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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早文学
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


作者:翟清福


  关于郭沫若的学术著作,有两件事在学术界流传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其一,有人指责郭沫若的学术,缺乏应有的道德。其理由是说他有抄袭行为。其证据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抄袭了钱穆于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下简称《系年》);另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自己还有要"焚书"之说。这两件事都是关系到人们对郭沫若著作的看法问题,因此,有必要弄清真相。

  一、郭沫若"抄袭"说

  这桩学术公案,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台湾学术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认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应否定。

  一桩学术冤案说郭沫若"抄袭"者,只将《十批》和《系年》两书中,讨论同一问题所征引的文献资料和论断进行简单的比较,加上有倾向性的按语,摆出了两书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从表面看,两书都是研究先秦诸子的,郭书比钱书晚出十年,确有抄书之嫌。然而,人们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就会豁然开朗,见到这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两书性质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是用年轮推算方法考证诸子年代之作。因此两书侧重点不同。

  "抄袭"说的真相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郭沫若、钱穆也不例外。人们只要将《系年》出版以前的有关论著和《系年》做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该书与《十批》论断相同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早于《系年》的学者讲过的。当代学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与子产是同一时代人的问题,不是钱穆考证发现的。早在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一书,在讨论列子时就有。该书所征引的文献,被《系年》所采用,论断也用了。但是,《系年》在其《列御寇考》中,对《困学纪闻》及其作者只字未提。

  关于列子,《四库全书总目》论述列子所征引的古文献,如刘向《叙录》、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孙《子略》诸书,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都引用了,先后顺序一样,论断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库提要》所说"刘向校上奏"语,在梁书中称"刘向《叙录》";《系年》呢?也用了,而且也称"《叙录》"。可见,钱穆用了梁氏的论著,但未注明出处。梁氏循《四库提要》的思路讨论《列子》,用了该书的观点,在文中提到《四库提要》;而《系年》虽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们既找不到梁氏之书名,也未见有《四库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于早于它的论著,是至为明显的,有的考证从材料到结论与早于它的有关论著的字句都一样。如《系年·吴起传左传》条与《四库提要·春秋左传正义》条,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然,钱穆也稍稍改动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号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为"王荆公",前者为名,"荆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荆国公"的简称;"叶梦得",钱穆改为"叶石林","石林"是叶梦得的号;"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号,大概查不到,为了有所区别,将"丘"加了一个"阝",成了"邱"。至于"宋元诸儒",则被改成"宋后诸儒"。还有的字句被钱穆置于其双行小字的夹注内。可以肯定地说,《四库提要》的文字,钱穆用了,但在《系年·吴起传左传》考中未注明出处。

  《系年》得益于梁启超的论著不少。如有关孔子门人漆雕开的考证,梁氏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漆雕子》和《宓子》两条中的有关文字虽然不多,但使《系年》获益不浅,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过,梁误将《漆雕子》一书的篇数"十三篇",说成了"十二篇",也给《系年》制造了一个矛盾。《系年》对此产生了两说。一为考辨二九,与梁说同,此说我们仅见于梁氏之书;一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说。再如,吴起为法家说钱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书》非商鞅所著"说,梁启超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用了《四库提要·商子》条的材料,证明《商君书》为后人所作:1.该书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2.《徕民篇》、《弱民篇》为商鞅死后之作。梁氏注明了引自《四库提要》;《系年》却未说引自何书。因此,不查早于《系年》的梁氏等人之书,人们还以为,这是钱穆的一大发现呢!这样的例子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钱穆对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与前人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被化整为零,分别放进其数"考"之中,而且这类"考"多属细小问题。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袭"说,是不能成立的,此说纯属无中生有,诟诬贤者!

  二、郭沫若的"烧书"说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模糊。(《十批判书》手迹影印初版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



  两个星期后,《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全文发表了这一讲话,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又过了一个星期,即五月五日才转载。这件爆炸性的新闻,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和不理解,人们一时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郭沫若发出"他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对象的信号,说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日本朋友,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焚书"说缘起早在"文革"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分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文革"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但未获准。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讲话"记录发表的内幕郭沫若关于"烧书"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筹备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不久,康生让《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发表了这个发言。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才由《人民日报》转载。这是极为反常的事件。因为在过去,大多是别的报刊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所以反常,主要是由于"中央文革筹备小组"当时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中央文革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烧书"说的解释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释是"讲话"公开发表后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书还放在书橱里,并没有烧掉。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告诉人们关于"烧书"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要像凤凰涅槃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焚书"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了郭沫若的"烧书"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带着写好的文章来到北京王府井,走访《人民日报》社。一位老编辑接待了他。当接待者知道徐正之来访的意图后,阅读了他的文章,并提出了三条处理文章的建议,请他选择。其三点建议是:一、将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二、在群众办的小报上发表;三、由《人民日报》社代为转交郭沫若处理。徐正之采纳了第三种办法,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要求郭沫若阅后对文章提出意见,并用"挂号退还"作者。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读了徐正之的信稿后,还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辨证'唯物主义者。"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看来,郭沫若"烧掉"的意思,就是"凤凰再生"、"新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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