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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门就想，中国的老爷子们，特别是北京的老爷子们，别看他们还是不动声色，其实他们这已经闹开心了。 几年前的一个冬日，和一位朋友走在立交桥上。一位提着鸟笼的老者也正在立交桥上徘徊。 “看见没有，北京的老爷子们，快找不到挂鸟笼的地方了。”那朋友说。 我的心里一颤。我想，对老爷子们来说，比这更悲惨的或许是，过去的那一套活法儿，就跟这鸟笼儿似的，找不到一根可以挂一挂的树枝子了。 就说那位朋友吧，他的老父亲就没少了跟我抱怨—— “卖吧，卖吧，哪天说不定得把他爹当猪头肉两块五一斤给卖了！……不可能？没那个！现如今谁不跟红了眼的狼似的？您别宽我的心，我早想开了。甭说当猪头肉，剁了卖肉包子都行。别管我啦，您先富起来要紧不是？” 其实，我这朋友是个本分的“倒儿爷”。岂止本分，在我看来，还是个典型的孝子。他老爷子跟我抱怨以后，我问过他，到底为了什么把老爷子给得罪了。 “没有啊……每月，没少往‘柜上’交钱，也没少了给老爷子拎酒买烟。您说，咱们能亏待了老家儿吗？为了我们家的安定团结，谁不知道得哄住了老爷子呀！……”这朋友还真对这事感到意外。 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明白了，有一次他从广州倒回了一批衣服。有一位老街坊到家里来挑了几件，又留下了钱。他把这钱接下了。 “我不接？受得了吗？我得靠这过呢！他倒好，嫌我不顾街里街坊的，丢了他的面子啦。我说，保您的面子，我还做什么买卖，我开施粥棚去算啦……” 要让我说，比起老外们，咱中国还真是孝子多。 就说我吧，不是老爷子的儿子，我都得花上三十八块钱，专门打了一趟“的”，到官园花鸟市场，为这老爷子买回了八毛钱的虫儿呢。这事要摊到沈晓钟身上，他能含糊了？ 可这就能把老爷子给哄住了？这就能当上孝子了？甭管是我，还是沈晓钟。 老爷子早晚得把那鸟儿放了生。早晚。 编一篇小说，先让他放了吧。 出了沈家住的那栋楼，我一边沿着喧嚣的马路漫无目的地朝前走，一边想，怎么能把老爷子逼到这一步。 中国的晚辈儿们，哄住了老爷子的，一时；把老爷子逼到了这一步的，早晚。 就说我，打“的”买鸟虫儿的事，干的出。您瞧，我够上心哄着老爷子的了。那也不行，对不起类似沈天骢这样的老爷子的事，也干过。 跟我的关系不知要比沈天骢密切多少倍的一位老爷子——我的一位亲戚，他就肯定觉得我很不够意思，很对不起他。 这位亲戚已经八十有一，退休前是一家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东北贫寒的农家子弟出身，靠个人的勤学奋斗，留了洋，解放后成为了化工界很有些权威的人物。这老爷子的学问、人品都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人情世故、社会经验实在不敢恭维。对这老爷子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就难说了。说是好事，当然说不过去。比如，老爷子耗了多少年心血凑成的一本《英汉日橡胶辞典》，因为没有关系，一直找不着地方出版。有一天，来了几位中青年，说他们有关系，要和老先生合作。“合作”的结果，是老爷子积攒的辞条全被掠了去，最后出版的辞典上没了他的名字。又比如，老爷子退休前为他们的单位引进了一套美国的设备，作为总工程师，他是技术上的总管，也是谈判桌上的主要角色。谈成了，单位里要组团出国考察设备。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似乎也不能少了这老头儿。可老爷子混得就是这么惨——这时候，他被撤到一边儿去了。没有怨言，更不骂街，只是忧心忡忡地皱起了眉，说：“他们去干什么？他们都不懂啊！”……可要说这书生气全是坏事，也不尽然。有一天读报。忽然读到一条消息：某位混迹科技界的骗子被揪了出来。老爷子告诉我说，这骗子他是很熟的，就是他们那个研究室的主任。“他当我们领导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过，这家伙哪儿懂化工啊，整个儿一个蒙事儿！”“那他怎么就当上主任了？”“人家是党员嘛，哈，现在才知道，连这党员也是假的。”我还是难以置信，一个对化工一窍不通的家伙，怎么就能当了一批留洋回来的化工专家的研究室主任。老爷子告诉我，多少年了，那家伙从来就是给他派活，课题完成了，和他一起署名。“……有一回，我们一起去科学会堂听一位外国专家的讲演，他让我记录，事后又领着我去向院长汇报，那会儿，我还觉得他挺尊重我，挺注意发挥我的积极性。你看看报，今儿我才明白，原来他压根儿不懂英语呀！……这我就全明白啦，1957年，我们那研究室的所有工程师，除了我和他，全给打成了右派。他说他给我保了，我还挺感激他。他不保我行吗？我再成了右派，还有谁给他去科学会堂当耳朵？”……您瞧，老爷子这点儿呆劲儿倒还救了他啦。 老爷子退休在家，干他那老本行的兴致不减。书呆子的傻劲儿也不见长进。应聘去某化工厂当了一段“高价老头儿”，帮人家完成了一项重大的设备改造。活儿干完了，“高价”却不再兑现。找当地法院打官司，法院的回答倒也实在：“您这是在我们的地皮上打官司哪，您费这路劲儿干什么？”这么着，又回北京来了。回了家，难得的还是兴致勃勃。今儿在墙根儿底下放一包药面，上书：“试验用品，注意勿动！”明儿在厨房里藏一瓶药水，上书：“留神剧毒！”找个机会就开始做他的实验。气得他的老伴儿没少了跟我念叨：“……您说，就这巴掌大的地方，孙子孙女的，四下里乱钻，万一出了点事，谁担戴得起！” 我劝过老太太，您得想开点儿，不就是在厨房里搞点实验吗，您能看住了他不能？您知足吧！老爷子要是跑深圳炒开了股票，您又有什么法子？ 谁想得到，一个多月以前，老爷子问我，《解放日报》是不是有认识的人。 “有啊。”我说。 原来，是从报上看到了消息，知道上海开放了股票市场，外地人可以去上海倒腾。老爷子忽然想开了，也要开放开放了。想让我替他问问，那得用些什么手续。 我能把这事给他办了吗？就算他留过洋，见过旧社会，我也认定，他最好还是别“练”什么股票。老爷子可是八十一啦，就凭他那点儿人情世故，哪儿有本事到股市上去磕碰！ 郑重其事地委我以重任之后的三五天里，老爷子还真上心，问了我好几次。我支支吾吾地告诉他，托人打听去啦，还没信儿哪。我寻思着，再过它三五天，老爷子还不把这事给忘了？ 这事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倒是我早已经把它给忘了。可几天前，老爷子托人带话给我说：那事，不用打听了。他已经打听到了。 你淡漠了一个八十一岁的老爷子如此郑重其事的嘱托，是不是有点残忍？可我怎么样？我告诉老爷子，上海的股市向一切有志者张开了臂膀？我给这八十一岁的老爷子买张火车票，让这位一辈子净让人坑，却永远也不懂得什么是险恶的老头儿到大上海人头攒动的交易所去，“炒”个昏天黑地，人仰马翻？ 老人家呀，不是你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坦率地面对自己的心灵，我也不是没想糊弄糊弄沈天骢。 安乐林的小公园看过了，遛鸟人集中的小树林也看过了，都见不着卖虫儿的汉子的影子。说实在的，那时候便有了几分烦躁。我不是没事可干，而为了两只鸟儿。好像大可不必这么劳神。于是就想打一个电话，向老爷子报告，说改天买到那鸟虫儿，一定给他送去。犹豫了一下，想起了十六层楼上那一蹭一蹭地走着的脚步，想起了他和那鸟儿面面相观，喃喃自语的模样，恰好又见着一辆出租车过来，这才做出了另一个抉择。 如果我没有做出这样的抉择，而是去办了自己的事，临近晚饭的时候，回到了老爷子那儿，告诉他，鸟虫儿没有买到，只好改天再说。那会怎么样？ 如果我做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甚至没去安乐林的小公园，也没去小树林，早把买鸟虫儿的事忘个一干二净，甚至连打个电话过去搪塞一下都没有，那又会怎么样？ 如果老爷子求的不是我，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的也不是我，而是他的儿子沈晓钟，那个过去天天陪他到天坛遛鸟，而如今，已经被BP机的叫声闹得晕头转向的沈晓钟，那又会怎么样？ “爸，我……我找遍啦，没见着卖面包虫儿的，也没见着卖蜘蛛的呀！”沈晓钟定了定神，对老爷子说，“您可不知道，这地界，要侍候您那画眉天天吃面包虫儿，那可不容易了。卖面包虫儿的在哪儿哪？官园哪。合著咱家不能派一位什么人，隔三差五给您奔官园，买面包虫儿吧。” 矫情！要不是看着我的画眉这两天有点上火，我敢劳您大驾？沈天骢心里冷冷一笑。他老了，可他心里明镜儿似的。他甚至从儿子的神色里猜到，儿子是不是真的为他的鸟虫儿上了心，真的去找了、买了，都大可怀疑。当然，他是不会往深里挑破这一层的，夫妻相亲是“顺气丸”，妯娌互让是“打不散”，兄弟和睦是“百补膏”，父子同心是“万寿丹”。他沈天骢老了老了，还不至于连居家过日必备的“丸散膏丹”全扔了。所以，心里虽说是一阵一阵运气，脸上却是一丝愠色也未曾流露。他没事儿似的，从容不迫地吃了饭，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了。 天色还早，最后那点太阳光从高层建筑的缝隙里钻过来，照到对面一栋高楼的顶子上。老爷子撩开鸟笼的笼罩看了看，画眉们通人性似的，乖乖地站在鸟杆儿上，不言不语。儿子今天难得早回来一次，孙女在厅里娇声娇气地央求爸爸妈妈领她去散步。“电梯都没有，散什么步？”儿子有点烦。孙女动员妈妈站在自己一边。“瞧你烦的，人家晨晨盼了多少日子了！你倒好，不回来，从早到晚不沾家；回来了，一脑门子官司！”儿媳的声音。BP机又响起来了，儿子又在打电话。“砰”的一声，母女俩儿出去了。儿子的电话打完了。又听见“砰”的一声，是儿子出去了。 没过多一会儿，老爷子看到了十六层楼下，通向楼群深处的小马路上，远去的三个人的身影。 画眉已经三天没出屋了。如果是平常，他能让这小子就这么舒舒坦坦地溜达去了？怎么也得把小子叫住，让他把鸟笼子带下去。替当爹的拎个鸟笼儿走一段，甩一程，该当吧？累不着吧？可有了儿子刚才那话茬儿，他可就什么话也没了。再说，就算你有这意思，那小子过来问了你一声吗？“砰”，走了。你跟谁说去？跟谁说去？ 老爷子歪头看了看自己的鸟笼。 伙计，我也看明白啦，早晚的事。不能让您二位跟我这儿憋死，是不？放生。早晚。我早该积这份儿德啦。老爷子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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