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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明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开张的第一天，免费宴请全校的中国同学。 他之所以走这步棋，是万不得已。 他和雷蒙教授的摩擦终于演变到了他在学校呆不下去的地步。雷蒙教授是他的论文指导委员会主席，在讨论通过他的毕业论文的时候，雷蒙教授首先发难，指责他早已看过的论文在立论上有重大缺陷，根本不能通过。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以后，有两个教授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别的教授不是他们这个专业的，不好发表意见，于是他的论文就这样被枪毙了。他不得不狼狈万分地从学校里搬出去。没有拿到毕业文凭，找不到工作，他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洞洞的谷底，看不见一丝亮光。好在他的妻子不怨不怪，还常常宽慰他，帮他排解心中的块垒。夫妻俩相扶相持，终于在痛苦、彷徨了半年之后，决定了开一家中国餐馆。 正值暑假，有些同学旅游去了，有些到纽约和华盛顿等地方打工去了。不过，参加的宴会的还是有五六十个，几乎所有在校的大陆同学都来了。这些人是中国社会动荡、变迁的一个缩影，在美国社会构成了极为特殊的一群。他们有的是科大少年班的小青年，有的是头发斑白的老三届，有些人的孩子比他们的同学年纪还要大，弄得孩子们不知道该叫他们叔叔呢，还是称哥哥或者是弟弟。 当同学们陆续到达的时候，周宏明夫妻开始上菜。菜是小张亲自炒的。餐馆开张之前，他们就决定了自己炒菜，一来是为了琢磨出几个创牌子的菜，二来也是为了省掉一个人的工钱。今天的宴会沿袭了一般中国餐馆的老套子，比大陆常见的官宴要简单许多。几个大盘子，分别装满炸鸡翅膀、炸春卷、炸虾、炒饭、炒面等等，各人自己拿着盘子，吃多少，装多少，很方便也很卫生。等到菜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周宏明上了两道美国难得见到的冬瓜煲汤和炒菜苔，慰劳一下那些单身汉馋猫们。 那些个小伙子早就坐在那儿了。他们都有很长时间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了。这些妈妈的宝贝疙瘩们，在国内娇生惯养，出来虽然也能看着菜谱炒几个菜，可多数时候，都不怎么认真做饭，只是混饱肚子而已。今天有机会大饱口福，他们可高兴了。 林风正在跟一群无神论者争论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他刚刚在一个美国人的影响下，阪依了基督教。一个哲学系的博士生加入了他们的争论，问题越扯越玄乎，引来几个看热闹的同学一阵阵哄笑。 矮矮的邓弘是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家，别人称他是“不管部长”。虽然他不是很能干，又没有在学生联谊会里担任任何职务，可是几乎所有的新生都认识他，请他帮忙解决住宿、用车等各种问题。人们总是看见他东跑西颠，忙得不得了，一辆又破又大的美国车，常常挤满没车的同学，居然还没有被警察抓到过。只可惜，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女朋友，那些女孩子，都拿他当工具使唤，却没有一个愿意把终身托付给他。 此刻，他正在指手划脚地谈着国内见闻。大概他刚回去探过亲。 周宏明一边鼓励小青年们放开肚皮，一面抽空走到张文华的身边。 “你是很懂得美学的，为什么你也把餐馆弄得这么俗气呢？”一个同学一边喝啤酒一边问。 “所谓的中国餐馆，只是一种变型的泊来品。”周宏明说。“不知为什么，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都是一个模式，他们所知道的中国餐馆也一律是有着硫璃瓦的飞沿，铺着大红地毯、挂着宫灯，名字一律叫什么金、龙、凤、华之类。如果你别出心裁，装饰得与众不同，或者叫一个更现代中国一点的名字，那么你就失去了那些喜欢中国餐馆的美国顾客了，你的生意将难以维持。就好比你跟老美用标准的中国普通话说‘青岛’BEER，他们肯定听不懂，可是如果你用美国腔的英语说青岛啤酒，他就懂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你再有本事，如果你不懂得怎样把自己包装成美国式的中国人，你就很难在美国社会上立足。” 一个二十出头的男生刚到美国，他很奇怪美国会有这么多的中国餐馆，问：“你说说看，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挤在餐馆这个行业呢？” “美国是世界各族裔激烈竞争的地方。一个民族在美国能否打开一片天，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最关键的因素是这个民族是否敢于去奋斗，敢于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白人有白人优越感，黑人有争取种族平等的强烈意识，犹太人会精打细算，讨价还价，这些华人都没有。几千年的儒家传统，使得华人以温良恭俭让为美德，明哲保身，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力，所以华人很难跳出餐馆行业和知识界的圈子。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问题就更多了。我们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长大，一切都被安排惯了，以为个人奋斗很可耻，极端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竞争观念。到了美国，一夜之间突然都变了，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一切都得靠自己，有些人迷失了自我，变得无所适从，有的变得很脆弱，经不起失败和挫折。” “可是象周励那样的中国人不是也干出来了吗？”另一个最爱顶牛的小家伙看见他们谈的热闹，也凑过来说。 “她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她个人不怕挫折，敢冲敢闯，也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大陆提供的大量低价货源，她也不可能独闯天下。一个国家如果强盛，他的子民在外面也就容易混，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那你为什么不去搞美中贸易呢？”那家伙还要刨根究底。 “如果我能找到契机，或许我会搞。不过，我觉得自己不是搞商业的材料，现在开餐馆只是权益之计，说不定我还会回到学校，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 空气里洋溢着汽水和啤酒的味道。张文华坐在旁边，一直没有吱声，神情淡淡地，闷着头喝啤酒，他的身边已经堆了四个空瓶子了，脸红红的，连耳朵和脖子也是红的。 女宾们聚集在一起，啃着鸡腿，一群孩子围在她们身边跑来跑去。 “你认识机械系的王平吗？就是跟你先生一届的那个上海人？”吴文绢问秀丽。 秀丽摇了摇头，她不怎么跟张文华的同学来往。 “听说他在洛杉矶一家大公司找到工作了，年薪四万多呢！你先生要是那一次不让给别人就好了，比他的钱还多呢！” “是啊，多可惜啊，他真是难得的好人！” “我看哪，那人说不定是个骗子，什么女儿车祸，什么卖血，说不定都是编出来的，如今哪，有些人只要能赚到钱，连老婆都可以卖，还在乎什么同学呀，朋友啊……” 秀丽不想听她们的话了，越听她越难受。她扭过头去，眺望张文华，看见他老气横秋地坐在那里，在那些生龙活虎的小青年中间，显得格外刺目。她的脸痛苦得抽搐了。找不到工作，丈夫在人前无精打采，她也觉得很没面子。这时候，一个年轻生气勃勃的小伙子走到张文华身边，不知说了几句什么，文华摇了摇头，几个年轻人快活地哈哈大笑起来。文华的脸色越发阴暗了，他仍旧一声不吭地坐着。 “谁愿意唱歌？我这儿有卡啦OK的带子。”学生联谊会的主席朝阳问。 有一个小青年接过了麦克风，模仿麦克杰克逊的腔调，男不男，女不女地唱了起来。 “走开！我比你唱得好多了！”张文华竭力忍住头晕，站起来抢过话筒。 “你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唱歌，何必要勉强自己呢？”周宏明拦住他说。 “今天我心里高兴，难道我就不能高兴吗？”张文华有点蛮横地说。他径自关掉录音机里闹轰轰的摇滚乐，站在桌子前面，用沙哑的低音唱起了《松花江上》。 他的歌声很低沉，很伤感，当他唱到“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他竟然泣不成声，不能自持。 在场的同学都不安起来。周宏明走到他身边，扶他坐下。 黄秀丽心里的怒火翻起来了。她见不得文华这一副死样子。真是丢人现眼！嫁了个没用的男人，害她也跟着抬不起头。一年来的烦恼，打工的辛苦和委屈，受伤的自尊心，在美国狭小的生活圈子带来的怨气，对别人的不满和嫉妒，一齐涌上心头，她的血往上涌，眼睛放着怨毒的光，走到文华跟前。 “张文华，回家去！”她声音不高，但是带着训斥意味地说。好象站在他对面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儿子一般。 她的突然出现，让文华吃了一惊。但是朦胧的酒意仍旧笼罩着他，强烈的自尊心膨胀起来，他傲慢地说：“你先回去吧，我再坐一会儿。” “回去！”她把声音提高了一点。 “为什么呢？你要回去你可以先走，我马上就回。”文华有些清醒了。他把声音降低了许多。他知道自己老婆的脾气，不过眼前他觉得骑虎难下，身边的几个小青年，都是没有结过婚的，常常嘲笑那些软弱的丈夫，他不愿意给他们提供笑料。 “我要你回去！”黄秀丽厉声一字一顿地说。 所有的议论都停下来了，几十双眼睛错愕地注视着他们夫妻俩。周宏明赶紧插在他们之间，企图不动声色地把事情搅散。 文华站起身，踉踉跄跄地把秀丽拉到门外，低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想要出我的丑吗？你就不能帮我顾点面子？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回。” “我帮你顾面子？谁帮我顾面子？你找不到工作，还要靠我养着，一家老小都没面子，你还有脸唱歌！”黄秀丽突然又哭又闹来。餐馆里的人们惊诧地涌出来了，有的劝说，有的七手八脚地把秀丽拉进去了。 张文华本来红红的脸突然变白了，渐渐转成了死灰色。他恨得直咬牙，在餐馆门口走了几个来回，然后突然地一声不响地走了。 两天以后，文华在去餐馆打工的一段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 经过抢救和两个星期的观察以后，医生说他脱离了生命危险，可是他成了植物人，再也不会说话了。 州政府为文华付清了昂贵的医疗费用，可是未来怎么办却成了严重的问题。文华的导师与其它五个著名的教授一起，联名号召全校师生募捐。学校附近的几个教堂也参加了募捐。结果得到了两万美元。周宏明留了一万元给秀丽，其它的都交给文华的母亲，让她把文华和两个孩子带回国内，使文华可以继续在医院里维持生命。 当十几个中国同学把文华祖孙四人送上飞机的时候，黄秀丽真正伤心地哭了，她哭得呼天抢地，撕心裂肺。那哭声里夹杂着一种疯狂地既毁灭别人又毁灭自己的欲望，令机场的每一个中国人心惊肉跳。 看着呼啸着腾空而起的中国民航波音飞机，周宏明攥紧了拳头。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奋斗，为了无愧于家乡父老，为了扬眉吐气地站立在洋人面前，也为了挣很多很多的钱，为了自己永远不再贫穷，不再受人讥笑，为了给毫无知觉的张文华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最舒适的病房，让张文华的父母和子女无衣食之忧，他狠狠地挥了挥他的拳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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