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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个谨慎的吸血鬼



  我们挤在“四四车”的前排,欣赏着司机娴熟的技艺。汽车向小木屋驶去。我们的司机在狂风中前进,方向感很强。我在寻思,在家里迎接我们的将是哪个怪人,他曾表现得那么警惕、多疑。我和埃莱娜都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不过,在接着讲下去之前,还是先让我告诉您我是怎样遇到我的女友的吧。
  我叫邦雅曼,邦雅曼·托隆。如果您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差成什么样子,您就会明白这个名字是多么富有讽刺意味。——①===开我的身体一直在发生蜕变。我生下来就很衰老,疲惫无力,像是属于灭绝种类。我今年38岁,看起来有50岁。我身上附着一具僵尸,他蚕食着我,靠吃我长大。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想从某个商人那儿买一段时间,以制止衰退。我生下来时脸上就有块灰色的胎记,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①邦雅曼(BenJamin):《圣经》中译作便雅悯,雅各最小的儿子。

  我是法国中部一个小小的外省人,家境贫寒,上有兄姐。我的童年充满烦恼,令人厌恶。16岁时,我移居巴黎,下决心与我的阶层断绝关系。我是在9月的一天来到巴黎的。居民的风度和众多的建筑使我眼花缭乱,每个十字路口都透出富裕和自由。当时,我发誓再也不回T镇——我父亲是当地地籍处的职员——我在那儿浪费了我的青春,身边皆是平庸之人。我诅咒生我的祖先心胸狭窄,他们惟一的野心是每一代都能在社会阶层的梯子上往上爬一格。我身无分文,独自在巴黎寻找一个能收养我的家庭,让我能得到安慰,忘掉自己的家庭,让它给我带来美好的前程。
  我应该很快就失望了:首都对我来说过于强大。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我都根本不能征服它。我们这个社会留给穷人干的活,留给仆人、流氓、反抗者干的,没有一种适合我。我只有种激情。在我与时间的搏斗中,书是我惟一的盟友。我喜欢书胜过喜欢人:书已写在纸上,可以随便翻开和合上。一个人。您永远不知道怎样对付他,不能随意安排他。勉强通过中学会考之后,我在文学研究中陷入了困境。这种研究主要是与那些以其才能把我击败的作者进行斗争。我多次作弊,艰难地拿下了学士学位,但面对硕士学位,我后退了。我仍保留着年轻时对印刷品的那种过时的尊敬,渴望在文学上得到荣誉,尽管我根本就没有话要说,没有取得成功的任何才能,但我下定决心永远不回外省的那个洞窟里去,我在那儿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太久,我竭尽全力死赖在巴黎。我对付着过了好多年:当过低级小饭店的侍应,当过跑腿的,还替大商场扮过圣诞老人。我给老人推过轮椅,给多嘴多舌的傻大姐当过语法和英语辅导教师。我一开口她们就打呵欠。我给老人院里的寄宿者念新闻,共同评论时事,我总是附和他们的观点。有位妇人,是退休的邮局职员,常出门旅行。她雇我在晚上6点钟去给她的猫梳毛、喂食。我得对它哼一首特别的曲子,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并披着一块纱巾,假装走几个舞步。只有这样,那只猫才肯“呜呜”叫着进食。
  我也替别人遛狗。有几天我牵着四五只狗。这群狗吵得大地发颤,留下各种各样味浓味淡的纪念。我常常坐在一张长凳上给它们念我写的一些故事或诗歌。假如它们摇尾巴或舔我的手,那就是吉兆。大部分时间,它们互相追咬。嗅着尾部,攀爬着交媾,让街区的小孩们大饱眼福。在这一点上,我们还不如狗:它们大庭广众下做着我们偷偷做的事。它们至少会因为是牲畜而得到原谅。
  我住在十九区一幢破楼的第八层,住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没有淋浴室,水龙头在平台上。我惟一的奢侈是一天看好几个小时的电视,我开了有线电视,什么节目都看,电影、电视剧,我从这个频道跳到另一个频道,贪婪得什么都不想漏掉,直到深夜。就这样,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有只狗的主人见我在看书,便以为我有些文化,向我请教一个问题。他想写封抗税信,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词。我帮他写了,他的要求得到重视。从此,对那些街头老人、文盲和法语程度不好的外国人来说,我成了公共作家。我替他们给亲朋好友写信、填表格、在报上发讣告和出生公告。我收费很低,活儿源源不断。我在街区有了点小名气,附近街区的人也来找我。但真正让人放松的是情书:一位55岁的妇女,相信找到了她18岁时的未婚夫,请我用华丽的语言表达她激动的心情。我认真地完成了任务。信应该写得很成功,因为又有很多人要我写,于是我调整了策略,后来大获成功。我负责给遭到拒绝的情人、分离的夫妻和不幸的求婚者写信,强迫自己要做到两点:一是有特色,二是要更新。于是,我形成习惯,到我研究过的大作家的作品中去翻找:从甲这里借些恭维活,从乙那里抄些献媚的话,再从丁那里找些编得很巧妙的俏皮话。我到处收集文章,用感情、得体的谎言和让人听了高兴的虚情假意的话来换取几个小钱。每种情景,不管是交友、求婚,还是断交,我都设计了一封标准信。我像把钻石镶进珠宝里面一样,把波德莱尔的诗和普鲁斯特的句子改头换面,塞进信中,并稍加修改,让它适合情景。我的顾客们看不出什么,只见信中的热情。如果夫妻俩分别来求助,我得格外小心,不要把已给丈夫写的东西又写给妻子。男男女女前来咨询,向我倾诉心声。我这个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成了戴绿帽子的丈夫和被女人抛弃的男人的保护神。我对动物的爱使他们对我更加信任。他们感谢我用语言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打动了犹豫不决的年轻女人,感动了发怒的丈夫和受骗的未婚夫。为了装出激动、热情和后悔的样子,我不惜陈词滥调,不怕庸俗乏味,对某些人来说是陈旧的东西,对另一些人来说却耳目一新。
  于是,我名声在外,越来越响,传出了小圈子。有个出版商来找我,极为秘密地给了我如下建议:冒维克多·雨果之名,写一部仿作,公开出版,就像几年前有人抛出儒勒·凡尔纳的一部未出版过的著作一样。他给我提供了情节:拿破仑时代一个近卫队老兵在俄罗斯战场上败退,历尽艰险穿越欧洲,复辟时期在法国被囚,后来参加过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他死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政变那天。我得精心炮制仿作,要骗过最有经验的专家。至于出版商,他将负责司法事务,可能的话还要和雨果的遗产继承人打官司。我得像连续仿塞尚或马蒂斯的那些画家一样,完全沉浸在雨果的文笔之中,获取他的灵感和情感,让我写的东西似乎出自他的笔下。还得找一个擅长改装的人,这个人将准备一份二手手稿,声称是一个第三者于1887年根据原稿抄写的。原稿曾经丢失,后来偶然在根西岛一座屋子的地窖里找到。雨果在根西岛流放过。
  出版商和我没有签署任何合同:他通过邮箱与我联系。工资先付一半,写完后再付另一半。稿子最后将由一个熟读雨果的行家一行一行地严格检查。那个行家是中学毕业班的一位教师,他想干完月末的几天。而且,巧得让人难以置信,他后来将参加专家小组,负责鉴定作品的真伪。如果可能的话,全部稿子必须在半年内交清。要是有困难,就当我们从来没见过面。
  小组的全部人马每月一次在克利希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后厅聚集。出版商委托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小伙子改写古典作品,那家伙身短臂长,衣着讲究,模样可笑。他有两个任务:第一是压缩19世纪的名着,把它们削减到150页左右,那是最理想的篇幅,再长,现在的读者就受不了了;第二是把它们弄得轻松点,删去古老的东西,把它们译成现代法语,明朗一些,不要拖泥带水。他已处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幻灭》也被压缩成一本小册子。您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职业压缩名着的家伙嫌恶巴尔扎克,把巴尔扎克当作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很不适当地受到后人过分的褒奖。他曾写信给法兰西学士院,有根有据地要求把《人间喜剧》的作者从文学教科书中拿下来。他作为证人参加我们的会议,因为他打算马上就向维克多·雨果发起进攻,给《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减减肥”。在这个难对付的判官看来,雨果毫无疑问也属于沽名钓誉者之列。
  我在大师的书上历尽艰辛,就像巨人身上的一只昆虫。限期到了,我交了稿。那个文学教授一行一行仔细检查,作出评判。他认为稿子比原着差多了,并挑出了百来个错误。我犯了大错,尤其是在思维方式上,我采用“回顾法”,把我们这个世纪才有的一些创意和用词,强加给雨果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只要被发现有一点不像,整个计划就会“流产”。我全部重写,尤其注意指出来的那些问题。我调整了不少段落,以我自己的方式修改了结尾。我的结尾很精彩,许多人都喜欢。我几乎可以肯定,以后的活将源源不断。稿子交给了伪造者,让他再手抄一追,变成当时的模样。他首先把纸张弄旧,让它受潮发霉,然后用特殊的墨水和古式的羽毛笔书写。为了加强效果,以假乱真,他把百来页纸让田鼠噬咬。在一个化学家的帮助下,我们的造假者大功告成,“制造”出十来页古籍,谁也分辨不出真假。但有人告密,事情给搅“黄”了。一天上午,我从克利希广场的地铁站出来,发现咖啡馆的平地前停着一辆警车。我本能地意识到警方怀疑我们了。
  我拔腿就溜。剩下的钱没能拿到,我沮丧极了。那天他们应该用现金付我报酬的。我希望出版商的记事本上没有留下我的名字。
  我在家中躲了几个星期,天黑了才敢外出,害怕穿制服的人闯进来。我重操旧业,给人代写书信,赚点小钱。尽管我毫无自己的风格,我仍不放弃当小说家的梦想,加人越来越庞大的作家行列。在巴黎,作家越来越多,但读者却越来越少。这时,有人要我替他整理藏书,并加以分类。这个人的藏书极为丰富,差不多有5万册。书堆在诺曼底乡间的一座屋子里,整整4个房间。我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搞了一个月,才整理到D(书按字母顺序排列)。书的海洋把我淹没了,各种开本、各个时期的初版书、袖珍版应有尽有。于是,我知难而退。但闯入这浩瀚无边的巨大书海,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图书馆是深不可测的大公墓,为什么不让它们为活人服务呢?为什么不让死人复活,去剽窃那些谁也不会去查阅的可爱而珍贵的纪念品呢?
  您想想,几千本书搁浅在书架上,就像海难中的残骸:它们被人遗忘了。要是消失,它们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书太多了。这些文字的坟墓,永远被包围在寂静中。于是,我决定让它们循环起来,并以此为己任。既然一切都写好了,何必重写,寻找新观点呢?重新抄一遍就得了,把它们糅在一起。一句话,使用它们。我的办法如下(这个办法也是从古代某个陌生的抄写者那儿偷来的):我从过去的大小作家那里取我所需,弄成我自己的作品。我前往图书馆,用本子抄下描写场景的句子和比喻,然后把素材按内容分类:月光、争吵、谋杀、春天的早晨、下雨的日子、爱情的拥抱,等等。我把这所有的一切都存在电脑里面,准备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提取新的东西,使之和谐。我十分谨慎,一般来说,我从每个作者那里最多只偷一两个词组、一个词及其修饰语。我并没有盗窃,而是小偷小摸,其程度之微,别人根本发现不了。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诈骗。我就这样逃避追踪。如果有探员来查,他发现不了任何痕迹。
  此外,我绝对服从一个原则:只偷死人的。活人们太敏感了。他们觉得自己放的屁也是香的。他们嗅觉灵敏,要是别人抄袭他们的东西,十有八九会被他们发现。他们以为自己是作品的主人,这太天真了!我不想让一大批律师跟在我屁股后面。而且,我避开大家过于熟悉的词组,说不定它会引起哪个文人的猜疑。我的剽窃非常小心。我在作品中拦路抢劫,俨然像个高手。我把从各处抄来的几千个词句塞进我的文字中,然后加以润色。我耐心地加以修饰,使之通顺。我把别人的句子插入我的句子当中,有时,我自己写出的句子,天哪,甚至比一般人写的还要好。数百处剽窃的痕迹散乱在书中,哪怕是最疯狂的警察也找不出来。要查出我从何处借鉴而来,他得花上几个月,甚至穷其一生,在世界文学作品中海底捞针。
  就这样,我这个吸血鬼取代了苏醒者:古典作家们尘封在书架上,最后将逐渐消失。我把他们发掘了出来,救他们于炼狱之中。他们有过自己的辉煌,现在轮到我来享受了。我没有剽窃他们的任何东西,他们使我名声大振,声誉鹊起。我的掠夺是一种爱的表现,他们通过我,生命得以延续,就像死去的人继续活在吃他们的食人者身上一样。
  大夫啊,剽窃不仅仅是我的写作方式,也是我生活的基调。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借来之人,一头似狼又似狗的小獾,像那些会说多种语言的鸟,所有的歌它们都能模仿,但没有自己的歌。我遇到谁模仿谁,雁过拔毛。就是现在,在我跟您说话的当儿,我也在模仿您的举止,模仿您倾听和站立的方式。我的脸也同样,是我偷来的,所以我才把它遮住。我实在没有办法,我想成为他人,体验别人的生活,认识别人的内心。我是一条河,很想贴着河床蜿蜒而行。
  而且,我并不是在模仿,“模仿”这个词太轻了。我热情地依附在别人身上,消失在别人身上。您听过变色龙的故事吧!把变色龙放在苏格兰格子花呢长巾上,几秒钟后,它就会突然变色,它身不由己,无法自由选择颜色。我就是这样认为:一遇到让我感兴趣的人,我就扑过去,惟妙惟肖地复制它。这是我成为他人的惟一办法。
  这时,我想根据我读过的书写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独一无二,因为它与作者毫无关系。夸张地说,我以自己的方式创作了这本书。因为我把别人各种各样的词语连在一起,给了它们以崭新的意义。但我写下的每一行宇都流淌着被盗作家的血。一年后,我完成这项工作。我在稿子上署了一个笔名:邦雅曼·诺莱施。书中写了一个像您一样经验丰富的专家,他不断听到Schnorrer(这是意第绪语①,意为“寄生虫”)玩弄文字游戏。奇怪的是,稿子马上就被左岸②的一家小出版社接受了:出版商告诉我,略作删节即可出版。我同意了。看到他删去梅里美、左拉、狄更斯和狄德罗所写的段落,我不禁哑然失笑。您相不相信,这本书还真的得到了小小的成功。您也许在书店里看到过,书名叫《撒旦的眼泪》,它获得了巴黎城市奖。汝看到过?您不看新书吗?评论总的来说还是以肯定为主。我极为巧妙地把盗来的素材加以修饰,从这里塞到那里,从那里塞到这里,谁也发现不了剽窃的蛛丝马迹。我的这种拼凑艺术得到了大家的赞扬,人们说我以一种“引起反响的文笔”概括了本世纪的文学史。有的赞扬文章使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沿着四肢流淌,就像是一种抚摸。我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通过小门进入了文学舞台。
  
  ①意第绪语:东欧和美国犹太人用的语言。
  ②左岸:指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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