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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我睡在客厅里临时加的小床上。这是我回家四十多天以来，第一次在家里过夜。身边没有钟表，也不知几点了，躺下我又坐起，心里空落落的，不知天怎么还不亮。但我不敢起床，怕吵了爸爸和弟妹们。 我老是听见有流水的声音，但这声音又时断时续的。在淅淅沥沥的水声中，似乎可以分辨房间里有人饮泣吞声。我右边是父母的房间，而现在终于可以断定，妈妈再也不在爸爸身边了。我左边是弟妹的房间，有时好象是这个房间里的动静。几个房间全是一片黑暗，只有我面对的妈妈遗像前，长明灯代替着蜡烛，彻夜通明。妈妈的遗像是姐姐用一张彩照翻拍的黑白照，照片上影像比彩照朦胧，然妈妈的笑容一如既往，漫无机心。这种了无机心的笑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妈妈特具的表情。 这张作为遗照的放大像，姐姐把它带到医院时，我很想让医生护士看到，我想让他们知道，妈妈曾经是多么舒心，多么安逸。妈妈的长发盘在头上，全是黑发，妈妈的额头光洁，眉眼的线条明晰。妈妈的笑像小孩一样，是说什么很好玩的那种笑，而不是那种操心操不够的老太太苍老的笑。我甚至想给妈妈看，因为妈妈一向喜欢照相，我们竟从未想到为她放大一张照片。 妈妈那会儿已在床上躺了四十多天，四十多天里，抢救没有停止过，吊针没有断过，医生几次打招呼，让准备后事。后事中的一项是放照片和做黑纱。这些在同一天做好了。 更早的一天，医生说血压垮下来了，赶快把要见的人喊来见面，又问：寿衣准备了没有？我慌慌张张地说：没有，我怕不吉利。我是准备买的，妈妈的毛衣都旧了。医生说：过了七十就该准备的，把它包成一包，每年还要晒晒。亲友们来到病房时，我和弟妹赶快开车去给妈买新衣。时值元旦后的第三天，商店里全是过节气氛，我和弟妹说，咱们给妈买日常可以穿的新衣，不买那种全黑的寿衣，穿着像地主婆似的。我们在内衣、毛衣、棉衣、鞋袜等柜台都照着质量好、款式大方舒适的买。想到竟是为最后一次准备的，我抱着那些新衣，眼泪兀自地流。那天，回到病房时，妈妈已缓过来，吃了晚饭，我说：妈，给您买了新衣服，等您出院时好穿。穿新衣服回家过年啊。然后我把新衣服一件一件穿给妈妈看。妈妈看了，一样样点头，请来的护工小史，在旁不住口地赞叹。羊毛袜子上的绣花、丝绸的长围巾，我都连说带比划地给妈妈看了。妈妈都声音急促地说声：好。直到今天，我依然拿不准，妈妈是否清楚这些衣服是所谓后事？妈妈一向也是喜欢新衣服的，好吃好穿的东西，妈妈都是兴致勃勃。只不过，她多年来难得下楼，对她来说，新鲜的东西太多了。 我睡下的方向，正对着妈妈的遗像，就像在医院中，我躺在妈妈对面的一张床上，头的方向在妈妈的脚头。我合衣、高枕着棉被，睁眼就可以观察妈妈的情形。那些夜晚，是我的记忆中和妈妈唯一亲近的夜晚。有十多年，我只是每年春节回去几天，做全家人的年饭，给妈妈洗脚穿袜子。 我耳边仿佛依然可以听见妈妈叫我的声音，妈妈说：你来！最后几个夜晚，总是觉得冷，把暖气开到最大还是觉得冷，有时，我就披着棉被坐过去。在妈妈身边，我说：我陪着您啊。妈点点头。妈妈的手是热的，一直是热的。但她呼吸困难，总是气喘吁吁，汗水浸透了衣服和头发。 早上，弟妹两人如常来看妈妈，然后说，妈，我们上班去啊。后来我问：妈早上有表示吗？弟弟说：妈点了头的。医生让我去另一家医院送血气化验，我坐了弟弟的车走。我记得妈也明白的。我们在车上说妈不好。在医院的门诊部，记帐的人把我当成本院的，结果让我多跑了一趟冤枉路。否则，我就会早一点回到妈妈身边。可又怎么知道，这一天是妈妈的最后半天！我痛悔，在那天早上，没有让弟妹们守着妈妈。 中午，医生吸痰后下班了。妈妈呼吸更快、心跳一百二十下。我数了几遍，只有再喊医生、护士。他们如常地量血压，又说该打的针都打了。值班医生说：今天情况蛮差。我说：我知道，我只希望妈妈少一点痛苦。医生说：她现在没有痛苦，她是昏迷的。医生又走了。我握着妈妈的手，又想得喂妈妈一口水。水在咽喉里似乎没下去，又听见喘气的声音夹杂着呼噜呼噜的水的声音，我再也不敢喂。过一会儿，没有呼噜呼噜的声音了。我想我现在睡一会儿吧。自从请了护工以后，我中午都眯瞪一会儿。我靠在床上，只听得妈妈气喘像牛、像火车。小史不停地用棉签沾了水去涂妈妈的唇。我想睡，不睡晚上熬不住。可怎么睡得下去，心里惶惶不安，这么吼下去，妈怎么受得了！我翻身起来，让小史再去找护士。护士带了实习生来量血压，护士量了，再让实习生量，我问：多少？护士神色凝重，说：四十、六十。实习生又量，说：六十、一百。他们又量，我犹如在梦中，这情形又熟悉又陌生。好象他们来打针了，他们又量血压。我说要不要我喊我弟弟？护士说：赶快去！我拿磁卡，翻电话号码，让小史去打电话。我再把手放在妈妈的手掌下，妈妈的手温热。医生来，医生说：你喊她。我轻喊：妈妈。他们又拿手电照瞳孔，我说：妈妈你喝不喝水？妈妈似乎还点了点头。这一幕又好象是我喂妈妈水以前发生的事。总之，房间里又只有我和妈妈了。医生再次进来时，把做心电图的仪器推到床前，妈妈的呼吸突然舒缓下来，一口气比一口气慢。大约倒了不到十口气，医生过来按她的胸部。他们比划了一阵，站到一边去。我还握着妈妈的手，听见护士说：两点十分。 我愣怔了一会，突然意识到她的话。我顿足喊：妈妈呀妈妈呀。医生护士都没有声音。我摸妈妈，妈妈全身哪儿都是热的。我问：是不是真的？医生说：是的。我不能相信，泪眼模糊我问：我妈妈身上都是热的啊！ 医生护士说：你们尽到责任了，请节哀。他们走了。吊针，持续了五十天的吊针拔了。氧气关了。后来，护士来把输尿管撤了。妈妈一直说不要的这些管子现在终于都不再束缚她了。我喊小史烧水，烧多多的水。她说，水够了，水瓶全是满的。她端来水，我给妈妈从头到脚的洗和擦。妈妈一身干干净净，不脏不臭。妈妈的皮肤白皙柔软，妈妈的胸腹、大腿都还是丰满的。妈妈的肚子上，手术后的刀口都长好了。可就是这个胆囊摘除的平常手术，导致了最后致命的呼吸和心力衰竭。 弟妹们赶到，我们给妈妈穿衣，弟弟用手给妈妈合上眼。爸爸到了，爸爸哀哀地哭说：你怎么不等我呢？爸爸被人扶到走廊上，后来，主治医生京京和爸一起进来，京京是我们的邻居，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她说：家属不相信，来，再拉个心电图。心电仪接上，竟然出现了曲线！她喊：赶快！呼吸机、心三联、呼三联。医生护士围起来，呼吸机接上，长长的针头对着妈妈的胸部口扎下去。然而心电图上终于一条直线不再变化，爸爸哀哀的嚎啕，他被人扶走。 进来的弟弟的同事们帮着收拾我们住院的东西，一样样往楼下搬。给妈妈熬的鱼汤倒了，早上才买的苹果妈妈不会吃了。妈妈现在穿着我们不熟悉的衣服躺着。我们等着殡仪馆的车来。爸爸说要把妈妈抬回去，医院的人说现在那兴往家里抬，又不是农村。我和弟弟说，直接去殡仪馆吧。弟弟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家清开始张罗如何办事、派车、办手续。手续是由医院开出死亡证，再到卫生防疫站办，同时去派出所下户口，然后殡仪馆才能火化。 姐姐说，明天就，是不是太快了。至少要停三天的。尸骨未寒啊！我说，停三天我们可怎么过？爸爸不安，我们都不安，妈妈一个人停在外面。 护士长进来，再次问我们是停在医院的太平间还是直接去殡仪馆。然后，她带了手套进来，问我们是用什么打包。我说妈妈垫的白床单是我们自己的，我又拆下了妈妈盖的薄被子的被套给她。因为这家医院远离闹市，又是省属医院，病人不多，妈妈单独住着这间病房，所以我们带了许多家里的东西来。护士长让我们帮着，使妈妈的头冲着床单的一角，被套也是用被角，两下里包起来，她再用纱布条在颈部、身上、腿上和脚腕上环绕着打了结。妈妈穿了棉衣、棉裤、棉鞋，经她捆扎，我们看不见妈妈的脸了，一个厚厚实实的人形包裹躺在床上。不时有人进出，房门老开着，天气如此之冷，正如我们的朋友新发所说：老人和天气是相互感应的。 天色黑下来时，殡仪馆的车到了。我们把妈妈抬到他们带来的担架上，然后推出房间，走廊，进了电梯。然后出了病区大楼，妈妈治病而来，来的时候妈妈刚过了七十九岁生日，弟弟花了上千元，给她买了一套梁羽生全集作生日礼物，让她老人家接着看梁羽生，因为金庸她已经看了几遍了。妈妈有满满几架武侠小说，这些年她就是看武侠度日，高高兴兴的。妈妈进手术室时，弟弟说：妈妈不怕，妈妈什么世面都见过。妈妈说：我什么世面都见过，还就是没有开过刀。谁曾想，五十天后，是这样出了医院！寒风中，工人拉开殡仪馆专车的车尾底部，露出一个刚够放下担架的空厢位，他们就这样把担架平放进去，“砰”的一声，关上门。我们则坐在车上，好象家清也开了一个车，天气黑沉沉的，几个车相继开出。 我回到家里时，都不知是几点了。只见门栋入口处已经一列摆了三个大花圈。家里人满满荡荡的。客厅的五屉柜上已铺上了白布，妈妈的最小的小表妹和妹夫在布置灵台，他们挂遗像、装供果，写挽联。弟弟的朋友同事这里那里围着说话，商量着明天的事。地上已经有几床包装精美的毛毯、棉被，里面写着艾妈妈或唐老夫人千古，下署送礼人的名字。后来，爸爸说，里面还有他们送的丧仪，装在信封里，大约共有几千元。我记得，以前大家都穷的时候，主要是送被面的。那些办丧事的家里，挂了许多线绨的被面。 我的小小姨，因为比我还小，我一直就叫她小名的，他们夫妇，我叫他们小妹和远汉，他们家刚办了我老外婆－－就是妈妈的老姨奶奶的丧事。老外婆活到了九十来岁，就在家里老去。那天，正是妈妈进医院的一天。妈妈和老外婆感情很好，每年都要给老外婆送生日礼物，去年春节，老爸老妈还去老外婆家打麻将。老外婆已经坐不住了，主要是和我的六外公、六外婆打。老外婆在的时候，我妈妈的家族是六代同堂，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就吃湖南菜，品评东安鸡。麻将哗哗响起，我就想起一只英文歌：过去的好日子。天气冷，老人们手脚蜷缩，不断有人招呼吃喝、调整取暖器，大家都是既高兴又力不从心的样子。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母亲和老外婆，本性上都是传统的旧式妇女。虽然妈妈一直上班，就像解放后大多数妇女一样，但在我的印象中，她既不喜欢上班，也不问政治。是不求进步，中间偏落后的群众一类。妈妈喜欢家里的生活，喜欢自己的一家人，还有自己的亲戚们。妈妈尤其喜欢做那些旧式妇女的活，诸如缝纫编织烹饪。可她自幼跟外祖父长大，外公戎马倥偬，把她送到自己军校的老师蒋百里校长家中照顾，让她上到大学，并不曾作什么家务。解放了，妈妈也随大流参加工作。发了钱，她忍不住就要买花布、买好看的毛线，毛衣还没织出来，月底就过不去了，没有生活费了。妈妈和爸爸就争辩不休，论题是究竟应该如何管家，由谁来管。妈妈老老实实上了二十几年班，退休工资是人民币三十八元，行政二十三级。当年是如何的温了不能饱、饱了不能温，过来人可想而知。生活教会妈妈接受了爸爸的原则，吃饱放在第一位。有许多年，妈妈没穿过象样的衣裳。记得当年有一种不要布票的软布，黄和黑的格子，绵绸不像绵绸，化纤不像化纤，一洗就照着一寸飞快的缩小，我当新衣服穿了一季，然后买了一袋黑蓝的染料在锅里煮，把衣服煮熟了给弟弟穿。弟弟穿了不要了，然后是妈妈穿。那衣服，拉不直、拽不平，黑道蓝道深一块浅一块，现在给人当抹布也没有人要，当年全国的老百姓谁又不是穿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样。我其实一直也没有搞懂，我妈妈是如何接受了这样贫穷的生活，她出身富贵之家，穿过绫罗绸缎，戴过珠宝首饰，出门不仅有车，连坐飞机都是免费，因为她嫁的第一位夫君是空军教官。总之，妈妈像最普通的老百姓那样渡过她解放后的工作生涯，而她无比羡慕的就是别人家的主妇会持家，一点点钱养活一大家人。文革中爸爸是历史加现行反革命，妈妈被调到公园看大门，每天妈妈扛一把大扫帚，扫地，收门票。还有一段时间，妈妈每天要扫完屈原纪念馆－－这个馆变成红卫楼，里面陈列的不再是文物字画，而是伟大领袖和小将的图片；妈妈再走到湖的另一头去扫几层高、楼梯弯弯绕的行吟阁－－这个阁当然也改成了红卫、革命之类的阁。妈妈干这些活都无甚所谓，好象她从来就是这样生活，随大流吧，既然当时时兴的就是扫大街，扫厕所，扫公园岂不是最愉快的扫地场所。再后来，妈妈就到了五七连，五七连是什么东西，现在的人要查文革辞典才搞得明白，妈妈当时就是去干纯粹的体力劳动，在苗圃拔草种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妈妈在这里交了后半生最好的朋友，是不折不扣的劳动妇女，纳鞋底、种菜，腌干萝卜，无所不会，养家糊口，独立谋生，丈夫死了一个人拉扯一大群孩子。妈妈于五七连退休，终于还原了她家庭主妇的本色，时值七十年代之初，妈妈接手做饭，一日三餐，还有纳鞋底，腌胡萝卜，泡白萝卜。从此上医院看病自由自在，不必看领导脸色。 近十多年，妈妈给我写的信越来越简单，基本上都是平台上的花又开了几朵，包馄饨里面要放葱，我没有害病，每天看小说等等。我们长大了，妈妈变成了小孩，大家对妈妈都是瞎三话四，报喜不报忧的。弟妹回到家中，总是给妈妈带零食，葡萄干、话梅、包装好看的新鲜东西，两个人一起吃。弟弟的朋友，也都知道帮弟弟担待。弟弟去为公司奔命的时候，他们会来帮着换煤气，也会开车带老人去散心。他们叫老爷子老太太出去玩啊，老太太喜不自胜，早早穿上花边衬衣，绣花的毛衣，跟他们出去吃饭。这都是他们晚年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爸爸则不会忘记带上照相机。 天终于亮了，天气阴冷，车子分头去接亲友，我随车先走。父亲一早起来，就点了三炷香，对着妈妈遗像拜了三拜，插在香炉里。弟弟的朋友大余他们昨天就为我们捧来了香炉、线香、烛台等，他们还替我们买来了香皂、毛巾，毛巾包着香皂，扎成一个方块，这是还敬给前来吊唁、送丧仪的人以及敬给帮忙办事的人的。他们自己分了工，到了殡仪馆，由婷婷散给那些工人。 我坐在弟弟的朋友，开餐馆的老板小杜的车上，妈妈最后一次去外面吃饭，就是在她的“天街食府”，妈妈住院的五十天里，小杜让她的师傅煮过甲鱼汤、母鸡肚片汤、豆花鱼，一锅一锅地往医院送。我懵懵懂懂地说着母亲最后的情景，从头一天到这一天，我像祥林嫂一样，把不堪回首的那些情景在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妈妈心里晓不晓得她的情况呢？ 妈妈晓得。就在几天前，晚上，半夜里，妈妈总是不睡觉。我把她的眼睛合拢，她又自己睁开。有一天夜里，妈妈说：我要走了。我说：到哪里去？妈妈说：我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我一时谔然，无言以对，起身到洗手间，自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欲哭无泪。我再坐到妈妈身边，说：妈妈，哪里也不去。倒数第三天，爸爸下午如常来看妈妈。天气进入武汉最冷的季节，爸爸说：我走不动了啊。明天天气不好，我可能就来不了啊。但是每天下午爸爸都来了。爸爸摇摇晃晃走到妈妈床前，妈妈说：你带我回去。医生又来吸痰，吸痰管从鼻子里插下去，妈妈摇头，我万般无奈，只能帮医生扳着妈妈的头，无法帮妈妈。爸爸看不下去，掩面离去。吸痰管像一个拖布，在鼻子、咽喉里出出进进，痰是吸出来了，渐渐地也有淡红的粘液出来。那是鼻咽部的粘膜受了损伤。 我对吸痰这件事是如此矛盾的心情，我打心眼里不希望医生来吸痰，可是由痰堵带来的呼吸困难非如此无法缓解。何况没有其它任何一种办法来改善妈妈的处境，医生早有言在先，弄得不好就是人财两空。弟弟说，不惜一切，也要救妈妈。我说，妈妈还在接受治疗，我们不能抬妈妈回去。回去就是放弃。单位说，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吧，我们来结帐，退休职工按百分之九十报销。爸爸说，妈妈的单位好啊。如果是我们教育系统，根本没有钱。医生说，上“泰能”吧，最好的消炎药。反正是一锤子买卖了。掰得过来就掰过来了。护士说，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争取让你妈过春节。我们看着最好的“泰能”上来了，那么一小瓶子，再加上防霉菌感染的药，一天照着上千块的价钱走。最好的消炎药令我恐惧，这意味着再次出现菌群紊乱，妈妈将不停地拉肚子。 妈妈拉肚子和便秘的时候，是全家最为齐心协力的时候，先帮妈妈翻身，小史去把斜倚的床摇平，弟妹保着妈妈打吊针的手不被压着，弟弟抱着妈妈的臀，爸爸在周边指挥，我在床的另一侧蹲着，用手套或手纸接大便。小史嘴里帮着妈妈用劲，我随时报捷，弟弟显出他马屁精的本色，大声欢呼：妈妈拉出来了，全世界人民都高兴！与此同时，我们所有人心里都是沮丧的，这件事做得如此艰难，妈妈的前景在哪里？ 妈妈变成了更小的孩子，她有时大叫：我要拉巴巴我要拉尿我要放屁！叫得护士听到了问我们是不是拉得一塌糊涂？妈妈说要穿裤子，坐痰盂拉。弟弟把家里的高脚痰盂带来宽她的心，让她放心拉。医生根本不允许我们给妈妈大翻动，明摆着，妈妈的心功能连床上的活动，如吞一点米糊，咽一口水都越来越难以耐受了。 在殡仪馆，打开那图书馆卡片箱一般的柜门，我在想，会不会出现奇迹？妈妈会不会一下子摆脱病痛，从冰冷中复活？又或者，妈妈在冷柜中呆了一夜，她的面容会不会改变？我旁边弟弟的朋友提醒我，不要自己推担架车，我还是忍不住拢过去，守在车旁。两位殡仪工中的一位是个中年妇女，相貌很干练，也很慈和，她说，您放心，我们来。她从口袋里掏出香水，在包裹妈妈身上洒。然后她把昨天护士长打的纱布结解开，妈妈的脸露出来，和昨天一样安祥，只是两颊好象塌陷了一点。女工师傅又拿出粉饼、眉笔，三下两下在妈妈脸上涂了涂，现在，妈妈看上去好象脸上有了一些红润。女师傅穿着白大褂，活儿干得很让人踏实。按我说的，她把我带去的棉帽子给妈妈戴上，外面再裹上了美丽的丝绸围巾，又用织锦缎的龙凤被面换下了妈妈头天盖的绣花布被面。我看见地下扔了一堆半新不旧的被面，大约都是这日换下来的。根据我头一天在这个房间的黑板上看到的记载，这日里火化的有无名尸两具，有小孩年仅八岁，妈妈是这日里最高寿者，七十九岁，按中国虚岁，是进八十了。 我们随着师傅到了我们包下的灵堂，这是最大的一间。亲友们把一只只花篮摆在妈妈遗像下，车子陆续到来，花圈也都抬进来了。我们单位的研究室主任、系主任这天早上都打了电话来，让我代送花圈，我买了插鲜花的花篮，捧着，在妈妈遗体前留影。爸爸被扶来，弟妹们、姐姐一家三代都来了，妈妈的表弟表妹们，弟妹的爸妈，我先生家的长姐，爸爸单位的老师都来了，来的最多的是弟弟的同事朋友。哀乐响起，他们陆续过来，给妈妈鞠躬。在妈妈的脚头，有人放了一大捧白色的菊花和马蹄莲。新发事先问我：妈妈的手里捏了小桃酥没有？我说：没有。要吗？新发说：要的，老人捏在手里打狗子的。我赶紧让婆家大姐去买，大姐买不到小桃稣，买了一袋面包。我拆了面包，掰成小块，塞进妈妈手里。后来，在封棺之前，新发在妈妈的头下塞进了一叠钱纸。他说，他看到我们都没准备这些，就做了。我只有谢他，爸爸伤心，我没法和他商量，许多老规矩礼性，我并不知道，一旦知道，我都愿意为妈妈做的。 遗体告别仪式之后，弟妹遵嘱扶爸爸，和其他的老师、长辈先行离开。我们开始最惨痛的路程。妈妈的担架被什么人，可能是殡仪工飞快地推走，我们一大群晚辈在后面追。是在一间开阔的大堂，一堵目光无法穿越的墙下，殡仪工把妈妈从担架上抬下，抬进一个透明匣子里，然后他们用透明的胶布之类的东西把两半匣子封起来。意识到妈妈就此与我们永别了，再也没有妈妈了，我们嚎啕痛哭，我四周哭声一片，弟弟跪在我的左侧，这是他第一次放声痛哭妈妈。我希望妈妈听见我最痛心的忏悔：妈妈你原谅我吧，我没有把你照顾好！妈妈知道我想上班就提前走了！有一扇门哗地打开，妈妈被推进去。再也看不见妈妈了，今生今世，再也听不见妈妈的声音，看不到妈妈在我们中间了。我们点燃了所有亲友的花圈，点燃了一张张钱纸，北风劲吹，火焰呼呼地升腾起来，烈焰灼人。 一九九七年元月十七日下午，妈妈起程，这天，我听到的妈妈最后一句话是：到了。我问：到哪里了？妈妈说：到成都了。弥留时，妈妈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再没说过别的。成都是妈妈年轻时求学的地方，是妈妈和我们的爸爸私定终身的地方。妈妈的灵魂可能在那一刻先去了那一片天府之国。元月十八日中午，红绸包裹了双凤齐飞的汉白玉匣子，弟弟捧着，我们把妈妈接回家中。 1997年2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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