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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伊芙琳流产后的第三个星期,她去看了卡尔曼医生。他给伊芙琳作了一次全面检查:探查,触摸,扪诊。她则躺在那冰冷的金属检查台上,脚跟放在脚镫里,身上简简单单地蒙着一层布。一名护士警觉地立在旁边,一方面安慰着病人,另一方面作保证人,以免大夫被歇斯底里的病人控告行为不轨。
  伊芙琳穿好衣服后,护士带她到卡尔曼医生的办公室,关好门,让大夫同病人单独地在一起。卡尔曼医生的办公室,象他本人一样虽然破旧却很舒适。整个房间是木板镶嵌的,有两面墙摆放着各色医学书籍。书脊有深红色的,有墨绿色的,有深蓝色的。一面墙是从棚顶挂到地下的衣饰,模糊晦暗的。乱七八糟的书桌上放着一盏老式的学生式台灯,洒下一片柔和的光。象大夫本人一样,这间层子没有令人畏惧的地方。
  “你不该再想着那孩子了。”
  卡尔曼医生说。
  “不该想?”伊芙琳莫名其妙地重复道。
  “流产是自然保护生态的一种方式。”卡尔曼医生个子虽不高,却是大腹便便。看上去象是一只笨拙的企鹅,一点都不象东海岸上的几位凤毛鳞角的妇科专家。他曾执教于列诺克斯黑尔大学,在第八十号公园街以及大耐克街开有诊所。女人们常常挤满他的诊所。她们喜欢称自己为卡尔曼医生的姑娘,而且没有一个不爱上他的。伊芙琳也不例外。卡尔曼能使她不担心,而她更是对他充满信心。他们之间的关系跟报上登的医生病人一样:病人绝对相信医生,医生控制病人。
  “我有病吗?”自流产以来,这个问题一直索绕着伊芙琳。她曾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失去了那个孩子?她这究竟是怎么啦?
  “你怎么也没怎么。绝对没问题。你的生殖系统状况极好。”
  “那为什么——”
  没必要等她问完这个问题,因为他从前在成百上千的同类病例中他曾被提问过成百上千次了。对于一个刚刚失去了盼望已久的婴儿的产妇来说,这种经历无疑是一次莫大的打击。而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病例。医生们要作的,不过是给她们吃点定心丸,让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有时胎儿不能正常发育。这比人们想象的要发生得多得多。”卡尔曼大夫尽量避开谈论具体和的太接近于临床诊断时的分析。可他发现这种办法使这个病人心烦意乱。
  “你是说我的孩子不正常?”伊芙琳被这种想法吓呆了。她想知道具体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它有多么可怕。
  “我不知道,”卡尔曼大夫说。
  “不知道?难道你不愿意告诉我吗?”
  “除非作一次尸体解剖。”他不想去听她那一连串令人毛骨惊然的问题,因为这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伊芙琳颤抖着。“尸体解剖?在孩子身上?”
  “你的孩子虽然那么小,但有时从表面上可以得出点症状,可不一定能确诊。”
  伊芙琳仔细地回味了一下医生的话。她不晓得自己肉里出了什么故障。自己不能得知,自己也不能作出任何有益的帮助。
  “那么是什么毛病呢?”
  “您在询问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你很清楚,鲍姆夫人,我们医生并非超人。有时候很简单,我们就是不知道病人有什么病。”
  “告诉我什么可能会出毛病。”
  伊芙琳就是无法得到安慰。于是大夫开始背诵起来。
  “可能性实际上是无限的。因为要使脸儿正常发育成熟,完整地健全地降生,亿万个细胞要正常地生长。它们有正常的连结顺序。其中最普通的病症可能会发生在心脏和肺部。
  有时胎儿会被脐带勒死;有时会被羊水溺死;实际上就是淹死了……你真的还想听下去吗?”
  “就一件事,”伊芙琳问道,“是我的错吗?”
  这个问题是来这之前一直折磨她的问题。她确信自己作了什么错事,确信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她觉得很内疚。她认定失去孩于是她的错。她根本就不知道几乎所有的女人流产后,都有这种内疚和责任感。四十年代后期,女人们从不互相谈论这类事情。只是在痛苦的孤独中挣扎着。当医生们告诉她们说,这种心情是极普通的反应,多半的女人都觉得这不过是医生对她们的安慰罢了。潜意识告诉她们医生在撒谎,而通常她们又都点头同意,但仍觉得内疚。卡尔曼医生并不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明白虽然自己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可这绝不会起到什么安慰作用的,然而他还是说。因为他使尽浑身的解数也只能作到这一点了。医生,与他们的病人一样,无论男女,都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阶下囚。
  “是我的错吗?”伊芙琳默默他说。
  “不,几乎可以肯定这不是您的错。您一定要消除这个怪念头。一次流产并不是世界到了未日。”
  “可我觉得好象已经到了。”
  伊芙琳让大家都失望了——纳特,她母亲,她父亲。以前大家对她都那么满意,可她却辜负了他们。
  “好啦,这不是世界的未日,也不是你的错。”卡尔曼医生真是出奇地爽快。
  “我该怎么办呢?”伊芙琳能够听到自己哀诉的声音,这使她很尴尬。她需要人来告诉她怎么办。如旱有谁知道得比她多,并告诉她如何去作,那她一定会去作的,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你该把这一切全部忘掉。回家,去作你的事。再要孩子,越快越好。这是最好的补救方法了。”
  伊芙琳第一次笑了。
  “真的那么容易吗?回家,再次怀孕?”
  “就那么容易。”卡尔曼医生朝候诊室作了个手势,那里坐满了孕期不同的妇女。“女人们从来就是那样做的。”
  卡尔曼医生的处方开得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过了三年,伊芙琳才又一次怀孕。可是刚刚过了九个星“期,在1951年3月初,她突然又一次自动流产了。没有任何迹象,只有一次严重的疼痛性痉挛的袭击。夜阑人静,没有尊严或是救护车的警报声,只用了十分钟在她的洗澡间里,就一切都结束了。
  随后的那些日子里,伊芙琳绝食了。她拒绝离开房间,拒绝穿衣服,拒绝告诉任何人其中的原因,但是一看到妇女或孩子——在超级市场里,在药店,在人行道上——她就无法忍受。她害怕路过学校,游乐场,甚而至于陈列着儿童服装的橱窗。她害怕周围的世界,因为她所目睹的是孩子们微笑中的控告,母亲的皱眉,空荡荡的婴儿车。
  看到伊芙琳这种样子,纳特和她父母都很着急。她越来越瘦弱、恐惧和焦虑。她们齐心合力终于说服了她再去看卡尔曼医生。母亲驱车把她送到医生办公室,陪她走过去,跟她一快坐在候诊室等着。倘若只有她一个人,她绝不会作任何事情的。
  卡尔曼医生给伊芙琳作检查,告诉她他的确没有发现她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事实也确如此。她排卵正常,但有些妇女即使排卵不正常也同样生下了健康的婴儿。他只能说某些妇女比另一些妇女更难怀孕,某些妇女比另一些妇女更难怀到期。不幸的是,伊芙琳似乎就是她们之中的一个。他只能建议她坚持再试。
  他的话并没能消除伊芙琳的焦虑,或恢复她的信心。虽然他犹犹豫豫的,但到底还是给她开了一镇静剂。
  镇静剂似乎产生了奇迹。伊芙琳强烈的焦虑消失了,到1951年5月份。她又一次怀孕了。
  她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卡尔曼医生无论如何还是对的,而她自己也肯定,绝对的肯定,这次是不会出任何差错的。原先的流产是自然的残酷而又无常的错误。这一次她将要给纳特捧上一个漂亮的小宝宝。她静下心来等待着,确信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不幸的是,她,又错了。七月份,她第三次流产了。
  长尔曼医生——现在被她视为死敌——又给她开了那种镇静剂。但这次毫无效果。伊芙琳吃了那药,可她再也不相信他们了。她不再相信她的医生,也不再相信自己的大夫。纳特告诉她一切都会好的,他们将有可爱的宝宝,她根本没有什么病,不管怎样,他都会永远爱她。可她却认为纳特是对她撒谎,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她没有能力作成千上万的女人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1947年,三百八十万婴儿出世;1948年,三百六十多万婴几出世——这个数目年复一年地继续到五十年代。正如科学家早已预计到的,战后出生率增长了。伊芙琳体会到在内心深处她仍在企盼着。她不正常,无生育能力,而与此同时,纳特的生意却是兴旺发达。她兄弟彼得三年前结的婚,他妻子已经生下了一个男孩子,而且又怀孕了。埃尼·考夫曼娶了他在宾夕法尼亚结识的一位姑娘,他们已有了三个不满五岁的孩子。周围到处是财富与生命的迹象,而她却只看到自己没有妊娠与生育的能力。
  性,曾经是欢乐的源泉,现在却成了生儿育女的必要条件。伊芙琳几乎绝望地期待怀孕甚至表现在她的性生活中。纳特射精之后,她象冻僵了一样一动不动,不想让自己不正常的身体毁掉他给她的健壮的细胞。她克制自己,不去享受性高潮。
  谢天谢地,1951年9月,伊芙琳又怀孕了,这是当年的第三次,根据卡尔曼医生的建议,她要在床上躺完九个月。由于不活动,她长了四十磅。到1952年6月她终于生产了,通过剖腹,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女孩,在庆贺宴上,为她取名为乔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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