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它有点像是70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
的名字——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
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在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
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40米高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
疏通。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他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
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
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儿没有吊
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下往
上看，都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转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人群中突然
走出了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
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
就开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们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
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读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
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历经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
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她的行动。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
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
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竟因生理
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合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
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索密的潜在
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她在医务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
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有几个
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
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猴，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
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来。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若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我的思维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
成的右派？早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他昔日只
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
路。
    我们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我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了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仍然在
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着造就她的不凡
的社会基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
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
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后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
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
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道，但他告诉我，想要了解
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职业病
了？”
    我无言以答——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诱惑。在我
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
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
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
目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
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
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
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
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
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她脸上那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
钩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
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
的，也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别一种类型的认知——因
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着半岁，当我17岁那年，正在中
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
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
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
中，16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
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17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
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对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
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
小，倒觉得里边挺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还有使我觉
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
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
受到的教育，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
出更神圣的事了。”
    “付出”这两个字，对我很有启迪意义。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与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
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被
释放。她回到故园北京时，年仅19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因父亲的株连
和宗教的关系，而进监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
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
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
捕，被判处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聪颖，对
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
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
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
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20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
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
的医务室，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
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小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
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
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请求英木兰帮助她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
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曾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
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
“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
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别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
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说来，这等于步入了谷底深
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于人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
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
命血浆，献给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
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
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
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她是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的——包括劳改
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
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孩子在没有满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兰
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
保住了。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
可。英木兰推辞不下，拿回去当众打开——里边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
舍的鸡。她说，她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
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也不会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
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
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折，
她说她所以迟迟到38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的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
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
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错；但是女方
家长反对这门婚事，原因是王继昆是个右派。后来因为王的妻妹，要嫁给一个解放军的军官
——在当时政治择偶不仅是一种时尚，而且发展为社会不成文的条例。王妻家中，为了完成
这门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与王继昆离异——否则在填写档案的社会关系这一栏里，便有了
一个右派姐夫。王继昆与其前妻分手后，精神受到的刺激之强烈可想而知；偏偏此时此刻，
王在化工车间劳动时，又被火碱烫伤，英木兰在为他医治烫伤时，便对王产生了强烈的同
情。英木兰对我说道：“我是首先对他产生了人类共有的同情，才渐渐彼此相知相敬相爱的
——假如，他没有前边的命运坎坷，他当时就是一个单身汉，我就是与他有共同的语言，我
怕是也不会走出与他结婚这一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可以这么说，是王继
昆的生活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至此，我好像已然对英木兰那天敢于爬40米高的大烟筒，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了。一
个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对困境会产生博大的情怀；只有一连串为别人着想，而一次又一次
舍弃自我的人，才会产生惊人的坚毅。她说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烟筒时，没有恐惧；但她每攀
上一格铁梯，都要告诫自己镇静，并自我激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成功，意味着的不仅仅是
无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边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作答。当时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我如此提问不是给她出了
一道难题吗！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问她是不是“活学活用”之成效，她亦没
有作答。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我才对她肃然起敬，致使我这部回忆录动笔之前，升腾起必
须见她一面的愿望。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找到了她的地址。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
在我意料之中——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便很快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教，此时她住在修
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会副会长。我去看分别了15年的她，她身着黑色修
女的圣装，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她
脱掉了医生的白褂，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么沉静，那么安然。让我感伤的是，她
的先生——我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已然在1989年离她而去。曾记得，王继昆在1988
年前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说，我的小说《风泪眼》、
《阴阳界》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比较系统地写出我
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当时《走向混沌》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国，他无论
如何也想不到，在我对昔日的生活回访中，英木兰成了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颗闪光的星斗。
    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英木兰是作为中国宗教界中的修女，参加世
界妇女大会的。我想，那些来自地球不同经纬的不同肤色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想象力多么丰
富，也想象不到那神态安然的修女英木兰，曾经留下一个中国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传奇——其
中最为令人震撼的一笔，是她曾在极其困顿的劳改生活中，如长虹出世，压倒过全体须眉，
那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性，她们对中国曲里拐弯历史的了解只是隔靴搔痒，从而无法对
这个从历史溶洞中走出来的女人，从今天的形态上去还原她的过去……
    谁能破译她体躯内的生命密码？大概只有曾与她有过共同受难的经历，并以人学为研究
对象的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