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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种作品，题材看去并不重大，它只是摄取了当前斗争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但由于作者对事物的本质有比较敏锐的、深刻的认识，他能让读者从这朵浪花中窥见事物矛盾斗争的全貌，看到整个时代变动的“影子”。这样的作品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曹鸿骞同志的短篇小说《命运》，就是这样一篇富有特色的新作。 这个短篇有这样的魅力：一开头就吸引着你，使你的思想情绪不知不觉地随着情节的展开而低昂起伏，激动不已。它让你深思，让你关注，让你惊醒。是啊，“一个人的命运不是孤立的，它是和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我们的国家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道路前进，我们个人才有光辉的前途”。作品中操志强这一闪光的语言，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思想主题。 为了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小说着意刻画了操志强和施萍这两个青年的形象。在“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下，施萍与操志强虽然一个上了大学，一个没有上大学，“经历不同，但命运一样，都是万恶的‘四人帮’的受害者”。这样，小说便提出了十分尖锐而又令人深思的问题：要不要改革大学招生制度？要不要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要不要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命运》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坚持了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从实际生活出发，没有回避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黑暗面，而是对它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以唤起人们痛心地正视现实。 这种描写难道能说它不符合生活的本质真实吗？不能这样说，毫无疑问，革命文艺创作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应当把现实生活中那些体现历史发展趋向、代表时代本质和主流的事物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然而，这也并不排斥对现实生活中黑暗面的描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新生的美好的事物总是和陈腐的丑恶的事物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我国，现实中的黑暗面固然不是事物的主流，而是生活的支流。但在一部文艺作品中，难道只能允许写生活中新生的美好的一面，而不能写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陈腐的丑恶的事物虽然暂时还占优势，但在本质上足以说明它只不过是生活的逆流，因而也一定会被生活中新生的美好的事物所战胜的消极面吗？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后者能不能写，而在于作者写它的时候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知道，现实生活是纷纭复杂的。生活的本质，只有通过生活中各种复杂的个别现象才能表现出来。而生活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态，那是丰富得多、复杂得多，这当中，也会有其特殊的、个别的表现形态。这种种情况，都必然会在各种不同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因此，如果认为只有在作品中正面表现生活的主流现象，才是符合时代斗争的本质和社会生活发展的趋势，否则，便是歪曲生活，不能符合时代斗争的本质，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仅忽略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且也取消了文艺作品反映时代斗争本质的多种可能性。《命运》正因为揭露了“四人帮”横行时，大学招生中的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尽管是生活中的逆流，但在那时叉确是“到处存在着”，所以一旦作者通过艺术的手段把这种现象集中地表现出来，便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当然，革命文艺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描写生活的黑暗面决不应当加以夸大和渲染，而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在这方面，《命运》也是处理得较好的。它通过操志强与施萍的命运，暴露了“四人帮”横行时社会中的丑恶现象，但是，它丝毫也没有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这里描写的仅仅是一两个人的命运和对反面现象的单纯暴露。不，它所要表现的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通过人物的遭遇来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反映出“四人帮”被粉碎后，当我们的国家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时，人民群众是怎样真正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因此，在这里，个人的命运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操志强之所以考上了科技大学，正象人们所说的，“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改革了大学招生制度，他操志强能有这么好的命运？”这一朴实的话语揭示了历史的结论。《命运》就是用这种鲜明的色彩、昂扬的主调，真实地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前后人民群众的不同的命运，从而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的光明。 在这光明的日子里，人们议论着、恭贺着，谁不为志强“有这么好的命运”而高兴呢！但是，人们也不会不想到，如果操大妈还活在人间、亲眼看到儿子上大学的活，也一定会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位母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操了多少心啊！为了“把沈家友那道关卡打开”，她不顾志强的反对，瞒着一家人，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送给了沈家友。但是她这样做，不仅没有改变儿子的命运，而且自己还含恨死去。这一悲剧性的事件，是对“四人帮”罪行的有力控诉；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操大妈“象当年祥林嫂想到土地庙里去捐门槛似的，也想去找沈家友求求情”的做法，是根本不可能改变儿子的命运的。小说对操大妈这一艺术形象的处理，不仅把沈家友的卑劣的灵魂但露在读者面前，加深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愤恨，而且从另一侧面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更使我们珍爱粉碎“四人帮”给整个国家所带来的光明。 总之，《命运》的主题是鲜明的、深刻的。它既渗透着对“四人帮”制造的黑暗现象的控诉，又鸣响着对光明的讴歌；而这种控诉和讴歌又是体现在人物前后不同的命运中。因此，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和那显现在人物和事件中的深广的社会意义。 我们称道《命运》是一篇富有特色的新作，同时也认为它在人物和事件的处理上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如对施萍形象的个别处理。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象施萍这样的大学生是有的。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朝气蓬勃，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但由于“四人帮”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反对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兼之他们原来的基础就差，因此，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学习得不好，掌握得不多。把这样的大学生写到作品中去，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低，作者如何表现？是采取正确的积极的态度呢，还是采取客观主义的、乃至渲染的态度呢？如果从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的整体及其基本倾向来看，《命运》对施萍形象的处理是比较好的。但是，作者对施萍画化铁炉革新方案草图的描写，却又使我们感到似乎是过分了一点。一个大学毕业生竟“连最起码的制图知识都没有掌握”，还通过一个快嘴工人之口说出这样的话：“怎么搞的，工农兵大学生还不如学徒工！”接着又让施萍“伤心”、“害羞”，居然“把眼睛哭得象核桃似的”。 作者这样描写，意在揭示出施萍虽然上了大学，但仍然没有摆脱受“四人帮”之害的命运。这种动机显然是好的。然而，由于作者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对工农兵大学生的实际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深刻的概括，而只是对生活中存在的个别现象作了描写，甚至是夸大的描写，所以，它就不那么典型，以致于使人感到形象所产生的客观意义和作者的主观动机之间好象有着某种程度的距离。 我们指出《命运》在施萍形象处理上存在的某些不足的地方，但在评价、检验一部作品的时候，决不能只是抓住这些不足的地方妄下结论，而必须从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的整体、从人物之间的诸种关系和矛盾冲突的总和、从情节发展的总的结局出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出作者的基本立场和对于生活的态度，才能看出作品的倾向性。某些同志不顾生活的实际状况，硬说《命运》不真实、不典型，有的同志不从作品的总倾向出发，抓住个别细节的不当而否定整个作品，这种无视生活真实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不实事求是的文风，都是“四人帮”的流毒尚未肃清的反映。通观全篇，《命运》虽然在人物和事件的处理上有不足之处，但毕竟瑕不掩瑜，它总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些可喜的特色，可以使我们看到作者在尽力为当前的阶级斗争服务，力图真实地反映时代斗争生活方面所做的可贵的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命运》是一部富有特色的新作。 （原载《安徽文艺》1978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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