜上方看我。“什么赔了？” 我的事情无人可以解释。我拿著名章取出了按惯例应该在邮局取来的稿费。 我看到结局了。主要的，当我手携着“鲍尔吉”的名章时，便不惮惧来自各方的质询了，可以雄视四方。 吃 我外甥阿斯汉信奉弱肉强食的道理，即天下英雄，在乎谁能吃掉谁。狮子所以比狼英雄，是因为它能吃掉狼，而不在狮子长了一个乱发纷披的大脑袋。当然，狮子食谱上是否有粮肉这道菜，就不必细究了。阿斯汉四岁，心里想的全是动物们，核心问题是谁吃掉谁。从另一种角度观察，阿斯汉做的是生物学家的工作，他把所知的动物悉排为谁吃谁，是一条自然界的食物链。因此，他在看画报上的动物时，尤其留心其嘴与牙齿——英雄的根据。 不幸的是，阿斯汉把这条定律拿到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这是过去所批判过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譬如，他多次比较我和他父亲究竟谁更厉害些，并观察我们吃饭时、特别是吃肉时的姿势和表情。我很替他惋惜，其理论水准只停留在进化论上面，而不懂阶级斗争学说。这是自然界与社会进步的不同的定律。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他对乃父渐渐起了敬意。原因很简单，他爹一日将一条蛇堡熟吃掉了。阿斯汉从此上百遍地景仰他爸：“爸爸，你敢吃蛇吗？”他爸微笑答云：“敢。”阿斯汉便欢喜地大笑四顾。 还有一次，他爸为阿斯汉表演了一次吃虾。虾，在阿斯汉看来是虫子之辈，爪牙较多因而可怕。但他爸两三下扯裂虾腿吞下。阿斯汉眼里冒出惊喜目光，大叫：“爸爸，你还能吃虫子吗！”他爸答得仍简洁：“能。” 有了这两次事之后，父亲在阿斯汉的心中高大完美无比，他以为自己的父亲无物不可吃了，便喜欢追随其后走来走去。偶尔，他父亲也答应阿斯汉的一些请求，譬如不吃小白兔与黄鹂等。 昨日，他们父子聊天，阿斯汉又以“你能吃什么？”开头，说过了蛇与虫子之后，他突然问道： “爸爸，你敢吃警察肉吗？” 他爸很尴尬，连说不敢。因为我是警察，而且穿着警装坐在阿斯汉身边，这分明是威胁。我狠狠地瞪了阿斯汉一眼。今早，我听他爸小声教导儿子“以后不能说吃警察肉，不文明”。 我的造谣生涯 世上有一种数量极少、喜欢“造谣”然而心肠不坏的人，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我最著名的谣言如下： 当时办公室里的同事由于议论改革而变得庄重和略显躁动时，我伤感地告诉大家： “口腔医院和痔瘘医院要合并了。” 人们大吃一惊，有人简直要跳起来，他们一字一句地重复我的话。 “啊？痔瘘医院要和口腔医院合并？！” 愤慨、吃惊与匪夷所思。 我面对同志们苦思的脸，默默地点头，低声补充了一句：“卫生局已经下文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笑，别的人跟着大笑。他们愉快地想象这两家医院合并后的情景。 有两人没笑。一位拔过牙还没有痊愈，另一位刚做过痔疮手术来机关索支票结账。这种“合并”使他们同时感到了威胁，因而不喜欢这样的玩笑或谣言。 我造的谣言多属这种类型而不是追杀阮玲玉那类可以见血的锋刃。 在前年，我还造过下面的谣言：“人家说了，咱们国家要实行周五工作制。”不幸的是，前不久确有权威人士透露出这样的意思。谣言竟变成了预言，我真没想到，这原本是我对缩短工作时间的一种向往；我宁愿把向往变成谣言说出来，而显坚定有力。 造谣的人在造之前，都喜欢像我这样，把消息来源称之为模模糊糊的“人家说了”，人家是谁呢？可以说报纸，也可以说广播或文件。新闻学最看重消息来源，如果是电稿，还要标明发电地点和时间。对于援引的材料，都须指出出处。这种要求，显然不适合造谣。 譬如我说过：现在前列腺的发病率要比唐朝高出了百分之六十。又如：经常吃洋葱会使荷尔蒙增加百分之四点一。 这种谣言俨然学术成果。 我还说过，在电线杆子上贴“专治阳痿早泄”的那种油印广告的，是一种新成立的会道门的联络暗号。 我造谣亦有两条大的原则。一曰不伤天，伤天即血口喷人。二曰不害理，害理乃指鹿为马。我宁要喝敌敌畏，也不造污人清白的谣言。这是我与造谣家们最本质的区别。 我也有同道。 我的一位北京的朋友Ｗ。某次在行于长安街的1路公共汽车上，他小声对我说：“里根又遇刺了。”车上的人“刷”地把头齐齐转向我们。 还有一次，他衣冠楚楚地莅临海军某宾馆，对同伴说：“你准备一下，刘司令下午就到。”话被总服务台嗑瓜籽的小姐听见了，整个宾馆员工没吃饭，搞了一晌午卫生。我的朋友认为这种谣言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西方四月一日的愚人节也是造谣节，这种事甚合吾意。好玩的是国内许多严肃的报刊，把愚人节的材料当作科技动态摘译过来。如称美洲发现一群人以卵生育，个个趴在蛋上抱窝。又如说在非洲发现蓝色血液的人。事实上，稍懂动物学的人，就知道人不可能卵生，除昆虫和鸭嘴兽外，只有鸟类才如此。人之血必是红色，这由血液中的血红细胞所决定，再无其它选择。 我造谣的题材开始向高新技术领域发展。一次与众人饮酒，我说患痔疮者极应庆幸，因为不会再得脑血栓了。痔本身就是静脉血栓，流行于下，不复上行焉。 我期待着人们的笑声。 没想在座中有一位是中国医大的教授，指着我说：“你讲得很有道理嘛。” 造谣不成，反变为了道理，我有些委屈。 在现时的广告中，不知有多少属于这类无益亦无害的谣言，像我造过的那样。但此类谣言有画面与音响，还需交钱，不似我这般婉转自如。 莎翁说“谣言是一支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我自小就喜欢吹笛子，但我爸不愿给我买，他嫌吵。 看脚相 那年我有闲，把自己弄到各种事情的局外，连家里也一样。不想，也不管任何事。 我记得每日跟各种人喝酒，有人请我，为什么清，也忘了。酒桌上多数是生人。见过面，以后又有人请你凑趣，接着认识了另一拨人。我不记得别人的名讳面孔，但他们不嫌弃，说“贵人多忘事”。 和我喝酒的人有干部、流氓和商人。流氓比较多，他们不谈正经事，只想放松。 由于我把自己放入“局外”，表情一味木然，他们以为我是高人。我不吭声，像默认了一样。 酒席上，他们一边喝酒一边骂人。因为他们骂的人我不认识，因而也不觉得有趣。譬如有人说石油公司的某科长嘴的形状很像某女经理的 X，众人放肆大笑。我不笑，也不和任何人对饮，我永远独酌。我说：“就是毛主席来了，我也这样。”他们纷纷叹息，说高人。我喝到微醺阶段，眼神便固定了，温和而平静，用一样的眼光看科员与局长。科员认为尊重他，局长说我有傲骨。我没时间去长傲骨，我嫌麻烦，不愿用两样的眼光或口吻与人交流。 有人在敬佩过我的麻木面孔后，摊开肥手请我看相。我说：“只看脚相，男左女右。” 众人笑过，期待我说出更有噱头的话，我不言语了。那人去洗手间，拎着鞋与袜子，一跳一跳过来，说“用香皂洗了两遍”。 这是一家富丽的酒店，夜阑了，服务员在我们身后攥手而立。“脚相”人以双手搬左脚，请我过目。 我第一次观人脚纹，新奇地注意小趾蜷曲，以及大拇指之粗壮。我想起有人说，脚大趾致残，行路必跛。我说： “你心乱如麻。” “对！对！”他搬脚左右回顾，“一点不错。” 服务员想笑但不敢。 “姑娘。” “我生的全是女孩。” “俩？” “俩，俩，是姑娘，费挺大劲弄个二胎指标。” 我用食指一勾，他把脚放下来。 “你心脏不好……”我话音刚落，他诺诺，我制止他说下去，他脚掌泛红，我便胡诌心脏的事，竟误中。我接着说，“你治过。医生医得了病，医不了命。” 他脸色变了，口唇哆嗦：“咋办？” 我喝一口酒，称“我看得到命，但变不了命”。举座人脖子伸长，高低点动，我接着说：“分三次，把钱捐给失学儿童，西北、东北。中原。” “一次捐多少？”他问。 我拍桌子，有人筷子落地，但不敢拣。“这还要问我吗。”此人缩首。此事成为那回喝酒的一次高潮。 点绎唇 女人为了美，把嘴唇抹得红艳夺目。这并非表明此乃交通信号中的红灯，让所有车辆都在女人的唇边停下来。也不提示这一区域有什么危险——如果夜间的马路出现深沟，便以红灯示警。不意味着黑夜中的飞机切勿低于女人口唇的高度，以免坠毁。更不是信号弹，说明总进攻即将开始了。 女人涂唇，只为了美丽。 有些山里的农人，进城见到漂亮的女人口唇红而圆，就想起了乡政府抽屉里那一枚大印。盖上红而圆的印，化肥种籽公粮杂税计划生育就意味这么着或者那么着，总之是权力。 乡人想，敢情人家城里娘们儿一人一印，想咋的就咋的。 说这红唇是印，倒也不错。往哪个男人脸上一印，证明了隶属关系，这红印往男人嘴上一印，关系更进了一层。这印记和结婚证或离婚证上的戳子差不多。但盖上去柔软而有激情。 嘴唇上涂了红膏，唇圆嘟嘟地松弛湿润。嘴唇的线条本来过直就不好看。中国人起先钟情女人小口，杜甫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即吴道子人物画中高髻、丰颐、一点点小嘴的美女。但杜工部没看过索菲亚·罗兰演的电影，譬如《卡桑德拉大桥》，更未看过玛丽莲·梦露的绝代风情。大嘴才好。中国少女倾心大嘴。大嘴性感，大嘴妩媚。小嘴的女子在演艺界断无发展。湖州的羊毫笔中，有一种名为“大小由之”，可为嘴唇嬗变作注脚。 大嘴抹口红更鲜艳，嘴愈大而唇愈红。用樱桃形容已显小气，宜以李子或柿子作譬喻。 女人是画家。画家面对一幅画，勾出墨稿后，思虑敷色；常常见天几夜睡不好觉。倘若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家捉笔蘸一点朱砂，竟不知往哪里点。沉吟，这一点红，染在白鹤的冠上会不会太俗？画家胆小，尚不及女子豪爽。你看女人眉毛描黑，眼窝抹蓝，两颊敷白之后，嘴唇不红万万不行。女人拿起唇膏就抹，不拘泥各种皴法，完全是刘海粟黄山归来的大写意。好看不好看？好看。 我有志于发明一种夜光（亦叫萤光）唇膏让女人使用。茫茫黑夜，恋人接吻知道嘴之所在，跳舞时，可照亮对方面庞。女工下夜班独行，夜光唇膏足以吓退色狼。 吹牛的极致 在我所佩服的吹牛家中，首推德国的米希豪森。他是一位男爵，生于一七二零年，在俄国军队服役时，曾和土耳其人打过仗。 吹牛应该算一项事业。人类产生了语言，特别是将语言运用于社会交往之后，吹牛这件事就很难避免了。用令人吃惊的描述把自己的能力与经历渲染到离奇、怪诞甚至于悲壮的程度，叫作“吹”。而所吹之事远离实际情形，便是“牛”了。吹牛令人厌恶。因为吹牛本身是对别人常识或智力的一种怀疑。吹牛者过于尊重自己之时，就轻慢了别人。但把牛吹得令人欣喜的人，就可以尊之为家。米希豪森正在此列。 下面是米男爵的几吹。 他去打猎，在森林中发现一只毛皮绚丽的狐狸。用枪打可惜，老米退下子弹，将缝衣针按人枪膛，只一枪就把该狐狸的长尾钉在树上。他从容下马，取鞭子抽狐狸。狐狸无计脱身又忍受不了疼痛，竟从皮囊里飞跑而出。“就这样，我得到了一张完整的狐狸皮筒子。”他自负地说。 猎人们听到此招，无疑都要惭愧。 另一次，他和土耳其人作战时，连人带马陷入泥塘，而且越陷越深。老人在绝望之中，生出智谋。他用腿夹紧马肚子，然后扯住自己头发，一使劲，连人带马拔出泥塘。这是名副其实的“自拔”。 鲁迅先生说过有人拽着自己的头发企图离开地球，也许典出于此。 还有一次，他被恶狼所迫，面对血盆大口，毅然将手伸进狼嘴。揪其肚肠一甩，像甩面口袋一样，使狼翻了一个个儿。狼的外皮变成了狼的内瓤儿，就没法咬人了。 关于狼，米希豪森还吹过一牛。说他驾着马车正在驰骋，一只狼趁他不注意吞下了辕马的后半身。观者惊异于马腿奔于前，狼腿疾驰于后的奇观。当然米先生有办法应付这种局面，他用鞭子抽狼，狼吞掉辕马之后，就成了驾车的辕马，让全城的人都开了眼界。 再一次，米先生偶遇疯狗，逃窜时扔掉身上大衣，疯狗咬住大衣不放。第二天，放在衣橱里的大衣疯了，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老米拔枪连射之后，大衣仆地不起。 老米在森林里见到一头世上最美丽的梅花鹿，举枪便射，奈何无弹。他把吃剩的樱桃核压入射击，然而鹿已逃遁。第二年，米男爵发现一只头上长出一颗樱桃树的鹿，正在悠闲地吃草，而树上的樱桃鲜红充盈。原来樱桃核射入其头，已开花结果。老米射杀此鹿，点起篝火，一边啖烤肉，一边吃樱桃。“这种美味是你们永远也享受不到的。”老米对听他吹牛的人说。 如此等等，还有许多。 如果不从创作上考察，吹牛是什么状态呢？ 吹牛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尊严的一种精神历险。吹牛者多数精神健全，他们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但吹起来就大义凛然了，豁出去，吹！顶多“去留肝胆两昆仑”。 男人不见得敢说自己没有吹牛的经历。即使谨慎如财务科长，庄重似纪委书记，在适当的场合，也不妨一吹。一个科长虽然不敢当着省长的面吹自己善于抓经济，但到了乡长的火炕上，就敢说自己常坐桑塔纳。现时的男人不论多么卑微，内心中关于英雄的崇拜都不致泯灭，这是童年积淀使然。穿开裆裤的黄口小儿，能把一根破秫秸舞得左右生风，由此幻想杀退五千胡兵。这叫豪迈，也叫志气。若成人之后终于无敌可退，便免不了以其他方式塑造自我，而吹牛是简便的一招。 米希豪森男爵的吹牛不幸（或曰幸运地）冲破了想象力的界限，由吹牛而进入艺术之境。大家都不介意其真，而审视其美。因为是艺术，大家都原谅了老米的不诚实。在德语中，米希豪森成了吹牛大王的同义词，但大人孩子仍然陶醉于他那无法无天的谎言之中。 低俗的吹牛人只在吹自己，高级的吹牛家则能给人带来愉悦。一般说，吹牛的主要技法是夸张，而夸张又是小说、诗歌和戏剧创作的主要手段，虽然理论并不叫吹牛。 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说“我”的一次唱戏经历，坐票卖净了，卖趴票（趴在地上听戏，抽空抬头叫一声好），然后卖挂票。把观众用滑轮吊到墙上，连绳子带钉子多收两毛四分钱。即便荒诞如此，马先生仍冷隽地、无情地把这一幽默效果推向极端。 加拿大的幽默家里柯卡，是美洲大陆继马克·吐温之后最杰出的喜剧大师。他说在一次令大家捧腹大笑的演说中，一人上台抢过话筒，说有人乐得心脏病发作，请医生伸手一救。里柯卡继续讲，人们越发大笑，接著有人上台，问殡仪馆老板是否在场，观众笑死了一位。吾乡有人吹牛，天冷时撒尿，冻成晶莹的抛物线，因此要边尿边用小棍敲打。外国有人吹楼高，女婴从楼上坠下，落地已成老妪。 同样采用夸张的手法，不吹自己，贬斥他人，叫做讽刺，也可称“反吹牛”。宋话本中，说一个财主吝啬。他在鹭鸶腿上劈肉，蚊子肚里刮油。最绝的是，为了省钱，他不娶妻，唯期望在梦中与鬼魅性交。 在性问题上仍然坚持抠门儿又不放过实惠，这已令人无话可说了。 说吹牛是一种将气球愈吹愈大，既愕然其膨胀，又担心下一刻爆炸的惊喜，而讽刺是断然一剑，挑出其肚肠示众的淋漓。一个无理，另一个无情。 女人大多离吹牛较远。女人虽然虚荣，但都不取吹牛一道抬高自己。她们缜密，她们精明。如同男人喜欢吹牛一样，女人更倾向于欺骗。欺骗也同吹牛一样是蔽人眼目的伎俩，但平易得多，没有不攻自破的危险。当男人在语言的沙场上如堂·吉诃德般冲出很远时，女人总是离大本营很近，而且堵死有可能露馅的每一条小路，然后心平气和地对每个人笑笑。 吵架 从民族性格说，中国人不见得多么讲求认真，好多事情都马马虎虎地过去了。譬如造一座电影院、竣工典礼时，红绸剪彩、鼓乐哩啦哇啦自不用提；影院却在这时轰然倒塌，在场人等无不狼奔豕突。再如，耗巨额外汇购进洋人设备，到家一瞧竟然用不上。还如看直升机在闹市撒传单促销，这鸟飞机名为直升机却越旋越降、触楼而炸、将我百姓烧死若干。又如，值班医生目视翻翻乱滚之急救患者，教导他“老实点，叫唤什么？”然后去搓三圈麻将，患者纯然老实了，气绝。 这些事端至少由不认真造成，且不去谈制度、法律与良心等。 但是中国人对有些事还要非认真不可，第一是吃，第二恐怕叫作吵架。 这里说吵架的事。 我所看到的吵架，无一不认真到了极点，与哥白尼仰面观天象或陈景润埋首抠查几加几到底得几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说：你无意把另一人自行车弄倒了，不管道不道歉，他都像撞见了日本鬼子似的叱咤： A“你凭啥把我车子整倒了？”（重点在“凭啥”） B“我不是故意的。” A“不故意你就往倒了整呀？不故意咋不整倒你自己的？嗯？” 这都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又必须咬紧牙关去回答。假如你解释“我搬左边的车子，它没车梯，一刮，碰倒了你的车子”云云，其结果更糟。 A“那你就有理了？” B“我没说有理，我说我……” A“没理你还说啥？” B“不是我说，是你非得……” A“你把我车子弄倒了，还不兴我说？你到底讲理不讲理？” 在这种争吵中，受害人（虽然并没受什么害）将肇事人置于被动之地，令其狼狈不堪，欲逃无路。这是吵架吗？简直是一场哲学辩论。你尽管无意闯祸，也要把“无意之意”交代出来。如果你无心与他争吵，也要说明你“无心”到底安的是什么“心”。于是争吵就像浓墨浸在雪白的宣纸上，愈洇愈黑。 另有一类无端的争吵，属遭遇战。像辽沈战役中我军一彪人马在黑山境内杀入国军指挥所里一样。举例子说：我平时喜枣，在沈阳某一商店觅得一种山西枣，肉绵色黄，拉粘丝且无虫。吃了还想吃，又去买。柜台前鹤立美艳女服务员一名，哼歌自娱。 A“这枣是哪儿产的？” B“陕西。”（她抄起秤盘子撮枣。） A“不买了，我想买山西的。” B“山西不就是陕西吗？”（该女杏眼圆睁，银牙一咬。）“干啥？你想干啥？” 她先把山西陕西合并一省，进而证明我乃滋扰。我不想跟她研讨地理问题，作撤退状。 A“我不买行不？” B“不买你还来问啥？ 你不是存心整事吗？不买你说山西陕西干啥？显摆你知道得多？那不就是口音问题吗？哼！知识分子，（轻蔑地）嚼性！” 对这种女人，按沈阳地赖的一般做法，只要露出流氓相，骂一句“操你祖宗”，她就蔫巴了。但我还不至于这样。所谓“知识分子”，大约由我戴一副眼镜而致。欺负知识分子是国人通病，但我不是知识分子，戴眼镜是因为好玩。至于“嚼性”即“矫情”，在方言中含无理取闹之意。 我为她“山西就是陕西”的妙论所折服，一言不出，默默而退。路上思忖，枣虽没吃到，但长了学问，可推知河南便是河北，广西必是广东，湖南乃湖北的别名，锦州、沧州与福州肯定是贵州的另一种叫法。 好人为什么在争吵中一败涂地呢？因为他们总想讲理，而失败的原因正在于此。如上所述，在争吵中占上风的人，讲的是“不讲理之理”，而且在你的话中寻出纰漏，穷追猛打。你愈加困窘，再度挣扎，像鱼在网上一样，越发陷于羞惭之地。 他与你的争吵，并没有共同的前提。你想讲理，他想吵架。换言之，你用的是科学方法（事实与求证），他操的是艺术手段（语言与诡辩）。如此，你只好如伊拉克一般任人制裁。 明眼人已看得出， 这类争吵中的所谓胜者， 靠的只是无赖手法。谁能说得清“不是故意的，你咋不弄倒自己的车子”这样难倒神仙的反问呢？无赖之风在争吵中的盛行和成功，是当今的事实，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在大都市或小县城，外来的游客转一圈，很难避免（而不是很难遇见）吵架的事。某作家说天津人吵架曾因为甲先生回首一瞥，后面的乙先生就怒诘：“干嘛？”甲先生来气了：“干嘛干嘛？”两人一直吵到众人围观。有劝架的人问什么事由，甲乙双方都指对方鼻子“你问他！” 公理都在自己手里，过失全在别人身上。 中国人惜命惜身，但不惜把命与身都投入争吵之中。有的台湾人回乡后谈观感，惊讶于“大陆人太能说了”。西方社会包括台湾，只有政治家才口若悬河，四处讲理。台胞疑惑地发问：这是不是“文革”中开展辩论的结果呢？当今国人，从街道老太太到大学生，都能滔滔不绝地阐发宏论，纵谈国是。这种风气，如同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题目一样《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变化之大，已将谩骂之风浸入无处不在的吵架之中。 苏格拉底说：“争吵是两个人的事，一个人是吵不起来的。”这不算名言，我不是哲学家也能讲出这样的话。令人尴尬的事实在于，在争吵中你不争吵是不可以的，他将你的沉默视作轻蔑以至顽抗，非引蛇出洞不可。俗谚称“一个巴掌拍不响”，但一个巴掌拍在自己脸上也照样响。冲这声响，也要和你干到底。 那么到底因为什么理由而吵架呢？答曰：理由无所谓，有理由要吵，没有理由创造理由也要吵。“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过程。”譬如，自行车被撞了之后，不是马上去修车，而要目眦尽裂地怒责“你凭什么撞我？”不该颠倒的颠倒了，正如不该认真的认真了一样。 认真吵架的人，不见得认真工作，这样说并非武断。一个人脑子满是未竟事业，没精力也没时间去和不相识的人认真争吵。 有人说，世人目前为区区小事而大动肝火，是不如意太多，这话有理。什么事不如意呢？售货小姐会因为波黑局势而痛斥顾客吗？收款人会由于联合国救援物资运不进索马里而大骂消费者“不要脸”吗？估计不是。中国人多，蚁民到处涌动。强大的心理疲劳无处发泄，找个什么人指鼻子吵上一通便是很好的发泄。 因而，吵架的理由在于焦虑、烦躁与愤怒。 但是，不论你出于什么理由，譬如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官场失意或两口子琴瑟失谐，都别跟别人吵。说到底，你愤怒的理由无非要别人尊重，但吵骂本身就不尊重别人同时失去了自尊。 你愤怒什么？别人有的是理由跟你愤怒瞪眼，但没愤怒的原因在于他比你有身份。 以下是有关愤怒的一些妙语。 柯蒂斯：愤怒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普通人无法享用。 培根：愤怒能使傻瓜变得机智，也能使聪明人变成一个傻瓜。 贺拉斯：愤怒是一种阵发性的精神病。 富勒：愤怒就是自己惩罚自己。 亚里士多德：愤怒……像狗一样，听到门响，不等看一看是什么人就狂吠。 蒙田：愤怒是一种武器。我们的手无法支配它，它却可以支配我们的手。 面对哲人的洞见，我们对愤怒以至于争吵的兴趣顿觉索然。算了吧，用东北话叫拉倒吧，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即便在争吵中居于上风，也由于愤怒过而居下风。 倘若不幸落入争吵之局，也有两法可以一解。 其一是我发明的，叫“呆若木鸡法”。任人舌吐莲花，就是一声不吭，眼睛不妨盯着什么地方发呆，宛然置身局外。这就使围观的人以为跟你吵架的娘儿们爷儿们是疯子或弱智人。若有兴趣，你也可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他（或她）。不一会儿，对方就像气球被烟头烫了一下，颓然气泄。而“呆若木鸡”正是庄子的话，形容众鸡相斗时的最佳临战状态。艾略特也说过：“在争吵中，迟钝的人会因其迟钝而获胜。” 其二为马三立所言，说对在大街上吵架之人，在小黑屋里关上一宿，让他们随便吵去。 在小黑屋里的这双冤家，到了早晨，会在眼里噙着晶莹的泪花说：我俩也不吵了，太没意思。 认真地吵架，原本就是粗率地生活。而懒于争吵，甚至不屑争吵，又是认真生活的开始。命运的法轮，就这样将真谛里里外外地转给你看。邓小平说“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意思是不须空谈误事，徒耗时间。一则意大利谚语，也透出如此妙义：应该关上的，是自己的钱包和嘴。 怀里是非 在香港拍的电影《黄飞鸿》中的一个情节里面，众英雄与官军对打，黄飞鸿逼住一个曾经强暴良家妇女的敌将，用大铁剪抵于对方胯下，敌将惊恐不已，问黄何故？ 黄飞鸿称：“是非太多。”话音刚落，大铁剪已将敌将下身剿清，是非不复生焉。 “是非”乃婉辞，在此指某些男人惯擅作乱的性器。 此典由一副对联而来，明代有一阉割牲畜的手艺人，店铺门面有一副对联昭世：“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去是非根。” 这副对联显出作兽医的豪迈，有大匠之气，对是非生发新解。 将“性器”称为“是非”，得“两分法”的公允之态。这东西肯定有“是处”存在，譬如繁续后代，但“非处”似更多。有许多的恩怨恰由“非处”而来。 “是非”在常人口中也称为“作风问题”。想起了一个笑话，说某人“作风不好”，每遇运动必受触，然而他仍然“作风不好”。在某次运动中，他受到了处分。此人极为伤感，不食不眠枯坐了几日，心里忽有一悟，自言自语：“都是你害了我！” 于是，他掏出那个“害了他”的东西放在砧板上，右手举刀，历数该物罪状。 “五七年，你和人家XXX有染。六二年，你又和XXX勾搭上了，今年，你和XX恋恋不舍，害得我受了处分，我非结果了你。 言毕，菜刀落下。因为用力，他身子一缩，“是非”也退缩了。主人大怒，说：“好哇！你还逃避运动。”复再次动手问斩。 此为笑话，闻者自知使其历受坎坷的原因不在他的“附属物”，而在其操守即“思想意识”，或者说他的动物本能超过操守的防御力。 在中国，对性的防范已经达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高度，就是性高于温饱的论调之一。阉人可以作官，也是古代中国的特色之一。阉人实际上什么也不缺，尤其不缺害人之心，只少一性器耳。少了这玩意。皇帝就放心了，阉人可以出于宫闱之内外。但阉人是非少吗？失去了俗世的云雨之心，这些“公公”们不是照样把节省下来的精力投向了激动人心的所在吗？ 作家董桥在随笔《让她在牛扒上撒盐》中写道：“英王爱德华七世的情妇是当年伦敦很漂亮的名女人丽丽·郎特里。有一天爱德华对丽丽说：‘我撒在你身上的金钱够多了，多得可以买一艘战舰。’丽丽听了后说：‘你撒在我身上的精液也够多了，多得可浮起一艘战舰……’” 这是一种交换吗？ 西太后用建海军的银两造颐和园，爱德华七世把可以造一艘战舰（假如他没有开玩笑的话）的钱洒在女人身上，都跟海有关系。丽丽的回答则更妙，她把一切变成无谓之物，似是而非了。 说到爱德华七世，使人想起爱德华八世（温莎公爵），前者是后者的祖父。爱德华八世由于与辛普森夫人的婚姻而逊位。一九三五年八月，爱德华八世（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写信给辛普森夫人说：“困难与险阻，只会使我们拥抱得更紧。”这是实话，这位“前陛下”并未食言，直至割舍江山。他在这封信中又称“只要想起你现在与欧尼斯特住在一起，我就要疯了……”欧尼斯特·辛普森是辛普森夫人之合法丈夫，两人在“我就要疯了……”之后的两年后才离婚。 在中国人的眼里，温莎公爵与辛普森的恋情是很成问题的一件事，有人为了一个女人失掉科长的职务都感到顿足可惜；属于“搞得不好”一类。搞肯定还是要搞的，但最好什么也不失去，更不要说江山了。如果此事的“是非”大了，在“鱼与熊掌之间”大多选择官职而踢掉女人。有了官还可以搞新的女人。这是情场中的许多中国男人以及像艾森豪威尔那样的外国男人惯于扮演的虚伪角色。 把生殖器割掉，作为一种刑罚，名宫刑。此刑按《周礼》说法，是“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台湾作家李敖先生解释“任何非法的性交，被发现了，就要割家伙”。李莲英自己割去了“是非”。 割去“家伙” 的人， 就能保证不再发生“是非”吗？也许只是由“怀里”到“心里”的一种转变，是非仍然存在。 憋尿 我同学的父亲是和善的人，见人爱笑，带有笑意的嘴唇渐然松开，露出牙齿。他身上另有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东西。譬如我的同学夺路而出，准备小便的时候，他会喝住，让儿子去厨房把刚烧开的水灌入暖瓶。这真是独一无二的酷刑，同学只好拎铁壶在冉冉热气中痛不欲生地灌水。流水声使他将两腿夹在一起，身子扭来扭去。那是我在二十多年前看到的霹雳舞。 我拿不准他老子是以磨炼儿子的心志呢，抑或在惩罚他。总之我被这种不动声色的折磨所惊呆了。当折磨你的人并未动一指头，你却要苦熬，可见痛苦来自内部似更苦。尿欲冲出膀胱，却受阻，虽不关痛痒，但令人折跟头。如果我同学的父亲是冷静透顶的人，还可说上一句：“你自己的尿，关我何事？” 一分钱难倒好汉，一泡尿使英雄气短。在北京、上海街头一些疾行的外地人，左顾右盼，面色惶急。他们一再昂首瞻瞩，是希望看到厕所。对他们来说，多修厕所是地方长官的一项德政。人总不能像狗那样，东跑西颠间突然停下，将后腿一伸，哗哗小上一便。我陪朋友在沈阳街头找解溲处，遇一个公厕收费二角钱。 “二角？别处都是一角呀？”朋友蹙眉。 “那你进去大便，”我建议。 他欣然：“对！不然不合算。” 在北京城区，厕所的数量比饭馆要多，布局也合理。沈阳的饭馆数倍于厕所。这并非暗示沈阳人能吃，北京人能拉。人活着仰仗上下两个口子，城镇建设也应考虑两端的均衡。 憋尿不全是消极的苦事。有些武术家黎明即起，特地憋着尿打几趟拳脚。俟头上冒汗，尿意也消了，据说如此可令功夫精进。我小的时候也练过拳脚，憋着尿闪展腾挪，但尿还是照原路下焉。我因此惭愧自己不才。那时（包括这时），我不明白人体的“尿理”（姑且这么叫）。膀胱中的液体能变成汗从体表点滴渗出吗？后来，学校一位体育老师跑步之后小解，却一头栽倒在厕所，医生说是憋尿所致。我闻言庆幸自己尚未栽倒，但赶忙收起了憋尿那一套。还有一次，住在我家前栋楼的一位中年女人，在厕所前被自行车撞了一下，竟死了。后来听说自行车撞碎了她的膀胱，她当时正憋尿。这些例子，令我对憋尿这件事极迷惘，暗忖膀胱宛如气球一样，可伸可缩，我认为人在憋尿时要高度警惕自行车。我还认为，人决不可憋尿，不管领导在多么庄重的场合讲话，我也起身入厕。冒犯了领导，成全膀脱。 一则笑话说，有位开大客车的司机行于乡间。途中有男女乘客请示停车撒尿，司机称没到地方。车过一处灌木丛，乘客再次请求，司机不允。到了一块开阔地，司机停车，说：“下车下车，背靠背，男的在车左边，女的在车右边，谁也不许偷看。”乘客们急急如律令，开始进行。这时司机把车一下子开出了二十多米。乘客们大惊失色之余，互相展示了真身。 这个笑话是说，司机不可得罪。否则使憋尿者尿不好。 翻译与放屁 文革时期，一个中学的语文课，学习刚刚从广播里传出的诗词，那时候，每当传来最高与最新的指示，学校里都要停课学习。 那天学的是《念奴娇·鸟儿问答》。 老师串讲一遍，总结中心思想。有学生心里存惑，提问： “老师，土豆先烂还是牛肉先烂？” 这首词中有“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的句子。这学生从烹饪而非艺术与政治角度理解领袖的神思，以为顺序弄错了。 老师鄙夷学生一眼，说：“不须放屁！” 词中亦有这一句，是痛讥“蓬间雀”与一切修正主义分子的。回答学生的提问亦妥贴。 以“屁”入词，古今都不多见。然而词乃胸臆中事，一浇块垒，笑骂都无不可。 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苏，由师哲作口译。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等人研究日程，谈到即将签署的“中苏友好条约”时，毛一挥手，“那是一个狗屁”。 师哲为之目瞪口呆。这种高级会晤，要求译员必须如实直译，于是译成“那是一个狗放的屁”。 这下，又轮到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等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而不解其意。他们对这位打败蒋介石八百万正规军的湖南乡下人既敬又畏。 条约在国与国交往，特别是在访问中属于大事。但在毛的眼里，仍是装饰性的物体。他以诗人的豪迈，对形式视而不见，所谓“狗屁”大约就是琐屑不值一提。有趣的是，中苏交恶，那一“友好条约”确乎成了毛泽东说的“狗屁”。这个也许不够雅致的词，已经不是比喻，而变成实质。 翻译旧称舌人，这是就口译而言，干起来并不容易，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波兰，几乎被翻译搞得一塌糊涂。译员 Seymour把“总统的愿望”，译成含有肉念的“总统的欲望”。把“离开”白宫译为“放弃”白宫。译，肯定是译错了，但错得妙趣四溢。当年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高龄女领袖伊巴露丽。伊氏问邓公多大年纪了？女译员由于紧张，把邓的年龄由“七十四岁”译成了“四十七”。伊巴丽莎为之惊愕，经人解释后继而大笑。邓听清原委后，微笑，对译员这种译法表示感谢，说：“好嘛！年轻总是令人愉快的。” 人说翻译是一种“不可能的艺术”。除个别误译之外，总有一些即使存心往好了译但难免望洋兴叹的无奈， 金克木先生曾说， 把巴尔扎克的“贝德姐姐”改为“贝姨”，“邦斯从兄”改为“邦斯舅舅”傅雷不得不改。傅雷是大翻译家，不得不改人物称谓，不通法文的人当然说不清。几年前我染指蒙古族民间文学两本书的翻译，感到译事之中“信”与“雅”几乎都不可求，能“达”足矣。把蒙古人情歌的一语汉关和押头韵的节律译给汉人，嗟乎很难。我曾经张冠李戴采用汉族民谣的形式姑译之，譬如“四呀四个飘带的烟荷包／是乃姐我亲手绣成的。／到了四月的庙会上／在嫂子面前你把我多美言。”这如同茶水中第三、四泡，色与味俱不佳了。林语堂曾言茶之第二泡为妙龄，第三泡已成少妇。 香港作家董桥谈翻译：“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以性事为译事作喻，是一大高见。 余光中引述法朗士的话， 说翻译的佳境乃为“神游杰作之间而记其胜”。“神游……之间”，必属两厢情愿，是夫妻更像情人，而能“记其胜”，则要有大才智，使不相干的人也随着一窥其美，虽然不一定能够体味其趣。 杭州琐忆 今年在杭州与诗人赵健雄同游孤山，至山顶访西泠诗社，见屋舍皆有清奇古貌，如莅世外。一块巨石中间凿出洞壁，形同象鼻的样子，供游人穿越。不越此洞，绕几步也过得去。然而洞存而景生，文化一下。洞边摩石刻铭，说明凿洞的意义，字体有金农的古拙。 此铭劈头便说“此洞凿于东坡游赤壁八百年后……”真乃豹头，先声取人，苏轼所游湖北黄冈赤壁，在宋神宗元丰五年，即一零八二年。八百年后是一八八二年，乃光绪九年。 此洞与东坡游赤壁有什么干系么？没有，一种对于时间的幽默文雅的表述方式。如同：自东坡游赤壁八百九十五年后，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杭州，可以远瞻或近玩的景点很多。一般说，俗人趋西湖，赴岳庙；雅士登葛岭，观钱塘。这也无关俗雅，各人情之所钟不同而已。去年到杭州，朋友引我去西湖的“花港观鱼。”到了桥上，就要低头看红鱼穿梭。想起毛泽东给病中的任弼时的信，“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赏玩”。西湖的鱼比鱼缸的鱼只是更大更多，其实不劳去杭州来看。友人问：“看好了没有？”我连称：“看好了。”相比西湖的三潭印月等等，葛岭与孤山更有味道。又能远眺西湖全貌。 去赵健雄所在的拱宸桥，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车。有一段路与一条河并行。河水白浊肮脏，一副疲惫之相。不清澈不壮阔不风景（末一句沿用台湾诗人“我不风景谁风景”的句式）。晚上在赵府谈天，夜已静了，窗外有低缓的汽笛声传来，我向赵氏打听这条河的名字。赵健雄呷了一口玻璃杯里的野菊花茶，平淡地说：“运河呀。” 运河！这就是运河？我才知“京杭大运河”中“杭”字的道理，又想起隋炀帝等等。自己不仅昧于地理，还在心中唐突了运河。我第一次见到运河，应该整衽正冠，肃然起来才好。 从登云新村出来坐公共汽车，见小巷的房山墙黑板上用粉笔写有一篇宣传稿，题目是“多掌握几种避孕方法好”，落款为“拱宸南委”。我见此大喜，这篇墙报多有内容，务实而富于针对性。如果国人多掌握几种避孕方法，不仅降低人口出生率，又免去了许多悲喜与案例。从句式上看，“……好”有一种坚定不移的语气，是伟人的口吻。“人民公社好”即毛泽东独创的句型。我驻足站在这篇谈“方法”的墙报前，准备研读，身后传来卖水果小姑娘嗤嗤的笑声。我知道一般人没有胆量未读墙报，就下决心把此事当做强化自己心理素质的活动来开展。但终于坚持不住，已有好几个女人来观看我阅读墙报这件事。在她们眼里，我不一定色情，但肯定愚钝。我转过头，对她们笑了。她们纷纷扭转脸。我想起了明人笔记中的一则笑话。嘉靖庚子年，杭州有个接生婆，去产妇家里接生，反把自己的孩子生在产妇家里。（郎英·《七修类稿》）产妇原来也是个孕妇。我们想象着接生婆在产妇家里生自己的孩子的情景，不禁大笑，卖水果的女人们越发害怕。时在自东坡游赤壁九百一十一年后的早春。 雪地狂草 今年沈阳的雪一场连着一场，如果这是兆丰年的话，已经兆了好几次了。马路上的雪被铲过或化过，黑黑白白地斑驳一片。而我家北窗对着的自行车棚恰像一个雪情的记事簿。这个绿色石绵瓦的斜形车棚，上面覆盖着像辞海那么厚的白雪，有如割过的切口，静静地始终未化。 天黑的时候下班，几家饭馆的门口又添了一景，即酒客的溺迹，在雪地上黑白分明。这种痕迹与饭馆明灭的灯光与酒人的声浪仿佛很相衬。 我想起在村里当知青时，早晨上工在雪地上闷头走，偶尔也见这种溺迹。大滩的是马尿，小片的则是狗溲。狗解溲似乎比人尿得更冲，一种急不可遏的形势，雪地里窟洞然。狗撒尿时像舞蹈演员那样扬着后腿也很有趣，莫非它怕脏了那条狗腿？ 开一个中档饭馆，必备吧台、大理石地面与影碟机，但不一定自备厕所。因为租来的房子要视原来的情况而定。然而台面的扎啤机并不管这些琐事，金黄带沫的液体照泻不误。饭馆最不宽容与最宽容的两件事便是结账与找地方撒尿。倘在冬天，吃了一肚子涮羊肉与喝入大量啤酒的食客，踉跄推开玻璃门，见漫地皆白，也有了几分诗意。在雪地上，寻个地场使膀胱畅达，边尿边看地上图案，摇着晃着，脑里想着乱七八糟的事儿，也就行了。 我还目睹一位酒人，在雪地上且走且尿，左右挥洒。我疑心他练过张旭的狂草。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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