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
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１）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２）云。
清朝的变成民国，虽然已经二十二年，但宪法草案的民族民权两篇，日前这才草成，尚未颁布。上月杭州曾将西湖抢犯当众斩决，据说奔往赏鉴者有“万人空巷”之概（３）。可见这虽与“民权篇”第一项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却很合于“民族篇”第二项的“发扬民族精神”。南北统一，业已八年，天津也来挂一颗小小的头颅，以示全国一致，原也不必大惊小怪的。
其次，是中国虽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４），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电，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题字（５）之外，总有许多“童子爱国”，“佳人从军”的美谈，使壮年男儿索然无色。我们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６），到得老年，才又脱尽暮气，据讣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则十七岁的少年而来投掷炸弹，也不是出于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据供系受日人指使”这一节，因为这就是所谓卖国。二十年来，国难不息，而被大众公认为卖国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依然逍遥自在。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拚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７），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
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８） 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五月十七日。
这一篇和以后的三篇，都没有能够登出。
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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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黄郛（１８８０—１９３６）浙江绍兴人。国民党政客，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八年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因进行媚外投降活动，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下台。一九三三年五月又被蒋介石起用，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２）刘庚生炸黄郛案，发生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这年四月，日军向滦东及长城沿线发动总攻后，唐山、遵化、密云等地相继沦陷，平津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为了向日本表示更进一步的投降，于五月上旬任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十五日黄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专车刚进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掷炸弹。据报载，投弹者当即被捕，送第一军部审讯，名叫刘魁生（刘庚生是“路透电”的音译），年十七岁，山东曹州人，在陈家沟刘三粪厂作工。当天中午刘被诬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枭首示众。事实上刘只是当时路过铁道，审讯时他坚不承认投弹。国民党将他杀害并制造舆论，显然是借以掩盖派遣黄郛北上从事卖国勾当的真相。
（３）西湖抢案，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载新闻《西湖有盗》：“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西湖三潭印月有沪来游客骆王氏遇匪谭景轩，出手枪劫其金镯，女呼救，匪开枪，将事主击毙，得赃而逸。旋在苏堤为警捕获，讯供不讳，当晚押赴湖滨运动场斩决，观者万人。匪曾任四四军连长。”
（４）“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语见《论语·阳货》：“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５）三老通电指马良、章炳麟、沈恩孚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向全国通电，指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阳示抵抗，阴作妥协”。二老宣言，指马良、章炳麟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发表的联合宣言，内容是依据历史证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他们两人还在同年二月十八日发表宣言，驳斥日本侵略者捏造的热河不属中国领土的谰言；四月下旬又联名通电，勖勉国人坚决抗日，收回失地。九四老人，即马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字相伯，江苏丹徒人。当年虚龄九十四岁，他常自署“九四老人”为各界题字。
（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语见《世说新语·言语》，是汉代陈韪戏谑孔融的话。
（７）扑满陶制的储钱罐。
（８）作者撰此文后十四天，即五月三十一日，黄郛就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日本侵占长城及山海关以北的地区为合法，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以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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