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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镇长老杨在镇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小丁那次找到他，他也很难过。沉吟了好久，说： “我去同镇文化站商量一下。” 商量的结果，是小丁到镇文化站做“费用工”，也就是从文化站的事业经费里给临时雇用打杂的人支付一点劳务费。费用工不在编制里，一般也不允许长年固定。老杨说，先做了再说吧，以后慢慢设法。镇文化站已经有了一个打杂的，叫洪艺兵。小丁后来听说这名字是“文革”初期改的，先前叫洪一鸣。改成这样，是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意思。洪艺兵给人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伸缩，他一旦见到人，就永远是点头哈腰微笑。他戴着近视眼镜，有时眼镜被水汽蒙住了，看不清，但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使从一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身边走过，他也无一例外地点头哈腰微笑向她致敬。别人跟他说话，他也永远是无比荣幸地点头哈腰微笑，不管别人说什么，他自己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对的，是是是，对对对……”有时候别人向他问路，或打听什么事，他也这样点头哈腰微笑地“咿咿唔唔”。别人就以为他在敷衍，难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马上就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恨自己耽误了革命同志的大事，痛心疾首得让对方不知所措。平常他主动开口说话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便往往是检讨。检讨又往往过分。比如，写字的时候，偶然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会连连说：“该死，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类似的话要说上半天，声咽气绝的样子，说得很悲惨，文化站从领导到群众以至半条镇街人人都听到，听烦了，反倒来劝他，安慰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决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请他千万放心，放一百二十个心，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他于是才逐渐平静下来，别人也于是安生。洪艺兵从烧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什么都做。他做得尽心尽力，又能干，没有第二个人能代替他。那两年，文化站的主要任务就是写语录牌，画领袖像。一个小小的镇子，街头巷尾，凡是能写字画画的地方，都留有洪艺兵的手笔。即便这样，洪艺兵也只是个临时工，不能转正。原因就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是本县人，老屋在山里，解放前是个大户，在镇上开得有店铺，所以能送她到镇上念初中。有一回学校组织一个什么活动，把学生带到高镇子几十里路外的城里，她就在那一回跟城里的一个什么人跑了，一去没有音讯，到土改时候，带了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回来，说是她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就再没有二话交待。那时候，她老子在乡下已经划了大地主（兼工商业主）。老屋她是回不去了，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抚养儿子成人。这“儿子”便是后来的洪艺兵。然而关于他老子，镇上是有传闻的，说是国民党的官吏，解放前夕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抛下了洪艺兵母子。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并没有经过认真查实。总之洪艺兵的来历很复杂。 尽管如此，镇革委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宣传队”（就是后来的文工团）。这主要得力于洪艺兵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 十几年间，他们母子两个蟋在一间低矮的披厦里（这披厦原是洪艺兵外祖父在镇上开的南杂铺堆放柴禾的，这南杂铺土改时没收归公了），无声无息地过日子。偶尔有人见过洪艺兵母亲在镇外河边洗衣服时，用(木芒)捶一边捶着河水里的石头，一边口里喃喃地连发恨声，骂“婊子，婊子”。一旦发现身边有人，就立即住了口，慌慌地做出似乎在河水里摸索失落了的东西的样子来掩饰。此外，她从没有给镇上任何人看过难看的脸色。 洪艺兵则因为读书到高中毕业，比他母亲更有文化，做人也就比他母亲更有特色。 本来，有了洪艺兵这样的人，小丁就完全是多余的。但洪艺兵却另有重任，镇上决定调他进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是“文革”最闹热的年头办起的，很神圣的。进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艺兵能进去，差不多是个奇迹。 当时，负责组建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是徐光荣。他祖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所以他说话做事就很大胆果断。洪艺兵最后终于参加“宣传队”，就是他拍板决定的。他在镇革委表态说，我是让他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敢干别的，我就先灭了他！他对洪艺兵说：你好好干，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洪艺兵调进宣传队之后，没有让徐光荣失望。他一如既往，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都永远唯唯诺诺。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洗，他脸上也会毫无难色地接过去。他做所有的事都极其认真，瘦骨嶙峋的手精确而热情地工作着，活像一架永不停息的机器上的杠杆。他的工作是舞台美工，但每到一个地方，卸车、装台，常是他唱独脚戏，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又让他管大幕。有一回他实在熬不住，该关幕的时候他睡迷糊了，别人帮着关了幕，接着是七手八脚的换景。他被换景的响动闹醒了，发现上一场已经演完，赶紧去关幕，结果却把幕拉开了。刚刚演了阿庆嫂的那位女演员因为下场要演江水英，卸了先前的戏装，还没有换上新戏装，只穿着个大红裤头帮着搬道具，幕布突然拉开，两条光光的大腿一下暴露在台下的众目睽睽之中，羞得她一头钻进正准备撤下去的春来茶馆的茶桌底下。那茶桌做得不规范，矮而窄，她上身进去了，红得灿烂的臀部却无论如何拱不进去，成为一个鲜明的“三突出”。台下顿时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在宣传队，洪艺兵最恭敬的自然是徐光荣。 省地矿局的一个勘探队在本县某地发现了盐矿，这件事成为一桩证明“文革”伟大胜利的大新闻。宣传队为了及时配合反映，由徐光荣带了编创人员赶赴当地去体验生活。住了些日子，大家有些消沉，觉得光是找矿这件事，编不出什么节目来。徐光荣急了，说，怎么编不出来，关键是你们缺乏工农兵感情。几个人不服，说，那你试试，你有感情，你祖辈是农民，你自己做过泥水匠，也就是建筑工人，又当过民兵，还是连长，工农兵全了。徐光荣挺了挺身体，慷慨地说，试试就试试，工农兵可以改造一个世界，还编不出一个节目？不过两天，他召集大家开会，说，节目已经有了。取材就是这次盐矿被发现的真实故事：当地供销社一个女营业员偶然尝出商店后面那口水井的水有咸味，就去报告了正在这里搞矿产资源普查的勘探队。从而使他们真的勘探出一个储量丰富的岩盐矿，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丰硕成果。 徐光荣的节目就是编一支歌歌颂这位女营业员。他把歌词完整地想出来了： 我是供销社里营业员， 找矿报矿人人要上前。 商店后面有口井， 井水有点咸。 估计里面可能有盐， 赶快报告勘探队， 为世界革命作贡献，作贡献。 徐光荣说完，二目如炬，很兴奋昂然地看着大家，等着掌声响起来。 第一个表态的是洪艺兵。 “好！”他大喊了一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完全达到了样板戏的水平！” 但洪艺兵的表态是唯一的，没有得到响应。其他人大都定定地看着徐光荣，牙根紧咬着，脸色有的铁青，有的通红，就像便秘的人蹲厕所想释放又未释放出来时的那种样子。徐光荣把这表情理解成一种心灵受极大震撼的无声的激动，他于是举手指了指作曲的郑风： “既然大家喜欢，那就这样定了，你抓紧把曲子谱出来。” 郑风一直把头伏在桌上，两个肩膀地震似的抖动着，终于压制不住，一下仰起身子，放肆地笑出声来，两只眼角早已挂着憋出的泪水。他一放肆，其他人也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爷呀娘呀地乱叫着，满屋子打滚。 只有徐光荣和洪艺兵很庄严，横眉冷对千夫指。 在徐光荣最终离开宣传队之前，洪艺兵有过一段大红大紫的日子。 那段日子洪艺兵和徐光荣如影随形，徐光荣不管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地带上洪艺兵。洪艺兵的话明显比先前多了，常常是徐光荣说上句，他就补充下旬。徐光荣的话多是大白话，而洪艺兵恰恰是个引用政治术语的狂热分子，对徐光荣就起到极大的烘托和拔高的作用。大家于是喊他做“政委”。他听了，起先还做脸做色，要大家“莫发胡说”，后来就渐渐坦然。 他那种习惯性的点头、哈腰、微笑，有些吝啬了。吝啬归吝啬，依然是有的，但主要是面向徐光荣以及比徐光荣更重要的人。对一般人还是会尽可能做，只不过总让人觉得有些偷工减料，不能把戏做足。 他竟有了求偶的迹象。他进宣传队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母子两个却从没有在人前提过婚娶之事。 如今，表面上看，洪艺兵依旧没有一点区别的对每一个人都有求必应，但常常是为女人们做得更多也更主动。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女人们总是依赖心重，娇气，需要帮的事也确实多些。比方乡下的河，常常要蹚过去，水急了吓人，天冷又冰人，脱鞋脱袜持裤脚也烦人，于是不管老的少的，就都让他背过去。又比方剧团日子没有规律，早上起得晚了常常错过食堂开饭时间，特别是女演员又少不得零食，这些事，都由他包了。 终究也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让他这种看起来似乎无一例外的殷勤露出了别有用心的马脚。 徐光荣灵感突发写出那首女营业员找矿歌的歌词后，充分认识到诗原是人人可写的。于是就决定发动全宣传队的人都来写诗，而且规定了任务，每人至少一个礼拜要交一篇。如果宣传队人人都是诗人，他就不仅仅是宣传队队长，还是当地诗坛领袖了。 那正是一个诗的年代，滚烫火热的豪言壮语铺天盖地。宣传队大多数人东一句西一句地乱摘，轻轻松松就打发了徐光荣。也有老实的。就不知所措。拉手风琴的周燕就是一个。周燕的母亲名声不好，原因是离过两次婚。先前住在城里，后来带着周燕到镇上来，嫁了县中学的一个老师。周燕拉手风琴就是那个继父从小教会的，她也就因为这个特长招进了宣传队。她在整个镇子，公认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也就最惹眼。她自己平常却总是不声不响，没有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找处安静的地方拉琴。她很求上进，进宣传队不久就写了人团申请。徐光荣号召写诗，她就真心地希望自己不但一个星期能交出一首诗，最好一天能交七首诗。但她又实在不晓得怎样写才好。跟别人那样瞎抄，她又不敢。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纸上却一个字也划不出来，她只有急得抹眼泪。 洪艺兵就是在这时候现出原形的。有一天，趁周燕的寝室没有别人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塞给周燕抄了交任务。 周燕进宣传队住集体宿舍之前，跟她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他们家就在镇街上文化站紧隔壁。镇街都是旧房子。房子与房子之间是板壁，洪艺兵在文化站打杂时落脚的那间办公室，正好是周燕睡觉的屋子。周燕的继父就经常在那里教她拉手风琴。周燕那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洪艺兵对她起先没有怎么注意。忽然有一天，他听出隔壁的响动有些异样：风琴声停了，然后是很可疑的静默，然后是周燕很细很轻的挣扎声。好多年过去，洪艺兵一直很清晰地记得周燕当时很凄惨又很压抑的喊声：“不要！不要！我痛！”这声音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额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他记得很清楚，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而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离了镇街，在镇外的农民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大家自然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但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包括自己母亲说起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的事实，使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莫名的亲近感。随着周蒸日益出落成人，这种亲近感又常常引起一种莫名的骚动。在宣传队他其实最情愿帮助的就是周燕，但周燕却是得到他帮助最少的一个。周燕不需要任何人背她过河，周燕从不吃零食，周燕绝少剧团女孩子惯有的恶习。但是这一次，周燕应该是需要他的帮助的。他这回是真心诚意的，没有丝毫表演的意思。也许有一点奢望，但肯定不是主要的。 他想错了。周燕还不到能够跟他沟通的年龄。周燕那时一心想做革命青年，一心想要抹掉母亲给她的生活涂上的污点，她不能做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徐光荣的事。 周燕把那首诗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徐光荣，揭露了洪艺兵的丑恶嘴脸。 徐光荣当时的态度远没周燕本人那么激烈。他觉得周燕只要不全文照抄，学习学习也不是环事。洪艺兵的用心终究说不上恶毒，诗大歌大颂大好形势，我都未必写得这么好嘛！把周燕说得疑疑惑惑直眨眼睛。 徐光荣对洪艺兵的偏爱是明白无疑的，倘不是紧接着宣传队改成剧团，随即又更换了团长，洪艺兵的梦很难说圆不了。 这个镇跟邻省的一个镇交界。每年两个镇的文艺团体都要举行互相间的慰问演出。本来，每次都是由镇上的主要领导带队（这时候宣传队就改叫了“慰问队”）。逢到各自举行的欢迎和欢送一类仪式，都是由这位主要领导致词，宣传队的领导只负责演出。当了几年队长，徐光荣渐渐地有了不满足。在宣传队，他凡事做主，凡事说了算，做惯了主角，没有做配角的心理准备。因而，逢到慰问这一类重大的外交场合不让他出头露面，他岂能不觉得委屈。 恐怕也是他的劫数到了，这一回他实在克制不住，镇上带队领导刚刚说完，掌声还没有完全停止，他就主动站起来，高举起斟满酒的杯子，红通通的脸上满是激动，说：“各位，我再补充一句：我们两省两镇是邻居，又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真正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满场愕然，继而就爆发出大笑。本镇的人晓得他就是这种水平，心实是诚的；外镇的人以为他在剧团是专演丑角的，说话幽默。 镇上带队的那位领导很愤怒，回来汇报，就上纲到政治事故。一研究，把徐光荣免了，去管农贸市场。这使他的演讲才能得到一个尽兴挥洒的地方，又不至误什么大事。 徐光荣走后，宣传队正式更名为剧团，派了刘宗吾来当团长。刘宗吾原是教师出身，“文革一开始前就担任县文教局副科长。后来受到冲击，下放回原籍，这次是落实政策。“刘宗吾”这名字听起来就是学究，他说话咬文嚼字，开会讲话，一定事先写好稿子，其中凡讲到自己的地方，不是说“我”，而是说“卑职”。 剧团换了新领导之后，洪艺气忽然觉得迷茫和空虚。刘宗吾虽然并没有怎样为难他，但肯定也不可能像徐光荣那样成为他的靠山。他的背脊一下又弯了下去，点头哈腰微笑又变得极规范化普遍化。政治上也更其严谨。“政委”是断不敢当了，但“政委”的原则性却是更加坚定了。 这反倒恰恰给他惹了祸。 那一年林彪出了事，按规定已经传达到了公社一级的干部，实际上满天下已经沸沸扬扬了。那时候小道消息正值鼎盛时期，是一般人得知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洪艺兵是绝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从不参与这类私底下的七嘴八舌，他的消息也就很闭塞。那回剧团加餐，喝酒前，他照例端起酒杯，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本来“红海洋”那个热潮已经过去了，但洪艺兵却坚持恭敬如仪。他这样做虽然不时兴，但也没有违反什么禁令，大家也就一直由他。而这一回，他却犯了大忌。 刘宗吾吓坏了。他是听了正式传达的。虽然他晓得洪艺兵并非故意唱对台戏，但这样的事一旦传出去，自己是要担责任的。他于是只有向镇上报告。镇上也晓得洪艺兵一向的为人，就让刘宗吾找个理由把事情掩盖过去。刘宗吾于是找洪艺兵谈话，说：“要是上面来人问你那天聚餐的情况，你就说你喝醉了，说过什么话都不记得了。”洪艺兵很疑惑，说：“那天我没有说什么，就是给大家敬酒前先敬祝了毛主席，又敬祝了林副主席，当时我还滴酒未沾呢。”他没有翻供，镇上也就只有来人，来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那天你肯定喝醉了，说过什么肯定忘记了，云云。他却更焦急，更严肃地反复声明：我给大家敬酒之前根本没有喝酒，不先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敬祝林副主席他老人家，我怎么能先喝酒呢。 不管你怎么给他挖沟，他的水就是不往那儿流。这就不能不引起别人对他的怀疑了：他是真不晓得，还是故意装戆说反话！上面于是决定：发动群众，查他一查。 洪艺兵后来很不明白，这么多年来，他在剧团，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巴结得不能再巴结，却不晓得为什么，别人对他积聚了这么大的仇恨，个个同仇敌汽。 男演员们最为愤慨，对他声讨最烈的是他“是不是打过周燕的环主意，是不是癞蛤蟆想过吃天鹅肉”。那些他曾如同母亲般地孝敬过的女演员们也不甘心被他冷落，全体奋起，呼天抢地。那个被他暴露过仅仅穿着大红裤头形象的阿庆嫂问：“那次你是不是故意的？”那些下过河被他背过的人也同样声色俱厉地逼问：“那次你的手为什么搂得那么高？” 洪艺兵自始至终没有抗辩一句，对所有的控诉他都一律点头称是。 换了别人，也许就很难把人再做下去了。但洪艺兵从小就是在别人的鄙视下面长大的，让他矮人一头，他把身子缩一缩就是，早已惯了的事，不难。 进了剧团，实在是他走了运。他在这里总是遇到贵人相助。徐光荣之后，刘宗吾对他实行的也是温和政策。毕竟是读书人，凡事总是多些人情味，对他们母子的身世，他心底里其实是颇同情的。现在洪艺兵在他手底下，怎样的提携，他是没有徐光荣那样的魄力去做，但不把他整得太苦，并且尽可能给些实在的起码帮助还是可以的。以一个老年人的心情，他觉得洪艺兵最大的事是成家。暗中，他跟老伴商量，为洪艺兵物色了一个对象。 这对象便是李月娥。当时她同李欣一家僵持了好长时间。刘宗吾内人是李欣的姨妈。能撮合洪艺兵和李月娥，可收一举四得之功：解亲外甥之厄；饱洪艺兵之饥；让司法部门体面下台；使李月娥得到真正可靠的归宿。先前人们没有发觉，或者是没有往这方面去想——洪艺兵有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天庭饱满，地廓方圆。又有副高出一般人的身材，宽肩窄腰，长臂长腿。平时他又很注意边幅，浑身上下虽然满是补钉，但很干净，很合体，文文静静，清清爽爽。真要是挺直了腰板，换一身新衣，抖抖精神，原是很潇洒的一个男人。年纪大几岁，比那个轻薄的李欣倒更显出几分男人的沉稳。 刘宗吾唇然成功了。这在镇内外成为一段佳话。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怀了极诚恳的好心去帮人，结果却糟透了，坏透了，几乎等于惨害。完全不是始料的那种样子。 洪艺兵同李月娥的婚姻，根本就是一场灾难。这一次的问题同情感没有关系，他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物质性的，是最基本的自然需要。然而，结婚使洪艺兵得到有保障的性满足，却给他的食欲带来了可怕的危机。 洪艺兵一直就有着惊人的食欲。他的粮食定量远不够他的需要，母亲的定量匀给他一半，仍不够。母亲死后也同时带走了她的粮食定量，给他留下的是永远的饥饿感。他似乎从来就没有吃饱的时候，动不动就因为能量的缺乏脸色发白，冒虚汗，很厉害地痉挛。他平时谦恭卑微、低三下四，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的面部就现出了咄咄逼人的凶猛甚至狰狞，眼睛闪闪发亮，牙骨强而有力地格格作响。他最向往的是下乡演出的日子，吃饭不必交粮票而且管饱，最激动人心的是那些用巨大的瓦盆盛出的实实在在的大块肥肉。出于一贯的谨慎，他不敢抢先，极力控制住自己有节制的动作，以至于全身微微颤抖。但一旦行动，使极有效率，完全是一种“鲸吞”。一顿饭将完未完，别人将走未走的时候，他便往往失去最后的耐力，迫不及待地问：“你们不要了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便猛扑上去以风卷残云之势用自己的舌头把桌上的所有碗盘盆钵清理个一干二净。 婚姻剥夺了他作为单身汉仅的这最后的一点快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李月娥一下子给他带了三张嘴来：她自己，她从异县带来的那个女儿，她同县委秘书生的女儿。后者因为她同本县司法和行政当局的对抗，有关方面没有给她报上户口，使之成为“黑人”。不久，“黑人”又有增加，那是她同洪艺兵生的儿子。这一次有关方面又按第三胎计算，以超生（当时的政策允许生两胎）为理由不上户口。事先他们已经晓得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洪艺兵坚持要一个自己的儿子——并且一定要是儿子。面对着李月娥高耸起来的腹部，他已经在为儿子设想这样的前途：省级以上的行政长官、司令官、科学家或者至少是国际性乐队的指挥，以使自己黯淡的人生在儿子身上得到有光彩的补偿。为了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们所有的收入，只能用来买口粮。有限的定量粮之外主要依靠黑市粮。为此，他们不得不把其他的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洪艺兵总是光着膀子做事，以减少衣服的磨损。下乡的时候，在石头嵯峨的山路上，他脱下鞋子，把鞋带连接起来，挂在脖子上。脚板则被尖锐的石头划得鲜血淋漓。他的道理很正确：衣服鞋子坏了要钱买，皮肉破了自己会愈合，如果要上医院，也是有公费医疗的。 饥饿甚至使洪艺兵近于疯狂。有天半夜，从他家里传出惊动半条街的吵闹声，那个夜晚，他把李月娥打得死去活来。原因很简单：李月娥起来小解，弄醒了他的梦。而他当时梦见的是自己刚刚在一张堆满了巨大的红烧肉块的桌子边坐下来。 洪艺兵喜欢梦境的暧昧——这梦境常常因饥饿而引起；他不喜欢赤裸裸的有限的现实情景——那往往就是尖锐的饥饿本身。 洪艺兵和李月娥常常这样吵扰得四邻不安。打闹的原因，洪艺兵从来是缄口不言的，但李月娥却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因此大家都很晓得，多半是为了吃饭。李月娥买东西时被短少了斤两，李月娥淘米时不小心倾出了米粒，李月娥对财政支出和粮食库存拮据状况的抱怨等等，都可以是战争的导火线。而一旦战争爆发，洪艺兵便毫无节制决不手软。战争的高潮是摔东西。李月娥摔的是洗衣板、(木芒)捶之类；洪艺兵摔的是有极大反响声的水瓶碗碟。李月娥于是就绝望而恐惧地悲号：我摔的都是摔不烂的东西，你怎么能掉水瓶呢？你怎么能摔碗呢？你真是心狠手辣！你真的不想过了么？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人跟人的关系也真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因缘。连李月娥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为什么偏偏怕了这个洪艺兵。在他面前，她不由自主地就成了一个软弱的女人？洪艺兵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对所有的人都逆来顺受，为什么竟有一天居然得到驾驭一个人的权威，并且随着日子的推移，从肉体到意志都得着了对别一个人的完全的占有。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是可以听任他肆意压迫的。他的对命运的从不流露和那饱满充盈的不公正的感觉，终于得着一条可以尽情宣泄的出路。婚姻使他面临了物质的极大贫困，却使他的精神获得某种程度的胜利。这恐怕是他的明显不幸的婚姻的一份意外的幸福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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