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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鸿毒的短篇小说《命运》是以我国劳动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前后不同命运所引起的生活变化为题材，热烈地歌颂了党在社会主义祖国命运危难的时刻，一举粉碎“四人帮”，终于取得了战略决策的伟大胜利。小说的这一主题，是通过对一个县农机厂青年工人几年来报考大学过程中的遭遇和经历的描写，展现尖锐复杂的现实生活，并着重表现主人公操志强和其他劳动人民两种命运的急剧演变完成的。《命运》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选取其中一角，朴实、自然地反映生活和描写人物性格，构思新颖，主题鲜明，因此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注意，在省内外，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拥有不少读者，受到大家的好评。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对《命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总的意见认为小说没有反映时代斗争的本质，不真实可信。具体而言，大体有三点：一、《命运》没有尊重革命的现实，把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较量，曲解为计较个人的得失，这是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污蔑；二、小说把青年能不能上大学的命运跟“开后门”搅在一起，这就让个人的命运脱离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因而忽视了教育阵地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现实，歪曲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实质；三、《命运》描写的人民群众、工人以及青年的形象，离开了他们的阶级特性，是不真实的，因而丑化了工农兵。 我觉得，关于《命运》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里不但提出了对于一篇作品如何评价的问题，而尤其重要的是涉及到怎样认识“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推行反革命的文化专制主义，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毁灭教育事业，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问题，涉及到怎样认识党中央改革招生制度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以及这个历史性的演变对我们个人的“命运”有什么重大意义等问题。只有从这样的思想高度来看待这篇小说，我们才可以把握它是怎样的作品。 《命运》是不是反映了时代斗争的本质呢？回答这个问题，主要看小说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 首先，凡属革命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从生活实际出发，从对大量的生活现象的观察、体验、研究和分析中发现主题、人物、故事和情节，“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文艺理论的常识。那么，为什么会提出《命运》不真实可信的疑问呢？一部分同志的理由是：因为《命运》描写了“个人命运”和为个人命运而抗争的人物行动；因为作品选择了“走后门”和劳动人民（如操大妈）适应不正之风需要的落后思想的情节；因为没有写出坏人沈家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行动，而只表现了他衡量一只手表和讨好上司哪个份量重的心理活动。 我认为，这种指责不符合现实生活，也不符合小说《命运》的实际。关于小说反映的现实生活，只要采取起码公正的态度，在我们的同志中会有哪一个否定它“失真”呢？用个人亲身经历的事实印证小说的真实性，也许会不全面。笔者写此文时，恰巧拿到最近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篇题为《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的述评，它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对比了人民群众在“四人帮”横行时和“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新旧招生制度给革命青年带来的不同命运。它说：“改革招生制度，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措施，它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去年招生，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工人、贫下中农和其它劳动人民的子女升学率保持了绝对的优势。据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去年招收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录取新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四。”……“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招生实行所谓‘推荐’，实际上是为某些利用职权‘走后门’的人开了方便之门。群众说：‘平时不学数理化，到时全靠好爸爸。’四川省有个公社，计划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已经排到了一九八零○年，全部是干部及其亲属的子女。贫下中农不满地说：‘推荐、推荐，把党的优良传统全推掉了。’这样的招生办法，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党群关系，埋没优秀青年，毁灭教育事业，人民忍无可忍，……”“广东乐昌县的贫下中农说：过去招生，‘走后门’的歪风盛行，实际上剥夺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上大学的权利。……有一个生产队，几年来，贫下中农子女没有一个上大学和中专的；去年改革招生制度后，有三个人上了中专，贫下中农很高兴。” “述评”作为客观事实的报道，都能够通过大量的事实揭示出在上大学问题上劳动人民两种命运的不同演变。文学是对生活真实的艺术概括，不以生活为源泉，不以生活原型为依据，文艺作品的主题、情节、艺术形象从何而来呢？“述评”从我们国家每个集体、每个劳动者不同命运中看到“四人帮”横行时，用“推荐”（亦即“走后门”）的办法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的罪恶目的是毁灭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把光明的中国引向黑暗的中国。这不就是个人命运同整个阶级、整个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吗？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命运》里的操大妈，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人出身的老一代人。她无限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她为了让后代永远摆脱没有文化的地位，二十多年来，她同老伴一心一意教育志强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将来用学到的知识、本领建设社会主义。她思想里最单纯、最强烈的要求和愿望就是这个。可是，“四人帮”一伙坏蛋，为了篡党夺权，大搞假左真右的反革命活动。操大妈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是不够了解的，她只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天下，因此只要能把孩子送进大学，彻底改变她一家没有文化的地位，她都心甘情愿，豁得出。我认为，这是操大妈性格中的主导一面。但是，她也知道把辛勤劳动、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百多元送给沈家友，心里也经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所以作者才用了“为了改变志强的命运，操大妈象当年样林嫂想到土地庙里去捐门槛似的，也想去找沈家友求求情”来描绘操大妈的强烈愿望。由此可以想见，操大妈的思想和行动充满了激烈的矛盾，但是她最后还是不顾儿子的反对，瞒着全家去适应沈家友的需要。应当说，这是操大蚂性格中消极的一面。但是，《命运》很朴实地表现了这个人物的内心矛盾：她原本想到沈家友不过是为捞“外快”才设关卡的，可是她根本不知道，“四人帮”玩弄“走后门”的伎俩，目的是结帮篡党，是他们实行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手段，所以当她听到沈家友收下手表仍然剥夺志强上大学的权利的消息时，如雷击顶，冲着沈家友严厉责问：“上面？哪个上面？毛主席说啦？”——她这时才清楚地看到，沈家友不是毛主席的人，他这一套完全是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终于，在极度的忿慨中，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这是真实的生活情节，真实的性格描写，又是震动人心的一场斗争！“述评”说“走后门”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党群关系，埋没优秀青年，毁灭党的教育事业；《命运》则把这一生活现象加以集中，造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四人帮”的“走后门”和人民群众在“走后门”问题上同“四人帮”展开的激烈斗争，不仅使读者看到了无产阶级的敌人怎样毁灭党的教育事业，而且还让我们在操大妈的惨死中认识到在某些部门窃取了生杀大权的“四人帮”的凶残程度。这还不够典型吗？这还没有反映时代斗争的本质吗？这是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污蔑和对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实质的歪曲吗？这是让劳动人民个人命运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相脱离吗？不，不是的。《命运》用生动的形象再现了全国人民都经历过的严峻时光，有谁不为之感动呢？ 其次，小说正是用简洁的篇幅表现人物的相互关系，揭示两个阶级的严重对立和水火不容。但是这种描写完全抛弃了“四人帮”虚张声势、玩弄概念，说空话、假话，用形而上学的框框套套拼凑的帮文艺格式。比如小说写沈家友厌恶坚持又红又专的操志强，可是等到操大妈迭了手表，这个家伙又不得不应付一下，直到志强考了高分，这才心慌起来；沈家友正苦心想法再次卡掉志强的时候，“四人帮”树“白卷英雄”消息传来，作者特地安排了招待所打牌压宝的典型环境，终于露出了这个家伙的反革命面目。特别应当提及的是操大妈送手表的细节，小说先没有说明操大妈送什么，而是叫沈家友把饼干盒塞给施大妈，这才露出了手表。那么，把手表放进饼干盒是操大妈所为，还是沈家友干的？小说并没有交代。但是从沈家友拍县委负责人马屁、急着爬上去再把县委负责人打成“走资派”这一系列卑劣活动看，手表是沈家友放进去的。可是当施大妈当着沈家友的面提出这件事时，沈家友却用“革命者”的口气说：“他妈的，搞什么名堂！总想走后门。”小说让“四人帮”爪牙责备操大妈“走后门”，而操大妈生前终于无法申辩自己的怨屈，她含着怨恨沉到“四人帮”掀起的“走后门”的反革命恶浪之中。后来，志强在粉碎“四人帮”后考上重点大学，全厂工人同志十分高兴但又无限深沉地说；“哼，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改革了大学招生制度，他操志强能有这么好的命运？”这就是《命运》所展示的现实。在这里，作者把自己对“四人帮”的愤怒与憎恨，把对党无限的热爱与崇敬之情，全都化成自自然然的生活画面。写革命人民，写反面人物，都保持现实生活和阶级斗争的特定形态，也就更能密切作品与读者的实际感情。读者相信：只有这样写，才能显示文艺作品的真实感，反映出斗争生活的本质特征。 第三，要正确地理解文艺作品，那就要求我们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理解生活。邓副主席最近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时说：“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事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小说《命运》选材、结构，描绘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现人物的相互关系，揭示主题，我看都是从实际出发的。在评价小说上出现的意见分歧，恐怕关键的问题在于，某些同志至今还看不清“四人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这个最大的事实，因而读到《命运》描写的生活场面，不愿相信，也接受不了。同时，也不要否认，个别同志至今可能还残留着对“四人帮”搞的那套假左真右的东西的糊涂认识，其实这又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四人帮”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远没有肃清。此外，“四人帮”那一套形而上学的理论的流毒和影响，在一部分读者中也仍然存在。比如某些同志一看到革命文艺描写了正面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心理活动，他可以丝毫不加分析，就认定这是丑化工农兵。某些同志为什么不看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善良的革命家长，为了替子女争取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的权利，在“四人帮”的淫威下，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大量血汗钱打通“推荐”关节，但终于又一无所获甚至弄到债台高筑、艰难竭蹶的严峻现实呢？我们不承认“走后门”是劳动人民的阶级本性，但却从这股歪风中，看到了“四人帮”一伙利用剥削阶级意识，摧残社会主义道德和党的优良传统，毒害人民，妄图使中国人民陷入虎狼当道、尔虞我诈的黑暗深渊，以便他们篡权复辟，把中国重新拖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绝境去的反动阴谋。《命运》的作者正是这样理解生活的，也是以实事求事的创作态度来处理题材、确定主题的；作品的主要倾向和主要效果也证明是这样。 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文艺作品也是如此。《命运》不可能没有缺点和不足，可是，不能把“小说表现出来的思想就是‘四害’横行时，劳动人民的命运都是掌握在‘四人帮’手里，他们只能是无力的挣扎，或者是悲惨的下场”的结论，强加在《命运》头上。为什么？因为作者的意图并不是消极地反映“四人帮”横行时期笼罩在我国人民命运上的忧虑之感，而是把这个作为歌颂党和全国人民粉碎“四人帮”的丰功伟绩，歌颂党中央拨乱反正、改革大学招生制度给教育战线带来明媚春天这个壮丽现实的陪衬、对比内容来写入作品的。有的同志说得好：“这里有施萍和操志强的对比；有操本人在粉碎‘四人帮’前后不同命运的对比；有两种招生制度的对比”。其实，小说就写了一个总的对比：“四人帮”那一套是把中国拉向黑暗的世界；党中央把中国引向光明的世界。这就是《命运》所要告诉读者的关于“命运”的全部含义。 《命运》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一个“浅”字上。人物描写得浅，生活开掘得浅，语言运用得浅。 作者刻划主人公操志强，只注意写他勤奋学习，刻苦劳动的品格，因为是用“白描”手法，这方面的个性塑造是简洁有力的。但是，他作为“三好”学生、“投笔从戒”的红卫兵，“只要党需要，他乐于在这儿干一辈子”的优秀下放知青，“理论上和生产上都有一套”的“技术革新能手”、“先进生产者”，作者却不让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场面中露面，即使操志强发现沈家友推荐上大学的人，根本不是以毛主席规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标准，而是靠“走后门”这样严重的路线是非问题，作者也一笔带过，不见下文。革命的文学创作，体现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作者的全部精力，应该是全力以赴地表现英雄人物在直接参加斗争过程中的斗争精神、我以为就这个特定作品的基础而言，操志强可以表现出某些正面斗争的行动，以表现他能够坚定不移地同“四人帮”斗争的一面。可是，操大妈含恨死去四年了。操志强却默默无声，这显然是会使人物失去应有的光辉。但是这个缺点并不存在操志强这个形象是不真实可信的问题。基于同样的理由，施萍一家三个人物（包括未出场的施萍爸爸）都写得较含混；操师傅、操志华性格上似乎也是沉默多于斗争。 生活开掘得浅，主要表现在作品描写的生活内容的琐碎上。全篇故事发展做到了曲折多姿，但是在单一线的发展过程中平均使用了力量。同沈家友斗争应当是全篇的重点，然而却让操志强脱离了，只有操大妈和志华，而且还是轻描淡写。特别是最后只交待了对沈家友的处理，小说就草草收尾，实有虎头蛇尾之感。但是必须指出，短篇小说的特点在于“以小见大”，怎样“见大”？这是作家苦心经营一生的事。作为希望，还是应该提出这个问题。 谈到语言，我感到这方面的缺点同它的优点缠在一起，即：《命运》写的是平常的人、平常的事，用的也是平常的语言，而且词汇不多、不美，词法变化不大。如果写平常的人、平常的事，运用精美、含蓄、富有个性的不平常的语言，让人物都在个性的语言中“活”起来，那样的话，短篇虽短，却可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长久的记忆。 总之，我们迎来百花盛开、耀人眼目的文艺新春，《命运》作为一朵新花，还是一篇较好的作品，它有缺点和不足，但不是政治内容上的原则性错误，这就是我的意见。 （原载《安徽文艺》1978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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