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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第二天他居然支持着到公司去办公。晚上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的厌恶的表情、吴科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他忍受着。他捱着时刻。他的心并不在纸上。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了多少错字。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容易放下碗,他又象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
  他回到楼上,又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并不看校样。还没有到办公时间,他用不着多耗费他那有限的精力。他的眼光茫然地朝四处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外,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疲倦,脑筋也较往日迟钝,眼皮渐渐地往下垂,头越来越重。他睡着了。
  同事们的笑声惊醒了他。他连忙坐正。脑子里还装了一些古怪的影子。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
  办公时间近了。周主任和吴科长都不在,同事们高兴地讲着笑话。忽然一个同事提起战局,另一个同事跟着报告昨晚得到的消息。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日本人不停地向这里前进,没有人挡住他们。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
  “报上都没有说,你知道!不会有这样快!”汪文宣暗暗地驳斥道,但是他只敢在心里说。
  “不见得罢。怎么你的消息倒这样灵通?报上还说这两天前方战况很好,”小潘插嘴说。
  “你相信报纸?你晓得报上每天有多少检查扣掉的新闻?”那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反驳道。
  “是啊,这两天情形的确不妙,我有个亲戚在贵阳住家四年了,现在也要把全家搬过来,”另一个同事说。
  “这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已经定了飞机票就要搬家到兰州去罗。要逃索性彻底一点,”又一个同事说。
  “所以我们公司要搬兰州,这就是彻底啊,”消息灵通的同事说。
  “你去吗?”小潘问道。
  “我去?恐怕公司不会要我们这班小职员去罢。你还存这个希望吗?”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其实这个同事不能算是小职员,他是出版科的科员,进公司时间久,底薪也比汪文宣的高得多。
  “不要我们,总得发一笔遣散费。多支三个月薪水也好,”小潘满不在乎地说。
  “三个月?我看至多也不过两个月。拿到那一点钱有什么用?逃难不够用;不逃难更不够用。况且这种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机关——”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到这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连忙咽下以后的话,同时做出一个可笑的怪相。
  周主任来了。整个楼面立刻静下来。小潘也悄悄地回到楼下去。下半夭的工作开始了。
  汪文宣不出声息地坐在办公桌前。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他的眼睛看不见面前摊开的校样。同事们的谈话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逃难,……遣散,……这不就是他的毁灭吗?还有他的家庭。……湘桂撤退的惨剧,他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一切……他又是一个这么不中用的人!……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一身发冷。他不敢再往下想,却又不能制止自己。他越想,心越乱。他翻过了两张校样,却没有把一个字装进脑子里去。工作,他已经不关心了。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他也不再关心了。他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毁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他没有上诉的心思。
  他昏昏沉沉地过了半点钟光景。他觉得周身不舒服,头忽然发起烧来。头有点晕。几分钟,十几分钟,半点钟,一点钟以后,热度还没有退。“一定是肺病,我昨晚还吐过血!”他断定道。“没有关系,我反正要死。”他安慰自己。心稍稍安定了。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地害怕了。他却另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他想着,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中,抱着母亲,抱着妻,抱着小宣痛哭一场。
  到下班的时候,他已经不发烧了。他觉得精神稍微好一点,慢慢地走回家去。
  母亲在家里煮好饭等待他。她用慈爱的调子同他谈话,问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形。吃饭的时候,母亲谈起树生,又发了一通牢骚。他唯唯地应着,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树生并没有错。
  “晚饭她既然不在行里吃,就应该回家来吃。你亲眼看见的,她一个月有几天在家?不是去找情人还有什么事!”母亲收抬饭碗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这样地直说了。
  他不作声。他不相信母亲的话。但是母亲的话使他痛苦。永远是这样的控诉,仇视。“为什么不让我安静?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他想道。但是他不敢把这答话说出来。“离不开她”四个字伤了他自己,使他感到寂寞。寂寞中又夹杂了一点焦急不安。他默默地站起来,轻轻咬着嘴唇,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你没有事,要不要去看电影?我们究竟是读书人,再穷也该有娱乐啊,”母亲做完事情,过来对他说。
  “我累得很,不想出去了,”他懒懒地答道。过了半晌,他又带着苦笑加上两句:“现在读书人是下等人了。看电影看戏,只有那班做黑货白货①生意的人才花得起钱。”
  
  ①黑货:指鸦片烟;白货:指大米。

  树生推开门进来。
  “你吃过饭吗?”他惊喜地问道。
  “吃过了,”她含笑地答道:“我本来想赶回家吃饭的,可是一个女同事一定要请客,不放我回来。今天行里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等一会儿告诉你。”
  “她笑得多灿烂,声音多清脆!”他想道。可是母亲只含糊地应一声,就走进小屋去了。
  她换衣服和鞋子的时候,电灯忽然灭了。他慌忙地找寻火柴点蜡烛。
  “这个地方真讨厌,总是停电,”她在黑暗中抱怨道。
  蜡烛点燃后只发出摇曳的微光。满屋子都是黑影。他还立在方桌前。她走过来,靠着方桌的一面坐下。她自语般地说:“我就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
  他默默地侧过头埋下眼光看她。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抬起头望着他,说:“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我怕你累,你休息一会儿罢,”他勉强做出笑容答道。
  她摇摇头:“我不累,行里工作不重,我们又比较自由,主任近来对我很好,同事们都不错。就是——”她停顿一下,忽然改变了语调,皱了一下眉头。“我在外面,常常想到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来,我总觉得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你近来也不肯跟我多讲话。”
  “不是我不肯讲话,我怕你精神不好,”他惶恐地分辩道。这不是真话,事实是:他害怕讲多了会使她不高兴,并且每天他和她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你真是‘老好人’!”她带笑地责备道。“我一天精神好得很,比你好得多,你还担心我!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想到别人却忘了你自己。”
  “不,我也想到自己,”他笨拙地辩道。
  母亲的房里没有声息,烛光摇晃得厉害,屋角的黑影比先前更浓。从二楼送来一个小孩的咳嗽声和哭声。窗外索索地下起小雨来。
  “我们打两盘bridge罢,”她忽然站起来,兴奋地提议道。
  他很倦,他不想玩“桥牌”。可是他立刻答应了,并且去把纸牌拿来,放到方桌上。他坐下来洗牌发牌。
  他看得出来她的兴致愈来愈差。他自己对玩牌更少兴趣。刚玩了两副,她忽然厌倦地站起来说。“不打了,两个人打没有趣味。而且看不清楚。”
  他默默地把纸牌放进盒子里,低声叹了一口气。他注意到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流了一大滩在方桌上。他找着剪刀,把烛芯剪短了。
  “宣,我真佩服你,”她站在方桌前看他做着这一切,忽然用激动的声音说。他惊讶地抬头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你真能忍耐,什么你都受得了,”她带着抱怨的调子继续说。
  “不忍受又有什么办法?”他带着凄凉的微笑答道。
  “那么你预备忍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我烦得很。宣,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
  “我想,总有一天,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
  她不等他说完,便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头:“我不要再听抗战胜利的话。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她激动地甚至带点气愤地说。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过了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话:“这要怪我没有出息。”这句话是用痛苦和抱歉的调子说出来的。
  “怪你有什么用?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她烦躁地说。话刚出口,她的心就软了,但是她要咽住话已经来不及了。每个字象一根针似地刺进他的心。他捧着头,默默地用他的十根手指抓他的头发。她连忙走到他的身旁,温柔地说:“原谅我,我的心乱得很。”她把他的右手从头上拿下来,紧紧地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捏了许久。她忽然觉得一阵心酸,便放开了它,走到窗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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