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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话。 县委书记离京前夕挂了个长途给县委办公室值班的文书。 “……我现在在京西宾馆……” 几千里外，县委书记向来严肃的声音十分清晰。“京西宾馆”几个字又格外清晰，便是聋子也听不错。 他先前是县委副书记。李芙蓉离任去县人大后，由他接任县委书记。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因而踌躇满志。 “哦，——是的。” 文书不自觉地立了一个正。他转业到地方不久，还保留着许多部队上的习惯。同时，“京西宾馆”是很吓人的。 “……我明天一早乘飞机回去，明天下午到家。你分头通知一下，在家的常委，明天都不要出去了。已经出去了的，请他们一定赶回来。明天晚上，开常委会。这是一。” “是的。” “二，你再给各公社挂电话，要些情况，我在常委会上用。电话一定要你自己打，不要假手别人，免得不可靠。你记一下……” “是的。” 文书本应告诉县委书记，他一直在记。但他很激动，忘了说。县委书记后面的交待，对他的信任是明显的。在这样的信任面前，一个军人献身的勇气一下子可以增加十倍。 接完县委书记的长话，文书马上就让县长途台接通各公社的电话。他要当晚把县委书记需要的情况内容通知下去，好让各公社明天上午进行统计，下午报上来。否则，事情是要塌把的。 全县十九个公社，办公室有的有人值班，有的没有、只好让话务员转告。许多话务员呵欠连天，声音含糊，睡意都很浓。天晓得她们会不会记得。文书一遍一遍重复着，大声喊，喊得喉咙痛得要死。那边的反应也并没有见得怎么清醒。文书一夜心里七上八下，不落实。 哪晓得，第二天一上班，十九个公社的党委秘书就像在电话里排好队似的一个接一个来汇报了。 “全公社一百九十一个生产队，办政治夜校一百九十二所，有一个是敬老院的；举办党、团员、民兵、妇女等骨干学习班十八期，共培训骨干一千零五十九人次；办宣传栏二百三十八个；书写和张贴大、小幅标语六千九百八十八条……” “你都数过了！”文书不由问。 “怎么，不相信？跟你说，我们是过得硬的。不相信，你可以下来查。” “……哪个不相信？”文书噎了一下，连忙解释，“接下去。” “全公社一千二百五十七亩冬闲地全部翻耕了一次；二千五百七十九亩小麦、油菜全部施了两次肥；一次火粪，一次水粪；有百分之七十的劳力已上水利，目前共完成土（石）方四千七百八十六方；在家的劳力全部投入积肥，已积、造农家肥一十八万九千六百八十四担，挑塘泥九万九千四百五十二担……” “数得这样细？”文书忍不住又问。 “不相信你可以下来查。” 中午下班前，全县的数字就都统计出来了。都精确到了个位数。 2．常委会。 县委常委会完全按照县委书记预想的那样如期开了。一切都很顺利。县委书记搭的班机在省城的机场正点着陆，使他能够赶上从省城回县城的火车班车，到家后赶上晚饭。 晚上七点准时开会。到第二天早上天亮后各自回去漱洗，吃过早饭后又回来接着开，然后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以后结束（午饭和晚饭是吃了的）。时间长了些，但没有法子，因为内容太丰富。县委书记事先把会议议程概括为三个字：一学二议三定。 “学”就是学习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学习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的全部文件。 “议”就是对照革命导师的教导，对照中央精神和全国的先进典型，检查本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实际。找差距，找根源，找有利因素。 以上两项是务虚，也就是吃透两头。做到武装思想，先进一步；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学文件的时候，一位老常委却提出外地的典型经验材料是不是不必在这个会上集中念，以后再另行安排学习时间。这位老常委分管民政、下放干部和知青的安置工作。职务好像不太重要。但他是常委中唯一一个南下的，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级别也最高。大家向来对他是尊重的。县委书记沉吟了一下，问其他常委：“你们的意见呢？”多数人说，还是要学。学习态度里面本身就有个学大寨的问题。 老常委于是保留意见。 “定”是务实。就是定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各项具体事宜。这个议程在第二个晚上十点以后进行的。四千会每年都要开一次，轻车熟路，没有多少问题需要反复研究。只有一件事引起了一点讨论，就是各公社代表住宿地点的分配。县城里只有一家三层楼的正规饭店。按照惯例，是作为荣誉分给几个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区公社代表的。这次，为了突出会议宗旨，县委书记提议变一下，优先考虑照顾几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这几个先进单位当然没有包括全部老区公社。许多同志有顾虑。不管怎么说，发扬革命传统永远是必要的呀。再说，照顾老区的做法，是从中央沿袭下来的，好不好改？中央开会，历来是老区的代表住好些的房子，坐会场上的前排。 要是论开会的世面，县委书记在常委中是见得最多的。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最妥善的方案：把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室腾出一部分来，给几个不是先进单位的老区公社代表住。县委书记记得，那一年举行盛大国庆典礼，就是李芙蓉参加过的那一回，中央就是让几个老区的代表住进中南海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带头腾出了办公室。激动得这几省的代表们几个晚上都一直没有睡好觉。 常委会结束时，绝大多数常委的精神都很不错，能够坚持着摸黑回到自己家里去。只有老常委是提前离会的，还吞了随身带着的硝酸苷油丸子。他有冠心病。 3．标语。 四干会一旦召开，全县各公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一两千人都要集中到县城里来。县城的情况很自然地就会给他们直接的印象。这种印象又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县委决心的认识，乃至他们自身的精神面貌。因此，县委书记强调，县直各机关一定要做出样子，要造出浓厚的气氛。 这项工作在县委常委会上是分工给宣传部长抓的。先前的“宣传组”改为“宣传部”后，更换了主要负责人。小冯调到基层锻炼去了，担任宣传部长的是一位老同志。他土改当区委书记时，县委书记还是区政府的文书。六十年代初放卫星的时候，他负责的那个公社饿死了很多人。责任追究下来，他受到“双开除”的处分。不过，不久上面又有了精神，说是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基层干部，他才又受了“甄别”，恢复了工作。只是一直没有晋升。由于有过那么一段工作关系，他支持县委书记的工作，还是很坚决的。这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 每天一吃过饭，他就蹬着一辆旧车子，去跑县直各机关。催卫生局组织检查团，督促县城各机关、商店、学校清扫环境卫生；催养路段把城里和城外附近一带公路上的坑洼填平；催城建局把人行道上缺掉的水泥块补齐……抓得最紧最细的是他自己的一项创造，就是在临街的所有机关的屋头上，矗立立体标语。这个想法一汇报，立刻就得到了赞赏。 这项事业耗费了宣传部长很大的精力。字多大，什么字体，用什么材料，立在屋头的哪个位置，他都一项一项、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落实。标语的内容基本上反映这个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业局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局就是“农业学大寨”；商业局则是“商业学大庆、学大寨”。没有这种明确的口号，就改用语录，农机局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局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局是“一定要把粮食抓紧”……但是还有不好办的。比如县新华书店，就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合适的语录。几条有关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同时又简洁得宜于作标语的都给文化局、文化馆一类单位用去了。最后，他从中央领导同志作的学大寨报告中找出了一句话：“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虽然不好说就是靠一家书店来提高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但书店总是起了这种作用。因此把这句话作为标语用在书店屋头上，还是贴切的，只可惜，屋头很不争气。 县新华书店原是幢老式的人字形屋顶的二层楼房。这几年，县里学起城里的洋派，开始建平顶的楼房，许多局机关的房子都是后建的，因此，搞立体标语不成问题。县新华书店因为缺少资金，无力重建，只能在旧房的一头加了一截平顶的、每层一间房的三层楼。这截三层楼单独看像座碉堡，跟旧屋连在一起看，就像一艘洋船的骄傲的船头。可是，骄傲归骄傲，却胜任不了这样长的一条标语，太窄。若是把标语立在旧屋的屋檐上，则背后衬着灰黑的瓦，难看得要死。若是立在屋脊上，又起不到宣传的作用。考虑来考虑去，还只有在碉堡似的船头上想办法。 宣传部长看中了这截新建的墙面。盖这三层楼的时候，为了不显得比别个寒酸，书店把有限的资金都用上了。外墙面从底到顶都敷了矾石水泥。除去门和窗户，留出了一条完整的银白色的块面，在新华书店整个这幢房子上，这是块最醒目的地方。他也并不是那么教条主义，当场决定变通一下——新华书店的那条标语立体不成了，就用红漆写在这块墙面上。 本来以为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没有想到，新华书店没有一个成器的人。宣传部长走后，他们用一条索子捆住唯一一个号称能写美术字的干部，从屋头上放下去，让他像开山凿石一样在半空中晃荡着，写完了那条标语。 天晓得！那怎么能叫“美术字”呢。长一笔，短一笔，粗一笔，细一笔，歪一笔，斜一笔。漆又没有收干净，每笔下面都垂着许多细流。有人说，那些字是羞得流汗，更有人说，是气得哭。好生生一面雪白的墙，弄得糊糊塌塌。好像古时候，一个犯人白净脸皮上受了黥刑。 “这是搞破坏嘛！”来检查的宣传部长气得跺脚。把新华书店那位写美术字的专家吓得只差没有下跪。 只得用白漆把那些天晓得的“美术字”盖掉。宣传部长又亲自去请县文化馆的画师来重写。 重写的字自然标准，但终究于已造成的创伤没有大补。那片新刷上去的白漆就像块膏药。这块膏药还很不济事。被它盖住的那些字，过了几天，又隐隐约约地从底下浮到面上来，仿佛不甘屈服，仿佛故意要气气什么人。 4．画师。 平时间得发慌的县文化馆画师成了最忙的人。县城几个街口的巨幅宣传画的制作都落到了他头上。算时间必须加班加点才赶得出来。除此以外，许多单位搞立体标语，还非要他去指导不可。像新华书店这样临时出的事，更是预料不到的。 哪晓得，新华书店的补救任务刚完成，宣传部长又给了个临时任务，让他用字去填县委会大院的围墙。 县委大院很大，门两边的围墙也就很大。当初一心只考虑大门门头上的立体标语，没有考虑到这两条长长的围墙。围墙是临街的。在已经装点得很热闹的街上，这样长的两块寂寞的空白很是惹眼。 “正好有两条很要紧的标语，写在围墙上最合适，你看呢？”宣传部长用商量的口气跟满手油漆还来不及擦干净的画师说。这两条要紧的标语分别是两个战斗口号。一个是中央提的：“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一个是县委提的：“一年上，二年变，三年建成大寨县。” “只怕时间来不赢。”画师低着头，用纸头擦着手。 “用石灰水写。” 这自然要比油漆写快得多。 画师无话可说了。他是正牌子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老子是省里有影响的画家，从小受到很好的培养，写得一手好字，书法作品参加过全省展览。这个人本事是有的，但尾巴也是有些翘的。他的书法参加省展以后，县委书记让县委办公室挂电话，请他给自己新搬进的常委楼的中堂写一幅对联。挂了几次电话，他口头答应好，却迟迟不见人来。县委书记于是让办公室派人到文化馆去请。 “让我补壁当然是看得起我，不过文化馆业务经费有限，笔墨就算是我们垫了，但宣纸和装裱是要花钱的。”画师对来人说。 “那我们回去请示一下。”来人只想到画师搭架子，没有想到还有个经济问题——这原是最不应该成问题的。 请示的结果，县委书记说，全部材料费照付。同时，他让人把对联的内容送去：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不敢写。”画师断然说，“这幅字，领袖的手迹是公开发表的。我再写就冒失了。决不敢。”他最后建议来人到县新华书店去看一看，他记得那里有领袖那幅手迹的印刷品。县新华书店若没有，市里的新华书店是一定有的。 公然驳县委书记个人的面子，这在县的历史上怕还是第一次。不过，像目前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画师还是不敢推倭的。只是把气怄在肚皮里，怄多了，又忍不住发作。 县委大院围墙外面，是公路边的排水沟。从沟里起出的浮土堆在围墙根上，形成高低不平的斜坡。不要说放不平石灰桶，站人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了。三下两下，画师的火气就上来了：“回头我去给县委提个建议，建议他们给中央提个建议，北京紫禁城城墙那么长，把领袖的雄文四卷写在上面，中外人民学起来都方便，世界革命中心不是更要大放光芒的么！” 5．大会报告。 县委常委会议室庄严肃穆。 正面墙上是领袖像，两厢是马、恩和列、斯像。他们又亲切又严肃地在墙上微微向前俯着身子，关注着对一个县的最重大事务的历次讨论和决定。 除了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现任四干会材料组长之外，组成材料组的这几位从下属单位临时抽的笔杆子谁也没进过这间会议室。每年类似的报告是由县委、县政府的秘书班子写的，今年因为要求特别高（县委书记说一定要写出一个四干会历史上最有水平的报告），才抽了他们。他们是全县笔杆子中的佼佼者，只是因为政治条件都不太理想，不适合在党政部门做秘书工作。当年写三百例也是这种情况。现在，除了材料组长大大咧咧地一进来就陷在沙发里外，其他的人面对蒙着一尘不染、一条折也看不见的台布的椭圆形会议桌，面对会议桌周围一圈上了白漆的藤椅，和环墙一周的沙发，都有些局促，觉得手脚没处放。 县委书记缓缓地走进来。再忙，他都是这副沉稳的样子，说：“让你们等久了，坐嘛。” 等大家纷纷坐定之后，县委书记又接着问：“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吧！”他眼睛看着材料组长。 “跟他们讲过了。”材料组长随随便便地从沙发上欠起身子。他有点恃才。曾经有过一个时候，他比县委书记更有希望。只是吃了老婆的亏。那年，准备提拔他担任县委秘书室主任，他正开始同现在的老婆打得火热。上级找他谈话，让他在政治前途和个人问题上作慎重选择——他老婆是伪县长的女儿——他却选择了后者。这才轮到当时跟他同在县委秘书室当一般干部的县委书记上去。 “那好。我先说说我的意见，文章还靠你们写。” 县委书记接着谈了他对报告的设想。全文分几个大部分，每一部分分出几点；每一点分出几层，等等。极其详尽、完整。 “很好，很好。”还没有把县委书记的意见记录完，材料组长就叫起来，“报告出来一半了。” “莫瞎叫。”县委书记横了他一眼，“我只是搭个架子，行不行你们还可以推敲。请你们来，就是让你们都动动脑筋的。这方面，你们是行家。” “你自己就是行家。”材料组长坚持不懈地恭维说。 “我算什么行家，晓得一点路子就是。”县委书记还是板着脸。不过，心里头并不觉得材料组长的话是什么奉承，因为说的基本上是事实。他以前在秘书室写过无数各类报告，于此道是很精的。“当然，那不足为训，”他说，“应该向国家水平看齐。”那些中央大笔杆子把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下来，就能整理成政策条文，逻辑极其严密，而文字又活得很。 要求这样高，大家深受鼓舞。这等于把他们同国家水平等量齐观。几个从学校和文化单位抽来的才子十分激动，很有些士为知己者死的壮烈情怀。 剩下来的便是忧虑，担心辜负了县委领导的信任。只有材料组长摆出一副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架势，一百二十个不在乎。听完县委书记意见后，离下班还有一个多钟头，本来是可以议一议，甚至分分工的。但材料组长让各人回去，安心休息，明天上午再集中。文章千古事，急不得的。早急三年，孙子都生出来了。 材料组长胸有成竹。第二天材料组的人到齐之后，他给每个人分发了一张报纸，分别是好几个省的党报，都用整版整版的篇幅登载着那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全省学大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的要点事先都用红笔划出来了。 “先看一看。看要点就行。看完了，我们的报告就出来一半了。”材料组长把昨天恭维县委书记的话重复了一遍。 大家狐疑地看看他，然后低头潜心研究手上的报纸。然后纷纷举头，若有所思。尽管省份不同，报告人不同，那些报告的要点大致都是相同的。而所有这些相同的要点又都好像早就在哪里见过。他们赶紧拿出笔记本，翻到昨天记录的县委书记的意见。这才明白了县委书记那些意见的渊源。县委书记更高明的地方是集了所有那些报纸要点的大成。 “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大小标题是书记定的，叙述就照这报上的。举例的地方只要改个地名、人名就行了，当然，我们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比方各种数字，就不好照人家的抄。”材料组长指挥若定。谁负责去统计有关数字；谁负责剪刀、糨糊；谁负责誊写。他管总的——怎样剪贴，插哪些话把剪贴之间的不连贯变连贯。 材料组长干得很紧张，很艰苦。宣传组办公室的灯光连着亮了好几个通宵。 他们是在搓麻将。报告的初稿早就写好了。材料组长不肯送审。“送早了，百分之百是要返工的。让你返工是领导的责任。什么意见没有，领导也就不是领导了。” 不过，他们还是打了一个正经的夜班。 县委书记一直忙得不亦乐乎。到报告初稿送审的当天下午才有时间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看完了，他让县委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材料组的几位秀才，晚上仍到常委会议室集中，把报告再扣一扣，他亲自参加。 所谓“扣”，就是通过集体讨论方式，给报告润色。一人念，其他人听，某一句应删去几个字，某一段需加进几个字，边念边听边改，当场定下来。这是报告起草的最后一道工序。不论对初稿满意还是不满意，都必须进行的。 离作报告还剩一天时间了。报告定稿后，还要用一天时间打字、印刷、装订。因此必须打夜作。 这道工序进展很慢。报告跟这个长长的冬夜一样长。半夜以后，才刚刚扣完一半。多数人的脊往渐渐支撑不住身子，开始在沙发上歪下去。到后来，椭圆形会议桌边上只剩了三个人。 三个人中，最辛苦的是一个从县城中心小学抽来的老师。他是教语文的，念起文章来抑扬顿挫，很清楚。所以一开始就指定他一面念，一面照大家的意见在原稿上作改动。他一直正襟危坐，一副深知重任在肩的样子；另一个专心致志的是县委书记。他眯着眼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身子靠紧椅背，不断地向后拗着椅腿。拗着拗着，忽然往前一扑，对正念着的小学老师喊一声：“行了。”然后说出修改意见，然后又重新眯起眼睛，拗起椅腿。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他是下了决心要为伊消得人推停的；只可怜苦了材料组长。这几天，他打牌的手气一直不好。抓了半天牌也定不了口。好不容易抓一手清爽些的牌，算一算又是个小和子。于是狠狠心，想等个自摸翻番，却又被别人抢和了。因此很觉晦气，却不能不陪着。他对县委书记的严谨很不以为然。这个报告是多少笔杆子智慧的结晶，犯得着这样扣么？但他只能腹诽。到后来，连腹诽的劲也没有了。眼睛皮子用手指掰也掰不开。头一下一下像鸡似的向下啄着，忽然一下啄在茶碗上，把满满一杯云雾茶撞翻了。 县委书记刚好在这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要想法子转一下。”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把“转”说成了“短”。 “什么，还短了？”材料组长叫起来，一大半是为了掩饰自己打翻茶碗的窘态。 “转。”县委书记白了他一眼，加重语气强调了一下，但听起来依然是“短”。 报告已经扣到了最后一部分。初稿这一部分的导语大意是“要把冲天的雄心壮志同扎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云云。县委书记嫌有些生硬，要求最好有一两句很精辟、很生动、很形象的话来过渡。 “大家都想想。”他环顾了一下那些被材料组长撞翻茶碗惊醒过来的人们，起身走出会议室。接着，会议室斜对面的卫生间里，响起液体在便池的瓷壁上溅落的响声。然后是一阵令人莫名其妙的静默。大家以为他走了，正想起身去看究竟，他却带着一股淡淡的阿莫尼亚味返回到会议室，脸上的神色很兴奋： “我想到这么一句话，你们看好不好……‘学大寨要像蚯蚓一样埋头苦干，而不能像麻雀一样光会叽叽喳喳’。” 说话间，他的双手还留在裤裆那里，一直到把话说完，才扣上最后一粒扣子。 “好！好得很。”材料组长马上表态。底下跟着响起一片含混不清的喝彩。 “那就写上吧。”县委书记自己也极满意。定睛看着小学老师很振奋地挥笔。把这句话写完，小学老师已经开始念下一段了，哪个角落里又忽然响起一声迟到的喝彩： “好，好，好得很。” 人们为之愕然。那人却竟自用力擦了一下嘴角。那上面有一缕极浓极调的带一点臭味的口水。 报告终于在天亮前扣完。县委书记让小学老师职扣出来的从头朗读了一遍。不觉东方之既白。 “都回去好好睡睡，我放你们一天假。”县委书记精神抖擞。搞一个高水平报告的目的达到了，他很是轻松。“不错，这个报告。”他把一大摞稿纸扬起来晃了晃，“感谢大家。” “谢我们作什么，亏了你扣啊。”材料组长有些谄媚地说。 “怎么好这样说呢，你这鬼家伙。”县委书记显然是开心的。“你还是辛苦一下，回头，报告打（打字）出来，马上给印刷厂送去。要赶在大会结束前铅印出来。你们原定印多少份啊？” “三百。”全县二百来个生产队，加上县直属各单位，存档，以及抄报地委、专署有关部门，三百份这个数字是打得很宽的。 县委书记凝视屋角眨了眨眼睛，咳了一声： “印二千三，要一直发到生产队。另外，要抄报给省委、省革委。” 1．学习讨论。 县城顿时小了一半。全县四级干部熙熙攘攘塞满了窄窄的镇街。 把洗晒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随便地披着的，是公社干部。他们很坦然，不怕这种朴素会使人认不出他们是国家干部；相比之下，大队干部讲究多了。他们大多穿化纤面料的制服，胸前的口袋上，带帽的笔也往往插到两支以上。一旦进城，他们心里总有些羞涩，有些担心别人不晓得他们在乡间是脱产的；生产队长最多，多了也就不值钱。他们自己也不当回事。年轻的一身旧军服皱皱巴巴，胸前的扣子五个掉了三个，毫无顾忌地大声说话。年老的穿着硬板似的、打了补丁的旧棉袄，手老是对插在袖口里，老成持重地弯着腰，不时咳几声。 他们坐船、坐火车、坐卡车和拖拉机，从全县四面八方聚拢到县城里来。全县学不学得成大寨，就看这次会开得怎样了。因此大会纪津要求很严，日程安排也很紧：一个星期里七个夜晚只有两个晚上看戏或看电影，一个是报到的那天晚上，一个是散会前的那个晚上。其他夜晚都是学习讨论。 下马山公社是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单位。他们“一年一大步，面貌大改变”。去年下半年，他们大批判开路，刹住了劳动力外流的歪风。今年，这个人均只有二分一厘田的公社没有一个人外出搞副业，因而双季稻亩产一举从往年的五百斤提高到八百斤，实现了《纲要》。绝对的单位面积产量虽然在全县几个粮区公社中不算最高的，但增产幅度大，变化惊人。他们向来是后进单位，现在一跃成为尖子中的尖子，第一次被人这样看得起，全公社干部因此很自豪，开会开得很认真。每次大会，他们总是早早集合，早早进会场，开会中间，决不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吸烟划火都尽量小心，生怕弄出什么异样，影响会议秩序。似乎这个会是专为表彰他们才开的。散了会，他们也总是走作一堆，俨然的一个光荣集体。 大会简报他们是上得最多的。除了因为是全县第一面红旗外，他们的学习讨论也确是最有质量的。 下马山公社党委书记是小冯，就是原来的县革委宣传组组长。“三百例”写作取得成绩之后，他被派下去锻炼，显见是将有大任的。到基层工作几年后，讲话的韵白中又增加了许多群众语言： “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学大寨，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根本。不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我们全公社干群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要学蜡烛一条心，莫学灯笼千只眼。作为先进单位，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有成绩不说跑不了，有缺点不说不得了。要把鼓励当动力，不让荣誉成阻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不到长城非好汉，继续革命永向前。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钝镰刀割麦子——拉鸡巴倒。” 最后一句话有些突兀，但意思大家明白，即不像前面说的那样做，学大寨就会学不成。至于有些村俗，那是大家从小习惯的。他们感觉到的是书记的激情。 然后是大队干部发言。他们都努力模仿公社书记的风格。公社书记带头发言的时候，他们都很崇拜地看着他那一张一合的嘴，心里暗暗地把那张嘴当作了楷模。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吃大苦，出大力，流大汗，誓把下马山山河重安排……”大队干部们很踊跃。他们许多人事先在县城的新华书店发现了一本好书，叫《工农兵豪言壮语集》，便专门买了来，备发言之需。 只是有点难为了那些上了年纪又没有文化的生产队老队长。不过，既然有了一种风气，那他们说出一两句有水平的话来，也是不成问题的。 “解放前，那年腊月，雪是从来没有的大，风像杀人的刀……”说着，老泪横流。在场的妇女干部先是眼圈发红，继而就用呜咽和擤鼻涕的反响，淹没了发言。 县委书记和其他一些领导先后到下马山公社来听过几次讨论，每次都极感动。 也有跟下马山公社相反的例子。 红旗公社的代表住在县农资公司。公司给他们腾出了一间堆化肥、农药的仓库，不但没有地板，连水泥也没有铺。又潮湿，又难闻，简直是受洋罪。他们全体义愤填膺，却又有苦难言。哪个叫他们是全县倒数第一的公社呢！偏偏又取了个好名字，县委领导一说起来就是：红旗给你们糟蹋完了！ 那么，现在，他们自己也就难免要受一点糟蹋。 不过，他们晓得爱惜自己。分公社学习讨论的时候，他们整整把大半个身子埋在被窝里，只露出肩膀以上的部分，极惬意地靠在墙根上，暖暖的，懒懒的，说着这次大会的花絮。 “喂，你们晓得么，韩英偷（偷人养汉）彭霸天呢。” 报到那天晚上，安排的文艺活动是县剧团演出《洪湖赤卫队》。两天后，他们就清楚了县剧团扮演韩英和彭霸天的两位演员曾经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一切细节。 “还了得，不成了阶级调和么？”有人从地铺上一下坐直身子，奋起批判。满仓库于是一片欢声笑语。潮湿和化肥农药的恶浊气味带来的诸般烦恼便暂时被置诸后脑壳。 县城见闻毕竟有限。讲完，就打扑克。在地铺上分作若干堆，用被子窝着脚，除了开大会，就日以继夜地苦战，打得昏天黑地，把一副达达响的新牌打得面目全非。 他们也有豪言壮语：坐着吃，睡着讲，没有吃，找县长（县长亲自负责大会的后勤工作）。 2．伙食和俏姐儿。 四干会也是展览会。各个公社的脸面都在这里展览。生产上的先进或落后，那已是有了数字做依据的，无可争。但有时候，一个单位是不是真有脸面，并不见得就一定看你是不是大寨社、大寨队，产量过了“纲”，一人一头猪。 要比的方面很多。 例如打扮。那些从靠城市近的公社来的人，总是较为随便大方。妹伢们的头发在脑后像稻草似的一把挽住。男人的帽子不是扣在眉梢上就老是有些歪。即使有专门穿了新衣服来开会的，那衣服也做得可体，只增其色，不损其容。而从偏僻山里来的人，则就像来办集体婚礼的。男人一个个把脸刮得锃光。旧棉袄外面罩着一身簇新的青土布对襟褂子，布扣子一津扣上，最上面的在颈上勒出一道箍。女人一个个都绞了脸，眉毛细细，面皮光光。头发扎紧得连头皮扯起，在发髻的形状上用尽功夫。每只头最少用了半斤生发油，亮崭崭的不像头发，像是头盔。一望而知他们的审美观念，以及由这种观念体现的文化，尚极古老。 例如举止。平原、州地上的人走路总有些拖拖沓沓，满不在乎的样子。山里人走路则像出操，哪怕在水泥马路上，脚也提得老高，好像爬坡，好像生怕被什么绊住。 虽然这两种打扮举止都各有自己的理由，但相形之下，谁该自豪，谁该自卑，却是很分明的。毕竟以“土”为荣的人少。 而最能给脸面造成影响的，头一是伙食，第二是俏姐儿。 四干会的伙食由各公社自办。会议的伙食补助标准是统一的，伙食办得怎样，则要看各公社的经济实力。各公社在研究参加四干会的各项事宜时，伙食问题往往议得最具体。从超过标准的部分怎样摊派到举谁掌厨，都一定落到实处。民以食为天。有没有吃，吃得如何，是最关声誉的要紧事。四菜一汤的规定从来不能执行。大家互相瞟着，六菜一汤，八菜一汤，十菜两汤，两个主荤，三个主荤，四个主荤，日日递增，步步登高，你追我赶，形势十分喜人。在这场较量竞赛中，各公社都是全力以赴。 对比最鲜明的是同住在县委党校院子里的江上公社和长岭公社。 长岭公社办伙食有极大的有利条件。他们是全县最边远的一个山区公社。野味成为他们伙食的一大特色。可惜的是，再稀世的山珍一从长岭公社那位烹调大师手上出来，就都变成了一津的牛屎般的黑色。不晓得这位大师从哪里听说，城里人做的菜所以好吃，主要是得了酱油之功。这使得他把酱油当成了唯一的法宝。至于味道呢，有人形容说是锅里翻了盐船。 跟他们共一个厨房的江上公社就不同了。江上公社在一个州上，因为“以粮为纲”取消了渔业队。这样，可供力、伙食选择的原料也就很有限。除了猪肉，就是白菜豆腐。但他们靠近城市，公社选来掌厨的，是一个在城里的一家馆子做过好几年厨房下手的人，略通一点色香味。虽然算不得什么佳肴，到底有城里的风味。 总之，他们各有千秋。 然而，在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另一点上，江上公社则占了绝对的优势。 江上公社的会议服务组尽是清一色的女知青。这些女知青一个个都好像是过了拣的，高矮、胖瘦都差不多，哪一个也不比县剧团的那个花枝招展的“韩英”差。县委党校在县城之郊。房屋破旧，树木疏落，平日是极荒凉的。自有了他们，这里陡然生辉。害得大会简报组几个后生总是一点不怕脚酸地往这里窜，闭着眼睛给江上公社多上了好几期他们学习文件如何如何热烈如火，表决心如何如何壮志凌云的简报。 而长岭公社服务组的那伙妹子，虽然也是用心拣了的，虽然在山里也是一枝花，但决不能跟江上公社那伙俏姐儿比。事情是明摆的，不服气不行。长岭公社很穷，县里总是照顾他们，不给他们分配插队知青。 而今，长岭公社的干部吃了秤砣铁了心：穷则思变，穷也要穷得有志气。一旦县里有知青指标，一定不再要他们照顾。再困难也要养批知青，主要是女知青。 3．保长。 大会一开，材料组搞报告的那班人就算是基本解放了。大会中间，他们还要负责搞一个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好搞，还是三部分：一部分是谈谈大会的收获；二部分是归纳出几条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三部分是从加强领导的角度谈几点要求以及交待一些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具体事项。这三方面，材料组长心里早就有了底。收获部分按照需要分摊给各公社秘书，让他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提供例子。不怕他们不卖力，谁不想在报告里亮亮相。第二部分实际是大会报告第一部分的重复，不过改改口气，换种说法就是。第三部分不写，作总结的领导自己也讲得出来，无非是不要仅仅让会议精神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上，一定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之类。 所以，他们可以尽情地攻打四方城。平日难得有这样多空闲凑到一起，更没有这样好的条件：白天有三餐上等伙食，半夜还有宵夜。他们打得很过瘾。有天半夜以后，一个热心人把桌子底下的火盆抽去，换进一大盆冷水，然后把好几只脚浸到里面，这几只脚的主人竟好长时间没有发觉。 唯一没有参战的是小学老师。小学老师吃了十几二十年粉笔灰，在县城里一向默默无闻，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受到这样的赏识，很有些受宠若惊。从到大会材料组来报到的第一天起，他就住到大会在旅社为工作人员安排的房间里，再也不回家一趟。尽管旅社离他们家只有一箭之地。分配给他的工作主要是昔抄各类材料（有时要念）。他是教书匠，对政事素怀崇敬。看待所谓“材料”，总有些神秘感，诚惶诚恐的，觉得参与了什么重大机密。他抄得极其小心。偶尔不慎错了一个字，决不涂抹。假使没有抄满稿纸的一半，则撕去重抄，如果过了一半，又怕时间来不及，便用刀片把错字的那一格划去，重写一个字平平补上。他整天不知疲倦地趴在桌子上，耐烦地，专注地爬着格子。晚上碰到停电，就一支接一支地点蜡烛。以致烛泪在桌面上堆成山峰，惹得来打扫房间的服务员连声抱怨，不知烛泪缘何流！材料组本身的人也不时地笑他。他并不恼，相反觉得是表扬，更加起劲地在格子上攀登。烛泪也便流不尽。 大报告抄完之后，小学老师接着抄的是各种典型经验总结材料。公社一级的、大队一级的、生产队一级的以及个人的先进事迹，加起来有一两百份。这些材料都要送印刷厂铅印。材料组长交待说：“大致看看，不清楚的地方，标标清就行了，不一定都要重抄的。都重抄，不要抄死人么！” 小学老师认定，不经他重抄一遍，是决不能送印刷厂的。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程序。取消这个程序，那抽他来干什么？他相信，抄材料是决抄不死人的。 可是，有些材料本身却使他没有法子抄下去。他教了十几二十年的国语，于文法是极注重的。倘若满纸语病经他手下过去，岂不要贻笑天下。况且，把个人荣辱置于一边，坏了学大寨的事，岂不是罪莫大焉！于是，誊抄之外，他又给自己加了一项义务：修改。然而，有些好改，有些却并不好改。比如“战斗口号”，乃是几经当地广大干部群众反复郑重讨论，最后由最高领导班子确定下来的。一个小学语文老师好随便改动的么？但是有些地方，不改动，小学老师为人师表的良心又决不允许。这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 悲剧是由下马山公社的战斗口号引起的： 比思想：大寨红旗永飘扬； 比干劲：完成土石卅万方； 比贡献：一人一猪亩一猪； 比产量：力争今年过“双纲”。 姑且不论这“四比”并列是否得当，至少有两比意义是不甚明白的。下马山是全县首屈一指的先进公社。小学老师寻思了半天，迟迟不敢轻易斧正，只好抱起材料去找下马山公社的领导。 “‘完成土石卅万方’是指水利工程……”说话带韵白的小冯书记解释说。 “这上面没有点明呀，别个怎么晓得呢？再说，只有水利工程见干劲的么，插秧、割谷不也是要有干劲的么……” “肯定晓得的。乡下不搞水利工程还会有什么土石方？至于比干劲，并没有错吧？”小冯对这个“战斗口号”本是极满意的，他领导过撰写全省性的大文章“三百例”，还写过大戏，差一点成了样板戏，现在被一个冬烘先生无端挑剔，很有些恼火。 “那……”小学老师迟疑了一下，还是坚决地又抬起了头，“‘一人一猪亩一猪’呢？” “这是说，按人口计算，每人向国家交售一头猪。有几个大队做不到，也起码做到按田亩计算，每亩交一头猪。”小冯尽力压住火气。没有法子，这个冬烘先生显见是一点不懂农村工作的。 “这句话能概括这个意思么？” “你看呢？” “我看不能。” “不能又怎么办呢？” “要改。” “不改呢？” “不改……就不能拿去铅印。” “岂有此理。”小冯终于激怒，“我们这个口号是县委批准了的。” “……县委也要讲语法的。” 恰好县委书记到下马山来听讨论，已经稳稳的在一边站了些时候。事情僵了，才插进来打圆场： “那个口号我看问题不大吧。农村干部自然明白，不消咬文嚼字的。” “怎么是咬文嚼字？”小学老师惊疑地对他十分崇敬的县委书记睁大了眼睛，又畏葸地低下头，“语法呀！” 屋里一时很静。 “这里不谈语法吧。”县委书记先打破沉默，“你回去，照原样子抄。语法问题以后再讨论。”口气是不容置疑的。 “不，断断不行的。”小学老师抬起头，眼睛里一片泪。在学堂里，要逢到这样不讲道理、不肯改错的学生，他是一定要处罚的。 “那你看着办吧。” 小学老师晓得再没有讲语法的余地了，转过身，缓缓走出去。走到门口，他的头突然从肩胛里跌落下去。他听见后面在议论：“怎么把个保长弄来了。” “保长”是指他。听说共产党要南下，保长无人肯当，村人便设出一个轮流坐庄的法子。轮到他头上时，只当了一个月，解放军就过江了。那时他在教私塾，当了保长，也只是教他的私塾，却落了个不清不白的“保长”历史，历次运动麻烦了许多人。 小学老师当天就收拾文房四宝离开了旅社。他是忠心耿耿来的，决想不到会这样离开。因此离去时颇有些留恋，对那烛泪堆成的山峰发了半天怔。他先没有回家，直接去县医院住院部看了他老婆。他老婆在他住进旅社没有几天就住了院。儿子当天来报告过他，他却一直没有抽出空去探视。 由于小学老师是擅自离开的，大会结束时，为酬劳大会工作人员的辛苦而发的笔记本、大毛巾、搪瓷缸，也就自然免发给他。 4．会外记录。 这次四干会对全县学大寨运动发生的作用，几乎在当时就可以看得见，摸得到。仅举县印刷厂及县城各商店为例。 由于印刷各类会议材料，以及由这些材料汇编成的书，县印刷厂把原来的长日班改成了二班倒，每班十二小时，停人不停机，创造了办厂以来最好的生产成绩。四季度中的这一个月的产值，即相当于前三个季度的总和。 县城各商店这一个月的营业额也是空前的。连存在仓库里的春节供应物资也都拿出来倾销一空，不得不手忙脚乱地重新组织货源。 还有一个值得特别一提的纪录是县城附近的一些生产队，因四干会而获得大量高效农家肥，以致有些私心重的人放肆地往自留地泼人粪尿，也没有人来找他去开展好肥料该送自留地还是送集体，到底该走哪条道路的辩论。 关于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以及这次全县四干会会议精神的传达，县委书记在大会结束前再三强调，一定要讲实效，一定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文山会海，泛滥成灾。既然四级干部都开过会了，回去以后，除了由公社和大队组织办一些团员、妇女、民兵骨干学习班，就不用层层开大会，直接由生产队传达给广大社员群众就行了。 小镇东方红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殷元中下午从县里回到生产队，立刻就到各家各户去跑了一圈，郑重其事地通知夜晚开全体社员大会，他要传达全国的干部会和全县的干部会的精神。弄得大家搞不清他究竟是参加了全国的干部会还是参加了全县的干部会回来。他是大队书记殷道严的侄子，说话向来喉咙粗口气大。 事情毕竟不同寻常。人到得比平常要早些，也多些。疏疏落落地散了一仓库。仓库中间的横梁上用绳子吊着一盏桅灯。殷元中站在灯底下。他已经脱下了那件特地为开会赶做的铁灰色涤卡中山装，重新技上了先前天天穿的对襟黑棉袄。那上面凡是有边有角的地方，都露出了猪油渣似的絮团。 “都来了，哈，那就开会，哈，这次开会，形势大好，哈，我队也跟全国一样……” 殷元中看上去瘦，脸跟刀削出来的一样。两只眼睛很亮。他把两个巴掌按在后腰上，肘子把破棉袄的后襟拱得老高，这使他莽莽长长的个子显得很精神。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到白墙上，使他这副样子变得巨大了。 “首先，伙食是没有说的，吃了两天就包你屁眼流油，哈。害得老子拉了两天稀，哈。不过，也就只两天，哈……” 殷元中板着脸，一声接一声地哈着。 在他脚前不远的地方，几个老儿在轮流吧着一管旱烟。一面嘀嘀嘟嘟：“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平常这时候，他们早就在被窝里窝热了。现在，他们却不得不在这接近半夜的寒气里硬熬。老儿后面是一堆一堆挨着坐的老表嫂。她们把纳鞋底的索子拉得呼拉响。有个被搂着的伢子忽然醒了，“哇”地叫起来。做娘的连忙丢下鞋底，解开胸口，把一只米袋似的巨奶从怀中提出，哭声立止。夹杂在这些女人中间的，是那些壮年汉子，他们或者静静看定那桅灯，想着什么心思，或者仰面朝天，靠在谷箩之类的家什上轻轻打鼾。在这道男人和女人的屏障后面，是那些未及婚配的后生和妹子。他们在尽兴尽情地掐掐捏捏。突然有个妹子不晓得什么地方被着实捏痛了，忍不住“哎哟”一声尖叫，惹得正起劲的殷元中的传达中忽然加进一声断喝：“吵死！”然后，吵死的不再吵，传达的继续传达。然后，一只罪恶的手又悄悄爬进那尖叫妹子的棉袄底下。在这伙快活无比的人后面，最角落里，是队里最后剩下的两个没有回城的知青。他们打着手电在看书，准备高考。若是不来听传达，又怕到时候没有好鉴定。 “……娘卖×的，想干倒我，哈，瞎了他们的狗眼，哈。”殷元中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关于四干会的伙食情况传达了一个多钟头，才说到大会结束时吃的那餐饭。那是最后的晚餐，大会允许上酒。殷元中大显身手，一连把好几个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拼得当场醉翻在桌子底下。 “……老子干脆把缸子丢落，换上大麻兜碗，哈，有种的你就上来……” 殷元中豪情满怀，做出一个戏台上亮相的姿势。 “队长，讲讲生产吧。”一直安静地坐在旁边的副队长实在忍不住瞌睡，提醒说，“快半夜了。” “生产，哈，我们要战天斗地学大寨，哈，”殷元中连脑子转也没有转一下，就接过了副队长的话，“明天，哈，男的，锄草，哈，女的，搓索。哈，完了，散会。” 仓库里一片乱响。乱响中，殷元中又补充交待一句： “搓索，哈，是搓草索，不是搓……哈……”他做了一个人人明白的手势，然后竟自笑起来。 正走过他身边的几个老表嫂，于是举起手上的鞋底，去敲他的头： “骚牯，死骚牯，生儿子没有屁眼。” 仓库外面，下着细雪。毕竟交春了，地气暖，雪一落到地上就化了。众人在夜半披雪归去，引起三五犬吠；有人忽然滑倒，引起笑声和骂声；然后是各家“吱吱扭扭”的关门声。 四面暗暗的。雪下着。雪化着。 再没有一点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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