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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大家推荐小说《网》（载《钟山》八○年第一期）。这篇作品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我们看来，它的出现，无疑是我省文学创作活动中一桩值得高兴的事情。 这篇小说我们看了四遍，每读一遍，愤怒和沉痛都象猛禽在啄食着我们的心脏…… 在遥远的意大利，维苏威火山静静峙立着。山麓山腰，果枝低垂，游人如云，一片欢乐的景象。可是，在这脚下厚厚的火山灰里，却埋葬着一座美丽的古城——庞培。它在许多世纪以前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所吞没。当人们发掘这座古城时，在一些人形的洞穴里灌进石膏，于是，便得到了一座座活生生的雕像：奔逃的女人、挣扎的孩子、闷死在地牢里的戴着铁链的死囚……今天，人们成千成万地到维苏威去，到古庞培去，在这些被闷在地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里，成千成万的悲剧、挣扎、痛苦和泪水向人们捧献出一束束瑰丽、灿烂的艺术之花。 是的，时间在飞逝。历史上，多少人的沉沦、挣扎和苦痛被深深地埋在地下，被大家所遗忘。可是，一旦把它发掘出来，却又是那样地令人怵目惊心……不幸的是，在很多时候，人的痛苦和挣扎被压在一页一页的纸下面，被一些千篇一律的文字所淹没，这比压在火山下面还要沉重，还要严密，尽管有时他们还活着，…… 《网》就是向读者们展示了一座被埋没的中国的庞培城：知识青年在“四害”横行的年代里的痛苦、寻找、挣扎…… 故事是很简单的：一个“不屑于为了生计饭碗而要父亲为他去向别人屈尊；不屑于炫耀自己的门第，去接受那些俗不可耐的垂青”的干部子弟苏里，在农村孤寂单调的生活中碰到了敏感、正直、为“寻找什么”而苦苦思考的女知青华歌。他们彼此探究、彼此理解，他们相爱了。这种青年人火热的爱情由于其它方面（如事业、文化生活等等）的压抑而十倍、百倍地燃烧起来。华歆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苏里，他们在痛苦的人生中找到了爱的归宿。可是，他们彼此由神秘到熟悉，再由熟悉到机械地重复和习惯，又由习惯到彼此的厌倦。烈火很快就烧尽了这块小小的场地上可以燃烧的一切。后来，他们不得不每天挖空心思地寻找“新节目”来打发日子，消磨时间，欺骗自己和相互欺骗……他们不得不分手了，他们终于离开了幻想的爱情的归宿，离开了这病态的疯狂的接触，怀着深深的忧伤和愤怒！ 闪电熄灭了，夜色比闪电没亮以前更加浓重，它在屏声静气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黎明…… 从题材来看，这是一个爱情小说；但从内容来看，这是一篇社会小说，甚至是反爱情小说。我们都还记得那几年是怎样的岁月：普希金和爱因斯坦的书被撕扯开去包花生米；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滚瓜烂熟；没有文化，没有伦理，没有热情，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绝无仅有的就是那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于是，人异化成了某种工具，异化成了野兽。人的事业、思想、感情、灵魂统统给剥夺得一干二净，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只有肉体的生存，只有动物式的、本能的驱使下的生存。也许你顽强执着地坚持着理想，坚持着某种情感，但是现实大抵会把这些东西压成碎片的。苏里和华歆的不幸正在于：他们在没有事业，没有明确的理想的状况下，把爱情当作了唯一的归宿。而爱情是什么呢？似乎可以说：爱情是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审美过程。而爱情的基础之一就是共同的理想、事业和斗争生活。没有这些，爱情便只会剩下一具肉体粗俗的外壳，只会剩下一种类似动物本能的性爱，而这种性爱是很难于持久的，终将被时间“这架剥离器”剥离出去，只剩下“形体的她”、“形体的我”。苏里和华歆的爱情也正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它的尽头，猛地感到疲倦、腻味”。“没有事业做法码，使它与世界平衡。”于是，一个由工具人和劣性的人结构成的庞大的社会机器，终于轻松地赢得了胜券，完成了对这两个青年人由爱情变成性爱的异化过程。 矢车菊和在矢车菊上采蜜的蜂一起被生锈的履带碾碎在田野上，天空蒙上了一层淡蓝色的冰…… 小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揭示了一个“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将不国，何以家为”的主题，并且在于它刻画、描写了那个特定环境里的、中国式的“多余的人”。打开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宝库，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多余的人”的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来自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笔下，而产生这种“多余的人”的现实土壤，却是愚昧、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一大批有才能、有理想的人，由于在社会现实的压抑下得不到发挥和施展，于是只能在病态的生活中放纵、挥霍自己，乃至走向了死亡。说起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出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竟然也出现了一大批“多余的人”。照我们看，这种多余的人是否可分为两类：第一种是生存上的多余。五十年代大批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以致造成“错批一人，误生三亿”的尴尬状况。在一种主观盲目的政策之下，我国人口大幅度膨胀，乃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平衡，造成了一些青年长期待业、长期下放、甚至长期难以解决婚嫁问题等等。他们浮然于世，除了个人的利害得失，他们几乎看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华歆和许多的知识青年似乎应属这样一种多余的人。 第二种人，是思想上的多余：这些青年人敢于思考问题、分析社会，对错误的东西不盲从、不苟合，不随波逐流，面对高压仍能保持自己的立场、观点。他们是痛苦的，因为他们不合时宜。当别人还在酣睡的时候，他们却过早地醒来。他们是苦难的，因为他们的存在对封建、愚昧和热衷于搞法西斯专政的人是一种威胁。于是，他们屡屡被视为异端，而不时被灾难笼罩着。在这些人的编队中，我们曾看到过张志新、韩志雄……李春光……还有千千万万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人们，苏里也是这样的青年。他是一个干部子弟，但也是一个封建血统论的叛逆。他有着那么多的“不屑”，他一针见血地看到：“我们将长久地受着这场风暴的冲击……”，他“诅咒某些人的奴性和势利！”。也许，他对当时的社会是冷眼旁观，唯其是冷眼旁观，才看得那么透彻，那么冷峻。而这种冷眼旁观正是因为他对改造社会和世界的理想得不到实现时才出现的。他的思想，对当时的法西斯统治者来说已经是够危险的了，怎么能允许这种思想再变成行动？于是，他就历史性地、必然地失去了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他是正确的，所以是危险的”，他“是聪明的，却是无用的”。 华歆和苏里，这两个“多余的人”同样因为无聊走到了一起；同样因为无聊而分开了……他们的不幸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渴望事业，渴望思想和献身的权利，却被无情地剥夺了，于是他们投身于爱情，而爱情又因为这些的被剥夺而被剥夺了…… 应该看到，小说中的爱是疯狂的，病态的。可是，这种疯狂和病态，并不能使我们去责难作者和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当时，红卫兵们的“誓死捍卫”不是病态的吗？婚嫁中的讨价还价不是病态的吗？儿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反戈一击”不是病态的吗？年轻人以过剩的精力投入刀光剑影斗殴不也是病态的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当时的社会正是一个被强力所扭曲的、病态的社会，那么这些病态的东西便和整个社会成正比，应该说都是正常的、自然的。相反，任何一个具有健全的理性的人，在当时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清晰的头脑，没有彷徨失措，没有苦闷伤感，那便成了超凡脱俗的神话了。同时，每一个较具良知的读者都可以看到：苏里和华歆并不是为了放纵才去相爱的，他们开始是把对方当作“知音”去相爱的。正如苏里所说的：“……如果现在有部很好的电影，比如‘牛虻’，或者……我们读书，上课！”“或者……象我父母年轻时在大街上宣传抗日救亡……再不，就事论事吧，在我们插队的这个公社，能按我们的主张办，那些僵化的政治训条，滚它妈的，我们要让农民从原始蒙昧中，解放出来……”总之，只要有一根事业的纽带，他们一定会成为一对非常美满的爱人，但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于是，他们只能由爱情滑向放纵，由放纵滑向破裂……正如作者在结尾用整个身心所喊出的：“我们是无罪的，有罪的是制造罪过的人！” 尽管这篇小说提出了比较深刻的社会问题，但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它在艺术上新颖而出色的成就。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互换的方法，从而较充分、直观地表达了每个人物的内在思想，语言深沉、隽永、警辟，读来余味较足。比如华歆去找苏里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 “那么，会不会有这样的狂飙……我想，会有的！”她不十分肯定地说。 他摇摇头，耸了一下肩膀：“即使有，也不过是一种迟缓的递进中的一个环节。” “你过于悲观了。”她说。 “我实在想乐天点儿。” “不过你是超脱的。” “不，我是自私的。” “你很高傲。” “又很自卑。” …… 他们的眼睛对视了。热诚、期望、温柔、淡漠，还有点什么，全象小河的水和小溪的水，交融了。 “怎么，”他头一偏，“轻视我吧，我是渺小的。” “您还不如说，赞赏我吧，我是多么的……”她的语气挪揄。 又是“不屑于”浮现在他那嘴角上。 这段对话准确、凝炼、生动地展示了人物的性格。又如苏里和华歆彼此开始厌倦时的一段对话： …… “啊！小华今天有什么节目？” “苏里……” 他靠近，托起她的下颌，吻了一下。 “我爱你！” “我爱你！”她答道。 “我爱你！”他的双手扶住了她的双肩。 “我爱你！”她着意提高点声音，可声音却沉了下去。 “我爱你！”他拖长了声音，却是单调的。 …… 以上这段对话看起来是语言的简单的重复，实际上是层层推进着，深刻地反映了这对青年人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一种疲惫的心理状态。整个小说的基调有一种诗意的忧郁的美。特别是在处理苏里和华歆的两性关系时，小说表现得是非常含蓄和艺术的，避免了细节和铺张的描写，始终保持了作品的严肃性和思想性。 被埋没的庞培不但是悲惨的，也是美丽的…… 小说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苏里的出场过于戏剧化；缺少细节，主要用对话来推动情节，有点话剧的味道；对话语言虽然精辟，但有时却失之于雕琢、不自然……而这些，相信作者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会渐渐克服的。 写到这里，这篇文字似乎是可以结束了。但我们听说《网》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于是忍不住再扯两句，十八世纪法国的一位哲人曾说过：一部作品使任何人都不喜欢，它就只能是坏的；可是如果使所有的人都喜欢，那就是可憎的了。是的，《网》应该遭到责骂，因为它直率，因为它真实。它和目前一些有争议的文艺作品一样，勇敢地、赤裸裸地解剖了生活，这当然要引起一些正人君子、道学先生者流的莫敢直视、疾首痛心。好在各种型号的棍子尚有一些库存，有哪一根将落在《网》的身上？是“小资情调”？是“自然主义”？是“社会效果恶劣”？……都可能的，反正要怎样都可以的。这已是多年来人们所熟知的常识了。同一样东西，在各个人的眼睛里的投影是不会一样的：同样一部《红楼梦》，有的人看出“排满”，有的人却窥到了“色空”，有的人又说是“吊膀子”……同在一艘游艇上兜风的人，俯看溺水挣扎者，有人会挺身而出地搭救，有的只是惊呼几声作罢，也有的会评头论足地说，溺水者的姿式是怎样地不正确，应该怎样才能使姿式更加符合既定的标准…… 可是，因为我们也曾生活在网中，我们要以被“四人帮”腐朽统治所凌辱的人的名义，以被埋葬过一次而宁死不愿再一次被活埋的庞培人的名义，向读者推荐这篇优秀的作品。也许，面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我们在做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撞击！ 看来还是让人民、让读者去鉴定这篇作品吧，让历史这个最高的仲裁者去鉴定这篇作品吧——或者，只好让它死去。让文学死去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郭小川的《望星空》不是死了吗？普希金不是死了吗？布鲁诺不是死了吗？张志新不是死了吗？“海也是会死的。”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日 （原载《钟山》1980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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