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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将近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山城里说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下半天气候骤然转寒,冷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市空,赶走了摊头的顾客。电石灯的臭味随着风四处飘送,火光孤寂地打着寒颤。
  一辆人力车经过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到了一所大楼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装束入时的女人。她夹着手提包走进弹簧门去。她用手电光照路,走过了黑洞似的过道,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在一间屋子的门前她站住了。她兴奋地敲着房门。
  没有应声。她看见房内有亮,门上没有锁,心里想屋子里不会没有人,也许他们睡着了,她便用力再敲两下。
  “哪个?”屋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这个声音似乎是她熟习的,但是她又说不出是谁的声音来。
  “我,”她顺口答应了一个字。
  门开了,射出一道微光。她瞥见方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开门的也是一个女人,脸背着光,她认不清楚是谁的脸孔。
  “找哪个?”开门人惊讶地问。
  “请问汪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叩门人更惊讶地问。
  “这儿没有姓汪的,”开门人回答。
  “以前不是汪家住在这儿吗?明明是这一间屋,家具也是,”叩门人说,她的惊奇更大了。
  “啊,你是汪太太!请进来坐!今天停电,我没有看清楚,”开门人笑着说,她闪开身子,把叩门人让了进去。
  “方太太,你们不是在二楼住吗?几时搬上来的?”叩门人想起开门人原来是住在二楼的方太太,毕竟遇到了一个熟人,她稍微心安一点。房间里的陈设没有多大的改变,就是四壁白了许多,看起来顺眼些。
  “就是这个月月半,”方太大回答。“汪太太,啊,我不晓得现在要怎样叫你才好,你不是在兰州吗?几时回来的?”
  “今天刚到的,方太太,我还是从前那样,”树生红了脸说。接着她声音发颤地问:“方太太,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说文宣他们。”
  “你说汪先生吗?你还不晓得?”方太太惊问道。
  “我的确不晓得。我两个月没有接到他们的信了,”树生不安地说。
  “汪先生不在了,”方太太低声说。
  “他不在了?什么时候?”树生身子一动,变了脸色,惊叫道。
  “就在上个月庆祝胜利那一天,”方太太说。树生的身子猛然抖了一下。“老太太带小少爷走了。我们这间房子就是老太太让给我们的,家具也是她让的,我们出了一点钱。”
  树生好象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她呆了半天才吐出一句问话:“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她连忙伸手擦揉眼睛,一面把脸掉开。
  “我也不晓得。我问过老太太,她说是先搬到一个亲戚家去住几天,又说要去昆明,又好象听她说在托什么人买船票,”方太太一边想,一边答道,她的声音平淡,好象她对自己的话并没有把握似的。
  “去昆明也用不着买船票,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亲戚,”树生怀疑地说,“不晓得他们到哪儿去了?”
  “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方太太说;“不过我想他们到昆明去的成份居多。他们搬走以前,差不多把东西都卖光了,就在这个门口摆地摊卖了的。啊,汪太太,你坐了半天,我还没有倒茶,”她抱歉似地说,就站起来,走向一个茶几,那里放着热水瓶、茶壶和茶杯。
  “方太太,你不要客气,我不渴,”树生连忙欠身阻止道。“我请问你,你知道我们文宣临死的情形吗?他现在葬在哪里?”
  “汪太太,你不要难过,你歇歇,先吃杯茶罢,”方太太温和地说,端了一杯茶放在树生的面前。
  “谢谢你,请你告诉我他临死的情形。我在兰州还以为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每封信都说他身体不坏。请你告诉我,我不怕,你说真话罢。”
  “其实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汪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只去看过老太太一次。我只晓得他声音哑了,睡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死了。我那次看见他睡在床上,说不出话,瘦得可怜——”方太太用了一种类似悒郁的声调说。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树生忘了一切地打岔道。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我不晓得。我听说汪先生临死身边并没有什么钱,尸首搁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也亏得老太太,她跑了两个整天,才弄到一点钱,买了棺材装好抬出去葬了。我不晓得汪先生葬在哪儿。我问过老太太,她也不说。老太太也真苦,这两个多月她瘦得多,头发全白了,”方太太一面说,一面用同情的眼光看她。
  树生一边听,一边咬嘴唇。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还竭力控制自己。“那么隔壁邻总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罢?他不能够就这样失踪的。公司里一定有人知道,至少钟先生总晓得,”她象同谁争论般地说。她不知道钟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儿的人都不晓得。棺材是大清早抬出去的。没有人跟去送葬。老太太也没有通知我们。不过汪先生公司里总有人晓得,”方太太好心地说,她很愿意给这位客人帮忙,可是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
  “我明天到公司去打听明自,”树生失望地说。她埋下头用手帕指泪痕。她又问:“老太太他们哪天搬出去的?”
  “我记得是十二。她头天搬走,我们第二天粉刷墙壁,第四天就搬进来。楼下那一间,我们先生拿来做会客、办公、讲生意用。啊,汪太太,还没有问你住在哪儿?”方太太关心地问。
  “我暂时住在……朋友家里……我过几天就要回去,”树生迟疑地说。
  “那么你还去不去找老太太他们?”方太太继续问道。
  婴孩的哭声突然从小屋里传来。方太太不等客人回答马上站起来,着急地说:“我女儿醒了,你请坐一下罢。”她忙忙慌慌地走进小屋里面去了。
  树生免去了回答一个难题的痛苦。她仍旧坐着,一个人伴着一支蜡烛。她忽然起了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这是她自己住过的屋子,自己用过的家具:方桌,书桌,小书架,碗橱,床……一切都是她熟习的,虽然破的修理好了,旧的弄干净了,墙壁刷得白白的。可是她坐在她坐了几年的凳子上,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生客。甚至在那一切熟习的东西上面她也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了。同样燃着一支蜡烛,可是现在却比从前亮了许多。不到一年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他死了,母亲和孩子走了。他葬在哪里?他们去到哪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她还有什么办法知道?别人的孩子在她的屋子里哭。多么新奇的声音!现在那个年轻的母亲在小屋里抱着小孩走来走去,唱催眠曲。她从前也这样做过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为了小宣。可是现在她的小宣又在哪儿呢?那个孩子,他并不依恋她,她也没有对他充分地表示过母爱。她忽略了他。现在她要永远失掉他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孩于啊!方太太还不出来,婴孩仍旧不时地哭叫,方太太有耐心地继续唱催眠曲,一面走一面拍拍孩子。那个女人似乎忘了她的存在,只顾着孩子,就忘记了客人,让她冷清清地坐在外屋里,被回忆包围、折磨。她忽然想起了楼梯口的一幕。他们在黑暗中握手。她含着眼泪扑到他的身上去吻他。“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到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她痛苦地想道。“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今天下飞机的时候,还这样想过。她可以坦白地对他说这种话。然而现在太迟了。她不敢想象他临死的情形。太迟了,太迟了。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想着,想着,她突然站起来,她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她再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叙说他和她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她甚至受不了那个年轻母亲的催眠歌。歌声使她想起她自己也曾经做过母亲,给她唤起她久已埋葬了的回忆。她应该走了。
  “方太太,我走了,你不要出来,”她大声说,便拿起手提包朝房门外走。
  方太太抱着婴孩赶出未,诚恳地叫道:
  “汪太太,你再坐一会儿。还早嘛!”树生停了脚步回过头来。
  “我走了,谢谢你,”树生说。
  “慢走啊,”方太太柔声说,接着又加一句:“你还再来要罢。”
  “谢谢你,我不来了,”树生摇摇头说。这次她不曾流泪,可是她觉得比流了泪还更痛苦。
  “那么你等等,我拿蜡烛来送你,外面很黑,”方太太殷勤地说,她一只手抱婴孩,一只手拿起了烛台。
  “方太太,你请留步。我有电筒,看得见,这个地方我住惯了的,”树生客气地说,就急急往门外廊上走去。
  “汪太太!等等,等等啊!我送你到楼梯口,”方太太大声唤道。接着她又在抱怨:“真讨厌,现在还停电。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
  树生已经走到了楼梯口。她回过头,朝着方太太打了一下手电,大声说:“方太太,请回去,我走罗!”她也不等回答,就急急走下楼去了。的确这是她走惯了的地方,走起来并不费力。
  她刚走出大门,迎面一股寒风使她打了一个冷噤。“怎么才阳历十月底,夜里就这样冷!”她想道,她觉得身上那件秋大衣不够暖了。门前连一辆车子也看不见。她回头看了看大门和那盏闭着眼睛似的门灯,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她心里空虚得很。她只想找个地方关上门大哭一场。但是没有办法。她只好慢慢地在人行道上走着。
  “小姐,我们是从桂林逃难来的,东西都丢光了……”突然从黑暗里闪出一个黑影,一下子就跑到她的身边,一只枯瘦的手伸到她的面前,使她大吃一惊。她仔细一看,说话的原来是一个老太婆。
  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钞票递到那只黑手上。
  “小姐,谢谢啊,”老太婆说,又把身子缩进黑暗里去了。
  她摇了摇头,又继续往前面走。于是她看见了亮光。
  “相因卖,相因卖,五百块钱……三百块钱……两百块钱……”
  电石灯的臭味随着寒风扑上她的鼻端。从那些带笑的嘴唇里发出哀叫似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矮凳上,怀里抱个睡着的婴孩,正在用沉滞的目光望着面前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
  她又打一个冷噤。“夜真冷啊!”她想道:“人家也是母亲啊,”她又想。她在那个地摊前站了片刻,她用同情的眼光看那个女人和怀里的孩子。“我总得要找到小宣,”她在心里说。她又看看眼前的母亲和孩子,“他们也摆过这样的地摊,”她再想到,这个“他们”不用说是指老太太和小宣,她心里更加难受了。
  “你哪天走?”旁边有人在讲话。
  “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另一个人说。
  “想办法罢,当黄鱼总行!”
  “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我有个亲戚买不到票当黄鱼,上了船给人抓下来了。白出了船钱。”
  “你还好,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几个月也不愁没饭吃。我下个月再走不了,就要饿饭了。东西快卖尽吃光了。原先以为一胜利就可以回家。”
  “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桅。早知道,那天真不该参加胜利游行……”
  她又打了一个冷噤。她好象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她茫然回顾,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她好象在做梦。昨天这个时候她还在另一个城市的热闹酒楼上吃饭,听一个男人的奉承话。今天她却立在寒夜的地摊前,听这些陌生人的诉苦。她为着什么回来?现在又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那间屋子?……以后又该怎样?……她等待着明天。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就是到了明天,她至多也不过找到一个人的坟墓。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地角去作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她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她应该在这两个星期内决定自己的事情。……至少她还有十二三天的功夫,而且事情又是不难决定的。为什么她必须站在地摊前忍受寒风的吹打呢?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1946年12月31日 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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