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
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
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
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张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鸣放初期，她曾转达过岳丈对我的
忠告，她一没有写小说，二没有写杂文，三没有报道过“煽风点火”的文章，四没有向党提
出什么尖锐的意见。但她也划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对鸣放并不热
心，她是跑高校的记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访各大院校，晚上归家照顾没满周岁的儿
子。稍有闲暇，就打开那部被她翻烂了的《红楼梦》。她酷爱《红楼梦》，常常背诵几句
“梦”中诗句，并向我讲述这部书的深厚艺术功力——因为我在年轻时不喜欢读这部书。
    也真是该着。那天，她去高校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她身旁
风驰而过，轮下扬起滚滚黄尘（当时北京的许多条胡同，还没有铺柏油），使得她无法逃避
黄尘洗面之灾。回到报社文教组后，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诌
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
    这几句歪诗，充其量不过是宣泄她对黄尘洗面的不满，尽管其中掺杂了少许黑色幽默和
反差度很大的对比，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含义在内。但是这几句歪诗成了导火线，有人揭
发张沪在党内曾提出过“五一节搞大规模的游行实属劳民伤财”之类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党
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牛唇不对马嘴的荒诞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确定成右派分
子。她十足年龄16岁时，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疯狂大逮捕、大屠杀时，她曾经
奉地下党之命，参加学生“反缴费运动”，被国民党抓获后，国民党特务看她个头太小，实
在不像个共党分子，便脆脆地赏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轰出特刑厅。地下党为了保护她，把她
送往了苏北解放区。这场灾难使她很伤心，但她外表又极其冷静，她照常挺胸走路，没有其
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负罪之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厕所，在马桶上仍
然翻着《红楼梦》，这一镜头被那位美术组里惟一逃脱右派厄运的女画家看在眼里，在大楼
楼道里画了她一幅漫画，把她画成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狼，说她是死不认罪的右派。这下，
可激怒了她，她气愤地对我说：“我接受说理批判，可不接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叫她把这张
大字报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风浪面前更为胆怯，规劝她说：“吞下这口气吧！这是政治运动！”
    “她为什么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许是怕把她也划进右派圈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这种心理状态，和右派
一样可怜！”
    “不是可怜，是可卑！”她高声喊着。
    她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但在当时，
我还没有被定成右派，权衡利弊关系，她还是吞下了这口气。但她屡屡向我表示，要把侮辱
过她的人，记上一辈子！
    我没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只希望像一只被人遗忘了的土拨鼠那
样，在幽暗的洞穴里躲过这场雷暴。但幻想终究取代不了现实，文艺界的泰斗们首先被报刊
点名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接着，北国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以及南京
“探索者”成员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被点名示众。虽然报纸上尚未直呼他们为右派分
子，但在批判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称呼。按照5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庞
杂纷乱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大营垒，“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圣的标志，取缔了
“同志”称呼，当然就意味着是敌对分子了——对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
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
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
推总编辑的房门。
    门开了。他严肃地坐在一张棕色的大写字台后面，面色冷峻地对我说：“你最近怎么
样？”
    这句话问得很笼统，但我知道他所要问的是什么，便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
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脸上并无赞许的表情，“尽量避免摔大
跤子！”
    是暗示？还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周游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打得一手好桥
牌。他很爱才，我被从郊区青龙桥小学调到报社，据说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发表在《文艺周
刊》上的一篇小说，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关卡，让我来当编辑、记者的。1956年我写长篇
小说《南河春晓》时，是他批准的创作假；该年年底，我请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
例地为我开的绿灯。当我请求当专业作家的报告递到他案头上时，他找我谈话说：“你年纪
太轻，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
我成了惟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嫉
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
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
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
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
    “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
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怫——”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
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
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
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
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
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
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
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里干什么去了？”她单纯、开朗、活泼，对于我这个濒于右派泥沼人的心情，
毫无所知，“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又揪出好几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吴祖
光，叫什么‘二流堂’小集团。”
    我苦笑着应声：“是吗？”
    “你怎么不关心重大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她以戏谑的形式，向
我袒露着一个女青年的心声。
    “只要听不见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
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
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哪壶不开她提哪壶，使我在寻求安宁中，失去心灵的安宁。其实，这并不是她的过失，
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生活在她眼里永远是蓝天。她似乎没接触过农村，对这里的一
草一木都感到新鲜，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着，唱起50年代青年们喜欢唱的歌：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
    这支歌使我格外惆怅和茫然。据我所知，这首歌的词作者马寒冰同志，在鸣放乍起之
时，曾与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捍卫文艺路线的文章，结果受到
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是“左”倾，不利于鸣放，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但是
弹指之间，也许那缕游魂尚未飘进丰都城，毛泽东又反其道而行之，对鸣放中提出尖锐意见
的知识分子（包括并不那么尖锐，只是对鸣放中意见点头或摇头的人），进行全面的反击。
可惜，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气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话，反右
斗争开始的本身就是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这位小伙伴，就和我拉开了距离。她不再和我说话，并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审
视我。我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不吉祥的信号。果然，“社教组”下达了叫我返回机关参加
反右斗争的通令。我揣摸到厄运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反而促使我丢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绪，
去迎接命运的赐予。当晚，妻子告诉我，报社揪出来的右派已满十员，我虽然尚未被定性，
但是楼道里已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
    范瑾、周游同志：
    　　我们非常奇怪，从维熙在文艺界放了那么多的毒，为何叫他去搞“社教”，让他逍
遥法外？我们强烈要求把他揪回来，审查并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后边是一大串签名，首签的人是摄影组记者王一波。我理解群众的心情，更理解领导小
组的处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签名的人中间多数不但是我的同龄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
朋友。继而，我连这点不理解也变成了理解，他们还不是怕受牵连而主动地划清界限，并以
此来向运动表态吗？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并不
太考虑该不该把某某人推上历史的祭坛了。“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在报社算得上一根出头
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张宗麟，他在鸣放时曾规劝过我，叫我注意
社会影响。但反右斗争并没有放过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仅如此，就连他的
儿子张闽——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也被卷进了反右漩涡，再加上他
的右派女儿张沪，一家四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个被定为右派分子，这个革命家庭在
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余，我想起历史上岳飞被
押上风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烧功臣楼。历史拉开了长长的帷幕，但把帷幕撕开，现
实和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在报刊上被点名为右派的老前辈，不
少是出生入死，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汗的人。看见有那么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
的挂冠，我这小小的萝卜头，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种解脱。
    这种近似于阿Q式的心理平衡术，倒能给我一些麻醉。因而，当那顶右派帽子在我头上
旋来旋去，并渐渐逼近我的脑袋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8月
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参加市文联的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刘绍棠大会。会议室坐得满当当
的，但却肃穆无声。当我走过椅子中间的窄窄夹缝时，许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艺界的同行
和各期刊的编辑，都知道我是刘绍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这种目光对我说来无异于一条条鞭
子，从四面八方抽打过来。我难以改变昔日的旧习，仍坐在最不显眼的边座上。我发现绍棠
早已到场，他端坐在我对面那条长桌的中央。他面前摆着一只麦克风——那儿是被审判者的
席位。近两个月不见，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时他眼睛盯着面前几张纸的检查，双手在用绒布
擦着眼镜。
    去市郊参加“社教”运动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过他。那天晚上，他异乎寻常地
激动，因为在“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形势之下，昔日那些纷沓而至的座上客，都纷
纷远而避之，而我却在这个时刻，叩门而进。
    我告诉他我妻子已经先于我们划为右派了。
    他十分震惊：“为什么？”
    我简述了一遍后，他连连摇头叹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对错，还能找着点
茬口，她……”
    “你真认为你的文章反党了吗？”我认真地问。
    “现在是从效果追溯你的动机，而不是从你的动机，判断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谈，
“维熙，说句私房话，我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才对知识分子操动干
戈。”
    “被匈牙利事件吓昏了？”我问。
    “所以杀鸡吓猴。这真是中国的悲剧。”
    连声叹息之余，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绍棠爱人曾彩美，本来不爱说话。屋子里静得如
同没有人迹的沙漠一般。
    “你要丢掉幻想。”许久之后，他说。
    “可是周游叫我去摘‘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这不是他能力挽狂澜的。”
    “也许会出现一个意外吧！”
    他苦涩地笑笑：“但愿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幸免于难。”
    我不敢久留。借着夜幕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车站，握手告别。他的手大我一轮，致
使我感到这次握别格外有力。说不尽的难言之隐，都在这紧紧地一握之中了。
    此刻，他那只手在擦着眼镜。不停地擦，可以判断出那完全是潜意识的机械动作。
    “从维熙！你坐到靠前一点来。”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欢坐后排边座，没有一个人过问。今天后排靠边的地
方，还坐着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
呼喊我的意义。
    呼喊我的是市文联秘书长田稼同志。他有着敦敦实实的身体，白胖胖的脸庞，显得非常
健康。可能是劳心太多之故，过早歇顶，因而在健康的体魄上，点缀了微少的老痕。当找遵
命往前挪动席位时，他两只大眼睛专注地盯着我，仿佛我脸上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似的——对
了！这天早晨我心里忙忙乱乱，只刷了牙，当真忘了洗脸。
    和我并排坐在头排的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有邓友梅、陈模。剩下几个座位，上面坐
着工人作家赵坚、高延昌、李维廉……还有《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反右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北京日报》的代表是小个子周铁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词，我今天已无法还原。反正紧紧围绕刘绍棠篡改毛泽东文艺路线而
兴师问罪，是这次会议的主旋律我倒难以忘却。老实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济济文
坛，惟独牛犊子刘绍棠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直面提出了修正意见，冒犯了神的尊严，岂能得到
宽怒？！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着实值得称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从哪儿下刀最为方便，多数文
友，是直指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尽管他们心里不那么认为，但嘴、眼、手谐和统一的激昂表
情，却都表现得像是真的一般。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难辨的演员，他们
扮演着令人肠断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
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
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他说：“他在
《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
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
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
安定。刘说如果能有3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
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
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
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
但是，没过儿天，这些“艺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
《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3万元存款就能
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把他犯肠
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
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
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
绍棠的负罪之感。
    当时，尽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涡灭人的良知。读报道后，我立刻给这位记
者写了一封抗议信，指出该文扭曲了我发言中涉及的事实。可以想象，这种“抗议”的声音
还不如一只蚊虫哀鸣，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后来批判我的会上，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
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奈何？事后，我将那份报纸保留
了很长时间，我从字里行间，嗅出八个大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这篇刊登在
《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要地位的文章，不仅漫画化了刘绍棠，更为荒诞的是，把几个素昧生
平，和我毫无接触的人，都囊入一个右派反党小集团之中。邓友梅身在北京，我们只是在会
上见过面，会下无任何来往，纳入以“刘、从”为核心的集团首犯，已属不实；至于天津的
鲍昌，浙江的郑秉谦和洪禹平诸公，我们既无书信往来，又无一面之识的缘份，怎么会成了
一个反党小集团呢？！
    形而上学的猖撅，并不是始于“文革”。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见端倪。1957年
反右派斗争形而上学成风。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四人帮”骨干姚文元就
是靠反右起家，从“形而上学”的“文棍”一跃而跨过龙门的。因而，就其实质来说，反右
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法西斯暴
行的序幕。当时，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但究其运动本质，是1966
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艺》上的论文，充其量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
学术讨论，指出其不够完备，不够确切而已。但是自从刘绍棠定性为右派分子之后，一位老
作家在著文批判这篇文章时，完全抹煞了其学术性质，而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我在《长
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
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
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
动农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
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另册公民”。本来，无需对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那个批判会再费
笔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样不外都是“低头”。“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
从严”一类的声音。但是，我还是要写下会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为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与反
右运动气氛相悖的不谐和音：我记得那天中午，天开始淅沥淅沥地下开了秋雨。莫非是天为
我哭？为那些承受命运严酷打击的知识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着血，但眼中无一滴泪。
但是，当我在会上，却被闪光的良知催下了泪水……
    “房树民，你是从维熙的朋友！你们一块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现
在，我们希望你能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发！”会议热烈了好一
阵之后，主持人点了房树民的名。
    这时，我才发现他瑟缩在会场的一角。
    他为人极忠厚老实，和我同是师承孙犁“荷花淀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够淋漓
尽致地把我揭发批判一顿，因为此时的我，已成为一面万人争捶的破鼓，无论他怎么“上纲
上线”都已对我无损，相反倒能为他自己增加安全系数。
    我期待着。会场也期待着。
    他平日是个沉默无言的人，但此时被点名将军，等于断了退路，只有以重炮轰我才能为
他打开一条出路。但他迟迟没有站起来，以致惹恼了会场：
    “房树民！你耳朵聋了？”
    “你到底说不说！”
    “现在是你和从维熙划清界限的最后时机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说几句。”矮矮的房树民终于站了起来，红头涨脸他说道：“依我个人和他接触来
看，他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刘绍棠像个右派，他当真不像右派——”
    话还没容他讲完，会场就炸了窝。
    “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从维熙！”
    “这是向党进攻！”
    “让他也老实交代他的言行！”
    还好，掌握会场的人，怕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宣布让房树民退场——他被“驱逐出境”
了。
    望着他颓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树民过去与我友谊甚笃，记得，当我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出版后，他曾给我来过一封长信，赞扬小说泥土气息之余，指出书中
有少许错别字。他例举鲁迅先生的严谨学风，以此来批评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动，觉得人世
间有这样的一二知已足矣！
    此时，他居然敢在这个场合直抒己见，更是难得。这不禁使我想起从这座楼中一跃而下
的戚学毅，不要看一场风暴来临时，大树低头，小草弯腰，落叶飘飞，冰河封冻，但在冰封
雪盖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
    我一直为树民担忧，但不知是哪个神灵的保护，他幸运地躲过了反右派斗争，一天晚上
他无声无息地推门而至，邀请我过几天去便宜坊吃烤鸭。
    我没有推辞，也没有理由推辞。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谁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离异？有
多少友谊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对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头上盔冠的红缨？
因此，树民对我之情可谓珍贵至极。主人有训：困顿时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风暴中，我
认识了树民。
    几天后的又一个晚上，我和他在前门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见面了。他说：“约你出来散散
心。”
    “既来之，则安之。”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神色，“听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弃，只当是去体察社会，体验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处改造还好，要是我俩都离开北京，家里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连
杯地喝着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妈好了！”
    （后来，树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直到“文革”年代，在亲朋好友皆远而避之的时
候，树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亲和孩子。1985年之后，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
一职其间，常常退掉文坛权贵的不及格的书稿，这种刚直不阿，是他青年时代精神的延伸。
在中国作协，他被认为是最正直的人）。
    “也许我的命运还没走到头呢！”
    “为什么？”
    “报社近二十个右派，我是第十三个被揪出来的。‘十三’这个字眼很不吉利。”酒喝
多了，我毫无遮掩地说。
    “别胡思乱想了。”他夺下我手中的酒杯。
    记忆本身就带有筛选的功能，那些淡而无味的平庸东西，都从时间的筛孔里漏掉了；而
留下来的都是十分珍贵的，使你终生难忘。当然，我提及“十三”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宣泄
内心的愤懑之情，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正是我和妻子命运的预
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