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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夏天，山东军区召开全省的战斗英雄、模范大会。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和鲁南各个军区的部队选拔的战斗英雄、模范，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云集山东军区所在地的滨海抗日根据地。这次大会在莒南县的坪上召开。来自各个根据地部队的英雄人物，都集中到这里了。他们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将把自己在战斗中创造的动人英雄事迹，向大会做报告，最后由军区首长进行评选，授予荣誉称号。 这次战斗英模会，是山东根据地的一件大事。党政军民等领导机关都很重视。因为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是由英勇的八路军在人民的支援下，和敌伪顽军及封建地主武装拼命流血，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战斗，才从敌人控制下解放出来，建立了坚强的抗日基地，使这里的人民翻身，使我们的部队有了可靠的依托。也可以说没有八路军指战员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所以根据地各界人民群众，饮水不忘打井人，他们杀猪宰羊送往大会，让这些为人民立了战功的英雄、模范，能够吃得好，开好大会。 根据地的报刊记者和编辑人员都参加大会。一方面为大会服务，帮助会务人员整理和编印英雄、模范的战斗事迹材料；另方面对这些英雄人物进行采访，准备为报刊写报道和文章。我们《山东文化》编辑室的同志都投入了这一工作。 我就是在这次英模会上，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听了这位英雄的报告，了解了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 当时全省闻名的战斗英雄都到了。如胶东的任常伦，鲁中的曹世范，滨海的何万祥，在这次大会上都被评选为甲级战斗英雄，铁道游击队的徐广田也评为甲级战斗英雄。他在大会上谈到他个人以及铁道游击队战友创造的惊人事迹，在与会者中引起极大地轰动。也可以说徐广田把铁道游击队的几次出色的战斗一谈，他就被大家一致评为甲级战斗英雄了。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深入敌后，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任务是很艰苦的。那时我们的部队分散在各个地区，还处在暂时幼小的时期，兵力还没发展起来，装备很差，当地的人民群众还没发动起来。而敌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并有近代化的装备。面对众多的敌人，我军只有和敌人打游击，转山头，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由于我军武装落后，又没充足的弹药，所以在战斗中，主要是用手榴弹和刺刀去和敌人拼搏。应该说我们的战士不光是凭武器，而是凭政治觉悟，靠勇敢去消灭敌人的。虽然我军不断地取得战斗的胜利，可是付出的伤亡代价也是极大的。在此情况下，铁道游击队以短枪和便衣，战斗在敌人据点林立、重兵据守的铁路线上。他们在敌人据点里摸敌岗，打特务，在铁路上袭击火车，在客车上打歼灭战。有时把敌人的火车开跑，和另一列火车相撞。他们机智勇敢地消灭敌人，歼灭了日寇对付铁道游击队的各种各样的特务队。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山区主力作战；而且夺取敌人的军事物资来支援根据地。把成车皮的布匹截下来，解决了山区根据地军队的冬衣。他们能从火车上搞下可装备一个中队的日式步枪、机枪，送进山里。如果我军主力在战斗上缴获这么多武器，得用成团的兵力和敌人搏斗，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才能赢得。可是铁道游击队却不鸣一枪，就把这些主力极需的武器拿到手了。多年来，铁道游击队在铁路线上神出鬼没地和敌人战斗，创造了很多惊人的战斗事迹。真是打得敌伪胆寒。显示了党所领导的游击健儿的神威。他们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和坚持抗战的胜利信心。我为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所感动。我敬爱这些杀敌英雄，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去访问了甲级战斗英雄徐广田，想把他们在铁路线上打鬼子的战斗业绩写出来。 在我找他采访过程中，我和徐广田渐渐熟了。他有着热情豪爽的性格，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他二十三四岁，中等身材，穿着便衣，脸孔微黄，说话时面带微笑，慢声慢语，眼睛也常眯缝着，看上去像个腼腆的姑娘，可是一旦眼睛瞪起来，却充满了杀机。他是铁道游击队中出名的杀敌英雄。他和我谈了许多他个人和整个铁道游击队的带传奇性的战斗故事。 正巧，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杜季伟这时调到省党校学习。党校就住在坪上附近。我又去访问了杜季伟。杜二十五六岁，正如《铁道游击队》小说中所描写的：他清秀的面孔上有双细长的丹凤眼，他是个读过筛范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极端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他能够和铁道游击队的哥儿们混在一起，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发挥了他的政治工作威力，确非易事。杜和我谈到他怎样被党派进敌人控制的枣庄，在炭厂当“管帐先生”，怎样组织力量打洋行，为了配合山区的反“扫荡”，他们在临枣支线上大显身手，搞了震惊敌伪的“票车上的战斗”。后来他们拉出枣庄，战斗在津浦干线，以微山湖为依托，对这南北干线上的敌人，进行了机智而顽强的战斗。他们打岗村，搞布车，消灭了一批又一批鬼子的特务队。一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他们紧紧控制着这一段干线的局势。不过，到了１９４３年，他调出铁道游击队，到党校学习。 我向徐广田和杜季伟作过多次访问，对铁道游击队的整个对敌战斗事迹有了一个轮廓，对他们从事的一些重要战斗，有了一定的了解。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深深感染了我，激起我强烈的写作愿望，我决心要把他们所从事的战斗，从文学上反映出来。 英模大会以后，我整理了所采访的铁道游击队的斗争材料，进行构思。我认为我是有条件写好这一作品的。第一，我在抗大毕业后，又专学过军事。１９３８到１９３９年我随抗大一分校从陕北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山东的沂蒙山区，两次深入敌后，熟悉敌后的游击战争生活。第二，我熟悉铁路上的生活。我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道清支线的铁路边，这条铁路从我故乡的村边经过，我的父亲又在村边的铁路道班房里做工，我一天到晚能看到客车、货加车在运行，听惯了列车在铁轨上运行的轧轧声。我小时候，也曾和一群穷苦的孩子到车站上去捡煤核，在车站上也学会了扒车的技术，慢行的火车还可以上下，快车就不行了。后来我随父亲到过道口、焦作等地上学，后来又在车站上作过义务练习生，因此，我对火车站和列车上的生活比较了解。不仅熟悉铁路上的职工，而且对于行车的规章制度以及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也了若指掌。如果不了解铁路上的生活，要写好铁道游击队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当时，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在根据地的人民中，广为流传，所以没能把他们的事迹，从文学上反映出来，一些作者不了解铁路生活是个重要原因。因为抗日根据地的作者，多是生活在山区，他们大多数人不仅没坐过火车，甚至还没看见过火车。有的城市出来的作者，曾经坐过火车，但仅坐过而已，对铁路上的一切并不了解。当时又是战争环境，铁路被敌人控制着，也不能去采访。记得１９４３年《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到铁道游击队去采访，被敌人捕去了。当时铁道游击队由于多年来的神奇战斗，打得敌伪胆寒，他们通过伪军硬把这个记者要出来。这个记者虽有这样惊险的经历，可是除了写点通讯报道，并没有把铁道游击队出色的战斗事迹写出来。我想他没写的主要原因是不熟悉铁路上的生活。 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好义的性格，多少还带点江湖好汉的风格。他们经常深入敌穴，以便衣短枪去完成战斗任务。经常和敌人短兵相接，出奇制胜。因此，他们所创造的战斗事迹都带有传奇的色彩。他们在铁路上的战斗，曲折生动，都可以当故事来讲。如“血染洋行”、“飞车搞机枪”、“票车上的战斗”、“搞布车”、“打岗村”以及“微山湖化装突围”等。由于他们的豪侠的性格和神奇的战斗，我准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来写，也就是用章回体来表现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 在动笔前，我经常把所采访的铁道游击队队员的杀敌故事，讲给同志们听，大家都喜欢听。由于讲多了，同志们也听惯了，有时同志们正在聊天，看见我走过来，就高兴地说：“看！铁道游击队来了。”没等坐下，就对我说：“再讲一段。”我又和他们讲起了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 我动手写铁道游击队的章回体小说了。当时还是真人真事。我写了草创时的一部分，在好心的编辑同志的鼓励下，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了。当时的标题是《铁道队》。因为在战争时期，他们就叫这个名字，全国解放后，我写这部长篇小说时，为了点明它的战斗性，所以就加上“游击”二字，标题就改为《铁道游击队》了。 它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了两期，由于故事性较强，读者还是欢迎的。可是当这个作品让战斗在微山湖的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和队员看到后，却有不同的反映了。 不久，我接到了铁道游击队的来信。当时他们的大队长洪振海已经牺牲，新任大队长是刘金山。原来的政委杜季伟在党校学习后，调到别处工作了。新任政委是张洪义。刘、张用铁道游击队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当他们知道我在写铁道游击队，向广大读者介绍他们的斗争事迹，他们是高兴的，对我表示感谢。接着他们就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他们所有的干部和队员都一致热情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去深入地全面地了解他们斗争生活。他们说像徐广田这样的英雄人物，铁道游击队还有一些，因为对敌斗争任务比较紧张，他们只能派徐广田一个人去参加英模会。如果我能够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一道生活一段时间，对他们的战斗生活作多方面的了解，一定会比现在写的更好。最后他们再次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欢迎我到他们那里去。 我看了他们的信，沉思良久，深感到在从事这一写作上，有点过于草率。我仅仅根据徐广田和杜季伟两人提供的材料，不到实际斗争生活中作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就凭一时的热情，匆匆地动笔写起来拿去发表，这太不慎重了。从信上看，作品已显出了不好的效果。这封信实际上是对我写的那一部分有意见，只是他们不好意思批评就是了。所以婉转地邀请我到铁道游击队去，然后再写会更好些。这说明我不到他们那里去全面地、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斗争生活，作品是写不好的。想到这些，我心里感到很惭愧，为此，就把《铁道队》的写作停下，已写出的那一部分稿子，虽然还没刊登完，也停止连载了。虽然如此，我写铁道游击队的决心并没有变，相反地决心更强了。我决心到铁道游击队去深入一段生活，然后再动笔把他们的斗争事迹写成一部小说。 在鬼子投降前后，我两次到鲁南的铁道游击队里去。 第一次去铁道游击队时，枣庄、临城还有敌人。我绕道南边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和这些英雄人物在一块生活了一个时期，常常随他们活动在微山湖畔和铁路两侧，有时住在微山岛上。当我一和他们接触，我就热爱上这些英雄人物了。他们热情、爽直、机智、勇敢。经常和敌人短兵相接，都是些英勇顽强的好汉。我住在他们大队部，刘金山大队长，高大的个子，憨厚的面容。他虽是后任大队长，可是却以打岗村赢得了大家的敬服。原来给我写信的政委张洪义，他在铁道游击队的威信很高，可是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后来又调来一个姓孟的政委，不久也牺牲了。因为铁道游击队是在敌人紧紧控制的铁道线上，在稠密的敌人据点之间活动、战斗，外来的干部不熟悉这里情况，掌握不住当地敌人的活动规律，很容易遭到牺牲。在鬼子投降前后，也就是我去的时候，新调去一个叫郑惕的副政委，他是主力部队团的特派员。他工作认真果断，并有活动能力。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命令日伪军不要把武器交给八路军、新四军，要还未放下武器的敌人就地维持治安，听候国军前来受降和整编，实行蒋日伪合流。这时铁道游击队正包围着一列南逃的敌装甲列车，前后的铁轨都被我拆除，敌人动弹不得，但不向我军投降。在我主力和铁道游击队威逼下，郑副政委多方和敌人周旋，最后这股敌人还是向铁道游击队投降了。 这个投降场面在《铁道游击队》小说里已得到反映。在大队部我也认识了副大队长王志胜（小说中的王强是他的化身），他在队上是个“老好好”，被认为是铁道游击队的一员福将。他平时办事有点犹豫，可是遇到危急时刻，也能急中生智，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血染洋行就是一例。他们在微山湖突围时，刘金山和政委都到湖外和铁道东去了，是他率领铁道游击队化装突围。当时他的老伴也在微山岛上，拉着他的衣襟哀求着，把她也带出去。这时岛上、湖里到处都是鬼子，在搜索着铁道游击队。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她这样做，很容易暴露目标，影响整个大队的安全。在多方劝阻无效后，王志胜气得火冒三丈，他一脚把老伴踢倒在地，拔出手枪对着老伴狠狠地说：“你再罗嗦，我崩了你！”接着就带着化装成“皇军”的铁道游击队，趟水向湖外冲去。我曾访问了王副大队长的老伴，想从她那里了解些王志胜的情况。她和我谈了王志胜的一些斗争事迹。可一想到微山湖突围，她就生气，还向我诉苦：“老王多没良心！他要用枪崩了我。”我只得安慰她几句：“都是老夫老妻了，还记着这个干啥？！”当时我没有批评她不识大局，只是说：“那是老王在吓唬你，别太认真了。” 几位大队干部对我都很热情。这时，徐广田对我也很好，因为我们是在省英模会上就认识的，比起其他新结识的，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这年冬天很冷，他看见我戴了一顶旧棉军帽，就把自己戴的一顶新缴获的日军皮军帽扣在我头上。后来队上送我一支日式手枪。这种手枪的枪筒细长，握的把手较粗大，像一支鸡腿，所以也叫鸡腿匣子。徐广田拿过我这支手枪，拉拉枪栓，检查下零件，感到这支手枪的弹簧稍软，就把自己使用的鸡腿匣子换给我。这表现了他对我的深厚的友谊。 我在铁道游击队，从大队干部到长枪队和短枪队的队长及主要骨干队员，都作了深入细致的访问。从枣庄开炭厂的草创时期，到拉出去在临枣支线上战斗，直到后来又活动在津浦干线、微山湖畔和敌人展开更大规模的战斗，我都了解了。我不仅从大队干部的领导角度去了解，而且从每次战斗的参加者各自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战斗中的细节，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谁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我走遍了湖边和铁路两侧，寻访了他们过去战斗过的地方。我曾在姜集附近的运河边的一块小高地上，站立了好久。一边听着他们叙述１９４３年一次难忘的战斗。当时他们在这里隔着狭窄的运河，和一小队日本鬼子在进行血战。战斗是炽烈的，隔岸的一小队鬼子、小队长被他们打死了，这队鬼子几乎全部被他们歼灭。可是另两路鬼子迅猛地向这里扑来。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最最心爱的大队长洪振海在这高地上牺牲了。我俯视着洒了老洪鲜血的这块土地，枯黄的草丛下边已冒出嫩芽。我站在那里，久久不能平静。 老洪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是绝顶勇敢的。可是从军事观点上说，这次战斗是违犯游击战术原则的。因为敌人三路出动扫荡，到处找铁道游击队决战，而且敌人守着交通线，战斗一打响，四下的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这边运兵。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老洪领着六七十人的铁道游击队，和敌人硬拼，这样打下去，结局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陷入敌人重围，全部壮烈牺牲。《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是写到这一战斗的。但是我把它作为教训来写了。实际的斗争生活是老洪为了湖边人民群众牺牲了。因敌人烧毁他们家园，一时对铁道游击队有点不满，激怒了老洪，他把长、短枪队拉出微山湖，和敌人硬拼时，政委有任务到铁道东去了。如果当时政委和老洪在一起的话，政委会阻止这次战斗行动的，因为在我们党领导的部队里，指挥员是要听党代表的话的。所以在小说中我写到战斗进行到最危急的时刻，政委从铁道东赶回来，他以自己的负伤，阻止了老洪的蛮干，挽救了铁道游击队的覆亡，命令老洪把部队撤走。我认为政委不在，老洪硬拼，政委回来，扭转局势，都是符合他们的斗争实际的。我所以这样写，也是从主要人物的艺术处理上考虑，因为这次战斗是发生在铁道游击队战斗的后期，不久，鬼子就投降了。而老洪是小说里的主要英雄人物，在即将最后胜利的时刻，竟在一次不该进行的错误战斗中倒下，有损这一人物形象。而且在他牺牲后，还得重新树立新的大队长，而精彩的战斗都在前边写了，这个新人物树立不起来，小说就该结束了。因此，我就没有写老洪牺牲，我把他和后来的大队长刘金山合成一个人物来写。把他叫作刘洪，并不单单是两个姓的合并。这个人物是以老洪为主的，不过刘金山作战也很勇敢。但是他在政治上比老洪强。我把两个人物的性格糅合一起，使他成为一个经过加工制造的完整的英雄形象。 当我到铁道游击队去的时候，两次路地枣庄。第一次过枣庄驻有敌人。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领着我到火车站南边去看血染洋行的旧址。我仔细察看了他们挖洞的墙壁，入院后的进击道路和冲进屋里的战斗动作，具体到鬼子三掌柜怎样蒙着被子在地上打滚，使他的手枪没有击中对方的要害，以后他们倒成了“大大的好朋友”了。我也曾到临枣支线的五孔桥，采访打票车的战斗经过。他们是把客车冲过王村，一直驰到这座桥上，把守卫客车的鬼子全部歼灭。杜季伟就是在桥下的河滩上，把旅客召集起来宣传抗日道理并交待我党我军的政策的。 我到津浦干线后，临城（现改为薛城）还有敌人。他们陪我悄悄地进入古汀。了解当年他们潜伏在这里，等候站内工人的信号，越过车站外围的壕沟和木栅栏，利用鬼子巡逻队走过去的空隙，蹿上月台，在浇油房击毙鬼子特务队长岗村和痛歼敌特务队的情景。我也到沙沟和韩庄之间那段铁路弯道的地方，了解当年他们怎样把布车从列车上摘下来，发动湖边人民群众和长短枪队员，连夜向微山岛上运布，解决山里主力部队的冬衣问题。我还特地去找了当年姬庄“爱护村”的村长姬茂西，他表面应付敌人，暗地里帮助铁道游击队。他主动向我介绍着当他们紧张地运布时，敌人的巡逻卡车从铁路上驰过来，他提着红绿灯怎样一边督促自己人加紧运布，一边又跑到鬼子卡车那里，说南边八路军的主力“大大的”，劝“皇军”不要过去。鬼子听见那边确有众多人们活动的熙熙攘攘声，只用卡车的机枪向远处射击，却不敢前进。而铁道游击队的长枪队，也向鬼子这边泼来了密集的炮火，鬼子巡逻卡车调转头，呼呼地驰回临城，向上级报警，请求兵力支援。可是当大队鬼子开过来以后，整车的布匹已经运进湖里了。当然，我也和他们座谈了微山湖突围，这是免遭覆灭的一次出色的战斗。当重点围攻他们的鬼子攻上微山岛，他们在王志胜的率领下化装成“皇军”冲出了微山湖。这里边为搞布车而暴露了的沙沟站副站长张运骥，已参加了铁道游击队，他会说日本话，拿着小红旗和周围的鬼子打信号，用日本话应付鬼子，才使他们安全地冲出重围。 我和铁道游击队在微山湖一道生活期间，虽然铁路上还有敌人，但微山湖边大部地区已为我军解放。因此，我还是遍访了他们过去战斗过的地方。在抗战时期，津浦铁路干线是敌人支援南洋战争的运兵大动脉，敌人不仅在沿途火车站驻有重兵把守，并且在铁路两侧的村庄都伪化了，建立了伪政权和“爱护村”，强迫这里的群众看守铁路，遇有八路军破路，就马上报告。同时在铁路两边的重要地点都修筑据点。为了保障这条交通线的安全，最后敌人竟在铁路两侧挖了既深又宽的封锁沟，封锁墙。在越过铁路的大路口，都筑起了碉堡，对所有过铁路的人都进行盘查。因此，在这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线上活动是很艰苦的。在敌情严重时，铁道游击队经常在田野里过夜，春、夏和秋天，地里有苗禾，可作为青纱帐来掩护。可是到了冬天，他们只得睡在湖边的藕塘和雪窝里。虽然如此，铁道游击队有了当地铁路工人和湖边人民以及微山湖里渔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还是出奇制胜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创造了许多惊人的战斗事迹。也可以说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援，铁道游击队就不会在铁路线上站住脚，也不可能对敌人进行胜利的战斗。所以我在了解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后，又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人民是在怎样艰苦的情况下，帮助铁道游击队去和敌人进行战斗的。我访问了铁路工人，访问了湖边的农民，也访问了经常把铁道游击队员掩藏在渔船上的渔民，还访问了在对敌斗争中潜伏在敌人内部作情报工作的“关系”。他们都是在生死斗争中和铁道游击队建立了亲密的情谊。他们和我谈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杀敌故事。为了帮助铁道游击队，他们受了很多苦，有的叫敌人关进宪兵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是出来后，还是帮助铁道游击队进行战斗。有不少人为此而付出了自己的或亲人的生命。在访问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位帮助铁道游击队的中年妇女。一个姓时的大嫂，近三十岁，有个叫小凤的女儿，由于小时没缠过脚，外号叫时大脚。另一个是刘桂清，她的儿子是铁道游击队后期王志胜的通讯员，队员们都称她二嫂。还有一个姓尹的大嫂。她们的家都是铁道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每当敌情紧急，在那充满惊恐的夜晚，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为了逃脱敌人，或去执行战斗任务回来，往往乘着夜色来到她们的家。为了怕惊动敌人，一般都不叫门，悄悄地跳墙进去的。她不仅给队员们做饭吃，还在村边为他们放哨。遇到敌人搜捕，她们会巧妙地应付敌人，掩护这些队员，使他们免遭敌人的杀害，然后把他们安全转移。有时敌人夜间去袭击铁道游击队，她们了解这一紧急情报后，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前往铁道游霹队的驻地去送信，要他们迅速转移地方。她们常常进敌人控制的临城据点，去完成侦察任务。有的队员负伤了，她们把他藏在自己家里，像对待亲人一样救护和治疗。由于叛徒的出卖，她们都上了敌人特务队的黑名单。这三个妇女都被捕过，虽然受尽敌人种种酷刑，有的被打得碎了头骨，打断了肋条，但她们从不屈服。放出后，继续帮助铁道游击队去歼灭敌人。时大嫂的丈夫是铁路工人，被日本鬼子杀了，她守寡和女儿过日子，后来在帮助铁道游击队斗争中和老洪有了爱情。可是老洪又牺牲了，所以她又二次守寡。刘二嫂也是个很能干的妇女，她的丈夫是个极老实的农民，她不仅自己帮助铁道游击队，而且促使丈夫也为革命尽力，还把自己的儿子当了王志胜的通讯员。还有那个尹大嫂，精明能干。她不但掩护伤员，送情报，还带过几个铁道游击队员去袭击敌人。在采访中，我很崇敬这三个妇女。我知道鲁南人民是强悍的。这是苦难的生活所培育出的坚强性格。鲁南的妇女比男人受的苦难更沉重。她们还受封建社会束缚。因此，她们的反抗和斗争性亦更强烈。她们是那么勇敢地冲破加在妇女身上的封建牢笼，在铁路线上的残酷斗争中帮助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猛歼敌寇，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所以我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融合她们三个人的个性特点，塑造了芳林嫂这个妇女斗争形象。在刻画这个人物时，我采用了老洪和老时这条爱情线索。当然，我也揉进了其他两位妇女的个性特点和斗争事迹。说起来这三位可敬的妇女，在《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出版后，竟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风波。这部书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有好奇的心读者总想在生活中去找到芳林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丁斌曾、韩和平同志想把《铁道游击队》画成连环画，到鲁南去深入生活，要我给他们写几封介绍信，为他们提供一些采访的方便。我就叫他们到鲁南去找王志胜和老时。当他们一找时大脚，群众中就认为老时是小说中的芳林嫂了，都纷纷前去拜访。不久，我就先后接到刘二嫂和尹大嫂的亲友写来的两封信。信的内容是问芳林嫂是谁？难道是老时么？为什么不是二嫂和老尹呢？又待一段时间，老时的亲友也来了信，信上说有些人说老时不是芳林嫂，那个芳林嫂是谁呢？后来，我给她们每个人写了一封信，我对她们说：芳林嫂这个人物是在抗日战争中，帮助过铁道游击队的对敌斗争的，她为此而吃过苦，并在斗争中作出贡献的妇女典型。你老时有这样的经历，那样作了，你就是芳林嫂；刘二嫂，老尹同样也为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受过苦，作过贡献，她俩也是芳林嫂。芳林嫂是塑造的典型人物，典型是代表一般的。我在信中用通俗的话说：芳林嫂就是她们三个人的代表。因此，以后群众都把她们三人称为芳林嫂了。不仅仅在临城、微山湖边的老时、老尹，就是在解放战斗中随部队北撤，后来在济南安家的刘二嫂，群众也把她称为芳林嫂了。我认为她们是当之无愧的。为此，广大青少年读者常常请她们去作报告，谈谈在战争年月她们如何帮助铁道游击队打鬼子的故事。 不过，这事在后任大队长刘金山那里也惹了点麻烦。因为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是两回事。艺术的真实比生活的真实更高，更集中。在生活的真实中老洪和老时有一段爱情关系。后来老洪牺牲，老时二次守寡。由于我从艺术上作了合理的处理，正如上边说的，对原生活作了加工，把那次错误战斗的危险局面扭转了，没让老洪牺牲，和后任大队长刘金山合成一个人物来写了。既然老洪没有死，那么老时和老洪这条爱情线索就继续向前发展了。鬼子投降后，在解放战斗时期，为了阻止蒋介石部队利用交通线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鲁南解放区的人民都把铁路线拆除，彻底破坏。在那一时期就没有铁路线上的斗争了。刘金山和铁道游击队的长枪队就转入主力作战。记得他后来当了鲁南军区特务团副团长，后又编入主力部队到南方作战，当了副师长。全国解放后，他先后任江苏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和苏州军分区司令员。刘金山南下后，和一位姓徐的江苏姑娘结婚。徐是高中生，在文化上对刘金山帮助很大。就在刘金山任南通军分区副司令时，《铁道游击队》出版了。当南通的青年读者知道他们的副司令就是书中的刘洪时，很多机关、学校要求他去作报告。他当然也青年们谈谈过去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对青年进行些革命传统教育。每当他报告完从台上下来，就被青年人团团包围，不住的问他芳林嫂的情况，她现在怎么样了？往往把刘金山问得满脸通红，不好作答。最后他只得说：《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中写的所有战斗都是真的，实有其事的。我们就是那样和鬼子干的。至于说到芳林嫂，他说是这作家的创造。后来刘金山见到我，说好多机关学校要求他去作报告，并且提出一些问题，很难回答。我笑着说：“谁叫你当英雄人物呢？！” 总之，我到铁道游击队去深入生活，收获是很丰富的，我记了两大本材料。我结识了大队和长、短枪分队的各色英雄人物。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我经常和他们促膝谈心，谈他们所从事的斗争。不仅和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活着的人谈，而且对于那些在铁路线上艰苦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干部和队员，从旁人口中也作了详细座谈和了解。从他们大家所提供的材料看，他们原来的大队长洪振海，确实是个坚如钢铁的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有许多惊人的成绩。铁道游击队不少出色的战斗，都是他领导干出来的。他扒车技术最高，特别快车也能上去。飞车搞机枪就是他干的。老洪作战绝顶勇敢，对朋友豪爽义气，所以在队上有极高的威信。他的性子特别暴躁，遇有不顺意的事，往往暴跳如雷。铁道游击队有句口头禅：“洪队长讲话，连噘带骂。”老洪发起脾气来是很厉害的，可是这些在对敌斗争中舍身忘死的英雄，对他们发火的大队长却俯首帖耳，一点不敢顶撞。因为他们服自己的队长，知道他发过脾气以后，还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我也了解到会开机车的，在铁道线上的对敌斗争中作出卓越贡献的曹得清（彭亮的原型），还有他的弟弟曹得全，是铁道游击队中最活泼的青年队员，以及短枪队最早的骨干队员李远生等一批人。他们在铁道游击队对敌人进行残酷战斗中，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铁道游击队在八年抗战中的伤亡名单，可以看出他们在铁路线上所创造的震惊敌伪的英雄业绩，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付出了大量血的代价才获得的。 在微山岛上，我参加了他们一次最难忘的新年庆祝会和悼念活动。游击队员们在铁道线上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七八年的浴血奋战，最后夺取了胜利，而且迫使日本鬼子的一支铁甲列车部队，向这些英雄们缴枪投降。这在当时的华北地区是比较大的一次受降。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他们欢欣若狂地痛饮胜利酒。可是也就在这极度欢乐的时刻，他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为夺取胜利，而在战斗中倒下的战友，他们又泪流满面，放声哭泣。 我在《铁道游击队》小说中，曾经写到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是我当时的感受。他们是在微山岛上开新年庆祝会的。一溜三大间房子里，摆满了好多桌丰盛的酒菜，进间迎面的一桌酒宴是空着的，这是为他们牺牲的战友准备的。这个桌子上的酒菜比其他桌上的更丰富。酒桌靠墙的正面，都是写上了以洪振海为首的一些烈士名字的牌位。参加宴会的人都坐在东、西两间。庆祝新年的酒会开始，由鲁南铁路工委书记靳怀刚讲话。原来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党国国民党谈判，属于解放区的铁路应由解放区人民政府接管。因此，鲁南区党委在所管辖的铁路上成立一铁路工委。铁道游击队临时归铁路工委领导。靳怀刚在酒宴前讲话。他说明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他们的战斗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要大家尽情地欢庆，同时也不要忘记牺牲的战友，也是说没有这些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所以第一杯先向烈士敬酒。在酒宴间，大家的情绪是高涨的，猜拳行令，唱着酒歌在狂饮（小说中“高高山上一头牛”的酒歌就是我在这酒桌上学的），他们是豪放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两间大屋，一片欢腾。可是酒喝到一定时候，酒宴中的情绪转入了沉静，因为他们想到了在战斗中失去的战友，想了带着他们勇敢地和日本鬼子拼杀的洪振海大队长，张洪义政委，还有曹得清兄弟……这些英雄们浸入哀恸的情绪，有的是一边喝酒，一边落泪。酒宴后他们跑到湖边，喊着洪大队长的名字，喊着张洪义、曹得清、李运生一些牺牲者的名字在大声痛哭，当然老时在这中间是哭得最悲痛的一个。 就在这次带悼念性的新年庆祝会上，靳怀刚书记有个提议：为了悼念死者，一是把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写成一本书；二是将来在微山岛上立一铁道游击队革命烈士纪念碑。当第一个提议我答应下来后，靳又在会上向大家建议；说我为了《铁道游击队》的写作，从滨海到鲁南跋山涉水，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这里来和他们一道工作和生活。为了感谢我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他提议我为铁道游击队的荣誉队员。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通过了靳怀刚的这一倡议。 所以我以后进行《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写作，已不仅仅是作者的个人愿望和爱好，倒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当我全面地了解了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后，我深深感到在第一次省英雄模范会上，从徐广田和杜季伟口所搜集的有关铁道游击队的材料显得太不够了。根据这些材料写成作品在报刊上发表，确有点太草率了。所以说当时马上停笔到铁道游击队深入生活是完全正确的。据我在铁道游击队了解的大量材料看，徐广田在英模会上的报告有点片面和突出个人。当然，作英模斗争事迹报告，多谈些个人的事迹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谈铁道游击队的战斗过程时，只强调自己的功绩而抹煞战友们的作用是不应该的。应该说徐广田在铁道游击队里边，确是个战将，他是几个出色的中层战斗骨干之一。他开始当短枪队员，鬼子投降后一部分敌人向他们投降，他们得到了大批日式装备，把他们已发展成近百人的长枪队武装起来。他们清一色地日式装备，歪把机枪，六○炮（也叫掷弹筒），三八式步枪。而且每个队员都头戴日本钢盔，脚穿皮靴。就是当时我们的主力部队也没有这样精良的、统一的装备。徐广田就是这个中队的中队长。他在抗日战争中，确实作出不少贡献，不过像这样的干将还有好几个，如老洪、王志胜、刘金山和曹得清，在对敌斗争中都是好样的，与他相比并不逊色。我从许多干部和队员中了解一个情况，就是徐广田抗日打鬼子是勇敢的，能完成艰巨的战斗任务。但是平时吊而郎当、政治上表现较差，在同志之间，好感情用事，不从政治上出发，常计较个人的得失。如果单从作战方面讲，老洪牺牲后，他是可以提为大队长的，可是他政治上比较落后，所以组织上就提拔刘金山当大队长了。而刘金山参加铁道游击队比徐广田晚一点，又当过老洪的通讯员，所以徐广田就不怎么服刘金山的领导，给刘在大队领导上增添了不少困难。当我在徐广田的采访中，也隐隐地感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我这个最早结识的英雄人物，过于计较个人地位的高低，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缺乏党的组织观念。一个革命英雄人物，只有好好地接受党的教育，不断地克服个人的缺点和错误，才能健康地成长，在革命事业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革命建立功勋。从以后徐广田悲惨的下场来看，当时党组织确定刘金山为大队长是完全正确的。 在我的采访中，我热爱这些英雄人物。他们有高尚的品德，为革命而忘我的牺牲精神，听到他们英勇杀敌的事迹，对我也是个很好的教育。可是在他们现实生活中，我也发现他们有一些弱点和消极的东西。正如前边说的姜集运河边小高地上的战斗一样，我从军事上分析了这次战斗的性质，对于勇敢作战的老洪作了正确的理解，并在创造上作了典型的处理。对有的人物身的缺点，也要全面的认识和正确地理解。对在省委学校学习的杜季伟，我了解他所以去学习，一方面是组织上的确定；另方面也是他在铁道游击队待不下去了。在铁道游击队战斗的后期，杜由于生活问题和刘金山、王志胜两个大队干部关系搞得很僵，使他不得不调离工作。在党校学习后，没有再回铁道游击队，另行分配了工作。据我了解杜季伟所以在铁道游击队待不下去，是因为他在铁路边找了个姑娘作爱人，而这个姑娘的哥哥由于附敌被铁道游击队打死，为了怕她报复，所以刘金山和王志胜坚决不同意杜和姑娘的爱情关系。杜调到山区进党校学习时，他悄悄地把这姑娘带走；刘、王甚至想派短枪队员在半道上把她截回来。关于杜的问题，我认为他虽然在铁道游击队战斗的后期，表现出自己的弱点，在铁道游击队待不下去，可是从全面看，应该说杜在铁道游击队的领导工作上，还是功大于过的。如在草创时期，他只身进入敌人严密控制的枣庄，在炭厂把他们组织起来，当时的情况是极端危险的，搞不好，不但敌人，就是还处在蛮干状态的自己人，也可能把他干掉。后来他又把他们拉出来，先在临枣支线后在津浦干线上和敌人进行战斗。在这漫长的战斗过程中，他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不能因为一时的过失或不足之处就把他全部否定。从他以后调作枣庄市委书记、鲁南军区特务团政委来说，他还是个比较坚强的政治工作干部。我在对刘金山和王志胜的采访中，了解了杜季伟后期的情况。他俩在谈话中对张洪义政委的印象很好，对杜有不满情绪，我曾劝他们要全面的来看待杜季伟，最后他俩也同意了我的看法。所以在小说中我还是以杜的事迹为主，结合后来几位政委的特点，塑造了李正这个政委的形象。 在访问中，我也发现了老时的问题。由于她和老洪有一段爱情关系，并对铁道游击队的对敌斗争，作出过非凡的贡献，所以我很敬重这个妇女。可是当时铁道游击队的大队干部和主要队员对她却是不好。考查其原因是这样：老洪活着的时候，大家都很尊重她。老洪牺牲后，她又二次守寡。由于她过去常为铁道游击队作工作，她在敌人那里很出名，敌人常常追捕她。因此她还是秘密地随铁道游击队活动。这时，大家看在老洪面上还很照顾她。可是以后有人发现她又和铁道游击队的个别队员，关系暧昧，为此，就引起了大家的激愤，对她很不满，甚至有点歧视她，骂她是“破鞋”。在我和老时接触时，有人甚至不同意我和她多谈。但是我还是和她作了深谈。我对她过去帮助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除表示敬仰外，对她当时的处境亦深表同情。原来大家对她的恶感是来源于他们对自己心爱的洪大队长的深厚感情，他们认为她过去和老洪爱的那样深，老洪一死，她就变心了。而且和队上的人相爱，这能对得起老洪么？所以都和她疏远了。甚至不想叫她随铁道游击队活动，觉得为老洪丢脸。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老洪牺牲后，老时坚贞不嫁才是好样的，这是封建礼教束缚妇女的信条，我们革命者不但不该遵守，应该打破它，绝不能认为老时又要找对象了，就是对老洪的不忠，为此而鄙视她，甚至抹煞了她对铁道游击队作出的贡献。我认为这样作，对老时是不公正的，当然老时本人应该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活问题，不要过于在生活上放任自己。我把这种看法和他们大队干部谈了，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不久，他们在微山岛上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新年，我建议也邀请老时参加，他们答应了。 １９４６年五六月间，我二次到铁道游击队。当时他们住在枣庄。这时日本鬼子投降半年多了，毛主席正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考虑到和平时期解放区铁路的建设，鲁南区党委确定以铁道游击队的骨干为基础，在枣庄成立了鲁南铁路管理局。由靳怀刚任局长、刘金山任副局长、王志胜为铁路工会主席。杜季伟调任枣庄市委书记。我去枣庄时，一千多伪军还控制中兴煤矿公司，他们为徐州国民党部队收编，我军不承认他们是国民党部队，后来敌军仍把他们作为拒降的的汉奸队消灭了。我参加了这次战斗。 铁道游击队的骨干都分配到铁路上当段长、站长了。他们一色日式武器装备的长枪中队，仍保留下来，作为铁路局的警卫武装。还是徐广田任中队长。 我住在枣庄市委，每天找杜季伟，并到铁路局去找刘金山、王志胜和徐广田，以及留在铁路局工作的一些骨干队员，作个别访问或集体座谈他们过去的战斗事迹。根据所补充的材料，我着手写《铁道游击队》的初稿。当时，根据地在写作上盛行写先进人物的真人真事。如果有人把先进事迹写成小说，别人就认为是胡乱编造。，因此，我开始写的也是真人真事。如草创时期的开炭厂，两次打洋行，在临枣支线上搞机枪、打票车，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打岗村，这一些主要战斗，我都如实写下来，每写一章，都吸取了他们的意见。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除了和领导骨干谈材料而外，还到参加这些战斗的一般队员那里了解情况。谈到最后，他们往往对我说：“老刘！你写这些战斗时，不要忘了也把我写上去啊！”我当时点头答应。因为他确实参加了这样战斗，在战斗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要求是合理的。可是从创造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就有困难了。我在作品中描写他们从事的战斗，不要说写小说，就是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也只能写主要的英雄人物和重大的斗争事件。对于那些琐细的、次要的、重复的东西也应该舍弃。否则就不能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性格，对动人的情节也不可能作细致的描写。如果把参加战斗的几十个人都写上去，那末，就写不成文学作品，只简单的写一下战斗成果，开一个参加战斗的名单就行了。事实上，把主要的英雄人物典型化，把他写活，刻画出他如何在战斗中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进行战斗，去夺取胜利，他的表现就显示了所有参加战斗的队员的英勇形象。如果按自然主义的写法，铁道游击队前后四个政委，杜季伟去了后又调走，张洪义去了，不久牺牲，又去一个孟政委也牺牲了，整个的战斗都过去了，最后去了一个郑副政委。这样如实写四个政委，却刻画不出一个完整的党的领导形象。因此，我就根据四个政委的个性和特点，以杜为主塑造了一个政委的形象。可是当时我在枣庄和他们座谈、补充材料时，却不能谈出这种意图，因此，有的队员要求我把他写上去时，我还是答应了。当时我守着他们写的所谓“初稿”，实际上只是一次有系统的对材料的梳理罢了。但是它却是我以后创作《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不能缺少的重要基础。 后来徐广田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才使我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摆脱了困境。 当我在枣庄守着他们写初稿，将要完成的时候，突然听说我在铁道游击队最早认识的徐广田妥协了，当时人们称脱离革命回家去的人叫妥协，也就是他交枪不干革命了。 这消息给我很大震动。我知道徐广田在抗日战争的对敌斗争中，虽然有点落后思想，但是在战斗中还是创造了不少惊人的战绩。他是铁道游击队中几个重要的英雄人物之一，并且被全省第一次英模会上命名为甲级战斗英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战斗岁月已经过来了，现在抗战胜利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怎么会妥协不干了呢？当时我写的《铁道游击队》小说的初稿即将完成，而书中的英雄人物之一的他，竟在胜利之后不干革命了。这个人物怎样评价，如何写法就成问题了。使我感情波动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我通过对他们的访问，热爱和崇敬这些英雄人物，和他们有了深厚的感情。听到他们创造的出色斗争事迹，我感到兴奋激动；看到他们受到挫折，我感到关切和着急。为了弄清徐广田的问题，我怀着急切的心情，到铁路局去找靳怀刚和刘金山了解情况。 原来情况是这样：枣庄成立铁路管理局时，刘金山和王志胜都担任了局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徐广田却仍然是长枪中队的中队长。这样作的原因是因为长枪队是一色的日式装备，领导上不忍心拆散，把它保留下来。由于长枪队是铁道游击队的一部分，别人很难领导这个部队，所以仍叫徐广田担任中队长。可是徐广田却不这样认为，他以为这是过去他不大服气刘金山的领导，刘要报复他，所以没有提拔他，也没有把他分配到铁路上去工作。不然，为什么所有的干部都提拔了，唯独他仍是中队长呢？为此他对刘金山他们很不满，憋了一肚子气。这时又出了另一新情况，更促使了徐的恼火，就是铁路是国营大企业部门，一些留用的职工，平日他们都是靠工资维持家庭生活的。所以规定铁路职工按大包干代替工资，以职务大小折合小米发给职工。铁道游击队的干部调到铁路局工作，工资也实行大包干。其他党政军备部门的干部仍是供给制（衣食由公家供给，每月发一元津贴），记得当时对金山每月发三百斤小米，王志胜发二百多斤，其他段长、站长每月发一百五十到二百斤小米。长枪中队虽然拨给铁路局领导，由于他们是部队，所以仍按部队的供给制待遇。这件事给徐广田和徐的家属有很大影响。 徐广田家住枣庄西几十里的铁路边一个村庄，家里有老父亲和爱人及一个怀抱的孩子。他的哥哥参加铁道游击队重伤残废，他的弟弟也是铁道游击队队员牺牲了。徐广田在多年的战斗中也负过几次伤。他们家没有土地，靠铁路维持生活。他和弟兄们参加铁道游击队，虽然是供给制，可是由于他们经常搞敌人火车，大部分物资交公，但也留有一小部分救济队员的家属。现在抗战胜利了，为了阻止蒋介石部队北上，把铁路都拆除，他们家属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听说枣庄成立铁路局了，徐广田的父亲和爱人感到生活有盼头了，就去找徐广田。他们看见他并不在铁路上工作，仍然当中队长，就大失所望。徐广田的父亲拉着儿子的手说：“人家都是抗战八年，你也是抗战八年，现在人家都当了大官，有的当了局长，有的当段长、站长，你怎么还是个中队长呀！”他的爱人抱着孩子对徐说：“听说刘金山、王志胜每月都挣二三百斤小米了，可是你还是老样子，让俺娘们可怎么过日子啊！”说着就落下眼泪，因为家里没有粮食吃，她经常挨饿。徐的父亲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守着这个儿子养老，生怕在战斗中再失去这唯一的儿子。爱人和老父亲的要求，徐广田一件也不能办到，可是他们这些落后话，却给他以极大的影响。爱人和父亲不是来一次，他们经常来要粮食，要他到铁路上工作。由于家庭的困难不能解决，他就更恨刘金山了。使徐广田妥协的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一边和国民党和平谈判，同时也要作好迎击蒋军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准备。解放区的部队都进行了整编。许多地方部队都编入主力。在此情况下，长枪中队也编到八师的主力部队里了。所以徐广田就随长枪中队到八师去。他们改为一个连，由徐任连长。徐广田过去常年在铁道游击队，他们在铁路线上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艰苦卓绝的战斗，可是在战斗的空隙，却经常分散活动，生活上还是比较自由散漫的。徐广田一到主力部队，感到这里的战斗生活是艰苦的、紧张的，一切要求都很严格，他有点受不了。加上他身上多次负伤，每天从早到晚的操练，打野外，他在体力上也实在支持不住，就有点不想干了。可是他却把这一切不顺心的事，都推到刘金山身上。明明是领导上决定把他们调入主力的，他却误认为是刘金山把他排挤出去的，所以憋了一肚子气。加上他经常不上早操，受到营长的批评，他一怒之下，把匣枪一交就自动离开部队回家去了。临走他身上还带了一支小手枪，这是他在铁道游击队打鬼子时缴获的，他所以带在身上，是因为他在当地和日本鬼子、汉奸特务打了那么多仗，他打死了不少人，怕地方有人报复他，需要用这支手枪来自卫。徐广田回家的事，鲁南军区很快就知道了。当时领导上对徐的问题的认识是这样的；徐广田是省军区命名的战斗英雄，他在铁道游击队的抗日斗争中是有贡献的。日本鬼子投降后，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抬头，有地位和家庭观念，组织纪律性差，可以也应该好好进行教育。当然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应由他个人负责。但是从组织角度考虑，在干部政策上也有漏洞，如成立铁路局时，提拔刘金山为副局长，提拔王志胜为工会主席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对比起来，仅仅为了保存下来一个长枪中队，不提拔徐广田是不适当的。因为徐广田在职务上仅仅次于副大队长，王志胜提为铁路工会主席，而徐仍当连长，在职务上显得过于悬殊。当然徐个人不应计较地位的高低，但从组织使用干部的原则上看，对徐的安排就有点不够周全了。当时鲁南军区发现这一问题后，马上下命令调徐广田到军区学习，学习后将任命他当鲁南军区特务团的营长。可是这一命令下晚了，徐广田已愤愤地回了家，他不了解领导的意图，拒绝去山里学习。 徐广田回家后，为了泄愤，有时怀里揣着手枪，到铁路局去找刘金山，刘不见他，他就在路局门前叫骂不已。开始靳怀刚还可以和他谈话，劝说几句。后来靳的话他也不听了。也就是说铁路局没有一个人能和他说上话了。 我自认为过去和徐广田的关系不错，在这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战友也该去好好劝劝他。所以我在铁路局靳、刘面前，自告奋勇地愿意到徐广田家里去作作工作，要他服从组织调动，到山里去学习。他们听了都很高兴，记得是在一天下午，我从铁路局借了匹白马，从枣庄往西沿着已拆除铁轨的路基，走出四十里，将近傍晚时到了徐广田的家里。 徐广田的家确实很穷，住了两间旧草屋。家无隔日粮，屋里到处堆着些道钉、铁夹板，尖端呈猪蹄形起道钉用的铁棍，还有铁路职工用的旧红绿灯，这可能是过去吃两条线，铁道游击队破坏敌人铁路时留下的东西。我的到来，徐广田是欢迎的，像过去见面时一样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家境虽然很困难，由于朋友多，他还是给我弄了酒，简单的做了两个菜，我俩就喝起来。我看到他家那么苦，哪有心喝他的酒呢？可是我也知道对方的性格，他让你喝酒，如果你不喝，那等于你看不起他，甚至比骂他还使他生气。所以我就不客气地和他对饮起来。在喝酒的过程中，徐广田和我谈了许多，主要是诉苦，归纳起来就是上边说的那几条。无非是说刘金山如何打击报复他、不提拔他，不许他到铁路上工作，最后把长枪中队调离铁路局也归罪于刘金山。在谈话中，徐的父亲和爱人也常插话进来，诉说家庭的困难，说徐广田在铁道游击队哪一点不如刘金山和王志胜？可是现在人家当大官了，每月还领那么多小米。如果徐广田能挣这么多小米，家里也不困难了。为此老人和妻子在抱怨他没能耐，不能养家糊口。家属的怂恿，只能给徐广田火上加油，使他满腔怒火烧得更旺。徐最后对我说：“八年抗战，我没有熊过，现在鬼子投降了，他们竟这样整我，我真受不了这个气。我不干还不行么？现在部队号召老弱病残人员复员，我身上有不少伤，我复员好了，这样还可以照顾下家里的生活。”我听了徐的一席话，深深感到这个在抗战中英勇杀敌的英雄，现在在思想深处，竟为个人主义所困扰，这种错误思想是和一个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不相称的。他对刘金山的一些意见，有好多是误解，有些问题是组织上从全局出发由上级决定的。他的一些个人困难，应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胸怀，加以克服，不该对组织上怀有抱怨情绪，甚至动摇了自己的革命意志。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徐已滑到了极危险的地步。在此关键时刻，应该给以帮助和教育，使他猛省过来。但是从他为个人问题而困扰的激动情绪来看，对他作些解释，讲一些正面的革命道理，是无济于事的。开始靳怀刚和他能谈上话时，这样的道理肯定已经反复对他讲了。当时他脑子里既然过多地考虑和计较个人问题，我就从这方面和他谈了许多。 首先我和他谈八年抗战是艰苦的，可是再大的困难他也能克服，在铁路线上勇敢地战斗，创造许多英雄事迹，而且被命名为人人崇敬的战斗英雄。经过多少艰难困苦都熬过来了，可是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却不干了，落了个“妥协”的坏名声。我没有向他讲继续革命的大道理。退一步说，就是为了维护个人的荣誉和英雄称号，也不该这样退下来。其次我谈到他既然有很多意见，不愿和靳、刘谈，可以到更高一级的领导那里去反映嘛！现在鲁南军区调他到山里去学习，我劝他到山里学习时，可以直接找关心他们的张光中司令员当面谈谈，领导上肯定会帮助他解决问题的。当时我竭力劝他到山里学习，也认为他经过一段政治学习，会提高阶级觉悟，能够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我说他到军区后，老人和妻儿是军属，铁路局和人民政府会按优抚政策给以照顾的。第三点，是从我和他的友谊出发，谈点我个人对他的希望。我说在铁道游击队里我和他认识最早，应该是老朋友了，而且感情很好。我对他的杀敌的英雄事迹是崇敬的，我能和他这样的英雄人物作战友是荣幸的。作为一个同志和战友，对他的一切是很关心的。因此，听说他回家不干革命了，我很着急，连夜赶来谈谈心，劝他到山里去学习，继续干革命。今后我们依然是很好的战友，在革命事业的前进道路上，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衷心地希望他不要半途而废。并说明不仅我个人，其他知道他的同志都这样期望他。总之，我的谈话是诚挚的、中肯的，我对他的爱护之情是发自内心的。看来，我谈的这第三点是打动了他。因为他好朋友、重义气，对于友谊的赐予，特别尊重。他听了我的话，沉吟了片刻，最后以发亮的眼神望着我，并用果决的口气对我说：“谁的话不听，我得听你的话。你为了我好，跑这么远的路来看我，成夜的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我再不听你的话还能算人么？我听你的，可以到山里去学习。不这样作，我就对不起你！”我们谈到深夜，有了这样的结果，我感到高兴，庆幸他终于又走上革命的道路，继续前进了。第二天一早，他牵着白马一直送出我四五里路。临别我问他：“你决心到山里学习了，我很高兴，你什么时候动身啊？！”他说：“你放心好了。我马上就去，你不是三天后回临沂么？我后天一早就到铁路局去拿介绍信，你走前准能看到我到山里去，这样可以了吧！”我回枣庄把徐广田愿意到山里学习的情况，向铁路局的靳怀刚、刘金山谈了。他们都满意，认为我帮助他们作了徐的思想工作，对我表示谢意。第三天我回临沂城去了。走前听铁路局的同志说，徐广田果然于我走的前一天，到铁路局取了进山学习的介绍信去报到了。我返回临沂不久，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全面发动内战。蒋介石指挥他美式装备的部队向我华北各解放区进攻。我山东解放区人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直接领导下，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支援主力部队，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内战的炮声已在鲁南和陇海线上响了。在这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坐下来写长篇小说是不可能了，我和《山东文化》的一些工作人员都投入支援前线的工作。这时候，我突然接到枣庄市长张福林一封急信，信上劝我不要写铁道游击队了。因为徐广田已经投敌，成了叛徒了。这一消息给我很大震动。我四下打听，才了解了徐的真实情况。我离枣庄前，他确实到铁路局去取介绍信到山里去了。但是他所以愿意到山里学习，并不是出于一个革命战士的觉悟，通过学习来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以便更好地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他去山里，仅仅是为了不驳我的面子，我当时那样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他再不去感到很对不起我。可悲的是他那时还认识不到那样作，不是对不起我，而是对不起党。正因为他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没有认识到妥协就是对革命的动摇。所以到山里后，在学习过程中，突然又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就又把枪一交回家去了。当时形势非常紧张，驻在徐州附近陇海线上的国民党部队，在临城一个师的策应下，向鲁南大举进攻。枣庄党政机关不得不作暂时的撤退。徐广田的家乡正处在敌我之间，很快就会为敌攻占。鲁南军区张司令考虑到徐广田是铁道游击队战斗英雄，如遭不测，将对我党我军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就派原铁道游击队副政委郑惕，带一个连星夜赶到徐广田的家乡，一定动员他随自己部队撤到我军后方的安全地带。如他不肯，也要带强制性的把他带回司令部。这时徐广田已为坏人所左右。在微山湖打鬼子时期，铁道游击队培养的区长乔秀峰，是徐广田的叩头兄弟，乔已悄悄投靠国民党叛变了。当郑惕带着部队来找徐广田的这天夜里，乔秀峰跑到徐广田的家里带煽动地说：快藏起来吧！八路军来抓你了。他把徐藏起来，说他在国民党部队有朋友，不会加害于他。郑惕多方查找，还是没找到徐广田，而附近的敌人已发现了他们，他就带着这个连回山里去了。 后来，由于叛徒乔秀峰的牵线，敌人把徐广田弄到临城，大摆宴席的招待他，想利用他的影响当特务连长，徐怕乔难堪，他只好答应下来，在名义上干了两个月连长。一是敌人并不信任他，再是他毕竟受到党的多年的教育，不愿干违犯党和人民的利益的事情，后来就坚决退下来，在沙沟的敌占区以杀牛卖牛肉为生。一代英雄竟落到如此下场。 我听到徐广田变节的消息，为这位一度是人人尊敬的抗日英雄叹息，由于他疏忽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经不起考验，滑到了投降变节的可耻道路上去。为此，我感到惋惜。不过，我却不同意张福林市长的说法：就是说徐广田叛变了，不能再写铁道游击队了。相反地，我认为正由于徐的事件的发生，我就更有可能写这部《铁道游击队》小说了。因为我可以摆脱真人真事的束缚，以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和斗争为基础，更自由地进行艺术创造。在创作中，可以舍弃那些琐细的、重复的和非本质的东西，把一些主要英雄人物加以合并，在性格上作大胆地塑造。徐广田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勇敢的，我把他的事迹都糅合在林忠、鲁汉、彭亮、小坡四个人物里边了。同时，我也用自己过去在铁路上的感受，来丰富它，说实在的，刘洪的幼年生活的描写，几乎就是我的幼年生活。 全国解放后的１９５２年，我着手写《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动笔前，我又到枣庄去找到王志胜，看了往年的炭厂和洋行的旧址。我到微山湖和杜季伟一道乘船在湖里转了一圈，并在微山岛上找到一些渔民谈谈过去打鬼子的故事。旧地重游，为的重温在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在这里从事的火热的斗争生活。回济南后，我就在大明湖畔进行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为了使这部作品，能使中国的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事先我剖析了一遍《水浒传》，在写作上尽可能注意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和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使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点。因此，小说出版后，读者面比较广，在读者中也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人们都把生活中的原型改叫成书中人物的名字了。如称刘金山为刘洪，杜季伟为李正，王志胜为王强，而刘桂清人人都叫她芳林嫂了。 小说出版后，我和铁道游击队的几位主要人物常有来往。１９５５年小说改编电影时，我建议请刘金山当军事顾问。在南京见到杜季伟，到枣庄也和王志胜见面。当时中兴煤矿为战争所破坏，但矿井下边的机器和物资还很多，有待开发。王志胜任煤矿办事处主任。王志胜见到我很热情，约我喝酒。在谈话中，我无意中问到徐广田的情况。他告诉我：鲁南地区解放后，因徐曾投敌叛变，为公安部队逮捕，由于他在敌人那里时间不长，又没大的恶迹，就判了两年徒刑又放出来了。现在没有职业，在粮食市上为人家量斗，挣碗饭吃。我想去看看徐广田，王志胜坚决不同意。他愤愤地说：“他还有什么脸见你？！”王志胜指的是我在枣庄时，曾对徐广田的妥协进行过劝导。但是我还是要求王志胜在煤矿修复开工后，给徐广田找个工作，当个工人。我对他说这不是同情徐广田，徐投敌叛变革命是不能原谅的。我的意思是要他给徐一碗饭吃，让他重新作起。不然叫他在大街上流浪，也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影响社会治安。因为他们毕竟自小在一起，一块干了一段革命。如再出事，他们这些人的脸上也不光彩。在我的劝说下，后来他介绍徐广田在井下当了煤矿工人，干了不久，因为喝醉酒和人打架又被开除了。后来听说三年困难时期，他贫病交加死去了。 我和刘桂清（铁道游击队员都称她二嫂），在济南常常见面。１９４６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鲁南时，她随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家属一道撤到黄河北我军后方了。全省解放后，她路过济南要回鲁南，这时她老伴已被国民党迫害死了。一些老同志劝她在济南住下，她就在这个城市落户了。 《铁道游击队》的小说和电影出来后，人们听说她就是芳林嫂，人人都尊重她，青年团、少先队常去拜访她，并请她去作辅导报告，谈谈铁道游击队打鬼子的战斗事迹，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少先队很崇敬这位对革命有功的老人，把红领巾挂了她一脖子。她住在济南槐村街，远远的人们都知道这里住着铁道游击队的芳林嫂。我在济南工作，和她同住一个城市，所以能常常见面、欢聚。她虽然已是五十多岁了，可是还是那样热情、豪爽，想不到在十年浩劫的风暴中，她又大显身手、奋不顾身地和造反派斗争，胜利地掩护了王志胜（王强）八个月，掩护了我四个月，等于救了我和王强的生命，真是威风不减当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强原是退休的干部，因为在一个造反派的宣言上签了个名。后来两派武斗，一派死伤了一些人。这一派就说是王强指挥进行武斗的，死难家属要求支左的军队一定要抓住王强抵命。其实武斗时王强并不在场，可是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情况下，一抓到王强会被他们砸死的。所以王强就跑到济南，在芳林嫂家躲起来了。芳林嫂一见王强就说：“你在这里住下去就是，保证不会出问题。你不是每天三顿饭都喝酒么？我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一天三顿酒喝。”后来枣庄的部队在死难家属的要求下，派一个连长带一个战斗班到芳林嫂家里来抓王强。一个战斗班站满了她的小院子，而王强就藏在她隔壁大女儿屋里。可是芳林嫂却临危不惧，是那么沉着的应付着连长，仅仅略施小计，就把连长和那个班的战士骗走。当他们一出她的家门，芳林嫂就从后窗将王强托到另一个院子里，就是连长和战斗班回来也找不到王强了。 我为芳林嫂救护战友的豪爽、勇敢的行动所感动。所以在后来我被造反派囚禁，对我实行武斗时，我从三楼跳下来，逃到芳林嫂的家里。她见到我说：“大兄弟，你在二嫂我这里住就行了，保你没事！”她叫三儿骑自行车来，让我在院子里上车，骑车到住在另外一个胡同里的三儿家躲藏，就是造反派用警犬侦察也休想找到我。在掩护的过程中，她一方面为我治伤，一方面还要应付造反派袭扰。造反派在她门前活动，寻机搜捕我，出现很多危险的情况，由于她机智的安排都转危为安，直到四个月后形势好转，我才安全地回到工作单位。最近我写了一篇题名《芳林嫂》的纪实中篇小说，是描写她晚年在十年浩劫中英勇斗争事迹的，这也算《铁道游击队》小说中，一个英雄人物的续篇吧！ 1986.9.17于青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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