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地方，紧靠着永定门外的铁道，每日可见绿色钢铁长龙，吐
着团团白烟风驰而过。每次列车隆隆驶过，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出车厢的
乘客。好在这儿离家近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过剩的忧愁，始终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使我心灵震撼最大的是梁沙军之死。记得
张沪躺在病榻上时，他曾去探望过她，并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好多宽心的话。张沪过了死亡的
三八线，他却叩打死神之门了。
    他生性乐天，一不会去像王守清那样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会像张沪那样去服用过
量的安眠药。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个离开了右派群体，不知是不是命运使然，他的
尸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恋过的八宝山人民公墓。
    对于刚刚返城的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颗炸弹。当时，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于报
社大楼，作年终改造总结，梁沙军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话题。之所以如此，还与沙军
的死因有关，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非命。我和张沪以及骆新民、赵筠秋等都心如
吞铅般的沉重。首先对沙军之死愤愤不平的是骆新民。他是留在报社内部劳动的，最了解他
死于非命的详情。他悲恸地告诉我们：沙军是被一辆小卧车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从东单
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运行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
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
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品质属于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
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元
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
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粱沙军
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
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唇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
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养。望着这老母
和儿媳，我仰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愤然不平。现将当时谈
话追记如下：
    “沙军骑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吗？”
    “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
    “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机呢？”
    “没听说给什么处分。”
    “难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说……是……说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忿然说：“我去找报社领导！”
    “你是什么人？”张沪说，“你和沙军身份一样。”
    “难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条狗也不能这么处理问题呀！”骆新民说，“这事情最好
由晓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权利讲话。”
    赵筠秋提议说：“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办事！”
    “法律在哪儿？”张沪反问赵筠秋，“你犯了哪条法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难道不是吗？法律究竟在哪儿？我们泛泛地空议论一番，竟元一条良策献给晓英。最后
大家理智苏醒之后，觉得要求处理司机，等于白日说梦。因为惩处与不惩处司机，没有人通
知你，还是我记起来沙军在人民公墓观看墓碑时，曾开玩笑他说过，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
们为他集资修个石棺或水泥棺柩，让开车肇事撞死沙军的单位，给他弄个水泥棺柩，沙军在
九泉之下或许会安心些吧？我们把这一点告诉了晓英，晓英也认为可以带着这个最低要求，
去和报社商量。
    我们等待着她的消息。我甚至认为肇事单位即使出于低标准的人道主义考虑，也会答应
下来的。因为这只要几袋水泥，几个工匠浇灌一下，并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两天之后，晓
英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诉我们说：“真糟！报社×××问我为什么早不提出这
个问题，偏偏现在才提出来。我……我……这个人不会讲话，说到听你们谈起沙军生前有这
个要求。×××顿时火了，说这是右派搬弄是非，还要找你们个别谈话哪！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几个顿时瞠目结舌。其中。尤其以骆新民最为惶恐，因为沙军死于非命的
详情是他对我们讲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现在我们的总结会上，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
“川”字，脸板得如同一块石头，说：“在思想总结期间，还有那么几个反改造分子拨弄是
非。这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阶级感情问题，更是煽动梁沙军家属闹事的大问题。”
    会场鸦雀元声，大家都被这种无限上纲而威慑住了。右派中的那位“头人”带头发言
说：“在我们这个改造集体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这几个人不仅仅对梁沙军之死没
缝也要下蛆，对大跃进，对总路线……都有他们的反动看法，在这次年终总结会上，希望这
些人竹筒倒豆子，把这些都抖落出来，加以认识批判。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着。“头人”又没有明确地点名，没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对号入座。可是，坐
在长桌对面的骆新民，第一个红头涨脸地站起来说：“组织上及时地提醒我们，是对我们的
关怀。我在这里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终总结的机会清洗自己的灵魂！”
    老实说，我当时对骆新民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两年改造的生涯
中，骆新民每次学习会上都是抢先表态，但是一到会下，又是他第一个显示他的目光尖锐，
对社会现实生活评头品足。二、骆新民因向我们传达了沙军之死的经过，首当其冲地感到压
力，为此，他主动表态也是合乎常情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完全无知，没
有全面地。历史地剖析人的习惯和水平。以骆新民来说，在反右斗争初期，他揭发过同一个
美术组的李滨声和王复羊；后来，又参与了对老实的美术编辑郑熹的批判斗争。当时能乘人
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压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吗？
    昔日，我们一起在下庄大队改造时，王复羊曾对我谈起过骆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
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怪话”，总是比我们先说，并且语言
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复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迹给淡忘了。在年终总结会上，骆新民首
先“揭竿起义”，他写的关于沙军之死的检查中，拉上几个垫底的：王复羊、张沪、赵筠秋
和我皆在其中。
    这个戏剧性的突变，是我（包括张沪和赵筠秋）的命运转折点。我们都作了长长的自我
检查并彼此“互相帮助”。从对反右斗争的“错误认识”谈起，一直深挖到对大跃进、总路
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反动观点”。还要从马、恩、列、斯的书中——更多的是从毛
泽东的著作中摘取词句，进行自我鞭挞。
    张沪的思想检查，比我还要多一部分内容。即：批判妄图自绝于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自杀行为。她检查之后，右派中的那位“头人”点名要我首先批判，因为我是她的丈夫。
用语稍稍温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岗岩”，就是“和张沪住在同一反革命营垒”。古典戏剧
中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典故。在那段思想总结的日子里，实比当年的伍子胥
过关，步履还要艰难。因为伍子胥只要闯过剑戟之林，骑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知
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那种不扒掉你一层皮不松手的劲儿，实在超过拦截伍子胥闯关的那
些蛮勇之夫。比如：那个右派“头人”，他明明是个投机分子，却总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
卫道神色。以他的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何以会看不出大跃进中的种种反科学的盲动行为，但
他在总结中颂歌高唱。而管理我们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爱听这种颂歌。另一方面，
这位“头人”却把对生活提出真诚看法的老右，在会上严加讨伐，用我们一个个被整倒的横
尸，垒成他一块块的垫脚石。他以此取宠取信于领导，而领导也有着爱听颂歌的时代病，所
以，我们那位“头人”获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实惠——从右派分子变成摘帽右派——所谓
的“人民”。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头人”对同类手段是十分严酷的。斗争李滨声的凶相，前文已有
所披露。到了四路通农副业生产点之后，因其已是“鸡群之鹤”，身份上高于这些老右，因
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生产点养着刚从内蒙古弄回来的一匹劣马，由一名叫老温的退
伍海军干部饲养着。这匹马野性难驯、经常踢人，连昼夜给它喂草喂料的老温，也对这头牲
口畏惧三分。有一次，老温回家休假去了，这位“头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马，任务是套上
大平板车，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城豁口，拉拆下来的城墙砖。“生产点要砌猪圈，用这些砖
头垒猪圈墙。你要多装快跑！”他说。
    “我摆弄不了这头牲口！”我老实地解释。
    “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条直
线，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出火辣辣的光，“活儿难，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时机。”
    “赶马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担责任！”我说。
    “活儿反正是分派给你了，干不干由你！”说罢，他转身走开去菜园了。
    我木桩子般地愣在那儿，前思后想了一会儿，明明知道是给我穿小鞋，可这双夹脚的小
鞋还是要穿。我走近马厩，那匹枣红色的儿马蛋子，立刻竖起耳朵盯着我。
    老温告诉过我，这头牲畜不但踢人还会咬人，他第一次牵它出马厩的时候，它一口就咬
掉了他制服上的两颗钮扣。我悄悄解着马槽上的缰绳，生怕惊扰了它，使它发出野性。尽管
这样，它还是冷不丁地来了一口，我往后一闪身，它长长的马牙撕坏了我外衣衣襟。这一
下，反而激励了我征服它的勇气，索性贴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这匹儿马蛋子戴
上铁丝笼头，然后，拉紧马缰，把这家伙给拉出了马厩。新华分社的老右张辛城，帮助我给
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树棍当作马鞭，硬是冒充车把式，把车赶出了生产点的院墙。
    前不久，老右赶车曾发生过一段笑话。那是戴着近视镜的赵老夫子，赶着一头小毛驴车
去玉米地送肥，归来时发生的。本来毛驴比儿马蛋子驯服得多，一般说来赶毛驴车并不困
难。只是1960年的饥荒席卷全国，我们都常以瓜菜代粮了，毛驴很难吃到料。那天，赵老
夫子送完肥，赶着小毛驴车回生产点。他口袋里偷偷藏了几个青玉米，在无人的地段便掏出
来啃着、嚼着、咽着……不知是赵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驴的肠胃，还是他那狼吞虎咽的架式
使毛驴感到眼馋，反正这家伙拉起小车就往生产点连蹦带跑。在大路往生产点拐弯的丁字路
口，有一个用碎砖头垒起来的公共女厕所，那驴儿可能想到糟头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
弯时硬是不听赵老夫子的鞭杆指挥，拉着车没去拐90°的死弯，直接从马路上斜冲了下
来。
    这一下可不要紧，公共厕所的墙被小车给撞倒了，里边两个妇女正蹲着，一下惊呼起
来，“啊——”“哎呀——”她俩一边往上提裤子，一边破口大骂：
    “你会赶车吗？”
    “怎么把车往女厕所的墙上赶？”
    “流氓——”
    “带眼镜的四眼流氓——”
    赵老夫子操着南方口音，连连道歉；“真对不起，不是诚心撞墙，是我头一次赶车—
—”
    当时，正是老右收工吃饭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这幕戏剧。于是，赵筠秋赶车撞倒女厕
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便成为解忧排愁的笑料。右派陈德贵还把它编成了谜语，叫大家猜：
“赵老夫子赶车撞倒女厕所，打一中国电影名字。谁能猜出来，奖糖球两个！”我们都觉得
这个谜语十分费解，因而无人应对出来，陈德贵只好抖出谜底说：“这部电影名叫《姐姐妹
妹站起来》。”
    此时，轮到我赶车了，可是我赶的车不是小驴车，而是一辆地地道道的大胶轮平板车。
拉着这挂大车呱哒呱哒走着的，不是小毛驴儿，是一匹红鬃烈马；赵老夫子赶着车是往僻静
的野道运肥，而我赶着车是走向闹市拉砖；他偏腿坐在车辕旁，显得异常悠闲；我不敢坐上
马车，一只手拉着缰绳走在儿马蛋子旁边，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
    还算不错，这匹蒙古马只是在“窝里反”，出门拉车倒显得十分安分，到了城墙豁口，
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边，才想到这等于是假情假义，因为我不敢给它解下铁丝笼头。生怕
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褴褛。出于自尊，尽量不看路旁的来往过客，我从1946年进入北京，市内的熟
人和亲友为数不少，生怕被人看见我的酸楚之相。我弯腰搬起一块块沾有灰浆的城墙砖，往
大平板车上运着码着。本来这个活儿应当是两个人干的，我们那位“头人”偏偏照顾我，叫
我又搬、又运、又装、又码，美其名曰“严格要求”。等这一车砖头装完，已过了中午的吃
饭时间，如果仅仅肚子饿还可以挺过去。待我吆喝牲口刚离开城墙豁口不远，突然有个脆脆
的声音喊道：
    “喂！你是……不是……从维熙？”
    我停住车歪头看去，路旁站着一个穿花格外衣的妇女，她充满惊奇地凝望着我。
    “是我，我是……”我颠三倒四地回答。
    “我叫梁佩瑜，你忘了吗？我们在学校时是一个文学小组的！”
    我顿时记起她来了。当年在“北师”上学时，她是个爱说话的“机关枪”，每每讨论一
部作品，她总是发言最多。后来，学校里成立了宣传通讯组，课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
多。她性格好动，我曾把她看成女性中的“别林斯基”，因为她很喜欢评议社会和人生。这
真是哪一壶不开，偏提哪一壶，为什么偏偏在这儿遇见昔日的学友呢？
    “你怎么……”
    “拉砖砌猪圈。”
    待她还要询问我别的问题时，我以攻为守地反问她了：“你这是去哪儿？”
    “我家住天津，去永定门火车站正好经过这儿，左看右看很像你，就停住了脚步。”阔
别几年，她性格依旧，一说就是一串儿，“毕业后，我分配到宣武区××学校教书，你不是
调到报社去了吗？”她边说边用探寻的目光打量我，毫不掩饰她骄傲公主对“落魄才子”的
同情。
    这场景使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电影中，保尔和冬妮亚在一个无名小车站的相遇—
—尽管在学校期间，我和她只有友情，而无超越友情的东西。
    “还没摘帽子？”她问。
    “轮不到我。”
    “为什么？”
    “改造表现不好！”
    “简直是活活糟踏人。几年前，我还给学生们朗读过你的散文《故乡散记）呢！那篇文
章，编印在语文教材之中……”
    我看她的话越来越多，提醒她说：“你去车站吧！别误了火车！”
    “没关系。”她说，“这儿每天有好几趟路过天津的火车，误了这趟，坐下一趟好
了！”
    “不行。我还有任务哩！”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噜噜地直叫了。
    “难得见面，多聊一会儿吧！”
    我指指那匹负重的枣红马：“它该吃草料了！”
    她遗憾地皱了皱眉，无可奈何他说：“你把地点留给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这……这不大方便。我们后会有期吧！”我举起柳棍儿轰赶牲口，极无礼貌地拒人于
门之外。
    奈何？
    我怎么能让昔日的学友，到“四路通”来呢？那儿除了少许几名干部之外，都是清一色
的老右——中间还有一个阴阳人，他是既不能称之为干部，又不能称为右派的摘帽右派——
我们的“头人”。
    归途上，我仿佛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郁闷。其实，老学友梁佩瑜丝毫没有流露出
对我的轻蔑之情，实因我过于自尊，过于敏感，才产生这般的怪诞心理。我不禁羡慕起这匹
蒙古马来了，它无痛苦，更没有人类具有的种种思绪。它套上夹板和套具，埋头拉车，卸了
车打个滚，进马厩去吃草料，周而复始，单调如一。也许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马，或者说那
头毛驴，就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和自由。
    不管“头人”出于什么动机，应当说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马了。
我能摇鞭赶马车了。这在知识分子工农化上，算是一个进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至
于文化是否在工农化过程中退化，那是哲学家们的课题，我无需多来饶舌。从此以后，只要
老温不在，车把式的任务非我莫属。记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时节，“头人”分配我赶着
马车去北京东北郊的九龙山酿酒厂拉稀酒糟。大平板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一只大洋铁桶。当
时，报社。出版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已经出现了玉米核搓成浆液后掺真正玉米
面蒸成的窝窝头，饭桌上已出现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跃进吹牛吹出的谎
祸，在北京各个机关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现出恶果（山东、河南……包括“天府之国”四
川，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养猪，成了饥饿年代中的特殊任务。
我身为一个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车而出，直到乌鸦绕树飞鸣的黄昏才归。
    身穿旧狗皮大氅，头戴一顶遮颜破棉帽，怀里搂着一杆轰赶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车几十
公里（因四路通离九龙山十分遥远），而且要穿过北京的建国门大街、崇文门、虹桥、金鱼
池、天桥、永定门大街等几个闹市区。
    至今，我回忆起其中某些镜头来，还心惊肉颤。一天老诗人晏明当我的跟车助手（报社
干部经常来生产点参加短期劳动），和我一起奔赴九龙山去拉稀酒糟。当马车行至金鱼池大
街向虹桥路拐弯的丁字路口时，这匹蒙古马弯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冲去。好家伙，大
车的左轮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挥台上。红色的交通指挥台被撞得挪了窝，交通
警察险些葬身于车轮之下。
    我拼命勒嚼子，马车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这是怎么搞的？”
    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在短短的瞬间，我只好愣愣地听着训
话。
    “你会赶车吗？”
    “为什么偏偏冲撞交通指挥台？”
    “你是哪个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们公社。”
    交通警察脸气得煞白，我尴尬得满脸滴汗。这时，多亏老诗人晏明跳下车来，为我解了
围。他说：“真对不起，他是我们报社的下放干部，过去没赶过马车进城。初学乍练，撞了
指挥台，请你多多原谅！”
    他没有通报我的右派身份，而冠之以“下放于部”的美称。那警察拍拍腿上的尘土，狠
狠地瞪了我两眼，警告我说：“撞交通指挥台犯法，要是碾坏了警察，罪上加罪，懂了
吗？”
    “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么？我完全是机械地回答。等马车继续上路之后，我连连感谢晏明同志说：
“多亏了你，不然也许会把我拘留几天呢！”
    生活真他妈的充满了戏剧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见了“鬼打墙”了？！黄昏时
分，当我赶着马车，拉着一大桶稀酒糟回来，走过狭窄的虹桥路时（当时虹桥路是北高南低
的缓坡，中间有一条有轨电车道），一辆叮铃叮铃作响的有轨电车，从马车后驶了过来。电
车司机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撞上马车。岂不知我赶着的这匹内蒙古来的儿马蛋子，还没有听
惯城市的嘈杂音响。这突然响起在我们身后的一连串铃声，使这匹马先是竖起耳朵，然后是
迈开四蹄狂奔。我的天！车上拉着的是一车稀酒糟，车上还坐着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
这段路是下坡，欲停车而不能。车铃早在我们身后哑下去了，而车却越跑越快，这匹受了惊
的烈马，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口气拉着我们跑下了虹桥路，才逐渐放慢了速度。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已过了上下班的高峰期，街道上自行车和行人都比较稀少，算是闹了一
场虚惊，没有伤及行人。
    之后，不知是不是晏明向生产点的领导，谈及了马车穿行闹市可能产生的危险，反正从
这天起，拉稀酒糟改换了毛驴车。由于冬天已至，这个起五更爬半夜的活儿，十分清苦，赶
车的仍然是我。马车换驴车，大炮换乌枪，险象丛生的事儿少了，但因牲口毕竟不是万物之
灵，撞倒路旁骑车人，或者堵了汽车司机的道，被司机开口骂上几句“混蛋”之类，还屡屡
发生。记得，那是一个冷风刺骨的冬天下午，毛驴拉着满当当的一桶稀酒糟在归途上路过东
单。那天，不知国家领导人接待哪位重要外宾，北京站附近的大街上沿途警哨林立。平日，
我赶着这辆毛驴车穿过街市时，已使很多人怒目而视或掩鼻而过了，这是由于灌稀酒糟时，
滴落在铁桶外的黄黄颜色，就像一片黄黄的稀屎汤的模样，人们总是把我赶的车当成粪车。
    “喂！粪车绕路走！”警察朝我喊着。
    我懵懵怔怔地望着衣冠楚楚的警察，说道：“我这辆驴车天天走这条路！”
    “少废话！”他一挥白手套，“走开！”
    “往哪儿走？”他的傲慢架势，刺伤了我埋得根深的知识分子自尊心，“这儿只有这一
条大路！”
    “往胡同里拐！”他比我声音高出几倍。
    北京站口到东单一段，看上去没有胡同可拐，但在南侧有一个小小的豁口，那个豁口直
通《北京日报》，我实在不愿意将这“粪车”赶进报社大院，因为我不愿意这副穷酸相，被
报社的人看见。看上去那交通警察对这段地理不太熟悉，不知南侧有个豁口；何况我这辆毛
驴车离东单的十字路口已经很近，他便一改刚才的成命说：“算了！别磨蹭了！赶快把车轰
到路口，奔崇文门！这儿要过迎宾的车队！”
    我狠命地给了毛驴一鞭杆，想让它走得快些。毛驴吃了一鞭杆，冷不丁往前一蹿蹄，一
下子把肚带给拽断了，肚带一折，拉着稀酒糟小车打了天秤，两根车把像高射机关枪一样，
戳向了天空，毛驴从套具里钻了出来。
    我顿时急出了一身汗。
    交通警察气呼呼地训我：“你这是咋搞的？”
    “肚带断了，怨得着我吗？”
    他着急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哎呀！哎呀！”急叫了几声，走上来想帮我套车。但
那铁桶上黄糊糊的玩艺使他又停下脚步。还是我急中生智，解下腰间系着皮大氅的那根麻
绳，把它和断了的肚带衔起来，然后让那交通警察帮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车车把，把毛驴重新
戴上套具和夹板。阿弥陀佛，那桶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亏塞儿塞得很紧，没把黄屎汤一
样的东西溢到马路上。但是这么一折腾，时间拖了足有十分钟，还没容我重新挥鞭赶车，迎
宾的红旗轿车车队，已经拐过北京站路口，风驰电掣地向东长安街的方向驶去。车队里每辆
车上都挂着窗帘……
    一场虚惊之后，我坐在小驴车车辕上，猛想起许多许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哑然失笑。那
是两年前我们在八宝山下劳动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骆新民、王复羊三个人，奉命在革命公墓
附近的菜园里摘豆，突然，韩队长风风火火地来豆地里，他说：“今天下午放你们三人半天
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们都非常惊愕：“豆子都爆开了，不是叫我们抢收吗？”韩队长
叹了口气说：“政治任务高于一切，谁叫我们大队正好在革命公墓旁边呢！”走在收工的半
路上，他才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市长××同志来革命公墓，不知是视察，还是来扫墓，或是
祭悼故去的战友。反正上边来了命令，要加强保卫工作。韩队长知道我们三个人不会去捣毁
汽车，也不会呼喊反动口号，更不会……但是，他还是要按指示执行，右派分子要远离公墓
退避三舍。这件事情和警察轰我赶走毛驴车性质惊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赶“粪车”的是个
“五类分子”，或许会把我先“保护”起来，待等车队驶过大街后再把鞭杆子交给我吧？
    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经大黑。
    卸车，饮驴。把稀酒糟放进洋灰池子时，三星已经高照。洗净手脸去伙房吃饭，吃着玉
米面掺代食品的窝头，如吃美味佳肴。这真是应了平时说的：“饿汉吃糠甜如蜜，饱汉吃蜜
也不甜。”一觉醒来，准时5点半之前，我实不知生物钟有如此精密度，它总是元声无息地
把我唤醒。接着老三样：用绳子勒紧皮氅——准备草料口袋——赶车奔赴九龙山。由于长时
间和那辆“粪车”打交道，我浑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气息，我进城回家休息时，尽管换上干净
衣裳，两岁半的小儿子还是朝我喊着：“爸爸身上有酒味儿！爸爸身上有酒味儿！”
    头上白发日渐增多的母亲，在1960年买了一杆秤，像北京市的许多底层家庭度日那
样，按秤星称粮入锅，生怕到月底吃亏了粮食。家里定量供应的每月二斤冻蛋，总是等我放
假休息时食用。日子虽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够团圆两次（休息大礼拜），这是我母亲的最
高精神享受了。
    当时，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号内院。院内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坛，花坛周围的
空场铺着方砖，小儿子平日无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儿。夏天时节，他喜欢逮蜻蜓，我帮
他从花丛中逮下来，他就把它们拿到屋内的纱窗上，看它们扑拉一阵子，然后张开小巴掌放
生。我常常下意识地感觉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应该是我和妻子。我们虽然是万物之
灵，但人类并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来临时，花坛中的几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齐凋
谢了，院内无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儿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远远的，看他抱回皮球时
的憨笑神情。我和张沪在和儿子嬉戏的时候，仿佛忘却了内心沉重的负荷，和小儿子一块放
声大笑……
    此时，我和她并不知道厄运渐渐逼近了我们。张沪在报社装订房工作，经常受到张老师
傅的表扬；我赶驴车起早贪黑勤奋地工作，也受到过生产点黑板报的嘉奖。一切似乎都很平
静，就像一池不起涟漪的死水，我们是浮在水上一动不动的水蛭，只任时光流逝就是了。当
然，有时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激情，也挥笔续写上几章。
    母亲常像祷告一样，缓缓他说：“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行了，你俩千万可别再出啥差
错！”
    “出不了！”我说。
    “您放心吧！”妻说。
    当然，我们也有忧心之处，最大的忧患不是报社，而是那位摘了右帽的“头人”。昔
日，他把我们当成垫脚石，达到了第一批摘掉帽子的目的；到了四路通以后，他的手段变本
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有两件事：
    一、1960年盛夏，“头人”派我和赵筠秋去割猪草，并专门为我们两个人设立了一块
小黑板，回来经人过了磅秤之后，把猪草的数字登记在黑板上。在“四路通”改造的老右有
二十多位，都没受到这种“照顾”，惟独对我和赵老夫子另眼相待。
    一天，早晨起来，细雨迷离，我穿上一件雨衣，背着一条空麻袋，拿着了把镰刀冒雨出
工。原野灰蒙蒙的，望不见一个人影，我在雨幕里寻找着能填饱猪肚子的青草。铁道两旁杂
草丛生，但能当猪食的灰灰菜却寥寥无几。因为在谎祸年份，灰灰菜都被老乡割走，当作代
食品塞进了人的瘪胃饥肠（我们生产点的食堂，就曾把曲曲菜、苦麻菜和灰灰菜当作蔬菜，
煮炒给我们吃过）。好不容易在铁路旁一个临时厕所后边，找到了一片灰灰菜，我抽镰便
割。雨中的莱叶是光溜溜的，我刚砍了几镰，镰刀就打了滑，一下割在我的左手中指上，血
立刻流了出来，我的左手成了血手。同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浑身颤栗，我只好舍弃了
这片难寻的猪草，挑起麻袋和镰刀“打道回府”。
    “头人”的脸色异常难看，他不看我两只手上的鲜血，劈头问道：“改造两年多了，还
怕雨水？”
    “我砍伤了左手中指。”
    “为什么往手上砍？”
    我不禁暗暗冒火。他不问疼不问痒倒也罢了，何以恶意度人？我气急他说：“你这话里
缺少了一点人味儿，谁愿意往手上砍！”
    “那为什么会砍在手上？”
    “雨水打过的草叶是光滑的，你知道吗？”
    “怨你镰刀磨得不快！”
    是的。早晨起来我口袋里忘记了装上小磨石，但即使是装在口袋里，也无助于镰刀不砍
着手。雨中的青草像抹上了一层油，稍不留意就会砍伤手掌。
    “咱们办公室有常用药，你去抹点红药水吧！”
    “或许砍伤了筋骨”，我说：“我直接去医院。”
    “有那么严重吗？”“头人”满脸狐疑之色。
    我真压不住火气了，拉下吊竿上的毛巾擦擦脸，没向他请示，就从永定门坐公共汽车，
去了同仁医院（此医院为报社合同单位）。骨科医生告诉我：“筋骨已经折了，接接看
吧！”老大夫给我手指上打了石膏，胳膊上套了个夹板，并叮咛我说：“一动不动地静养，
也许还能把指骨接上。否则，你的中指一辈子都是弯曲的了！”他给我开了一周的假条，叫
我一周之后再去复查。
    同仁医院离报社很近。我到报社去找张沪，并告诉她“头人”的非人心肠。她也火得不
行，但当我提出直接回家休息时，她还是劝我先回四路通，把假条交在“头人”手里再回
家，以免他无缝下蛆。
    这副伤兵的模样，确实使“头人”吃了一惊。他连声说着“想不到会伤筋动骨”的低
语。是他的良心在反躬自问？还是对我脖子上垂下来的绷带和胳膊上的夹板表示怀疑？我无
法猜测清楚。当我提出回家休息时，他居然视医生诊断证明为一纸虚文。他皱了半天眉，
说：“咱们生产点很忙，你就在这儿休息养伤吧！”
    我还没作出反应。他又说：“咱们生产点那块玉米田，不断发生丢青的事儿！干脆，你
白天睡觉，夜里去护青好了！”
    我不悦地回答他：“我还要按时吃药呢！”
    他说：“那好办，下地时带一个水壶，到地里去吃药！”
    我惊愕地望着这个两条腿的冷血动物，面对一个中指骨折患者，竟然如此不通人性。我
肝火上升，忿然地问：
    “这是算我休息？还是算我出工？”
    “这个嘛……改造思想就得要对自己狠点！”
    “我认为你的话违反改造政策！”我终于耐不住火气了，嚷了起来，“就算我是个俘
虏，政策里还有人道一条，你怎么这样对待人？”
    “你不是俘虏，别自我降低身份！”他抓住我的话柄，振振有辞地批判我，“你时刻该
注意往人民立场上靠拢，而不要自外于人民，甘心与敌人为伍。”
    “你太过分了。”我喊着。
    “是你太过分了。你手指用石膏固定起来，还有腿能走吧！要物尽其用。”他也指着我
咆哮起来。
    “好，我可以去护青。”我退让了一步说：“夜里如果有偷青的老乡，我这带着夹板的
伤手，对付得了他们吗？青玉米被掰走了，是我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
    他避而不答实质性的质询：“你要是腿勤一点，那些想偷青的看见电棒光就溜走了。当
然，你要是在窝棚里睡大觉，偷青的就会乘虚而入！”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要是丢了青庄稼，罪责仍然在我。真是欲骂无词，欲喊无
声，欲哭无泪。
    伙伴们目睹了这场残酷的戏剧，却面面相觑。待“头人”离开屋子，老右刘波泳（小品
文作家杨凡）不无感叹他说：“唉！还不如一头野兽！”他虽然直接发泄了对这件事的愤
慨，但还是悄声劝告我：“按‘头人’的命令去办。因为‘头人’已摘了帽子，按详细的阶
级分类，他的身份已在我们之上，得罪了他，他随便弄上几条，就够你喝一壶的。”
    黄昏，我用绷带和夹板，托着那只打了石膏的手掌，另一只好手提着水壶，口袋里装着
干粮。电筒以及止痛消炎药物，离开生产点。我们那块玉米地，离生产点约三四华里，是谁
和我一块去执行看青任务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我们一夜都围着这块青纱帐转来转
去，只有夜里吃干粮时，才到那地边的小窝棚里坐了一会儿，夜间的露水，打湿了我披着的
破棉祆和绷带，连五指上裹着的石膏都变得湿漉漉的了。
    夜望茫茫星空，我深感人生之严酷和悲凉，不禁又想起郭小川的长诗《望星空》。为吟
诵此诗，在一担石沟时我曾挨了一顿批判，怎奈此诗对于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常常使我触
景生情，不免又低吟起来：“千节桥，万节道，不如银河一节高……”
    天亮了，我提空暖壶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伤口一下，顿感钻心的疼痛。归途上，通过一
片洋白菜地，见一条野狗在追逐菜垄里的什么东西。那条狗一身黄色，神态甚是凶猛，它跑
跑停停，似在捕猎时不断受阻，走近看去，原来它是在追捕一个刺猬。那刺猬呈灰褐色，每
当那条狗走近它身旁欲伸嘴咬它时，刺猬便“嗬——”地一声，浑身剑刺倒竖起来，使那条
狗不敢下嘴叼它。这一大一小两个动物，就这样追追停停，直到那刺猬钻进一座孤坟的洞穴
之中……
    伙伴说：“这洞不会深，扒出来烧着吃吧！”
    我摇头：“它够可怜的了，还是以慈悲为本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手上裹着的白色石膏变成了乌黑色。到医院一复查，大夫惊讶地望
着我：“你是怎么搞的？”
    我坦然地承认：“我是右派，这几天没有休息！”
    他无言以对。沉默了老半天，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手指恐怕要落残了！”
    我这个中指的命运，被大夫言中了。紧挨指甲的第一骨节没有复原，那儿隆起一个肉
瘤。直直的中指，从此一生弯曲如弓，像总在低头认罪……
    我的手指弯曲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心灵颤栗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欢赤
着脊梁干活，得了感冒发起烧来。“头人”对我去医院看病仍不放绿灯，我悲忿至极，朝他
喊叫了起来，他刁难我说：“可以先试试体温计嘛！真发烧你再去也不迟！”
    “我浑身哆嗦你看不见？”
    “小病坚持嘛！活儿这么忙。”
    “你去找体温计吧！”
    这时，出版社另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陈德贵，告诉“头人”生产点没有体温计，并说情
叫我火速去医院诊疗。可是“头人”两只小眼睛一下瞪圆了，纠正陈德贵的话说：“谁说没
有体温计，那儿不是有只猪用的肛门计（注：肛门计是给病猪检查体温的，用时把温度计插
入肛门。）吗？”
    “混蛋——”我终于骂出声来。
    之后，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生产点。到医院一量体温，体温高达
39.3℃。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训，拿了假条直奔家里，没有返回生产点，进了家门就拉
开棉被睡在床上……
    我这只温顺的猫，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我是两条腿的人。不是四条腿的猪。“肛门计”这三个字，使我永生难忘四路通的岁
月。当然，更难忘怀那个摘了帽子的“头人”。
    由于有这两件事情，我在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很快，这预感就被证实了。当时，社
会各单位自上而下贯彻了“严管五类分子”的决定通知。有一天，“头人”把我找到了做饭
的伙房——那儿静无他人。我们开始了如下的谈话：
    “入冬以后，你拉运稀酒糟的活儿干得不错。”
    我知道这是帽儿戏。
    “可是你们几个人（指张沪、赵筠秋、骆新民、王复羊）的事儿，还没交代清楚；交代
了的，也还没有彻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认识、批判！真正扭转右派反动立场！”他
说。
    在1959年思想总结会上，报社负责管理右派的领导已向我们明确他说过：向党交真
心，是要求进步的表现，时间过去了一年，怎么又算开了旧账？
    “可以告诉你，骆新民已经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问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
拿出主动的态度。”
    我决断他说：“我无意去投这个机！”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头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字一板地告诫我，“这
是对你最后一次争取，你要是坚持这个态度，你将悔恨终生！”
    他走了。
    事后，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近一个木材厂堆放木料的僻静角
落，对我说：“小从，这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社会上对五类分子要严加管束了，你和他
（“头人”）抗膀子，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还是主动找他谈一次话，表表你的态度
吧！”我很感谢辛大明对我诚恳的帮助，但是在这3年改造生涯中，我已不再是1957年以
前懦弱的书生，因而我谢绝了他的一番美意。进城休假时，我向妻子陈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
情，她沉默了许久，忧郁他说：“报社也要抓五类分子中的典型了，我‘自绝于人民’的账
还没清算，也许到了算账的时候了！”
    1960年12月18日，是星期天，天气奇寒。张沪因患感冒，早早地睡下了。我内心苦
闷不堪，当晚拿着一张房东送的戏票去看京剧。年轻时我酷爱京剧，我和刘绍棠对叶盛兰的
戏，几乎是场场不漏。什么《白门楼》、《吕布与貂蝉》、《罗成叫关》，后来竟然发展到
对杜近芳和叶盛兰配的每场戏，都必须过目：《柳荫记》、《白蛇传》……不过，这天去长
安戏院看戏，纯属排闷解忧，而无任何欣赏的雅趣。当晚演员是谁我回忆不起来了，但我当
晚看的戏一直铭刻在心，那是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
    这出戏成了我们命运的象征，因为第二大一清早，我们刚刚起床一会儿，报社装订房的
张老师傅就来到我家传达指示，要张沪和我吃过早饭去报社开会。张沪因感冒尚未痊愈，本
想在家休两天病假的，但是老师傅亲自登门，不便推辞，便穿上蓝咔叽面的皮大衣，戴上防
寒的红毛线帽，和我一块离开家门。
    在电车上，张沪觉得有些发烧，和我耳语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
    “可能是传达文件。”
    “不会真演一场《窦娥冤》吧？”
    “不会。”
    “哪个年代都有屈死鬼！”她说。
    正值上班时间，电车上人很多，一些乘客不无好奇地窥视着我们。这是因为我俩的着
装，实在太悬殊了。她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打扮，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我则穿着一件破旧
的狗皮大氅（这是赶车时穿的），头戴着一顶带耳扇的旧呢面棉帽子，浑身散发着酒糟气
息。张沪紧闭着双目，斜斜地靠在我身上——她无法发现那些奇异的目光。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搀扶着她爬上报社四楼的。当气喘吁吁的我们，推开四楼会议室
的玻璃门时，顿感气氛不同寻常。门口有一身着戎装的武警，报社领导已提前到会，端坐在
主席台上，赵筠秋、骆新民身旁空着两个位于，是给我和张沪安排的）仔细地去描写这个会
议，对我说来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诉读者，领导宣读了我们的反动罪状（主要
是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对“三面红旗”的言论，阅读《南共八大会议纲领》，以及传播傅聪
“叛国”的消息等。当然，不会忘记把我写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也列入了罪状之内，还
有张沪的“自绝于人民”问题等）。结论中指出，这是右派当中有纲领的“反改造小集团”
（南斯拉夫在中国的别动队），必须严加惩处云云，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签字的笔。会议
主持人当即叫我、张沪和赵筠秋签字，众目睽睽之下，任何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
俯首就范。骆新民不在签字画押之列——他揭发“小集团”有功，又占有海外归侨的便宜，
将功折罪，免于劳动教养的处分。
    这是短促而又漫长的一个小时。在这个时空中，我若同被五雷轰顶，被五马分尸。我的
灵魂已出七窍，会场上只留下一个我的空壳。麻木昏沉的脑子。恍恍惚惚记得在1957年的
这个季节，剃光了头以示抗议把他划为右派的徐钟师，是从这里押走的——三年过后，又轮
到了我们。
    进会议室门时看见的那名武警，是为我们而来的。他命令我们三个人爬上一辆有对面座
位的吉普车，然后车子鸣笛启动。那武警当即对我们发出警告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想
必明白政策，要是谁在车上不老实（可能指跳车之类的举动），我们可是不客气的！”说
着，他把一副手铐，在我们面前晃了两晃。
    吉普车上肃然元声。
    “送我们去哪儿？”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问道。
    “到那儿你们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头看看我的妻子，她紧闭眼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对面，那神态，若同已经死却了
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狱之苦，但不禁可怜起她来了。妻子是发着烧来报社开会的，没想到
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时，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动不动，既不看我，也不看车厢里的一切，
但是有两行冰冷的泪水，从她紧闭着的眼角流淌了下来。她不擦它，任其顺着脸腮滚滚而
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顿时被搅起了波澜。在这一霎间，她究竟想起了什么呢？是两岁多小儿
子的笑靥？还是老婆母叮咛时的神色？不，她或许是记起了当年在上海滩，刚刚16岁的她
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支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举起拳头宣誓时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
了在小小年纪时被国民党警察局抓了去，被国民党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烟似
梦，都已成为她的过去。而现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处的吉普车上呢！押送我们的人，
帽子上戴着闪亮的国徽！
    沉默。死寂。
    我们走进了一片混沌之中……
    　　　　　　　　　　　　　　　　　　　　　 脱稿于1987年2月21日
    　　　　　　　　　　　　　　　　　　　　　 小孙子从磊二岁半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