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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联书店和台湾锦绣文化企业合作编辑出版《中华文库》，实在是海峡两岸学界的一大盛事。笔者热切向往，不揣浅陋地以求一试。至为荣幸，在编辑诸君的热诚关照和指导下，书稿竟得以比较顺利地完成，并很快问世，激动之情自不待言。 笔者对本书课题发生兴趣并积累素材已有好几个年头。在大陆学界“文化热”方兴未艾的时日里，笔者的注意力也曾被该“热”所吸引，庞杂地涉猎了有关方面的一些文章和书籍。但掩卷思来，对“文化”问题的复杂性颇感困惑，觉得根据自己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史学工作者的条件，要想悟出一点道理，获得一点切实心得，与其在大面上浮光掠影，不如选择一点定向地掘进。经过认真思考，便确定了由本书内容反映出的这样一个侧重方向，平时多留意于此。 本书的选题便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提出的，旨在依傍广阔的历史背景，通过对具体史事的考察，揭示从唐初到清末期间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的关系状况，探究其规律性，总结经验教训。所取视角，既不同于基督教在华传布史，也不同于中国反洋教抗争史，自有其新颖独特之处。至于内容的基本思路，另在《引言》当中陈述。 本书的写作当中，力求融会时代感，注意从时代的制高点来鸟瞰和回顾历史，以现代意识来诠释和介绍传统文化。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基本态度，必然是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即肯定其积极因素而否定其消极成份，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国粹”的极端当然都不可取。尊重历史，力防偏见，实事求是，是本书所着意遵循的原则，努力做到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决不敢随兴所至，任意铺张。 对于一部著述来说。内容固然是灵魂所在，但形式也决非无关紧要。《文库》要求各书从标题设计到行文风格都尽量有所创新，注意情趣，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知识和启示，这也是很有见地的。笔者极表赞同并着力遵从、窃以为历史学术也不应该是象牙塔内的禁物，适当活泼的形式不但不会影响学术观点的表达，而且更能扩大传播范围、增强社会效果。 尽管笔者确实用了一番功夫，费了一番斟酌，劳碌之后难免有一点敝帚自珍和“得失寸心知”的情愫，但决不至刚愎自“用，深知立意并不等于实效，即使有些想法可取，困于水平在实际上未必做好。幸运的是毕竟获得了一个求教于广大读者的宝贵机会，笔者热切地期待着获得指教。对于作者来说，读者就是明察秋毫的上帝。 为使本书问世，出版社的林言椒先生、黄台香女士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指导。从选题、拟订提纲、初稿写作到修改润色的各个环节，潘振平先生更是花费了大量心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具体帮助。张林娜女士也付出了辛劳。笔者的业师苑书义教授，一直关心和指导着本书的写作。没有师长们的提携，便不可能有本书的问世。在此，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董丛林 1991年4月于石家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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