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文集

三间书房

 小说大家吴尔芙夫人生前有个愿望:但愿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那当然是指书房。对比之下,我一人拥有三间书房,而且都在楼上,应该感到满足。

  当然,这三间书房并不在一起。

  第一间在厦门街的老宅。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幢古屋,它早已拆掉改建了。目前的老宅也已有了十五年的风霜。我的书房在二楼,有十二坪之宽。当初建屋,这一间就特别设计,所以横亘二十五尺的墙壁全嵌了书橱,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一眼望去,卷帙浩繁,颇有书城巍巍的气象。这么宽敞的书房,相信一般人家并不常见。比我阔的人太多了,但是绝少阔人会把这么阔的房间拿来当书房。所以刚搬进去时,我委实踌躇满志了一阵子。不过得意了没有几年,就像台湾的人口一样,这书城的人口也迅告膨胀。幸好不久我就来了香港,六百册书随我一同西来。书城的人口压力暂时稍减。

  我在沙田山居的书房,只有厦门街的这间一半大,可是一排五扇长窗朝西,招来了对海的层层山色,和我共对一几。所以这间书房,这临海的高斋,室虽小而可纳天地,另是一番气象。人迁之初,架上的六百册书疏疏落落,任其或立或倚,一副政简讼清的样子。照例闲不了多久,新的图书杂志,各有各的身材、身价、身世,从四面八方盲目地投奔而来,于是这小小书城的人口很快地就饱和如香港的人口。终于我不得不把走投无路的书刊,一叠又一叠,陶侃运甓那样,搬去我的办公室。

  我在中文大学的办公室在太古楼的六楼,位于长廊尽头。这六楼已是绝顶,我的房间又在绝顶的绝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在门外过路。绝对的安静归我一人独享,简直是耳朵的放假。临窗俯眺,半里之外的斜坡道上争驶着小轿车和长长的货柜车,看不尽多少的长安道上客。我却高高坐着,像尼采,像宙斯在奥林匹斯之巅。教授的办公室其实也就等于书房。不要多久,这第三书房也书满为患。于是又把无处安顿的书一批批运回家去。

  我的办公室在太古楼,静寂亦如太古,这清福实在修来不易。以前我在中文大学的办公室位于碧秋楼二楼,正当梯口,又隔着走廊与教师的联谊室斜斜相对,既扼要冲,自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门外总是笑语喧阗,足音杂沓,不时更有人在长廊的两头此呼彼应,回声不绝,或是久别重逢,狭路相遇,齐发惊叹。长廊未半有女工坐守柜台,别处的女工不时来访,印证了广东人的一句话:“三个女人一个墟”。再过去是厕所,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同事们出入其门,少不了又有一番寒暄。从那里搬到太古楼来,简直是听觉的大赦。

  此刻我坐在太古楼上,山色可玩,六根清静,从从容容享受免于噪音的自由。但这好景恐怕是长不了了。一回台北,等于重投噪音的罗网。而香港这两间书房里满坑满谷的书刊,又将如何运回台北去呢?这一搬,岂不成了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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