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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周围城墙的垛口就拆的不见了。子午镇民工队，并起大沙篙，斜倚在城墙外面，妇女们把送过来的砖，一个连一个滑到护城河外面的平地上去，那里的老年人们垒了起来，叫大车拉走。 城墙上有一层厚厚的石灰皮，很不容易掀起，大镐落在上面，迸起火星儿来，震的小伙子们的虎口痛。后来想法凿成小方块，才一块一块起下来。李佩钟也挽起袖子，帮助人们搬运那些灰块，来回两趟，她就气喘起来，脸也红了，手也碰破了。 “县长歇息歇息吧！”挑着大筐砖头的民工们，在她身边走过去说，“你什么时候干过这个哩！” “我来锻炼一下！”李佩钟笑着说，用一块白手绢把手包了起来，继续的搬运。看见春儿也挑着一副筐头，她说：“春儿，给我找副筐头，我们两个比赛吧！” “好呀！”春儿笑着说，“识文断字，解决问题儿，我不敢和你比，要说是担担挑挑，干出力气的活儿，我可不让你！” 她们说笑着，奔跑着，比赛着。男人们望着她们笑，队长老常督促说： “别光顾的看了，快响应县长的号召，加油吧！” 只要有女人在队伍里严肃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员。男人们，镐举的更高，铁铲下去的更有力量，来回的脚步更迅速了。 春儿年轻又有点调皮。她只顾争胜，忘记了迁就别人，她拉扯着李佩钟，来回像飞的一样，任凭汗水把棉袄湿透，她不住的叫着刺激性的口号： “县长，看谁坐飞机！你不要当乌龟呀！” 李佩钟的头发乱了，嘴唇有点儿发白，头重眼黑，脊梁上的汗珠儿发凉。两条腿不听使唤，摇摆的像拌豆腐的筷子。“春儿！”老常劝告说，“叫县长休息休息，她不像我们，就这么一骨突一块的活儿，有多少公事等着她办理呀！” 春儿才放下担子，拉着李佩钟到姐姐那里，喝水休息去了。 民工队里也有老蒋，他斜了李佩钟一眼，对人们小声说： “你们看看：哪像个县长的来头儿？拿着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城里李家的闺女，子午镇田家的儿妇，一点儿沉稳劲也没有！整天和那拾柴挑菜的毛丫头，在一块儿瞎掺伙！”“这样的县长还不好？”和他一块担砖的民工说，“非得把板子敲着你的屁股，你才磕头叫大老爷呀？” “干什么，就得有个干什么的派头，”老蒋说，“这么没大没小的，谁还尊敬，谁还惧怕？这不成了混账一起吗？”“什么叫新社会哩？”那个民工说，“这就是八路派。越这样，才越叫人们佩服。过去别说县长，科长肯来到这里，和我们一块土里滚、泥里爬吗？顶多，派个巡警来，拿根棍子站在你屁股后头，就算把公事儿交代了！现在处处是说服动员，把人们说通了说乐了，再领着头儿干，这样你倒不喜欢？”“我不喜欢，”老蒋一摇头，“总觉着没有过去的势派带劲，咱们拿看戏做比：戏台上出来一个大官，蟒袍玉带，前呼后拥，威风杀气，坐堂有堂威，出行有执事，那够多么热闹好看？要是出来一个像她这样的光屁股眼官儿，还有什么瞧头？ 戏台底下也得走光了！” “你这脑筋，该受受训！”那个民工不再理他，催着他赶快工作。 李佩钟喝了一碗开水，心里亮堂了一些。她整整头发，看见秋分坐在地上，正一手一个往下送砖头，她问春儿： “这是你大姐吗？” “是呀，”春儿说，“你们见的面不多，过去，谁上得去你们家的高门台儿呀？” “你就是高庆山同志的……吗？”李佩钟又问秋分。 秋分笑了笑，春儿接过来说： “啊，她是高庆山同志的‘吗’。‘吗’是个什么称呼呀？”“这是你们的孩子？”李佩钟笑着抱起秋分身边的小孩来。“别叫他弄你一身土！”秋分说，“是我们给人家养着的，他娘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 “我说哩，”李佩钟说，“高同志回来还不到半年呀！这孩子很苦，好好的养着他吧。我们给你妈妈报仇！你要在战争的炮火里长大成人呀！”她拍打着孩子的小屁股，孩子爬在她的腿上，啃着她的膝盖，她痒痒起来。 “高同志知道你来了吗？”停了一会李佩钟又问。 “还不知道吧！”秋分说，“我们还没看见他。” 李佩钟说： “他正在开会，我回去告诉他，叫他来看你，你们住在哪一家？” “住在西城根一家小店里。”秋分说。 “回头我给你们找间房子，你和高同志轻易不在一块儿，趁这个机会该团圆团圆了！” 秋分红着脸没有说话。春儿说： “你看这县长有多好！” 一句话把李佩钟的脸也说红了。 太阳已经掉到西边的几块红色的云彩里，民工们吹哨子收工了。在城外野地里觅了一天食儿的乌鸦，成群的飞回来，噪叫着落在街头的老槐树上过宿。 晚饭以后，李佩钟在城里找好一间屋子，就去叫秋分，秋分嘴头儿上不愿意，春儿说： “既是县长好心好意的找了房子，你就去吧。我一个人睡在这炕上，才宽绰哩！” 李佩钟给她抱着孩子，把秋分带到房子里，又写了一个纸条，求老乡送到支队部，一会儿高庆山就来了，一看是这么回事，就说： “她们是来拆城的，这影响不大好吧？” “没人笑话你们。”李佩钟说，“谁不知道你们长久分离，难得相见？要不这样，老百姓才说我们不合人情哩！” “你这县长也太操心了！”高庆山笑着说。 “算我做了一件民运工作。你们安排着休息吧，我走了。” 李佩钟笑着出来，回身给他们关上了房门。 路过娘家的大门，李佩钟顺便看了看母亲。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刚刚点上了灯。母亲见了女儿，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先抱怨起来： “你这孩子，早把娘忘到脊梁后头去了吧！你还有家吗？ 走错了门儿吧！” “没有。”李佩钟笑着说，“我爹哩？” “你爹？”她母亲沉吟了一下，“无非又和他那些狐朋狗友们出去瞎逛吧，叫人捏好了饺子，他也不家来吃。你来的正好，等我通开火，煮熟了咱娘儿俩吃！你这是干什么去来呀？ 看身上那些土，快过来，我给你扫扫！” 李佩钟背过身去，母亲给她打扫着说： “我说钟儿，你到底还到田家去不去？” “不去了。”李佩钟说。 “就这样疯跑一辈子？”母亲停下手来问，“一个女孩子家，能跟那些当兵的们跑到哪里去呀？” “哪里也是家。”李佩钟笑着说，“根据地的地面儿大着呢，我到哪里工作，也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在外面，有人照顾我，心疼我；也有人教管我，指引我。娘不用操心惦记我好了。” “我管的了你呀？”母亲叹了一口气，“听！外面有人推门，准是你爹回来了。” “他回来，我就该走了，”李佩钟说，“我们说不到一块儿！”“对了，”母亲小声说，“你们拆城，他们编法儿反对哩！ 你做工作，也得多多留神呀！” 李佩钟刚转身要走，她母亲又叫住她小声说： “听人说，你和那个姓高的支队长很要好，是吗？” 李佩钟沉静的说： “我自己已经饱尝婚姻问题的痛苦了，我不愿意再把这痛苦加给别人。我和他只是同志的关系。他家里有女人，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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