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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醒过来，头还是疼。 好几天都是这样。阳光透过玻璃窗直晒进来，我才发现前一天晚上忘记拉窗帘就躺下了。 我百无聊赖地抱着毛巾被坐在床上，看着电脑发愣。 于涛那天离开我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他坚持要看着我吃下安眠药才走。临走的时候，还不放心似的叮嘱我，睡醒了一定要给他打电话。 是他的电话先来了。他说他只是想问问我休息好了没有，晚上要不要一起吃晚饭。他的声音和态度都跟从前一样，好像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他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那么多他的过去。他态度从容、语气平和地问我：“想吃什么？提前想好了，别再让我开着车沿大马路找挨骂。” 我也想和从前一样，想在我们的对话中加入一些调侃，想让我们的关系变得轻松起来，但是我已经做不到了。于涛给我讲的那些所谓故事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甚至我的简陋的小客厅里到处都弥漫着他的味道，更确切地说是弥漫着于亚兰和他的阴谋的气息。 我不可能忘记这些，不可能忘记就不可能轻松。 我说我不想出去吃饭。 他马上说：“那我从外面买些菜回来一起吃也行。” 我想说我不想跟他一起吃晚饭。话到嘴边还是改变了：“晚上我有事儿。” 于涛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好吧。林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和我，由你决定。不过，我今天已经告诉于亚兰了，我要离开公司，我也告诉她了，我准备和一个女孩子结婚。 我说的我就会做到。我不再给你打电话，你想好了，就告诉我。“ 于涛说他要和一个女孩子结婚。我就是那个女孩子。 一切都是那么突然。 接过这个电话的当天晚上，我开始发烧。人迷迷糊糊的，头疼得要裂开来。这期间家里的电话响了很多次，我都没有接。于涛说了，他不打电话，那么别人的电话不接就不接吧。 随便弄了点儿吃的，刚刚坐下来，BP机就响了。是刘超店里的电话。 “林玲，我要去香港，你想好要带什么东西了吗？”刘超的心情比夏天的天空还要晴朗。他要去香港。于亚兰的那个香港。 “不要，什么也不要。” “怎么了？好几次打电话，都没人接。你到哪儿去了？” “没在家。” 我知道我说的是废话。 “你想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吧。我明天就走。” “行。” 我刚要放下电话，刘超的声音又冒出来：“林玲，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有事儿我呼你。” 刘超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个不生我的气的人，我可以这样跟他说话，可是，我敢这样跟于涛说话吗？ 不知道于涛怎么样了。我想像不出来，他对于亚兰说了那些话之后，她会是什么反应。 于涛。 他在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尽量不去碰他，可是每当我从自己的心中经过的时候，都会假装无意地看上他一眼。他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他说让我想好了就告诉他，他不会再给我打电话了。假如我一生都没有与他联系，他是不是就一辈子都不主动出现了？ 录音带和采访机还在老地方，静默地倾听了一切之后又静默地注视我。我把采访机拿起来，在手里把玩，最后一盘磁带还没有取出来。我把磁带倒回去一些。将会是哪一段呢？按下放音键就可以听到于涛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取出了录音带。那个方方正正的小盒子里，全部是于涛的录音带。从透明的磁带盒看进去，深咖啡色、细细的带子密密地卷在一起，这么小的东西，竟然记录了于涛从出生到现在的全部内容，竟然成为了一个人的历史。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出人意料了。 门外一阵悉悉卒卒的响声过后又安静下来。 我怀疑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明明没有人，没有任何声音，我怎么会觉得有人来呢？我在心里嘲笑着问自己：林玲，你在等谁？ 重新回到床上，枕头边上还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心头一凛，看过不知多少遍了，今天却有些不敢翻动。 门铃迫不及待地高声唱起来。一听就知道，我妈又来了。 一开门，她就叫起来：“谁放这儿这么多东西呀？” 她的脚下灰色的地垫上，一束浓艳的红玫瑰斜斜地躺着，伸展着她们张扬的枝条。玫瑰边上是摞在一起的几个有PIZZA标志的盒子。 是于涛。 我把东西抱进房间，放在桌子上，立即开始找纸条。 一定有，我知道一定会有。 我妈看着我把一个个盒子从口袋中取出来，一脸的不屑：“林玲，你还骗我，说你是采访，谁见过接受采访的人这么对待记者的？” 我找到了。在袋子的最底下。 很简短。但是已经足以让我感到安慰了。 “我要到香港出差，这是在伟达的最后一笔生意。你愿意送我吗？给我打电话。” 又是香港。看来最近所有的人都要到香港去集合了。 “当然要去送啊！”不知什么时候，我妈已经站在我身后，看着我手里的纸条。 我马上把纸条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好像攥住一个希望，一个写着于涛这个名字的希望。 我妈用她的真丝绣花手绢扇风，脸上是一派喜气洋洋：“你知道吗？你必须去送他，你们在机场分手，说好了你等他电话、等他回来，这样，他在外边几天都会惦记着你……” 我背对着阳台，看定了我妈。 假如此刻有一面镜子，一定能照出我脸上那种于涛式的似笑非笑的表情，他已经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妈，你这么老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我？幼稚？你才幼稚呢！你根本就不懂像于涛那样的男人需要什么。”我妈坐下来，坐的正是几天以前那个晚上我用手紧紧攥住沙发布的地方。皱褶还依稀可见。 “他比你大那么多，他没心思跟你做游戏，他想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对他好的女人和一个稳定的家。我告诉你，你现在的把戏他年轻时候也玩儿过，早玩儿累了。他比你现实得多。你还说我幼稚，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 我坐在桌子边上，逐一打开那些盒子，饼、沙拉、鸡翅、洋葱圈，每样都那么漂亮、那么优越地显示着它们的出处多少有些不同凡响，至少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只会在很少的节假日才会光顾它们的家。而对于涛这样的人来说，他称它们为“垃圾”。 人和人就是这么不一样，或者就是不平等。 可是于涛离开了于亚兰，或者当初他和于亚兰没有任何阴谋，只是无比单纯地结婚，之后住在于亚兰爸爸留下的那间堆过破烂儿的小平房里，集腋成裘地在他们的存折上增加存款，无望地设想着什么时候那个数字才能变成5000……如果是这样，他有可能知道世界上还有一样食品叫PIZZA吗？他还有心情买红玫瑰吗？ 于涛的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拜于亚兰所赐啊。 这样想着，顺手就把那些敞开的盒子推到了一边。 “林玲，我给你个忠告。”我的一切反应都被我妈看在眼里，“你不要太任性。于涛这样的男人是有资格让你迁就他一些的，他能给你带来的好处，不是随便一个刘老四那样的胡同串子能给你的。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的意思就是，只要男人有钱、有地位，杀人放火、强奸民女都可以原谅，是不是？” 我从来没跟我妈在各种问题上争执过。可能在很多时候她是希望我跟她争执的，因为有不同意见至少说明我们还有所交流，可事实上她根本就不知道发生在我身边的任何事情，她也从来没有闲暇来顾及我，她只是就她所看到的随便嚷嚷几句了事，然后就逢人便说她的女儿多么让她操心，她多么委屈地关心着女儿，还受累不讨好。如果不是气头上，我对我妈的态度就是点头应付、关门送客。我一个人已经习惯了，我妈来一次，我还会有些不适应，好像她是一个什么不速之客。我跟刘超说过，可能世界上找不出多少我们这样的母女，想想都觉得感伤。 “于涛杀人放火、强奸民女了吗？你看见了吗？”我妈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他要是一个坏人，你为什么还要跟他来往？” “他不是坏人，也跟坏人差不多！” 我有些气急败坏起来。 “他怎么了？他结过婚？”我妈还在刨根问底。 我索性不说话。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不过这也不算什么，他39了，不可能没有这种事，只要处理好了，没什么关系。他有小孩儿吗？” 人和人不在一个语境里的时候是无法对话的，我和我妈就是这样。 “我问你呢，有没有小孩儿？” 我摇头。 根本就懒得解释。 我妈高兴得双手一拍：“这不是就等于没结过婚吗？ 我告诉你，有两种情况，你不能跟他。第一，他前妻是死了，这种人不行，他会拿你跟前边那个比，怎么比都是那个好；第二，他离婚了，可是孩子跟着他前妻，这种人麻烦多，女的一有事儿就把孩子当借口，他就得管，有点儿像离婚不离家，不行。其他的，都可以。“ 怎么样才能让我妈走呢？ 我故意说：“那徐老头子不就是第一种人吗？你还哭着喊着要嫁给他。” “怎么说话呢？”提起我继父，我妈立即眉开眼笑，“你爸不一样，他是名人，名人比普通人更可以原谅。再说，他比我大那么多，孩子也都不在身边，还不是什么都听我的？” 徐老头子什么时候又变成名人了？不过，这年头名人多见，就连我这样一个靠爬格子赚钱糊口的人都被认为距离名人只有半步。而且，我妈的生活圈子那么狭小，她惟一会去比较的人就是我亲爸和我，跟我们比，徐老头子实在是个大名人呢。 我半张着嘴，冲我妈点点头。 她瞪了我一眼：“光顾跟你说话，差点儿把正经事忘了。给我户口本，我得拿回去复印一下，你爸要去美国，带我一起去，办护照要用户口本。” “在照片底下那个抽屉里呢，自己拿吧。” 我妈站起来去开抽屉，顺手又把有我爸的那张照片扣在音响上：“破相片，还留着呢。林庆国跟死了似的，女儿失业了他都不知道。” 我开始吃沙拉。 我妈看我的时候，我问她：“要不，咱们一起吃？” 我妈撤了撤嘴：“我不吃，我走了。你小心着点儿，别让于涛跑了。就凭你，能找着他，我还觉得是你高攀了呢。你有什么？” 我站起来，送我妈。 我有什么？我有我自己。 不对。于亚兰也这么说过，“我们除了我们自己，就什么都没有”。 但这的确是事实。 我妈站在门外，忽然温存地抬起手来，摸了我的脸一下，我触电一样地一躲。 “林玲。妈顾不上你，你要好字为之。妈要是跟你爸走了，还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你别让我不省心。” 有多少年了？我没见过我妈这样的表情？ 用我妈自己的话说，她还很好看，可是，只有我能看到她的变化，她比再婚之前老了，退掉染在头发上的铜红色，她的白发应该也是清晰可见。 我点点头，眼睛忽然就有些潮湿。 房间里又只剩下我，还有于涛送来的那些东西以及一束红玫瑰。和我们初次见面时的红玫瑰一样，浓重的红色，血一样的红色，于亚兰的红绸带、红裙子和红旗袍，也一定是这样的红色，红得让人想死。 卧室窗台上的红玫瑰已经被我冷落了几天了，花朵都开始变黑，头也开始垂下来。 旧的扔掉，新的被重新插好。 新的玫瑰，新的清水。旧的故事，旧的于涛和一个不再清新的我。 我将徘徊在一个人陈旧的记忆之中，我们有机会携手走出来吗？ 电话在叫我。 “林玲。” 是刘超。 “我明天的飞机，你能送我吗？” “大概不行。” 我怎么会脱口而出？ “你有事？” 失望扑出来，覆盖我的全身。 “有事。” “没关系，我几天就回来。想带什么东西吗？那边的夏装在打折。”刘超的声音沉闷了一下，马上又欢快起来。 “不要，我不太出门。买衣服没用。” “那，我看着办吧。” 我第一次有对不起刘超的感觉：“老四，自己小心，早去早回。” “放心吧。” 刘超是不是在感动？为了我不经意的叮嘱以及出于抱歉的礼貌？ “你好好等着我回来。” 这样的话是那么熟悉，听在耳朵里，惊慌在心头。 “今天不来找你了，要收拾东西。回来见！” 香港。香港。香港。 我要给于涛打电话。 他的手机没有开。 办公室的一位小姐接电话，声音甜腻，语气淡漠：“您是哪位？” 我犹豫了一下：“我姓林。” “对不起，您要告诉我您的名字。于总交代，找他的人要说全名。” 于总。他现在还是伟达的总经理。 “我叫林玲。” 大约10秒钟之后，我听到了于涛的声音：“林玲，你在哪儿？”他好像非常紧张。 “在家。” “好，我过一会儿给你打过去，你一定要等我。我现在有事情要处理。过一会儿。” 我相信我的直觉，此刻，他要处理的事情跟于亚兰有关。 “她在你办公室，对吗？” 我的心沉到幽深的古井里，冰冷的水能够照到人灵魂的颜色。 “对。” “我知道了。” 我挂断电话。 他们在谈什么？ 于亚兰在劝说于涛，在告诉于涛，她还是要离婚的，她不能让一个24岁的小女人毁了她的计划，她不能亲眼看着因为一个除了写字什么也不会的林玲的出现而让她最终失去于涛，她不能。 她一定还是那种玉石俱焚的表情，还是半闭着眼睛流泪。她必须提醒于涛，他们是一起变成鬼的，谁也别想提前再变成人。 于涛的电话是在半个多小时之后打来的，听到电话的响声，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守在电话机旁边没有离开过半步，而且，我是站着的，双手紧紧地绞缠在一起。 “林玲，对不起。”于涛的喘息声还很急促。 他们争吵了吗？ “她走了吗？” “走了。我明天走，三天之后回来，回来就不是这个公司的人了。” 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可是于涛的语气里没有快慰只有疲惫。 “于涛，你真舍得这么多年的努力？你真的想好了？” “没什么。我不是还有你吗？过去我觉得我们除了自己什么都没有，现在我觉得我们有了自己就什么都有了。没什么舍不得。” “好吧，明天我送你。” “上午我派车来接你。” “还有车用吗？” “有。这三天我还是老板。”于涛自我解嘲地笑了，“林玲，你要相信我，离开伟达，用不了多久，我还是于总。” “对我来说，这不重要。明天见吧。” 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面，我凝视自己。病了几天，人有些憔怀。 我强迫自己吃东西，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要让于涛看到健康的林玲。 我早早地吃了安眠药，上床睡觉。 我告诉自己，醒来的时候就是明天了，明天永远会覆盖昨天和今天，明天肯定是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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