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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川出发，途经吴忠、灵武，经四小时行车，到达我的“支教”点：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盐池县马儿乡。比我想象的近多了。那么，就是说，毛乌素沙漠的沙子刮到银川，如果是汽车的速度，仅仅需要四个小时？而风的速度应该比汽车快很多吧？ 车过吴忠不久，公路进入大片的丘陵区，不少地方被沙化了，形成形态各异的沙丘、沙梁。常常可看见被流沙埋掉的村庄的遗迹，如残垣、枯树。有多处公路被细细的白沙掩埋了，汽车憋足马力冲进去，就像掉进棉花堆里，只见摇晃不见前行。有时候全车的人还得下来推车。幸好此日天气晴好，没风，我顺利到达马儿庄。 马儿庄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村子，而且是一个极小的村子，至多有三十户人家。由于是乡政府所在地，所以才有了一些超出村子的气象--有三两家食堂，四五家商店，竟然还有一家歌舞厅，叫“馨梦歌舞厅”。另外便是乡政府、小学、中学、卫生所、派出所等。偶尔会有一两个打领带或穿裙子的青年男女从街上显眼地走过，很闲散、很淡静的样子。街上最主要的风景则是：大股大股的羊群，相互嗅来嗅去暧昧不清的乏狗，以及不太怕人的麻雀等。 我将在马儿庄小学“支教”半年。 马儿庄小学只有八十多名学生。 当天傍晚，我绕马儿庄走了一圈，仅仅用了十多分钟。从较远处看这个马儿庄，四面不是荒滩，就是沙包，偶尔才有一些块状的农田，麦苗稀稀落落的。据说，每隔三两天就会刮一场大风，沙尘飞扬，遮天蔽日，往往出不了门。 “再过三两年，可能就没马儿在这个地方了。”一个迈着鸭步的矮个男子说。我问：“以前风沙大不大？”矮个男子扬着头说：“以前也有。不过这几年越来越操蛋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嗨，还用问，光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呢。” 我默然前行，所到之处，全是沙子，细细的白沙子里面，埋裹着羊粪蛋子、玻璃碴子、碎石子等。暮色渐渐从四周合拢过来，小小的马儿庄被轻易地掩藏起来了。我心里隐隐有种“不适”的感觉--在拥挤嘈杂的城市里呆久了，对拥挤和嘈杂有了一种依赖感，突然来到这近于极限的旷天旷地里，内心竟一下子晃晃荡荡的，像一个空瓶子。我不知不觉踱到了街北面的“馨梦歌舞厅”门口，想知道今晚它是否营业？我承认，这家歌舞厅的存在使我对今后半年的“支教”生活稍稍感到安心了些。但“馨梦歌舞厅”里黑影憧撞，一派死寂。门口堆满了沙子，窗台上还有沙子，歌舞厅停业显然已非一天两天了。我有点失望地走回斜对面的马儿庄小学，又碰见了那个迈着鸭步的矮个男子，我看他是一个憨笨的可信赖的人，便问：“歌舞厅怎么不营业？”“营业个球。”他说。“怎么了？”我问。他答：“小学的人都知道。”矮个男子说完就走了。我回到小学。 回到房间，坐在椅子上，我无所事事。后来，躺在床上，总感到自己难以与视野中的一切相融。我的心悬浮着。在理性上，我要求自己安静下来，准备在这个地方安心地生活半年，并且写出计划中的那部长篇。但是，我的心悬浮着不下来--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张课桌、一个炉子外，再没有别的东西；顶棚是用报纸糊的，破破烂烂的，处处是黑洞，报纸上全是“批林批孔”之类的字样；一侧的墙上挂着两个镜框子，里面是《教师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满眼的简陋和残破像刺一样扎着我的心。我想起我带来的一本书，弘一法师抄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影印本，翻来翻去，仍旧难以安心。我要求自己松弛下来，把自己看做这些教师中的一员，自己是从家乡陈庄走出来的，和他们一样不过离开家乡一小步而已……果然，这种想法使我稍稍安宁些了。 不久，有人敲门，接着门被推开，是隔壁的一个老师，杨老师。 “陈老师，走，出去‘燎干’去。”杨老师说。 “‘燎干’？今天是正月二十三吗？”我问，我是知道“燎干”的。 “你知道‘燎干’？”杨老师问。 “知道，我老家也‘燎于’。”我答。 我们和一帮住校的青年教师一起走出校门。 那里已经准备好了几大堆干柴、干树枝。有人很快把干柴点着了，并把干树枝搭在干柴上。顿时火光冲天。同时，有人将大把大把的盐面子撒在火堆里，于是盐面子在火舌中欢快地蹦溅着，噼噼吧吧响个不停。人们争抢着从火堆上跳来跳去，小孩子由大人抱着跳，大一点的孩子自己在火堆周围跳，老人们、女人们都无所顾忌地跳着，大家一边跳跃一边呼叫，哈哈大笑。我也完全松弛下来，和大家一样跳过来跳过去。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陈庄和亲人们“燎干”的情景……后来我稍稍退到一旁，点了支烟抽起来。我重新成为一个习惯于“想事”的局外人，站在一旁品味着他们--这些各具情态的老人、妇女、孩子，以及年轻人们……我在想，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而这并没有改变他们生存的基本乐趣。他们的生命虽然卑微，却也不缺少高贵和自由……然而，我的真实感受要比这复杂一些。 半夜，我感到口干舌燥，呼吸艰难，醒来后发觉一嘴沙子，抬头的时候，感觉有沙子从额头和鼻梁上滑下来。仔细一听，外面有一种声音：浑浊、宽广、低沉，令人心惊，不像是刮风，倒像洪水在泛滥。虽然睡觉前我已把门窗上所有看得见的缝隙都糊住了，房内的空气里仍然浮游着沙子。我披上衣服，下了床，想撒尿却不敢出门。转来转去，看见墙角有个积了半瓶底沙子的啤酒瓶，只好把尿撒进啤酒瓶里，暂时塞在床下。之后喝了几口事先买好的矿泉水，测了涮嘴。我拥着被子坐在床上，心慌意乱。外面的隆隆声始终如一。房顶的报纸在颤动，四周的土墙甚至也在颤动。后来我不得不钻进被子，把头蒙起来，以便获得一点安全感。 我再次醒来时，天已大亮。我是被学生们的跑步声吵醒的。我猛地坐起来，本能地侧耳倾听，竟丝毫听不见半夜的那种声音。我穿上衣服，推开门。推门的时候，感到外面有些阻力，一种柔软的阻力，原来，正是沙子。门底下的沙子足有一尺高。抬头一看，天空一片洗晴，没有一丝风。地面上也有厚厚的平平的一层沙子，让人联想起雪。洗完胜刚完牙，我来到操场上，看见学生们已经做完操，整齐地站在旗杆下等着升旗。老师和学生们的表情看上去和地上的沙子一样平静，似乎全不知晓昨夜那场大风。 但是，迟迟不见升旗。我走到近旁一看，原来升旗的绳子断了，我猜一定是昨晚上被风刮断的。绳子重新被接好后，一个瘦小的男孩子嘴上叼着绳子，光着脚爬上旗杆。旗杆周围，几个男教师抬着头，手拉着手，组成一个保护网。旗杆是一根有五六米高有孩子的腿子那么粗的铁棍，显然很光滑。而那个瘦小的男孩迅速地一尺一尺地纵上去时，显得并不吃力。这种情况肯定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站在队列后面，和所有人一样，抬头注视着那个已经到了旗杆顶端的男孩。他很快就把绳子拴好了，然后从容地从旗杆上滑下来。旋即，房顶的喇叭响了，一个熟悉的旋律从那里流出来，孩子们纷纷举起小手，笨拙而诚实地向五星红旗敬礼，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学生们哗啦一声散开了。 我上了厕所，接着回房间。走在柔软而平坦的洒满阳光的沙子上，看着狂风在沙地上留下的波浪形的痕迹，我仍然心有余悸。我甚至担心，明天或者后天，一夜之间，小小的马儿庄就有可能被沙子埋掉。至少，昨晚上那场大风不应该轻易被遗忘。但我确实没有从老师和学生们的神情里发现哪怕是一丝丝不安，一切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他们该干什么还在干什么，学生们像任何其他地方的学生一样，在校园里或追打戏闹，或大声背书，或打扫教室 铃声响了，校园里立刻安静下来。 我已经知道，早晨九点才是早饭时间。 我的“支教”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学校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想给一年级的学生带语文课，以前，我曾在中学和大学任过教，借此机会我想试着给尽可能小的小学生带带课。而一年级的班主任正好是我隔壁的杨老师。校长爽快地同意了我的请求。一年级就这么一个班，有19名学生。杨老师的桌子上有一张学生状况登记表，里面可以看出每个学生的住址、爸爸妈妈的名字以及职业年龄等。看了这张登记表，我对这个班有了些粗略印象： 有十七名来自农村，他们的住址通常都是这样一些名字：上圈、下圈、牛川、羊道、南湾。咸沟……他们的爸爸妈妈年龄一般都不超过三十岁，二十几岁的居多。与上述地名的“土”相反的是，他们的父母大多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如任友柏、王承基、陈志远、马三喜……有两个学生的父母在乡政府工作。有五个女学生。有一个名叫马珍珍的女学生的家长一栏里没有父母的名字，而只填着：牛作孚，爷爷。 上第一节课时，我首先点了名，有两个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叫王明，我认出，他就是昨天早晨爬旗杆拴绳子的那个孩子，坐在第一排，身材瘦小，衣服上、头发里尽是沙子。另一个就是马珍珍，她也在前排，桌上放着一个新铅笔盒，塑料的，很漂亮，而其他大多数同学并没有铅笔盒。她眼睛大大的，眉毛侧上方有一颗黑黑的痣，显得又机灵又安静，辫子流得很整齐，脸和手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上身穿着一件机织的黄毛衣，脚上是一双花棉鞋。听课很认真，反应也显得比别的孩子快一些。 上完课，回到房间，隔壁的杨老师进来，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行。 我顺便问：“马珍珍那个孩子……” 没等我说完，杨老师就接过话茬儿：“马珍珍那个孩子，咋说呢，说来话长。街上有个‘馨梦歌舞厅’你看见了吧？就是马珍珍的爸妈开的，不过，后来出事了。她爸名叫马小虎，是这马儿庄街上有名的混混儿，从马儿庄中学毕业后，一直在社会上瞎混，从马儿庄消失了好几年，听说在外面没干什么好营生--后来才知道是贩毒着呢……有一年，家伙拖家带口地回来了，老婆是一个细皮嫩肉的南方姑娘，怀里抱着个不满一岁的女儿--就是咱们的马珍珍。马珍珍的妈妈好像……叫李蓉，人家到底是南方姑娘，一下子就把我们马儿庄街上的姑娘和媳妇比成一堆堆的稀屎了，人家那才叫女人呢……我敢说，没一个男人不想多看她两眼，甚至……对不对？马小虎对大家说，他这次回来是想在老家呆一个阶段……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但是想不到家伙真的列下个架势不走了，在街上开了个歌舞厅，就是你看见的馨梦歌舞厅。哎哟，下节我的课……” 铃声激烈地响起来，杨老师撒腿便跑，显得有些滑稽。 我一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就这么一节语文课，下午他们把作业送来，晚上几下子就可以批完，不过十九本作业嘛。早饭已吃过，中午不吃饭，下午五点吃另一顿饭。就是说，除了下午五点吃饭算一桩事情外，这一天我已经基本没事可做了，如果我还不打算铺开摊子写那个长篇的话。事实上我确实还坐不下来写什么东西，马儿庄这个地方和我之间还没有达成起码的和谐，至少，昨晚上那场下马威式的大风仍余音在耳！眼下我的惟一兴趣便是杨老师没讲完的那个故事，由女学生马珍珍引出的那个故事。 其他的老师我还不熟悉，我不好意思开口去问他们。我想起了昨天傍晚遇见的那个走路令人想起鸭子的矮个男人。我打算找见他，好好和他聊聊。 树叶沉溺在安静的阳光里。每一片树叶都脏脏的，每一片树叶的叶背上都麻麻点点的。而事实上，你根本看不到多少树叶。因为，你看不到多少树。我从小学校门里走出来，手上夹着一支烟。我一抬头便看见了斜对面的“馨梦歌舞厅”那几个字。那几个字今天看起来显得阴郁而深不可测。我向街对面走过去，那里有人下棋，有人砸金花（一种用扑克玩的游戏），我街头衔尾走了一圈，没看见那个“熟人”。 有一个老人正在自家屋门口剥羊--把一只小羊羔倒挂在一棵小树上，往下扯皮，皮已经扯到小羊羔的头部了，小羊羔的头只有孩子的拳头那么大…… “大爷，羊羔子多少钱？” “不卖。 ‘为啥不卖？” “没肉，才几天的个羊嘛……” “那为啥要宰？” “奶不够吃。” “噢…” “一窝羊都留下不行。” “为哈？” “母羊受不了。” “吃草不行嘛？” “小羊还不会吃草呢。” “多大才会吃？” “得一个月。” “没别的办法吗？” “没有。 老人把刀子咬在嘴上，稍稍用了些力把皮从羊羔的头上扯下来，把带血的那一面铺在沙地上。看着剥光了皮的半透明的小羊羔，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你是记者吧？” “不是，我是来‘支教’的。” 显然，老人知道什么是“支教”。 “常有记者来这儿吗？” “有，都是来找牛作孚的。” “牛作孚？” “我们的治沙能手！” “是年轻人？” “不，和我同岁。” “挺出名的？” “没用！” “你说……啥没用？” “再出十个治沙能手也没用！” “为啥？” “谁能把沙子治住？” 我捉摸着老人的话。 “那个老东西把啥都捞上了！” 我期待着老人再说下去。 “名声、女人、钱……都捞上了。” 这些正是我想听到的。 “还白拣了个娃娃！” 我正要听下去，可老人已经干完了手中的活，提着剥干净的羊羔进屋了。接着老人又从屋里出来，把地上的羊皮提起来，好像没跟我说过话一样，没理睬我，重新进屋了。我当然不能追到人家屋里通人家把“故事”说完。我只好又回到学校。 杨老师下课回来了。接下来是中午。中午不吃饭，这使我觉得中午的时间像一块盲区。在银川通常是少不了睡午觉的，而现在我丝毫没有睡意。 我来到杨老师的房间，我们坐在一起说了些别的话。 后来，杨老师说：“我给你接着介绍马珍珍的情况--马小虎在这街上办了个歌舞厅，其实，才办了两个多月……有天晚上，我也在歌舞厅，大家正在唱歌跳舞，突然几个公安人员进来了，问，谁是马小虎？没人回答，我们都但僵地站在那儿，四处看，不见马小虎的踪影……李蓉，就是马小虎的妻子、马珍珍的妈妈，怀里抱着马珍珍，坐在吧台后面一声不吭……公安人员再次问，谁是马小虎？还是没人回答。这时我们听见外面有几声枪响--原来，马小虎发现情况后，试图逃跑，公安人员便开枪击中了家伙的腿子，把家伙给抓住了……我们这才知道，家伙是云南那边某贩毒团伙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家伙被抓走后，李蓉仍然留在马儿庄--后来，就发生了特别奇怪的事情，你猜猜看？你根本猜不着：李蓉嫁给了治沙老人牛作孚！牛作孚是一个七十岁的老光棍！娶过三个老婆，三个都死了，都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大家都说他命硬，天生克妻的命，再没有女人敢嫁给他，从三十岁打光棍一直打到七十岁，想不到……咱们还是先说他治沙的情况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家伙突然成了远近闻名的治沙能手……电视台，报纸，中央，地方，到处的人都来参观、采访，甚至拍电视、拍电影，把老家伙吹上了天……不过，说句良心话，老家伙确实了不起，在这种常年飞沙走石的荒滩上，种了几万棵树，把几百亩荒地改造成了良田！除了牛作孚没人能做到……我想，如果不是一个老光棍，如果不是个认死理的人，如果不是闲得没事干，也不见得能做到，你说呢？当然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接着说吧，老家伙一边植树造田，一边还养羊种粮，几十年下来，可能攒了不少钱，自己又舍不得花……所以--我又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所以，李蓉，就是马珍珍的妈妈，才愿意嫁给他……事实恰恰证明，李蓉就是看上他的钱了，而不是别的。李蓉只让老家伙享了四十天的艳福，就丢下孩子拿上存款跑掉了--事实就是这样！” 我愣愣地坐着，心里有些难受，说实话，这个结局很令我失望，其中没有一点点我希望听到的温馨的东西，或者我愿意讲给读者的，那种浪漫主义的东西…… 连续三天都是大晴天，白天和晚上都没有刮风。 几个老师和我开玩笑说：“你给我们带来了好天气。” 我的心情也渐渐松弛下来了。我已经给一年级的学生讲了三节语文课，学生们已经和我熟悉起来了。这个学校因为学生少，所以有一个不成立的规矩：作业是学生亲自拿来，老师当着学生的面批。下午放学后或者晚上，随时都有学生喊“报告”。 早晨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前排的王明不见了。孩子们告诉我，昨晚上，王明的爸爸来宿舍硬把王明弄走了，把被褥也弄走了。我说：“昨晚上我还见他了？”几个男孩说：“是熄灯以后才弄走的。”--昨晚上，王明和几个孩子来我的房间批作业，我看王明鼻子底下有血斑，可能流过鼻血了，便在脸盆里倒好水，对他说：“来，把脸洗一洗。”而他硬不洗，我问：“怎么不洗？”他说：“老师，水……太多了！”我心里一动，把盆里的水又倒回桶里一些，他才洗了。他洗完后机警地给另外几个男孩使了个“洗”的眼色，那几个男孩便在他洗过的水里洗了脸。可是，这个王明，突然失踪了。 下午，我和杨老师都没课。杨老师要去王明家找王明，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去。”于是，杨老师骑着他的嘉陵摩托车，带着我上路了。 王明家在“上圈”，不到半小时就到了。上圈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沙子已经埋到半墙了，村子周围也已经完全是沙子了，除了那条半隐半露的土路外，四处全是软腾腾的黄沙。显然，眼前的村子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村子，一些残垣断壁表明，已经有不少人家搬走了。而留下来的这十几户一定是无力搬走的一部分。 我们找见王明家。我随着杨老师走进院子，对满院子的沙子我已经毫不奇怪了。院子不小，但只有三间矮小的房子，其中一间的门前被清扫过。我们向那间屋子走去。杨老师喊：“有人吗？”里面传出一个明显带着病态的女人的声音：“谁？”杨老师说：“我们是王明的老师。”女人的声音变得迟缓了：“你们进来吧 我们掀开门帘走过去，里面黑黑的，过了片刻，我才看清楚躺在炕上的女人，她强撑着坐了起来，面容浮肿，乏幽幽地说：“坐下，坐下。” “看你样子病得厉害？”杨老师问。 “不死，死了就好了。”她说。 “啥病？” “满身的病。” “你家王明呢？” 对方低下头，不回答。 “王明呢？” 对方仍然不回答。 “咋不说话？” “今早……出去挖甘草去了。” “走哪儿了？” “可能走……琥珀了。 “他一个人？” “和他爸。” “啥时候回来？” “带着铺盖走的嘛……” “不打算让王明上学了？” “唉，咋上呢！” “不让娃娃上学是违法的知道吗？” 对方低头不语。 “走，我们走。” 杨老师气哼哼地掉头出去了。 我摸出五十块钱放到炕上，踢出来。 ‘咱们找王明去。” 走出王明家，杨老师说。 “琥珀有多远？” “有……二三十里。 “那就走吧。” 于是，我们直奔琥珀。我注意到，天气有些不对了。果然，几分钟之后天上的亮气越来越少了，并且开始刮风。杨老师看了一眼天，说：“妈的，这烂杆天气。”我们没管天气，继续往沙漠腹地深入。渐渐，我的脸上感觉到沙子在“打”了。又过了几分钟，风势变得凌厉了。我看见沙海像波浪一样滚动、起伏，而我们前面的土路像一条飘浮的白带子，忽隐忽现，忽左忽右。有好几次我怀疑杨老师选错路了，我认为朝别的方向走才是正路，而事实证明杨老师才是对的。如果不是杨老师有经验，我们早就陷进沙海里了。杨老师说：“陈老师你别紧张，可能马上有沙暴！”我朝背后看，坏了，天际间有一道浓黑的沙峰正在向我们席卷过来，天色突然暗了许多，我脑海里冒出了铁扇公主扇动芭蕉扇的情景，我说：“糟糕了，已经来了。”杨老师停住摩托，说：“快，跟我来。”我和杨老师扔下摩托，向不远处一堵背风的沙坎下冲去。几乎是在一瞬间里，天地完全黑了下来。漆黑如夜。杨老师紧紧拉着我的手，大喊：“快趴下。”他的声音被横扫而来的狂飙吞噬掉了。我们趴在沙坎下。我顺势脱掉外衣，裹在头上。我感到胸口被一块巨石压住了，难以呼吸了，而且浑身的皮肉发麻。我感到自己完全被一种不可想象的大力量--或者可以说是大自然本身--镇住了。我觉得自己此刻和一只麻雀、一只蚂蚁没有丝毫区别。我的曾经丰富多彩的内部感觉此刻单纯到只剩下一丁点苦涩了。那甚至并不是人特有的苦涩，而是一只麻雀一只蚂蚁也会有的苦涩。我想，自己只是恰巧与这个世界上的无数种灾难中的一种--沙暴，相遇了而已。我已经坦然地准备好葬身沙海。我并不觉得这有多么了不起，至少我确信这无助于活着的人更多地认识沙暴这一种灾难。事实上，我的意识是空白的，或者说我的所谓意识不过是我渺小的身体对密如雨注的沙暴和浩翰苍穹的被迫承受…… 万幸的是，我承受过来了。大约十几分钟后，我们感到轻松了，眼睛可以睁开了。杨老师的声音很清晰：“是龙卷风。”我说：“我以为今天完了。”杨老师站起来，说：“我不应该带你出来。”我站起来时，感到双腿发软，我说：“没事。” “还去不去琥珀？”杨老师问。 “……还有多远？” “不远了，马上就到了。” “那就走吧。”我说。 我们回到沙坎上，摩托车不见了。“可能让沙子埋住了。”杨老师说。我们在原地方翻刨了好一会儿，也没找见摩托车。于是，我们在周围寻找。结果，我们在大约一百米开外的地方找见了摩托车。显然是被龙卷风卷走的，幸亏掉在一难大沙包上了，摩托车完好无损。杨老师语气不安地说：“刚才……咱们幸亏躲在背风的地方了……” 龙卷风的余波犹在。 我们重新上路了。 我们找到了琥珀。 而琥珀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琥珀甚至不是一个村子。 你看不到任何明显的标志。不过是沙漠的延伸而且。惟一不同的是，这里尚没有完全被沙化，可以看到一些草甸子，有沙蒿，有甘草，尽管所剩无几了。到处是几尺深的坑坑，每个坑旁边都有一堆沙子。杨老师说：“这都是挖甘草的人干的。” 远处，有几个人影。 有哭喊声隐隐传了过来。 看见我们后，几个人向远处跑了。杨老师说，把我们错认成公安局的人了，以为我们是来抓他们这些挖甘草的人的。 谁有哭喊的那个人没跑。 哭喊的人竟是王明的爸爸。 杨老师认识他。 杨老师扔下摩托车，大声问： “怎么了？” 王明的爸爸只是哭。 我看见，他怀里抱着个孩子，那孩子七窍流血，面容模糊，眼睛里、鼻孔里、耳朵里，全是血色的沙子-- 我不相信那是王明！ 然而，那就是王明。 就是那个瘦小的王明！ “怎么了？” 杨老师的声音都变了。 “狗日的龙卷风……狗日的龙卷风啊……龙卷风…” “我不应该叫他来呀，我是混蛋呀……” “龙卷风狗日的你瞎了眼了！” 王明的爸爸只是哭…… 回到马儿庄，我们向校长汇报了情况。然后，我来到邮局，给银川家里打了长途，接电话的是我女儿伞伞，“喂……”是她的声音，嫩嫩的，甜甜的，我没有像往常那样马上说话，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拖着怪腔让她猜“我是谁？”“喂……”她有点奇怪了，我才说：“伞伞，我是爸爸，叫你妈妈……”我听见伞伞在喊：“妈妈，来，我爸爸……”--“喂……”这次是我妻子高原的声音，亮亮的，净净的，而我竟张不开嘴，像得了失语症，我听见高原问：“喂，怎么了？”我这才勉强发出声音：“银川刮风了没有？”高原说：“银川天气好好的……你声音怎么不对劲？乏不拉耷的？”我说：“没事，这边刮大风了，是沙暴……”高原问：“你没事吧？不行就回来。”我答：“我没事，挺好的……”高原说：“我们也挺好的，别担心……还有什么？挂了？我的锅糊了！” 当晚，宁夏电视台播发了龙卷风的消息：今日下午四时许，我区盐池县马儿庄境内出现一次历时十五分钟的特大龙卷风，造成四十九间房屋裂缝，十间揭顶，两棵高约十米、生长三十二年的大树被拔起，五人死亡或失踪，牛羊、鸟雀被刮死者不计其数…… 过了许多天，我差不多不再念叨王明了，我请马珍珍带我去拜访她爷爷。她家不在马儿庄村子内，而在距离村子约五六里的名叫葫芦滩的低地里。 我和马珍珍从学校开始走，先翻过一道长长的沙堤，然后便看见了葫芦滩。那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成排的杨树，成排的柳树……密密的灌木丛；脚踩在地上的感觉也渐渐不同了，我想，这才是真正的草甸子呢！由芨芨草、莎草、苦豆子、甘草铺成的草甸子。有一种墨绿色的草，一丛一丛的，随处可见，我叫不上名字，我问马珍珍：“这是啥草？”马珍珍说：“是老瓜头，还没开花呢，开了花好看的很，蓝蓝的… 我看见了林带中心的两间平房。 “老师，那就是我家。” “老师来了，爷爷……” 马珍珍先对我说，接着喊。 我终于看见了远近闻名的治沙能手牛作孚老人。与我想象的竟很相似，脸盘宽而黑，眼神里透出一股子犟劲儿，说话声音洪亮，只是腰明显驼了。“是陈老师吧？快来快来，我们珍珍回来老夸你着呢……”老人爽快地说。我说：“您老身体挺不错的。”老人马上说：“到底不行了，过七十的人了，不过，能吃能睡，啥病没有…” 走进其中一间屋子，我颇为吃惊，令我吃惊的不过是“清爽”二字。在马儿庄，几乎所有的屋子里都少不了一样东西--沙子。窗台上、家具上，甚至锅里碗里，随处都能看到沙子。而在牛作孚老人的屋里我确实找不见丝毫沙子。地上铺着砖，砖缝里干干净净。炕上的被褥也很整齐。炕后面的墙上贴着几幅退色的剪纸，很生动。 “是您剪的吗？”我问。 “我没那水平，是珍珍妈剪的！” 想不到，老人竟毫不忌讳。我不好意思多问什么，便继续盯着那几幅剪纸：不同形状的兔子和不同形状的猴子……虽然退色了，而灵气依然，生动依然。 “我属兔，她属猴……” “谁属猴？”我有意识地问了一句。 “还有谁，她妈。” 老人指着旁边的马珍珍。 马珍珍正给我端来一杯水。 “她妈还回来吗？”我问。 “不回来了……走了六年了。” 我并没有从老人眼里看出一丝幽怨。 “外面玩去珍珍。”老人说。 珍珍很听话地出去了。 “当时，没留下啥话？” 这样套老人说话，我实在不好意思。 “没有。”老人简单地答。 “我听说……”我欲言又止。 “拿走了三千块钱……其实，箱子里的钱比三千多，只拿了三千，不过就是个路费嘛……”老人把面前的煤油灯点着了，手上握着个青铜烟瓶，动作缓慢。 “都说她把我骗了，我不这么看……我倒觉得，她是看得起我。”老人使劲吸了几口“水烟”，然后持重地说，“退一万步想，她起码相信我是个厚道人，对不对？要不然，她咋敢把亲生骨肉撇下呢……反正，不管别人咋说，我是这么想的。” 我使劲点头。 “就算她是个骗子，谁先骗的她？马小虎不是我们马儿庄的人吗？是谁把人家姑娘骗到这种……栏杆地方的？” 说到这儿，老人动情了。 我不想再提别的问题了。 后来，我和牛作孚老人成了朋友。我应邀从学校搬到林子里来住了。马儿庄街上的一些人，比如那个走路令人想起鸭子的矮个男子，那个说“再出十个治沙能手也没用”的老者，还有学校的一些老师，总想从我嘴里套出些关于老人和李蓉的风流韵事，总喜欢这样问我：“老家伙给你说了没有，那四十天，他到底弄成过几次？” 我总是胡乱应付过去，而事实上老人的确给我讲了许多--他和珍珍妈那短暂的夫妻生活，甚至他和前面三个妻子之间的一些趣事……有很多值得一讲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一直没心情讲出来。每天我和马珍珍走在学校和葫芦滩之间的路上，我教她唱歌、给她讲故事，她呢，给我背课文、跳舞……有时候，我们会谈起她的同学王明，她总是用地道的马儿庄话问我：“老师，以后我还能见着王明吗？”我只好如实说：“见不着，永远也见不着，因为他已经死了。”马珍珍就沉默下来了，就像在课堂上，一个问题她并没有听懂，却不得不沉默着 有时候我们还会谈起她妈妈。 “珍珍，知道你妈妈走哪儿了？” “当然知道，回她家了！” “她家？她家在哪儿？” “在南方呀。” “南方有多远？知道吗？” 马珍珍就伸开两只胳臂说： “这么这么这么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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