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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辛回到香港,不无激动地跟董子元谈了深圳的情况。
  董子元听了也很激动,茶杯一顿,愤然站起身:“想不到家乡变成这个样子。阿辛,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忠奸不分,是非不分,草管人命,视民如草芥!”
  方辛说:“下决心到大龙湾干工业区吧。回深圳一趟,我想得很多。在那儿建区,不仅仅是发展业务,我看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我考虑过了,公司的总经理你找别人当,我去建区。我卷起裤脚就是一家人,了无牵挂。有什么三灾六难,我担了。我们就下决心在那儿打它一炮。老团长,下令吧!”
  “好,请几个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一道去深圳定盘子。”
  董子元亲自出马,带着一班人马再到深圳考察。董子元看见深圳破落情景,也禁不住心里发酸。
  他们看了几个地方。经过一番比较和专家论证,最后选定大龙湾,下决心建区——建设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发展区。
  方辛意味深长地说:“强风起于青萍之末。老团长,别看建区很小,搞得好,说不定能牵动全局。就算我们再打一次解放战争吧。只要能为四化作出贡献,把社会主义民主化事业推向前进,纵使粉身碎骨,面对历史,我们也死而无愧!”
  董子元站在当年率兵征战之地,对着大海发誓:“我们就在这沙滩陈尸的地方建区。不管多么困难都干,把我们的身家性命押上去!不改变家乡的面貌,死不瞑目!”
  他们开始起草建立大龙湾工业区的报告。提出的条件是——不要中央一分钱,只要中央给一条政策——大华公司的利润五年不上交,作为开发工业区的启动资金。
  他们带着报告到北京向老司令汇报。方辛说起大龙湾沙滩陈尸的情景,司令听着,良久不语。沉默半天才说:
  “我们这些人也真有本事,能把鱼米之乡搞成无米之乡,把沙滩搞成尸滩!我们对得起谁?”
  董子元和方辛没有出声。
  “当初我们打游击,对广东人民是许了愿的。广东父老乡亲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支持我们。为了什么?为了过苦日子?当官了,进城了,威风了,住进深楼大院,就不把老百姓疾苦放在眼里,把当初对人民起的愿忘了。这叫什么?叫忘思负义!搞成这个样子,我们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司令的眼眶润湿了。
  司令把报告留下来,第二天,他就在报告上批示:“经部党组研究决定,同意大华公司在深圳大龙湾建区。公司利润五年不上交,用作建区经费。”
  离京时,司令跟他们谈了话。
  “前不久我去看叶帅。叶帅跟我说:这些年,广东受苦最深。历次运动,广东的干部打下去的最多。广东的经济很困难。我一到广东就心里难过。我跟小平同志多次研究过广东的问题,都认为应该利用广东华侨众多靠近港澳的优势,加快发展广东经济。”
  司令说:“两位老人家可能最近要南下广东。他们到广东,会有大动作。不久我也会去。无面见江东父老也得见。当年的东江子弟兵被整得够呛。有些战友没有战死,却死在自己人手里。我这个当司令的得去见见他们。有些人还传说我死了呢。”
  司令说得动情,谈起广东:
  “广东是南大门,搞成这样,丢脸呀!广东这地方人多田少,山多水多,交通很落后。燃料动力、交通运输和粮食问题很大,物品供应很紧张。林彪死党黄永胜把持广东,提出不吃外省的东西。哪有这样干的,想饿死广东人?广东被这些家伙搞得很苦。海南岛就不用说了,更是满目荒凉。汕头非常困难。前不久,吴南生跟我聊天。吴南生,潮汕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你们应该知道。他说,不久前回到汕头,一片凄凉景象,到处是竹子搭的房子,马路上污水横流,简直像难民营。他气愤地说,如果有哪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我听着都难过。潮汕人最有经济头脑,过去有句话:饿死广府佬,也饿不死潮州帮。汕头都搞成这样,其它地方可想而知。吴南生在汕头就给省委写报告,建议广东要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广东应该先走一步。”
  “现在广东的领导人习仲勋这些人,思想解放,能干大事。刘田夫现在是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工作主要归他管。他是我的老拍档,也是你们的老上司。有事找他去。”
  刘田夫出生外省,也是老广东了。解放战争时,东江游击队改编为两广纵队,奉命北调。刘田夫是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董子元和方辛都是他的老部下。
  司令说:“你们回去找刘田夫,传我一句话:在宝安深圳搞工业区,如果刘田夫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
  “就这么一句?”董子元问。
  “一句就够了。”
  司令叮嘱他们:“拿出当年打仗的劲头,尽快把工业区搞起来。给你们交个底,你们要在深圳搞工业区,部里也有不同意见,说你们不务正业,说没有必要把钱扔到广东去,诸如此类。中国没有搞过什么工业区开发区,大家还没有真正弄清是怎么回事,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你们心里有数就行了。在深圳建区,要注意处理好省里和深圳的关系。省港一家,老传统了。香港做事离不开广东支持。打仗时我多次说过:为人做事,要有锐气,力戒骄气,骄兵必败。现在我还是这句话。听到了?”
  董子元和方辛都点头。
  “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搞工业开发区。毛泽东也没有说过。在这方面,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家底。靠自己闯。不要以为你们只是搞经济,对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要有思想准备。现在还有人在吹‘两个凡是’。你们会面对很多困难。不过,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再进一次秦城。既然死过一次,再死一次也无所谓。“文化革命”教会我两件东西:一个是实事求是,要对得起人民,按良心办事;一个是对什么人都不迷信。国家搞到民不聊生,不敢为国家人民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要这条老命干什么,当行尸走肉?”
  司令这番话,董子元和方辛听来,如雷贯耳。
  司令站起身:“国运维艰,苍生啼哭。当年我们提着脑袋打游击,现在也还要这种精神。看来,这是第二次解放战争,打法不一样。拿出气魄来,重上战场,搞好你们的工业开发区!今天我说得够多了,政策也给了。工业区搞不起来,别来见我!”
  司令在作“战前动员”。他们肃然、凛然。
  董子元和方辛在北京拟好给广东省委的报告。直飞广州。在东方宾馆住下来,当晚就去找刘田夫。
  刘田夫住在东山一家小院里。看到董子元和方辛,很高兴。岁月移人,当年英姿飒爽的老首长现在头发斑白了。
  刘田夫一见面就对董子元笑道:“很久没见你这炮兵团长了。今天来,准备放什么炮?”
  “开山炮。”董子元也笑。
  都是一道战壕里滚过的老战友,老部下,说话就随便多了。
  闲聊了一会,董子元便呈上报告。
  董子元说:“离京时,司令跟我们说: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的事,如果刘田夫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
  “还有呢?”
  “没有了。”
  刘田夫哈哈一笑:“这老兄向我叫板哩。你们也代我向他传句话:我这里有一瓶窖藏三十年的茅台,一直等他来。问他什么时候来。”
  “还有呢?”
  “没有了,就这一句。”
  董子元笑道:“老主任,这话里有骨。”
  刘田夫笑:“当然啰。这酒不是白喝的。广东的交通搞得这么差,不算全国最差,也是倒数三名之内。他这当部长的没有责任?喝完酒,我要叫他‘埋单’(广东话:出钱结账)。不‘埋单’出不了我这个门。”
  刘田夫看完报告,一拍大腿:“好。你们来得好!我正为办出口基地的事伤脑筋。老是考虑如何开局,树立几个样板。现在你们找上门,求之不得。毕竟是炮兵团长,这一炮开得好。我支持。当然支持!”
  “老主任,说话要算数。”方辛说。
  “你这小方,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你们大概不太清楚最近广东发生的情况。广东要起大风了!”
  “什么风?”
  “当然是东风。”
  刘田夫告诉他们:不久前,老帅叶剑英和邓小平相继南下广东,商量如何加快广东发展。我和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向他们汇报广东情况。仲勋同志对两老说,中央统得太死了。我们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仲勋同志讲话很直率。他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当然是个比方。小平同志和叶帅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小平同志首先表态支持。他决心很大,跟我们说:“可以划出一个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小平同志还说:中国要加快开放步伐。广东、福建可以先走一步,思想更解放一些,开放的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
  刘田夫说:“最近省委就在研究这些事。你们来得正好。烂头车先过河——”
  董子元笑:“刘主任,有没有搞错,叫我们烂头卒?”
  刘田夫也笑:“我意思是说,中国是个大棋盘,广东的棋盘也大。目标大就掣肘多。你们那儿地方小,目标小。在大棋盘上像个车子。你以为车子小呀?卒子过河当车用。卒子也是开路先锋。你们就当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开路先锋。子元,你这炮兵团长就到宝安再打一仗吧。打出志气,打出经验,打出水平来!省里的事情我来办。”
  广东省委很快形成决议,批准大华公司筹建大龙湾工业区的报告,并将他们的报告连同省委的意见是报中央。
  不久,中央电召董子元进京。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接见董子元,听取了他的汇报。
  听完报告,李先念问谷牧:“这事你看怎么办?”
  谷牧说:“你在上面签个同意,具体的事我来办。”
  “好。我批。”
  李先念亲笔批准了建区的报告,给工业区发了“准生证”。
  搞一个小小的工业开发区,要从部里、省里直到中央,最后由主管国家经济的副主席批准,绝不是天方夜谭。
  副主席放下笔,扔下一句重话:‘你们搞工业区,中央支持。可是,中央没有钱给你们。生死存亡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
  新中国第一声开放改革的进军号便在祖国南疆边陲一个荒山野岭吹响。大龙湾开山炮一响,香港的电波一传,全世界都能感觉到它的震动……后记
  《一方水土》是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取材于我八十年代中期生活过的一个著名工业区。我尊敬那儿的艰苦创业者。那儿有我熟悉的朋友。脑海里常常浮现他们的音容笑貌。
  很早以前,我就想为他们写点什么。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命笔。其中一个原因,是知道近距离写作开放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难度之大,成功之例不多。聪明的作家往往不做这吃力又不容易做好的傻事。我这人常犯傻。去年夏天,忽然发傻,就傻乎乎地写了起来。写的原因,似乎是偿还一个心债。至于成败得失,就不多管了。套用文坛一句行话,是“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大千世界,不可能都是精仔,总有人做点傻事。
  小说中的人物,有真有假。真者如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人。广东和工业区的开放改革,离开他们的领导和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写到他们,都简之笔墨,以史料佐证。工业区的人物自然全是虚构。工业区的名称也属子虚乌有。非如此则无法成文。虽然事过境迁,当年工业区发生的一些事,于今看来已淡如秋水,近乎笑话。但当时“左”绳右索,也使创业者步履维艰。那种曲折艰辛,也许只有过来人才能品味。
  面对五彩纷呈的生活,文字往往是无力的。工业区的朋友们在创业时期大海扬波的雄姿和复杂的性格心态,也不是一本小书所能表达的。弱水三千,取其一瓢,也许就是此书的行旨。
  天道循环,当今群雄竞起,我生活过的工业区已淹没在波涛滚滚的开放改革大潮之中,不再独领风骚。然而,只要想到新时期第一个工业区在这儿诞生,第一声开放改革的进军号在这儿响起,已经足够。
  我试图通过这小小的工业区记录一点变革年头的时代风烟,记录一点广东大地当年独步神州的变革,记录一点广东人在新时期所著的历史功勋。我生于斯,长于斯,自然对这片热土深有感情。然而,落笔之时,常常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我这记录页记录的是否乖谬百出,就有待读者诸君指教了。
  谨具数言,是为后记。
  编者的话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五十周年,也是创立深圳特区二十周年。这是两个非同一般的节日。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广东始于深圳。通常人们认为那里的改革不过是占了地域和政策的先机。陈国凯的长篇小说《一方水土》如实纪录了广东省改革的缘起和创建特区的艰辛。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二十年来改革迈出的巨大步伐。
  全书共分十六章 ,近期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刊略加删节,选载了前三章 。作者在此详细介绍了省港两地的文史政经和民情风俗。小说行文流畅,幽默风趣,相当精彩。读者在获得阅读快感的同时,当能明了在深圳创建特区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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